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獨」字謀略

  雍正繼位之初，政權很不穩固，他在諸王大臣中的威信也不高，要想剔除前朝積弊，在政治上出現一個嶄新的局面，他必須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為此，雍正毫不手軟地懲治了一切與朋黨有牽連的王公大臣。

  雍正具有剛毅果斷的性格。他常常教誨臣下，辦事要拿定主意，不能瞻前顧後，游移不決，莫衷一是。如雍正五年，雍正在浙閩總督高其倬的奏摺上寫了一段很長的文字，批評他優柔寡斷：

  觀汝辦理諸務，必先將兩邊情理論一精詳，周圍弊效講一透徹，方欲興此一利，而又慮彼一害，甫欲除彼一害，而又不忍棄此一利，翼轉游移，毫無定見。若是則天下無可辦之事矣。夫人之處世如行路，然斷不能自始至終盡遇坦途順境，既無風雨困頓，又無山川險阻，所以古人多詠行路難，蓋大有寓意存焉。凡舉一事，他人之擾亂沮撓已不可當，何堪自復猶豫疑難，百端交集，如蠶吐絲，以縛其身耶！世間事，要當審擇一是處，力行之，其餘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顧，一切擾亂沮撓，不為纖毫搖動，操此堅耐不拔之志以往，庶幾有成。及事成後，害者利矣，非者是矣。無知沮撓之輩，不屏自息矣。今汝則不然，一味優柔不斷，依違莫決，朕甚憂汝不克勝任，有關國家用人之得失也，奈何！奈何！

  這一硃批貫穿了反對優柔寡斷思想，表明雍正主張辦事不怕艱難，不顧阻撓，認準了就干。

  他的這一性格，表現在政治上就是決策果斷。對一件事情的利弊，一旦有所把握，就做出裁決，即如山東巡撫黃炳創議實行攤丁入糧，他認為時機不成熟，不准許，數月後李維鈞又提出來，促使他進一步思考這一問題，及至議出實施辦法，立即決策施行。又如山西巡撫諾岷倡議火耗歸公，遭到廷臣的強烈反對，他表示支持。朝臣沒法，退了一步，希望先作試行，雍正講可行就行，試什麼，於是全面推行。拖泥帶水，顛三倒四，猶豫不決，和他的性格不相容。他辦起事來，說干就干，干就像乾的樣子。如他為推行新政策和整頓吏治，大批的罷黜不稱職官員和破格引進人材。別人批評他「進人太驟，退人太速」，也毫不顧恤。這種堅毅性格，才便於衝破反對勢力的阻撓，堅定地實施他的政策。凡是做開了的事情，他就堅持下去，力求達到目的，所以他的重大的社會政策都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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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批評雍正，「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為天下事無不知無不能者」。有人指斥他「以黑為白」，「群臣莫能矯其非」，「為人自聖」。還有人把雍正說成是獨斷專行、剛愎自用的暴君、獨夫。昕不得不同意見，不能採納臣下的建議。這樣說並不完全符合事實。雍正常對許多問題的決策，事先同有關官員商討，就中他進行考慮，吸收眾人的意見。前述在硃批奏摺中討論政事，已說明了這一點。他對於有些事情中的錯誤也是樂於承認的。年羹堯的事情發生之後，他在多種場合表示自己識人不准，用人不當。兩廣總督孔毓珣因與年羹堯有往來而引罪，雍正則說：「朕無識人之明，誤寵匪類，正自引咎不暇，何顏復株連無辜。」認錯的態度是誠懇的。再如四年九月甘肅巡撫石文焯建議在該地開爐鑄造制錢，以便禁絕私錢，雍正硃批不允，不久，在石文焯的十一月的一份奏摺的批示就改變了態度，他寫道：「禁止私錢一事，果如所議，錢法既清，而民用亦裕，區畫甚屬妥協。彼時朕慮未周詳，故諭暫緩，今已准部議矣。」老老實實承認自己原來考慮不周全，很自然地把事情改過來。雍正對他的納諫問題向大臣作過表白：「朕非文過飾非之人。人非聖賢，熟能無過。爾等果能指摘朕過，騰心甚喜。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改過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系吝！」把他完全看成是文過飾非、剛愎自用的人，與事實不合。

