出生入死斗敵偽
2024-10-04 06:59:56
作者： 何蜀
文強闖過了「丁錫山綁架」的險關後，在抗日地下工作中又接連遇到危險。
一次，文強接到一個湖南籍醫生的電話，約他去四馬路湖南餐館吃飯。湖南餐館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喜歡在那裡同湖南籍的黃埔同學或同鄉會面。可是那天剛好他有另一個重要約會，他便打去電話告之不能赴約了。
後來他才知道，原來那天汪偽特工設下了埋伏要在那裡抓他。幸好他沒有去。
又有一次，文強應龔春圃之邀到法租界大世界附近八仙橋有名的錦江川菜館去共進晚餐，龔春圃要給他談談最近了解的一些南京汪偽動態。共餐的還有高漢聲和龔春圃的一個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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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坐在二樓特設的一間被女老闆董竹君稱作「特別間」的雅座里，室內燈光柔和，陳設雅致，專供文人雅士、各界名流用餐。國、共兩黨的抗日地下工作者常以此處作為談話場所。
這天，文強坐在正對過道的窗口一方。當時正是川菜館生意紅火的晚餐時間，但二、三樓雅座人少，比較安靜。
文強等人正在邊吃邊談，忽然聽見外面過道上傳來店夥計的急呼追問聲：
「請問先生……」
文強聽這聲音有些反常，先已下意識地有了幾分警覺。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個人影從窗外閃過，頓時響起一聲震耳的槍聲！
文強在槍響之時已閃身躲到桌下。聽到外邊在店夥計的驚呼聲中有腳步聲跑遠了，文強拾起身來，看了看其他幾位，無一人中彈受傷，才鬆了一口氣。
槍聲驚動了外邊的巡捕，鳴笛跑來捉拿兇手，引起一片驚慌，結果一無所得。
文強等人避入女老闆董竹君的辦公室。董竹君是上海商界名人，與國共兩黨、三教九流都有來往，文強與她同為滬上風雲人物，在八一三抗戰時就已相識。
約半小時後，外邊風聲平息了，他們才分頭離開。從此他再也不敢去餐館就餐。
後來文強才知道，那天店夥計憑著對來往人員的觀察經驗判斷，那個打黑槍的傢伙是日本人，幸好每當「特別間」有特殊客人用餐時，女老闆董竹君都要派出店夥計在過道上巡視，加以關照。否則，文強很可能已倒在日本間諜的槍口之下。
這位熱心而又細心的女老闆，為革命和進步事業暗中做了多少工作，連她自己也記不清了——在她晚年所著回憶錄《我的一個世紀》中就隻字未提此事。
還有一次，文強得到副官報告，說是軍統局上海區長陳恭澍來電話約他到英租界滄州飯店見面。
他感到有些蹊蹺，因為陳恭澍與他會面是在法租界巨籟達路曹汝梁工程師家裡，且有固定日期，而那天既不是例行會面日期，地點也不對。但副官說電話里確是陳恭澍的聲音。
於是，文強如約去了。但他為防不測，並沒有直接到約定的房間裡去，而是先請飯店的一個女招待替他去那房間裡問「蘇先生到了沒有」。女招待進去後，就聽屋裡的人厲聲反問她：
「誰叫你來的？武先生怎麼沒來？」
文強在外面聽到這裡，已經明白是汪偽特工設的圈套，趕緊逃離了飯店。他身後傳來那個女招待的申辯聲：
「我不知道什麼武先生文先生，是一個客人叫我來問的……」
對這件事，文強始終沒有弄明白。如果是日偽間諜假冒陳恭澍給他打的電話，他們是怎麼會知道他的電話號碼及雙方代號（蘇先生、武先生）的？如果是陳恭澍本人打的電話，那麼，難道說陳恭澍在叛變投敵之前就已打算加害於他？而這又是為了什麼？
這對他成了一個難解之謎。
1940年夏秋之際，「孤島」形勢越來越嚴峻。
