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二人分道揚鑣

  正當特務們在到處尋找牛大鳴的時候，牛大鳴已經獨自冒著風險，穿越重重關卡，輾轉到達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代表四川臨時省委向中共中央作了三個月來四川的經濟情況和黨領導的各種群眾鬥爭的詳細報告。

  一個多月後，牛大鳴返回重慶，投入到貫徹「立三路線」的緊張工作之中。不久，他被領導全省大暴動的中共四川省行委派往川東梁山（今梁平）領導農民起義。這個24歲的青年，毫無作戰經驗，卻受命擔任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路游擊隊」前敵委員會書記，憑著滿腔青春的熱情，一心要實現「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奪取全國勝利」的宏偉目標。

  8月里，這支缺乏訓練、人員蕪雜的起義軍終於潰敗，總指揮李光華、大隊長李次華等被俘遇難。牛大鳴滿懷悲憤，精疲力竭，回到重慶。

  他萬萬沒想到，等著他的是一個晴天霹靂：弟弟牛正坤公開登報自首了！

  牛正坤是牛大鳴一手引上革命道路的。但是，在思想境界上，兩兄弟卻有很大的不同。牛大鳴投身革命，是出於對革命的信仰。為了革命，他可以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而牛正坤參加革命，則僅僅是為了改變自己的貧困生活，使自己不再受苦。若是革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反而使自己受更多的苦，他當然不會再幹這個革命了。

  

  俗話說：皇帝愛長子，百姓愛麼兒。牛正坤在家中是麼兒，雖然家境貧寒，從小仍為父母嬌寵，因此不如他哥哥能吃苦。剛參加革命時，初生牛犢不怕虎，牛正坤也還比較積極，在1926年4月共青團重慶地委給團中央關於同國民黨右派鬥爭的報告中，談到有三個在重慶總商會國民黨右派集會地點外面講演的共青團員被右派流氓打成重傷，其中就有牛正坤的名字，那時他才15歲。17歲時他又因地下工作而坐牢，黑牢中的一年，給他留下了難忘的記憶。一提到監牢，他就會不寒而慄。出獄後，他就再也不願重新參加艱苦的地下革命鬥爭了。

  當年共產黨人從事地下工作之苦，如今的人們是很難想像的。這裡不妨引證幾段親歷者的記敘。

  在1930年時擔任共青團四川省委秘書長和中共四川省行委青年部長的梁佐華回憶當時的艱苦情景是：

  每月生活費，每人一律五元，包括個人一切生活費用，沒有任何補貼。地下機關同志，沒有社會職業，沒有工資，只有極少生活費。從省委書記到交通員，一律都是五元（銀元，換成小銅板），包括伙食、零用在內。當時，重慶的中學生伙食費每月三元左右，小學教員工資每月十五到二十元。即是說，我們的省委書記的生活費，只有小學教員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實在艱苦得很。沒有醫藥費，有人買一盒萬金油（今清涼油）互相傳用，（團省委）組織部長余國楨患皮膚病，只得以石灰塗抹，用冷水沖洗。那時我們都年輕，生病只有硬挺……

  當時，重慶尚無公共汽車，市內交通工具，只有過街轎子、滑竿、黃包車，我們沒有錢，坐不起，只靠走路。這時也沒有電話，每天出去活動，無論城內城外，都是步行，每天走路，占了很多時間。無論烈日炎炎，寒冬臘月，腳上凍瘡出血，也要出去開會，聯繫工作。

  1929年時在共青團江巴縣委分管宣傳工作的徐慶堅回憶：

  當時黨和團的經費都十分困難，在我的經歷中就沒有見過佃好房子，借打牌談工作的事情。……每人每月領六塊銀元，當時中學生伙食每月需四塊銀元，而這六塊錢要包括吃，又要包括行，當時每個縣委成員，一天至少要跑二十來里路，過河錢、茶錢都包括在內，這樣，連中學生水平的伙食都吃不起。衣服靠社會關係解決，有時有「互濟會」募來的衣服分給需要的。

  （縣團委機關）這是一間鋪面的樓上。整個鋪面從房頂到地面不到十公尺……屋頂連一塊亮瓦都沒有，更不用說窗子了，大白天也伸手不見五指，好在我們都是深夜回去，天不亮就離開。屋大不過八平方，只有一張床和一個小桌，點的是煤油燈。床上只有徐永弟（團縣委委員）的一條棉被。每晚深夜回去，只能有一人占有小桌，在小本上記一點自己看得懂的符號，其他兩人坐在床上等。徐永弟照例是最後一個人。余國楨（團縣委書記）和我要作弄他一下。我們兩人各占被蓋的一邊，讓中間給他睡。他剛睡下，余國楨低聲叫「預備」，我們同時把被蓋捲起，使徐永弟身體挨不著被蓋。他一面低聲笑，一面給余國楨一拳，給我一腳，我們攪作一團，低聲笑一兩分鐘，這就是我們的文娛生活。

  在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總結1930年工作的《十九年度報告》第二十三章《共產黨與青年學生》中，也有一段對當時革命工作艱苦情況的敘述：

  青年學生……每每被調去做下層的真工作，衣食住大都靠個人的能力去活動，你就三天吃兩頓，頓頓吃紅苕，餓得來要斷命……冬天來了，你沒棉衣，冷得打抖，然而還是要去冒風雨，踐濘泥，干你的工作。……你怕冷，只有自己想辦法，但你離家既遠，或許家庭已不通信息的了，而你自己又別無職業，哪有能力來置衣服呢？所以還只有捱著冷。夏天自然也只有捱著熱。至於住的那不必說，干下層工作的都是住的貧民窖，臭蟲虱子，一切的皮膚病，如疳瘡膿泡……等，自然是家常的便飯，而空氣不潔，住地污穢，妨礙衛生，更不必說。曾記有個朋友在農村工作了半年，住的自然是茅屋，睡的便是牛欄樓，他說：「每當夜半，牛照例是要放一次長尿的，那股熱蒸蒸的臭氣直衝上來，直是臭得你要打吐。」真的，他這樣薰了半年出來，一兩個月後都還嗅著他身上牛臭，干下層工作的像這樣生活的多得很呢。

  叛徒們寫這些的目的，原是為了攻擊共產黨「摧殘青年」，實際卻暴露了他們背叛革命的內心動機之一：怕苦。

  牛正坤也就正因為怕苦，從巴縣大監出獄後，便決心脫離革命。他設法托人找了一份教書的差事，想要平平安安了此一生。他父親對賀蜀筠說他出外做生意去了，其實是騙賀蜀筠的話。他並未離開重慶，就在城裡。無論牛大鳴怎樣對他進行勸說，他也聽不進去，總是拿出坐牢的經歷來抵擋：

  「你那些道理我都會講，你沒有嘗過坐牢的味道……你放心，我不幹了，但是我不得會當叛徒……」

  但是，要想在那激烈的階級大搏鬥中抽身退出而尋求個人幸福，那是很難辦到的。沒過多久，牛正坤就落到了特委會手中。無論他怎樣表白自己出獄後就再也沒有同共產黨來往，也不知道他哥哥牛大鳴的去向，但是特務們決不相信，一定要他作出書面保證。於是，不願再為革命受苦的他，便違背自己在哥哥面前的諾言，舉手投降當了叛徒，公開發表了反共啟事。

  不過，此時他尚未出賣組織和同志，也沒有答應參加特委會工作。他還想要繼續在亂世中苟且偷生。

  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