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蜀筠決意抓捕老同學請賞

  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的第一任偵緝隊長易覺先被處決了。

  第二任偵緝隊長鄒雲芳因害怕制裁而消極了。

  

  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領導核心因慘遭重創而換上新人的同時，二十一軍特委會的骨幹分子也換成了新人。

  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作為專職特務機關，其特點之一，是它的成員幾乎清一色地由共產黨或共青團的叛徒組成。這些叛徒各有不同情況，有的是死心塌地為虎作倀，有的是貪生怕死只求苟活，有的是一時動搖事後又決心回頭，有的是一開始就存心搞「假投降」，「勉從虎穴暫棲身」……

  由於各自的原因和動機不同，他們所寫的「自首書」、「反共啟事」，也是形形色色。

  一般被迫自首而又恥於多說違心話的，所寫文字大多十分簡單，並且有同一模式，如：

  逕啟者，××（自首者姓名）智識淺陋（或「生性魯鈍」之類），交友不慎，被人引誘，誤入歧途……

  有的叛變者則力圖從理論上為自己的變節行為辯解：

  夫主義者，所以救社會之危，求黎民之安之工具也。茲者欲實施某種主義，則必先視社會之情況若何，預審黎民之需求安在，然後對症下藥，社會庶不至瀕於危殆，黎民亦不至遭受痛苦……

  有的竭力以對共產黨的惡毒咒罵來討好敵人：

  殺人放火實行恐怖政策的中國共產黨，破壞國民生計，擾亂社會治安，阻滯國民革命，勢非陷中國於破亡之地不止……

  還有人在搖尾乞憐時也忍不住要賣弄一下「文才」：

  「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我願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

  正如世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一樣，叛徒也是各有不同特點的。

  在易覺先被制裁，鄒雲芳開始消沉的時候，二十一軍特委會中卻又冒出來兩個給四川共產黨人帶來極大危害的叛徒，一個叫賀蜀筠，一個叫宋毓萍。

  這兩個叛徒，也各有不同：賀蜀筠是自動投敵的，而宋毓萍則是被捕後經過一番折騰才叛變的。

  賀蜀筠是四川梁山人，黃埔軍校四期步科第一團步七連入伍生，與李鳴珂同在一團，小李鳴珂8歲。大革命中回到四川，曾在政治上「左傾」的川軍郭汝棟部從事革命工作。但在革命進入低潮後，他不願再為遙遙無期的革命成功去流血流汗，只想為自己找一條升官發財的捷徑。聞知劉湘在重慶招降納叛，他便急忙跑去入了伙。

  可是，他在黨內早已失去組織關係，在重慶更是不認識什麼共產黨人，無法像易覺先那樣理出一條條可供出賣的線索。但是，他又深知，若不爭取多出賣點昔日的同志，是不可能升官的。必須「賣友」，方能「求榮」。

  想來想去，他想到了當年中法大學附設中學的同學宋毓萍。當年在學校時，宋毓萍就是共青團的幹部，學生運動中的活躍分子，聽說後來此人在共青團內升了官。不管怎樣，抓到宋毓萍，就有可能得到共產黨的線索。

  於是，賀蜀筠跑到下半城商業場，打聽到宋毓萍的家還在原地，便在他家門口辛辛苦苦守了幾個晚上，終於在一個春末的深夜等到了他那位久未謀面的老同學。

  宋毓萍這年20歲，雖然年輕，卻可以算是「老革命」了。他在中法大學附中時加入共青團，重慶「三·三一」慘案以後轉移到萬縣，進入四川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擔任團支部書記。一年後，因身份暴露，被迫撤離萬縣，團組織派他到了自流井（自貢）去參加領導工人運動。在他解放後所寫交代的自傳部分，對這段時間的情況作了這樣的敘述：

  最初我擔任了大墳堡四個廠房的支部書記工作，1927年，我被調任自貢市團委書記，我離開廠房，搬入團工作機關。當時上下兩廠，共有十二個支部，每天白天四處忙著跑去參加支部會議，因為地方遼闊，每天至少來回要走二十多里路。晚上在家就開始執筆工作。有時黨派我做公開的黨代表出席工人大會作講演，有時密藏在廠房內煽動工人罷工或領導鬥爭事件。

  這以後，宋毓萍轉為中共黨員，擔任過中共威遠縣委書記、共青團成華縣委書記、團省委宣傳部長等。那時，他對革命工作是積極努力，十分投入的，甚至在他母親去世的時候，正好組織上調他到外地工作，他連母親的喪葬事宜都沒有顧得上辦理，就匆匆奔赴新的戰鬥崗位了。正因為他的出色表現，在全省黨代會上他被選為省委監察委員，在全省團代會上被選為團省委常委……

  被捕之初，宋毓萍見審判官並無他什麼證據，便一口咬定自己早已脫離黨、團組織。賀蜀筠與他對質，也拿不出什麼把柄，只急得抓耳撓腮，無可奈何。審了幾次後，只好把宋毓萍關進了巴縣大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