6月23日，潛伏於上海「孤島」進行抗日活動的國民黨江蘇省黨部負責人馬元放等因內部叛徒出賣而被日偽會同租界巡捕房逮捕，7月15日移送南京關押。馬元放被日偽關押了三年零兩個月，拒不答應參加汪偽的所謂「和平運動」，最後脫險回到大後方，在重慶出版了記敘被捕以後經歷的《歸漢記》。在這部回憶錄的第六章《雨花台畔吊忠魂》里，他含淚記述了幾位被日偽殺害的國民黨抗日地下工作者的英勇事跡。
陳三才，清華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拋棄了在上海當公司副經理的優越地位和即將研究完成的冷氣裝置新設計，毅然參加暗殺汪精衛行動，不幸於1940年7月9日被捕，被押赴南京後，從容留下遺囑，於10月2日在雨花台就義。
這是第一個被汪偽當局公開殺害的國民黨特工人員（在他之前都是秘密殺害）。
奉命打入汪偽中央任法制專門委員會委員的陸慶顒（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地下黨部委員），打入汪偽南京市黨部的陳覺吾（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地下黨部書記長），於這年8月8日事泄被捕，於11月19日在雨花台從容就義。
1940年11月7日，軍統局南京區區長錢新民在上海被捕，叛變投敵後，出賣了他下屬數十位地下工作人員，並親自帶著汪偽特工前去逮捕了兩位「要犯」邵明賢和黃逸光。
邵明賢，軍統局南京區地下電台主任，打入汪偽政權任首都警察廳督察處長和中央組織部第四處處長；黃逸光，華僑，成都轟炸總隊隊員，曾因徒步環球旅行六年而聞名於世，為刺殺汪精衛而打入汪偽航空署。兩人於這年11月9日前後被捕，12月17日在雨花台從容就義。
在黃逸光受審訊時，錢新民竟然還在隔壁房間裡故作慘叫之聲，誘逼黃逸光供出真實身份（但錢新民仍未得到汪偽方面信任，不久即被處決）。
黃逸光就義前，為與他同牢的馬元放題詞留念：
美麗的中華，我愛你，我為你而狂歌，我更願為你而死。
這代表了烈士們的心聲。
據馬元放回憶：這些烈士就義時，「沒有一位不是很從容的。這種壯烈的精神，就是一般漢奸也無不為之贊服……」
幸運的是，文強與錢新民不發生橫的關係，因此錢新民的叛變沒有對文強及其領導的策反委員會帶來威脅。
錢新民叛變後，因汪偽方面將消息封鎖得緊，文強只聽說他是「失蹤」了，但陸續傳來的軍統局南京區遭受破壞的消息，仍使他提高了警惕。
文強深知，自己已時時面臨著被捕、「成仁」的危險。
他不得不經常變換住處，採取「狡兔三窟」的策略，在英租界跑馬廳路、法租界拉都路、法租界霞飛路、英租界靜安寺路一百弄及靜安寺路統一里等地，均安排了秘密住處。
他從不進舞場，從不大宴賓客，以免引起注意。對身邊工作人員，甚至臨時僱傭來做家務的「娘姨」傭人，他都經常以先祖文天祥的《正氣歌》《過零丁洋》等詩篇中的名句進行民族氣節教育。
儘管形勢如此險惡，他仍然千方百計開展了一系列的策反工作，先後對汪偽「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參軍處參軍長、和平建國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唐蟒，汪偽軍委會委員、開封綏靖公署主任劉郁芬，汪偽武漢綏靖公署參謀長羅子實、駐蘇州的偽軍軍長徐文達、駐無錫的偽軍師長蘇晉康、駐浦東的偽軍師長丁錫山等進行了策反攻心，冒險同這些人物秘密約談，曉以利害，申明大義。
就連那個曾在八一三抗戰中與他在別動隊共事，叛變投敵後當上了汪偽軍委會委員、蘇皖綏靖總司令和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的楊仲華，也因偽軍內部爭權奪利的矛盾，又回頭與文強建立了秘密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