  和這種「獨夫」性格密切相關的，是雍正以「一人治天下」的思想。雍正繼位之初，政權很不穩固，他在諸王大臣中的威信也不高，要想剔除前朝積弊，在政治上出現一個嶄新的局面，他必須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

  為此，雍正毫不手軟地懲治了一切與朋黨有牽連的王公大臣。雍正是從朋黨鬥爭中過來的，深知它的禍國亂家的危害。他曾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託，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所深知灼見。」雍正當然力圖改變這種狀況。他有一個最有力的法寶，就是充分使用君主的法定權力，並以軍臣大義名分來要求和制馭臣下。為了讓臣下們認識到朋黨的危害，同時也為了從道義上孤立對手，雍正二年七月，雍正宣布了他親書的《朋黨論》，並要求臣下對這篇文告「洗心滌慮，詳玩熟體」，為此特諭諸王貝勒滿漢文武大臣，他說：

  朕即位後，於初御門聽政日，即面諭諸王文武大臣，諄諄以朋黨為戒，今一年以來，此風猶未盡除。聖祖仁皇帝亦時以朋黨訓誡廷臣，俱不能仰體聖心，每分別門戶，彼此傾陷，分為兩三黨，各有私人，一時無知之流，不入於此，即入於彼。朕在藩邸時，黽勉獨立，深以朋黨為戒，不入其內，從不示恩，亦無結怨，設若朕當年在朋黨之內，今日何顏對諸臣降此諭旨乎？……

  夫朋友亦五倫之一，往來交際，原所不廢，但投分相好，止可施於平日，至於朝廷公事，則宜秉公持正，不可稍涉黨援之私。朕今《御製朋黨論》一篇頒示，爾等須洗心滌慮，詳玩熟體。如自信素不預朋黨者，則當益加勉勵，如或不能自保，則當痛改前非，務期君臣一德一心，同好惡，公是非，斷不可存門戶之見。……

  朕之用人加恩，容有未當之處，或不能保其將來，至於治人以罪，無不詳慎。……夫朕用一人，而非其黨者嫉之，罰一人，是其黨者庇之，使榮辱不關於賞罰，則國法安在乎！嗣後朋黨之習，務期盡除。爾等須捫心自問，不可陽奉陰違，以致欺君罔上，悖理違天。毋謂朕恩寬大，罪不加眾，倘自干國法，萬不能寬。

  《御製朋黨論》集中地體現了他「一人治天下」的君主專制思想：

  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為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有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為之害也。

  夫人君之好惡，惟求其至公而已矣。……人臣乃敢溺私心，樹朋黨，各徇其好惡以為是非，至使人君懲偏聽之生奸，謂反不如獨見之公也，朋黨之罪，可勝誅乎？……

  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為邪說，日君子以同道為朋。夫罔上行私，安得謂道？修之所謂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論，而小人之為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濟其同利之實，朕以為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且如修之論，將使終其黨者，則為君子，解散而不終於黨者，反為小人乎？朋黨之風至於流極而不可挽，實修階之厲也。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朕願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合為一心，共竭忠悃，與君同其好惡之公，恪遵大易論語之明訓，而盡去其朋比黨援之積習，庶肅然有以凜尊卑之分，歡然有以洽上下之情。虞廷賡歌颺拜，明良喜起之休風，豈不再見於今日哉！

  雍正在文中強調，人臣應以君主的是非為是非，若敢於私樹朋黨，各自按照自己小集團的利益去判定是非，那就是「罔上行私」，犯了背叛君主的不忠之罪。他還說，人臣結黨，譏訕朝政，擾亂了君主的視聽，而朋黨之間互相攻擊，則干預了君主用人去人的權柄。總之，朋黨干擾了朝政，妨礙君權的充分發揮，所以他說：「朋黨之惡，可勝誅乎？」對朋黨惡習，可謂深惡痛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