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擔任蔣經國的「友教」

  1938年春夏之交，文強因公於祁門歷口鎮赴武漢述職。

  途中在南昌停留時，他會到了兩位老友王薄臣、謝厥成，但他們說因「老闆」（戴笠）有令，不便邀請文強去他們住處歡聚，甚為抱歉。

  文強不知他們故弄什麼玄虛，心中有些不快。

  後來一位從浙江警校畢業的女生來旅館看他，才悄悄告訴他，王、謝等人駐地秘密囚禁著楊虎城一家及其秘書等人，里外布有雙層警戒，所以不能請他去玩。

  文強繞道回長沙鄉間白箬鋪松木塘文家支祠，看望了住在那裡的周敦琬與兒子。

  他兒時的母校——楊林文氏育英小學，已在兩年前於國難聲中，經文氏家族六大房公議，為紀念文姓始祖文天祥（號文山），以激勵後代愛國精神，正式立案改名為文山小學校。

  母校師生聽說文強回來了，特地請他去講演，講演後，他乘興為師生們表演了槍法。

  他在後山古樹林中做好人頭靶，站到300米外，以駁殼槍瞄準連發五槍，槍槍命中靶心，引來師生們一片歡呼。

  

  他在家只住了三天便匆匆離去。他不會想到，這一別竟是他與愛妻周敦琬的永訣！

  不久，文強接受了一項特殊任務。

  夏秋之交的一天，文強在安徽省祁門歷口鎮接到從南昌江西省政府打來的長途電話，請他即日星夜趕到南昌，有要事相商。

  文強乘自備車於當晚8時動身，次日拂曉趕到了江西省政府。省府交際處長已在大門內恭候著他，一見面就告訴他，省主席熊式輝已在百花洲西湖飯店為他安排好下榻處，請他先去那裡洗澡、用餐，好好休息，熊主席到時會來找他。

  文強按照安排，在飯店休息了兩個小時後，熊式輝獨自一人來了。

  熊式輝邁著幾年前因飛機失事致殘的跛腿走進屋來，一見滿腹疑惑的文強，便開口笑道：

  「恭喜恭喜！你的校長已批准你為蔣經國公子的『友教』，請多多幫助我完成對經國的調教，好讓他早日出來為國效力。」

  原來，蔣介石之子蔣經國於1925年底被送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那裡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四一二」事變發後，蔣經國以一個共青團員的革命熱情，公開發表了與父親蔣介石決裂的聲明。

  以後，他在蘇聯參加了工作，還同一位蘇聯姑娘芬娜（中文名蔣方良）結了婚。1936年史達林對贊同或傾向托洛茨基觀點的黨內反對派進行大清洗時，蔣經國因有「托派」嫌疑，也被解除了一切職務。只因他是蔣介石的兒子，而史達林又需要中國這個盟友，才沒有進一步加害於他，將他當作了一個特殊的「人質」。

  西安事變中，蔣介石向周恩來提出，請中共幫忙將蔣經國送回國來，周恩來答應了。

  1937年初，全面抗戰爆發前夕，蔣經國終於攜妻、子回到中國。

  親身經歷了蘇聯共產黨內殘酷鎮壓反對派鬥爭的蔣經國，對共產黨的信念已徹底破滅，回國後即轉而加入了國民黨。但蔣介石對他這個共產黨「托派」兒子不放心，特地將他安排到江西，交給政學系頭頭、被譽為「智多星」的熊式輝「調教」。

  這時，熊式輝已發表蔣經國為江西保安司令部保安處少將副處長，同時讓他在開辦於南昌郊區梅嶺的江西省地方政治講習所擔任軍訓總隊長。熊式輝對這位「太子」，感到重不得也輕不得，加上對共產黨的所謂「托派」問題又一點不摸底（其實當時連中國共產黨內的許多人也弄不清楚「托派」到底是怎麼回事），作為蔣經國的父輩，熊式輝又難以同他深入交流，感到很是難辦。

  一次，熊式輝聽戴笠談起經他推薦提拔為忠義救國軍總部政治部主任的文強如何能幹，又得知文強與蔣經國同輩，年長蔣經國兩三歲，也是從共產黨轉變到國民黨方面來的……熊式輝便馬上報告蔣介石，獲得批准，決定由文強來對蔣經國進行「友教」。

  文強明確了熊式輝交給的這一任務後，表示一切聽從老前輩指點。熊式輝告誡他，這個飯店裡開的房間對外保密，只供文強和蔣經國二人見面使用。熊式輝還具體布置了每月定時在這裡見兩次面，由文強給蔣經國講解國內外政治歷史和形勢，也可先由蔣經國提出有關問題，文強針對問題作好準備再作講解。熊式輝最後說：

  「總之，就是要防止他胡思亂想，誤入歧途，危害國家的抗日大計。」

  熊式輝已安排好了一桌宴席，除去擔任「調教」的熊式輝、擔任「友教」的文強外，還有受聘擔任「科教」（專門講授科學知識）的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礦冶專家孫越崎，連同蔣經國，共兩老兩少四人入席。

  席間，孫越崎老先生向蔣經國問起歸國感想。蔣經國嘆道：

  「我在蘇聯十年有餘，認真學習，努力工作，卻被史達林打成托派，受盡苦難，一言難盡。其實，托派究竟是什麼？我全然不知。回到國內，父子全家團聚，我的妻子兒女也被父親視為親生骨肉，我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蔣經國還談起他在蘇聯特別是在「紅都」莫斯科的一些見聞。他認為，所謂「托派」，完全是史達林為強化獨裁地位、排除異己而加給反對派的罪名。史達林所謂的馬列主義，只不過是幌子，真正目的是為了實現其彼得大帝大俄羅斯主義的野心，稱霸世界。

  在座諸人聽得感慨萬分。

  宴席後，文強即興題詩一首贈給蔣經國：

  烽火連天此獨幽，幾多歡樂幾多愁。

  百花洲上玲瓏月，西子窗前笑語稠。

  國事蜩螗天尚暑，河山破碎日長憂。

  舉杯欲問歸來客，十載紅都何處優？

  以後，文強便每月兩次到南昌為蔣經國講授中國黨派史、政治史、抗日戰爭史等課程。前後共講了十多次。每次課後，文強都得寫出匯報。這些匯報他都留存了副本，但以後在戰亂中都散失了。

  因年齡相近，兩人在漫談式的講課中漸漸成為朋友，蔣經國對父親不敢講的一些話，也對文強講。

  文強沒有對蔣經國隱瞞自己曾是中共黨員的事實。

  蔣經國曾在中山大學挨過王明一夥的整，文強也在中共黨內遭受過王明路線的打擊，兩人因而在許多方面更有共同語言。

  在與蔣經國的交談中，兩人探討了蘇聯共產黨黨內鬥爭所反映出的問題及共產國際與中國關係問題。蔣經國講起蘇共黨內對反對派的大清洗，談到一些駭人聽聞的事例時，仍有不寒而慄之感。這給文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這些交流，自然使文強從感情上更加遠離中國共產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