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理解他的痛苦

  在周恩來的精心指導下，在盧緒章等共產黨人的辛勤努力下，廣大華行的業務不斷擴大，不僅在昆明、成都、貴陽、西安、桂林等地設立了分支機構，還把生意做出了國界，先後在蘇聯、美國開展起國際貿易。到1942年，廣大華行的資金已增加到法幣20萬元，到1944年，資金已達美金30萬元。

  盧緒章在社會上的地位也不斷上升，他通過各種關係，取得了國民黨特別黨員、第二十五集團軍少將參議等頭銜，成了陪都商界著名的「大款」，與四川、雲南、上海等方面的資本家建立了業務關係，甚至還得到國民黨ＣＣ系特務頭子陳果夫的青睞，被聘為陳果夫組建的特效藥研究所理事。

  廣大華行的其他共產黨員也同各地國民黨的黨、政、軍、特人物建立起了關係，在抗戰後期被派到美國去開展國際貿易的廣大華行另一位共產黨員舒自清，就是利用蔣介石的妻弟、侍從秘書、侍從室機要組組長兼軍委會機要組組長毛慶祥的關係，以毛慶祥的「生產促進會」的名義去美國的。

  作這樣的「資本家」，是進行另一種形式的鬥爭，同樣有著戰場鬥爭的艱辛與殘酷，同樣需要付出犧牲的代價。

  盧緒章多年後對他們這種生活不為人知的另一面說了這樣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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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我是住洋房、坐汽車、開宴會、穿西服的大老闆，應酬各方，輕鬆自在，但內心的壓力和苦惱是少為人知的。我們既要防國民黨鷹犬的跟蹤，又要受不明真相的自己人的冷嘲熱諷。但一想到這一切都是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做的，是為了配合八路軍對敵鬥爭的，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對敵鬥爭，個人的安危與一點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

  沒有人會想到，為了貫徹周恩來的「不再發展組織，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暴露身份」的指示，這些經濟幹部承受了多大的心理負擔，付出了多大的感情代價。盧緒章永遠不能忘記這樣一件事：

  「有一次，我在紅岩嘴呆了一夜，清晨才回家。妻子發火了，查問這一夜在外做什麼。我只能像往常一樣胡編一套，想搪塞過去。不料她說：『你不用騙我，你的幾個朋友家我都找遍了，根本就沒你的人影！』說著就掉下了眼淚。看到她那樣難過，我雖然很心疼，卻什麼也不能講，只有無可奈何地嘆氣，一股委屈情緒襲上心頭。但一想到周副主席的指示，心裡馬上又覺得熱乎乎的，沒有一點委屈了。」

  抗戰勝利後，廣大華行總行準備遷往上海。盧緒章興沖沖地前去紅岩嘴向周恩來匯報工作。他作好了充分的考慮，談完工作安排後，就激動地提出他多年來積壓在心底的願望：去延安。

  但是周恩來聽了以後，卻向他宣布了組織的決定，要他與廣大華行同去上海，繼續當紅色「資本家」。

  盧緒章一聽，顧不得是當著周恩來這樣的領導人的面，眼淚唰地一下子湧出來了。他像孩子向親人訴苦那樣情緒衝動地說：

  「周副主席，當『資本家』真比要我的命還難受呀！我從青年時代起就立志救國，入黨後，我更渴望做一個堂堂正正的戰士，但這些年我卻成天和那些雙手沾滿我們同志鮮血的特務周旋，碰杯送禮，我心裡受不了呀！老朋友罵我，妻子不理解我，我滿腹委屈向誰說呀？『資本家』的日子我真過夠了！」

  周恩來見他這樣激動，沒有批評他，默默地給他倒了一杯茶，然後抱起雙臂，在屋裡踱來踱去，思索著。過了一會兒，周恩來站到他面前，語調親切，充滿感情地說：

  「盧緒章同志，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你迫切希望去延安的心情，我能體會。我也聽說過你過去的上海朋友曾當面罵你財迷心竅，與豺狼為伍。你也許還不知道，我這裡還收到過一些民主人士的告狀信，說你喪失了良心和正義感，只知道賺錢發財……你是一個耿直、嫉惡如仇的人，卻要長期和那些人周旋，被朋友誤解指責，內心怎能不痛苦呢？」

  盧緒章想不到周恩來竟如此了解他的痛苦，如此體諒他的心情，他漸漸平靜下來，擦乾了眼淚。周恩來又和藹地說：

  「但是，別忘記我們都是共產黨員，我們曾向黨旗宣誓，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現在黨的工作需要我們受點委屈就辦不到了嗎？你到前方去放幾炮，也就是消滅幾個眼前的敵人嘛。你若留在後方，卻可以做許多重要工作呀！再說，如果現在換人，即使那人能夠經營好廣大華行，但是他能那麼快就取得你那些上層關係，像陳果夫這樣的人的信任嗎？反之，你到解放區去的消息一旦透露出去，那對整個廣大華行的黨組織的危害就不堪設想了……這些，你都考慮過嗎？」

  沒有一句板著面孔的批評，周恩來就用這種同志間探討式的、詢問式的溫和的開導，說服盧緒章打消了堅決不再當「資本家」的念頭，又振作起精神回到了他從內心裡感到厭惡的那個特殊崗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