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幫會人員組建別動隊

  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不到一月，9月4日凌晨，蔣介石直接發來電報，命令戴笠與上海著名幫會頭領杜月笙合作，限一個月內成立一支一萬人的抗日游擊部隊，以配合正規軍作戰，在敵前敵後進行騷擾、破壞、襲擊，並肅清漢奸日諜的活動。

  這天上午8點左右，戴笠帶著機要秘書毛人鳳來到三極電所，將蔣介石的電報給文強看了，然後具體談到，他已決定將這支游擊部隊命名為別動隊，並在其上建立一個名為蘇浙行動委員會的政治軍事指導機構，聘俞鴻鈞、吳鐵城、貝祖貽、杜月笙、錢新之、劉志陸、蔡勁軍、吉章簡等為委員，戴笠本人兼書記長，實際負責。

  因9月4日的電報韻目為「支」，戴笠即以奉到「支電」之日作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和別動隊成立紀念日。並於當天任命文強兼蘇浙行動委員會書記長辦公室上校人事科長，負責這支部隊的具體組織工作。

  戴笠還提出，別動隊總指揮部下轄五個支隊，每個支隊相當於正規軍一個團的編制，支隊下依次為大隊、中隊、區隊、班，均按三三制。共1萬人。

  將這些考慮說完後，戴笠見文強都已記錄下來，便把手一揮，要他立即起草一份組織行動大綱及編制表，限當晚7時前完成，

  文強按時完成了，戴笠也按時帶著剛從武漢調來任特務處上海區長的周偉龍一起來到三極電所，叫文強逐條念給他們聽，聽完一條修改一條。

  最後，戴笠將修改稿放入他的皮包，滿意地笑著說他要連夜繕正，以便次日帶去與杜月笙會談。議出結果後，三日內向蔣介石呈復。

  第二天晚上7時左右，戴笠率領余樂醒、周偉龍、毛人鳳、文強等一班高級骨幹，乘坐三輛汽車，由三極電所出發，前往法租界趙主教路劉志陸公館與杜月笙會談。

  劉志陸曾在老牌軍閥陳炯明的粵軍和吳佩孚、張宗昌的直魯聯軍任過軍長，投靠國民革命軍後任過師長，此時在上海作「寓公」，有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頭銜，他在上海幫會內的輩分比杜月笙高，但仍然不惜「紆尊」交歡，替杜月笙辦交際，在杜府門上跑腿。

  

  杜月笙這個名字，在當年的上海灘，可謂無人不曉。

  當時夠得上稱為「海上聞人」的，大約不超過20個，杜月笙即其中之一，而且是名號特別響亮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他與黃金榮、張嘯林三人均是著名的上海青幫頭領，而杜月笙的社會影響已在這三人中占了首位。老報人徐鑄成對他們有一個生動的概括：他們「出身於流氓無產階級，無恆產，甚至沒有固定職業，但可以揮金如土，一呼百諾。他們沒有什麼高官顯爵，而那些達官貴人，軍閥顯要，見了他們仿佛都還矮了一截，趨奉唯恐不及。」

  杜月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人物。

  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實行「清黨」時，曾利用了他和黃金榮等人掌握的幫會勢力來鎮壓工人糾察隊，誘捕、殺害了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

  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中，杜月笙卻又與愛國報人史量才（《申報》社長、中南銀行董事長）等組織抗敵後援會（杜任副會長），捐贈錢物，支援前線，搶救傷兵。隨後又與史量才及黃炎培（著名職業教育家）、錢新之（金融家）等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杜任會長），代表上海各界支持十九路軍抗日，法國駐上海總領事擔心他的舉動會得罪日方，希望他辭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一職，他以民族大義為重，同意辭去了那一職務。

  八一三抗戰爆發前夕，杜月笙擔任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主席團委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委員。抗戰爆發後，他又熱情投入到籌募資金、輸送給養、收容安置難民等工作中。

  這是文強第一次見到這位「海上聞人」。杜月笙身材修長，面色帶青，看上去只是一個50多歲的文弱老儒生，並無一點小說或戲劇中那些流氓頭子、「混世魔王」的模樣。

  來到公館會議廳，杜月笙方面的人員已經先到，除杜月笙外，還有劉志陸、陸京士、朱學范、萬墨林、陶一珊等。

  會談並不複雜，因事前戴笠與杜月笙已經互通聲氣，達成了共識。因此十分順利通過了蘇浙行動委員會組織行動大綱和編制預算書。

  兩天後，雙方又舉行了第二次會談，確定了高級人事安排。杜月笙推薦的劉志陸擔任別動隊總指揮，另外推薦了陸京士、朱學范、陶一珊任支隊長。其中陸京士與朱學范都是郵局工會領袖，陶一珊是上海公民訓練聯隊總隊長，但他又是黃埔軍校六期畢業生，此時已是復興社骨幹。

