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氏兄弟賣身投靠

  這年4月5日，正是農曆清明節。頭天夜裡下過一場瀟瀟春雨，天明後即已放晴。從清早起就有一群群的人提著香燭、紙錢、酒饌、果品，結伴往城外去祭祖掃墓。

  歷來在這一天都是城外熱鬧城裡平靜。誰知這天快到中午時，城裡忽然出了一件大事：一隊士兵和警察突然出現在重慶上半城三教堂街上，隊伍開到石牌坊街口時，指揮軍官一聲令下，便兵分兩路，一路由桂花街跑上去，另一路從關廟街轉向米亭子，分別從兩頭封鎖了與桂花街和米亭子街成∏形，位於上邊一橫處的天主堂街。石板路上，只聽得士兵們草鞋底防滑的鐵腳碼「迪迪可可」一片急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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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往天主堂街的交通被阻斷了。圍在兩頭看熱鬧的人們只見軍警從那街上抓出一個又一個人來，都是年輕人。其中一個年紀稍長、戴眼鏡的男子，有人認得是天主堂街那家九七書店的經理；有幾個小伙子，有人認得是南來燕咖啡店的夥計。等軍警把人帶走，封鎖撤除了，急於了解究竟的人們湧進天主堂街去，才看到九七書店和南來燕咖啡店都被查封了，門上貼著的封條上大書著「反動機關」字樣……

  這是自易覺先叛變後，中共四川省委在重慶的秘密機關遭到的第一次大破壞。

  這次破壞之後不久，便出了一對叛徒兄弟。

  在二十一軍特委會的叛徒中，有上下級一起叛變的，有同學、朋友一起叛變的，有叛徒夫妻——如易覺先與妻子鄧禮梅，鄒雲芳與妻子楊劍寒，還有叛徒兄弟。其中，有一對臭名昭著的游氏兄弟，哥哥叫游曼谷，弟弟叫游洪鈞。

  游氏兄弟是重慶長壽縣人。游曼谷又名游志修，在大革命高潮中投身革命，被當時四川著名的左派學校中法大學聘為助教，在學校加入共青團，不久轉入中國共產黨，隨即被派回家鄉，任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長壽縣黨部組織部執委兼黨校（縣黨部辦來培訓革命幹部的「覺民公學」）校長，在黨校開設了培訓政治宣傳人才的政治特科。當國民黨開始「清黨」的風聲傳來後，駐軍長官羅君彤設下「鴻門宴」，邀請縣黨部執委出席。游曼谷見勢不妙，宣布全體學生放春假三天，然後顧不上妥善處理黨內文件，只帶了自己一大包衣服逃走。走時還對另一個同志謊稱他是回鄉下休養，要那個同志代他去出席宴會（那個同志幸好在去之前得到駐軍一文書報警才逃脫險境）。游曼谷倉惶逃離家鄉後，組織關係中斷。次年，他經前省委組織局主任周貢植介紹重新入黨，但因在白色恐怖面前的不負責任行為，受到留黨察看三個月的處分。不久，「興隆巷事件」發生，省委書記傅烈與周貢植等人在重慶上半城興隆巷8號開會時被警察發現，全體被捕。傅烈、周貢植等人慘遭殺害。游曼谷又嚇得逃往江北縣鄉下躲避風頭，以教書為生，再次自行脫黨。

  1929年5月，游曼谷教職被解聘，又來到重慶尋找工作。這時正值中共在四川重建組織，急需幹部，他也急需找一條出路。於是他又被地下省委在清理大破壞中失散的組織關係時重新找了回來，並安排他擔任了秘密聯絡據點南來燕咖啡店的經理。

  游曼谷因多年教書，薪水微薄，家庭負擔重。據他後來給劉湘的乞降信中稱：「家產蕩然，積債如山」，「有時連生活費亦發生恐慌，家人嗷嗷待哺，無計可施」，當然十分樂意噹噹經理。「初意以為將營業所得，陸續退股，將來贏餘較豐，不特生活問題可以解決，而舌耕之潤，猶可償債」。所以，起初他也還十分積極。然而，他一個教書先生，只慣於紙上談兵，哪裡是經商的材料！加上地下省委開設南來燕咖啡店本意並非為了賺錢，而且又不時要向來往同志提供免費服務，這樣一來，到臘月底結帳，不但分文未賺，反而折本90元。游曼谷灰心喪氣，又一次甩手不幹了。

  不久，即發生了查抄天主堂街兩處中共秘密據點的事。

  游曼谷聽到消息後，惶惶不可終日。在他擔任南來燕咖啡店經理期間，曾有幾個美專學校的共青團員因散發傳單被捕。地下省委曾要他出面，以南來燕咖啡店名義將那幾個學生保釋出來。他去交保釋金時，是在二十一軍軍部登了記的。南來燕咖啡店被查抄了，他這當過經理的人，會不會被敵人順藤摸瓜抓將起來？

  游曼谷坐臥不安，心驚肉跳。想來想去，他決意為自己尋一條新路，既可免遭牢獄之災，又可擺脫貧窮之苦。

  他帶上弟弟游洪鈞，跑到二十一軍軍部去「自首」了。

  游曼谷以他那支曾寫過不少革命文章的筆，寫下了洋洋數千字的《悔過書》：

  具悔過書人遊春樵，事因誤入共黨，早欲退出，無如該黨監視太緊，一經泄露秘密，生命立即不保，以致遷延至今……一失足幾成千古恨，致有今日悔不當初之感傷！生活逼人，毫釐之因，竟種下千里之果，倘不蒙諒解，徒呼負負！

  在《悔過書》中，游曼谷除去「懺悔」自己的「罪過」外，還詳細交代了中共地下組織的機構設置、聯繫方法、聯絡暗號、文件傳遞及保存方式、秘密工作習慣等黨內機密情況。

  他也深知自己這一叛變行為必然會招致地下組織的正義懲罰，十分害怕落得易覺先那樣的下場，在《悔過書》的末尾他特別寫道：

  此書務祈保守秘密，不與他人觀看，並賜力保護，以苟延有萬劫餘生，此不僅春樵感激已也，老父及餘人亦沾恩於無暨！

  隨後，他又把妻子拉進了特委會。他妻子原是長壽縣一個十分活躍的青年教師，大革命時期的積極分子，此時也意志消沉，甘心情願跟著他走上了墮落之路，到特委會後，被委任為三等特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