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供

  投身革命以來，文強這是第二次被捕。

  前一次是在南昌起義時，他奉命去迎接武昌警衛團前來南昌會師，在偷渡贛江後被張發奎的部隊逮捕。但那一次他沒有暴露身份，因而未遇到危險。

  這一次情況就不同了。

  還在1930年初，文強剛到川東遊擊區不久，《國民公報》曾刊載過一條重慶民眾社消息，題為《共黨兩首領到渝：文強 李鳴珂》，文中稱：

  共黨近來時局變化，在各處活動甚力，其在四川，尤注意重慶。蓋以地方繁盛，交通便利，為四川各地冠了……刻中央所派之四川省委書記即委員長文強，業由湘抵渝。按其省黨部早已移渝，現不知匿居何處……

  雖然這一則消息並不確切，但也可見文強在當時四川境內的名聲。

  不過，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並不知道文強此時在共產黨內的身份，只知道他在川東參加過李家俊領導的一路紅軍，「為患川陝邊」。而李家俊起義的地區又是另一軍閥——川陝邊防督辦劉存厚的防區，不屬劉湘的二十一軍管轄範圍（這也是劉湘防區內的地方報紙可以刊登揭露劉存厚暴政和讚揚李家俊起義軍的消息的緣故），也因此，特務們對文強的情況不可能有什麼了解。

  文強從特務們的問話中摸清了這一情況，便一口咬定自從李家俊紅軍失敗後，他就已脫離了共產黨，不願再涉足政治。對這一段時間的情況，他只說是輾轉秦嶺、巴山，又經達縣、渠江、開江、墊江、長壽等地返回重慶，到處尋職謀生。這才剛到重慶，準備在此另謀職業，與共產黨已中斷組織聯繫一年多了。

  因為他走過這一路線，所以說起來頭頭是道，毫無破綻——只把時間拉長了一些，而這是特務們無法核實的。

  再加上文強長期在外奔波，居無定所，養成了總是隨身揣著牙刷牙粉的習慣，剛一被捕就被特務們搜出來了（牙粉已被雨水浸濕）。這也使特務們相信他是才到重慶，尚未居住下來。

  

  為了敷衍特務們，他講了一些在川東打游擊的故事，也編了一套假話，「交待」他以前所知的來重慶後與地下黨組織聯繫的方法。他說，一是到大梁子郵局投遞一封「存局待領」的信，寫明自己已到重慶，住於何處，二是在朝天門碼頭城門旁邊畫一個大鼻子，這樣就自會有地下黨的人知道是他來了，派人來會他。

  特務委員會照此辦理，想要順藤摸瓜，自然是一無所獲。

  文強知道自己愚弄了特務，心中暗自好笑。

  此前，特委會抓到了一個中共地下組織從事保衛和鋤奸工作的特務隊員楊朴，楊朴為敷衍特務，編造口供，謊稱重慶陝西街廣源銀樓是地下黨人的秘密機關（楊朴不久仍被殺害）。

  特務們向文強提出此事進行「核對」，實為誘供。

  文強深知，這家銀樓原本只是替地下黨人收轉信件的地方——那時，許多店鋪都出於同鄉情誼替人收轉信件，不足為奇。

  況且，在中共四川省委秘書處交通機關遭到破壞的「寮葉巷事件」中，二十一軍特委會偵緝隊長宋毓萍從當場搜繳的地下組織通訊名冊中發現有此銀樓地址，已立即帶人去進行了查抄，抓走了兩個並非共產黨的嫌疑犯。

  自那以後，那銀樓就再不敢替人收轉信件了。地下黨組織當然更不會繼續把那裡當作聯繫地點了。

  此時為敷衍特務，文強便順水推舟，「承認」廣源銀樓是「地下交通機關」。並胡謅了一個化名王大有、但不知其真名的「接頭人」。

  特務們也知道中共地下組織不可能在寮葉巷事件後仍然把廣源銀樓作為聯絡地點，但為了邀功請賞，是不管犯人的交代有沒有實際價值的。他們照樣把文強的這一交代當作重要收穫匯報上去。

  劉湘又一次在共案報告中見到廣源銀樓的名號，十分惱怒，便乾脆叫公安局去查封了這家銀樓。

  特務為冒功而以假作真，小報為轟動而捕風捉影。在1931年7月23日的《重慶新民報》上，便登出了一條題為《渝廣源銀樓藏匿共產黨 特委會函請公安局查封》的消息，在談到楊朴「供稱」該銀樓有共產黨後，又說：

  昨日捕獲之赤匪省委文強供稱，該處王大有系接頭人。

  此一消息又被二十一軍系統的萬縣《萬州日報》轉載，影響甚廣。

  而文強並未想到，他這些與當局虛與委蛇的言行，已給自己埋下了禍根。

  不知底細的特務委員會沒有把文強當成「現行犯」，以為他身上沒有多少油水可撈，便將他轉到了巴縣大監寄押，等候判刑。

  對於巴縣大監，文強在回憶錄《新生之路》中有一段具體記敘：

  這是一座完全舊式的監牢，真是暗無天日。我讀過清代著名散文家方苞所寫的《獄中雜記》，算是有了親身體會了。……我被押進巴縣監獄時，身上只藏有一塊銀元。「囚頭」（也是犯人）伸手要錢，我沒有給他，便被他拳打腳踢，抓住頭髮向牢房裡的尿缸里按。

  囚頭是由監獄長指定的，一般是犯人中最兇惡者。以大木柵隔成的牢房中間置一大尿缸，獄中犯人拉屎撒尿均在此。凡是囚頭不喜歡的犯人，就被安排睡在尿缸旁邊，臭氣熏人，還常會被其他犯人把尿撒到身上……

  這時，擺在文強面前的有三條路：

  一是被判處決，這樣，他就會成為烈士；

  二是被判刑關進反省院，這樣，他就得熬到抗日戰爭爆發後才有可能獲得自由；

  三是自首叛變參加特務委員會。

  按照文強當時的思想意識和心理狀態，是決不會走第三條路的。因此，實際上只有前兩條路擺在他面前。

  可是，特務委員會卻希望他走第三條路。

  在文強被關了約半個月後，特務們認為他已受夠牢獄之苦，心理防線易於攻破了，便將他提回特委會勸降。

  這樣一來，就為文強提供了走上第四條路——越獄脫逃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