  戴笠另外推薦了黃埔同學張鄴作支隊長，還推薦了幾個黃埔同學任其他主要職務。

  在當時戰事緊急情況下，別動隊限一月成軍，並要配合正規軍與強敵作戰，弄得不好就會成為拼湊烏合之眾，參戰等於驅羊群入虎口。

  為此，戴笠向文強交代，一定要充分運用上海社會上的幫會關係，將三山五嶽的幫會頭面人物團結起來，通過他們去組織好人馬。

  戴笠又吩咐文強，速電南京黃埔畢業生調查處負責人黃雍，要求輸送軍校畢業同學中尉、校級資歷者600名來滬報到，並注意考核，寧缺毋濫，按資歷分批安置為別動隊各級幹部；

  又電南京中央警官學校選派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並受過警官正科訓練的學員100人來滬報到，安排到各中隊作政治指導員；

  又電南京特務處本部人事科長李肖白，抽調200名以上中高級幹部來滬，聽候分配工作；

  班長一級幹部，非久戰之兵不能勝任，臨時培訓又來不及。戴笠叫文強親到浦東南橋總部向第八集團軍總指揮張發奎求援，請張將軍從該部隊商調600名具有班長、副班長能力的軍士級人才到別動隊服務……

  這些事情，文強都在一周內完成了。

  在南市白雲觀上海警備司令部偵查大隊樓上，還專門安排了兩個房間解決報到幹部進入租界的問題。

  當時幫會在上海社會上的勢力是很大的，老報人徐鑄成舉過一個生動的事例：1936年《大公報》增設上海版時，因未與幫會拉上關係，竟一份也賣不出去。由此可見一斑。

  那個時代，一般市民和底層勞動者，為了家庭安全和職業、生計，都不得不參加幫會組織。八一三抗戰爆發後，閘北、楊樹浦、滬西南一帶的工廠、商店紛紛停業，青年工人、店員、學生踴躍參加抗戰，加上幫會組織的發動，別動隊很快就拉起了隊伍。

  杜月笙是上海青幫大頭領。青幫，又稱清幫、安清幫，原為清代民間以封建迷信為紐帶、以家長制為組織形式的秘密結社，起初是組織南北運河的船夫為清政府承辦漕運（主要是將政府所征糧食運往京師及其他地點），長期在運河漕運中保持封建行幫的地位。後因漕糧改為海輪運輸，河運完全停止，青幫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其徒眾散向上海、天津和長江下游其他通商口岸，流為遊民組織。有的日益演變為結交官府，坐地分贓的流氓惡霸組織。

  到了清末，由於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略和掠奪，迫使中國自然經濟迅速解體，造成破產農民、失業手工業者和流氓無產者人數劇增，這些人就成了青幫與另一民間秘密結社「洪幫」（又稱紅幫、洪門）的主要成分。

  他們是人類生活中的最不安定者，既能勇敢鬥爭，但又有很大破壞性。

  辛亥革命時，孫中山就曾注意到民間幫會的力量，他領導發動的多次反清武裝起義，就主要是依靠當時稱為「會黨」的幫會力量。

  後來，青幫在上海設立中華共進會，紅幫也與之合流。袁世凱利用這一組織，刺殺了民主革命家宋教仁。1927年上海幫會又為蔣介石所用，參與了四一二「清黨」時的大屠殺。

  蔣介石在八一三抗戰中下令利用幫會力量組建別動隊，顯然是國民黨缺乏共產黨那樣深入群眾進行宣傳鼓動的能力，也因為在當時戰事緊急情況下，通過現成的幫會來組織發動群眾不失為一條捷徑。

  這一次，幫會中的廣大群眾又跟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反清武裝起義一樣，懷著滿腔愛國熱情，投入到了真正為正義事業獻身的鬥爭中。他們為早已失去存在價值的原始、落後的封建幫會最後階段的歷史，寫下了最有光彩的一頁。

  據當時任中共江蘇省委軍委委員的張執一回憶，中國共產黨也在別動隊中組建了一個大隊：

  經軍委同意，由我通過當時在上海很有名望的洪幫頭子向松坡（號海潛）的關係進行軍事方面的活動，弄到國民政府軍委會蘇浙行動委員會游擊總指揮部委任的第一支隊第三大隊的一個名義。第一支隊長何行健（號天風），是一個舊軍人，洪幫，他當時因要取得我方的信任以便進而取得向海潛的信任，表示願意聽我方的話（我是中共方面的人，何是知道的。何後來成為戴笠的人，旋又投降日、汪，被戴笠派人打死在法租界）當時何某曾委任我為該支隊部的上尉書記官，余紀一（當時名俞華）同志為中尉書記官，皆因病早離開。這時經組織允許，便以洪幫名義組成第三大隊，人數約五百多人，領到長短槍各二百五十支，每人還發了四個手榴彈。游擊總指揮部派了一個黃埔四期生任中校大隊長（我們不讓他取得實權），（中共）黨員王際光（任鐵峰）任少校副大隊長。中隊長、區隊長、小隊長等，均由秘密黨員或進步分子充任。可惜領導人員工作不得力，加上反動派的破壞，不久王際光擅自帶同十多個幹部離隊潛逃，以致工作遭到失敗。

  儘管張執一這段回憶不夠詳細，但也可以從中了解到，當時中共也派了人員參加別動隊。

  在著名作家、編輯韋君宜所寫的《思痛錄》一書中，提到延安一個青年記者，原是上海綢緞莊夥計，因抗戰爆發後參加過別動隊而在延安整風中被打成了「特務」。顯然，當時參加別動隊的愛國進步青年也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