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權術

  雍正多用南面之術，越是那些有作為的人用得越高明。有人攻擊他「權術御下」，雍正向大臣表示：「君臣之間惟以推誠為貴，朕與卿等期共勉之」。其實，他說的與做的不一樣。他善於用一部分人整治另一部分人。

  雍正打擊政敵，殘酷無情，但對一些持有不同政策見解的人，只要不同政治鬥爭相聯繫，不但不迫害，照舊予以使用和信任。

  朱軾，康熙末年為左都御史，雍正繼位，封他為太子太傅，雍正二年命他兼任吏部尚書，特賜詩章，詩云：

  忠豈惟供職，清能不近名。

  

  眷言思共理，為國福蒼生。

  希望在他輔佐下治好國家。但是朱軾違反雍正的意願，反對耗羨歸公，雍正三年，雍正用他為大學士，還要他教育皇子乾隆帝弘曆等人。後來他又反對西北用兵，據傳說，他曾不安於位，以病假乞休，雍正挽留他，說「爾病如不可醫，朕何忍留，如尚可醫，爾亦何忍言去。」他感激涕零，從此不復有去志。及至雍正死，他立即針對老主子政策，上條陳，指責司法嚴刻和墾荒之弊，旋即病死。他同雍正的一些主張唱反調，雍正知道他的思想，但仍然重用他。

  太原知府金鉷，反對耗羨歸公，雍正卻很快提升他為廣西按察使，尋即擢為巡撫。他為地方官任用的合理，向雍正建議把州縣分為沖、疲、繁、難四類，依據分類情況，任用官吏。他的辦法為雍正所接受。他既得到雍正的信任，也極力為主子效勞。曾靜案子中，他清查軍流人犯在廣西散布反對雍正的流言。

  侍郎沈近思反對雍正的耗羨歸公的政策，雍正仍然重視他的為人，賜詩讚許他：「操比寒潭潔，心同秋月明」。沈近思反對雍正崇佛，雍正並不為意，他死後，加禮部尚書、太子少傅，遣官往祭，又以其子年幼，令吏部派司官經理喪事。

  另一反對耗羨歸公的御史劉燦，雍正始初認為他有私心，改授刑部郎中，後見他「居心尚屬純謹」，升之為福建汀漳道。雍正五年，他因漳州府及屬縣倉米短少，揭報督撫，文書被府縣截回，他氣得以頭撞壁，福建陸路提督丁士傑密參他浮躁失體統，雍正保護他，說他是感恩圖報心切而忘掉了禮體，倒是肯實力任事的表現，沒過錯。

  雍正七年，李元直為監察御史，上任八個月，疏奏數十上，接連上疏彈劾官員，其中有一個奏摺，對滿漢大學士等均有指責，說：「朝廷都俞多，吁咈少，有堯舜，無皋夔。」意思是說朝中皇帝是堯舜式的明君，但是沒有制刑律輔政事的賢臣皋陶。而臣下只會說贊同的話，沒有爭論。他在表面上譴詰廷臣，實亦涉皇帝，雍正問他：沒有皋夔臣子，哪來的堯舜之君。不過雍正認為他沒有惡意，告訴他：「汝敢言自好，嗣後仍盡言毋懼。」恰好廣東上貢的荔枝送到，雍正即賜數枚，以表彰他正直。不久用他為巡視台灣監察御史，雍正親自取時寵書，為之選擇上路的日子。李元直陛辭時，雍正說他肯定不會貪贓，只怕「任事過急」。

  雍正即位不久，翰林院檢討孫嘉淦上疏言三事，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在儲位之爭餘波未息的情況下要求「親骨肉」，自然是逆鱗犯諱的，果然雍正大怒，責問翰林院掌院學士為何容此狂生，朱軾在旁說：「此人誠然狂妄，但臣佩服他的膽量。」雍正沉思一會大笑說，我也不能不讚賞他的膽量，即拔置為國子監司業，且諭九卿：「朕即位以來，孫嘉淦每事直言極諫，朕不惟不怒，且嘉悅焉，爾等且以為法。」隨後用他為國子監祭酒、順天府尹、侍郎。

  雍正七年，雍正鑑於生監請人代考的弊病，下令犯有錯誤的人自首，可以免罪。御史陳宏謀奏，這樣做將使胥吏查訪，滋擾地方，不如寬其既往，禁將來，不必令自首了。雍正開始不接受，和他辯論再三，最後認為他識大體，立加表彰，當時山西鄉試主考已定了人選，雍正改令他去，試畢復命，雍正命他以御史銜出知揚州府事，允許他密折言事。

  帝王多用南面之術，越是那些有作為的人用得越高明。有人攻擊他「權術御下」，雍正向大臣表示：「君臣之間惟以推誠為貴，朕與卿等期共勉之」。其實，他說的與做的不一樣。他善於用一部分人整治另一部分人。如年羹堯案件之初，雍正在河道總督齊蘇勒奏摺上批寫：「隆科多止論爾操守平常，而年羹堯前歲數奏爾不學無術，必不能料理河務。」用挑動他對年私仇的辦法，揭發年羹堯。對待允禩集團，雍正實行打拉策略，這雖是政治鬥爭中採取的手段，但也反映雍正的使用權術。雍正講用人之難，以胤禩為例，說「廉親王其心斷不可用，而其人有不得不用之委曲」。政敵的首腦當然不能用，但又必須用，這就看駕馭之精疏了。雍正成功了，也表示他的權術之高。

  雍正繼位不久，就有人批評他用人不得法。雍正元年二月，他憤憤不平地說：「外問匪類捏造流言，妄生議論。且如發遣一人，即議朕報復舊怨，又如擢用一人，即議朕恩出於私，以新進加於耆舊之上」。隨後，有人說他「進入太驟，退人太速」。他處分臣下，也有人不服，比如黃河清時諸臣表賀，雲南督撫楊名時和鄂爾泰的賀表都不合規格，通政司題參，雍正把楊名時交吏部議處，對鄂爾泰免予察議，同時發生的同樣事情、同一性質的錯誤，處理兩樣，自然引起議論。雍正就宣布他如此處置的原因：

  觀人必以其素，不以一事之偶差而掩其眾善，亦不以一端之偶善而蓋其眾愆。或為有心之過，或為無心之失，朕無不悉之體之。

  接下去他說明了為什麼對鄂爾泰、楊名時不同態度的原因，但從中可以看出，他把官員分為兩類，區別對待，他所認為才德兼優的，輒加重用，升遷較速，對他們的一般過失，給予教導，而不作處分；若是沽名釣譽、庸懦守舊的，動輒申斥，加以處分，以至降調、罷官。這也是他的用人思想表現，從這可以看出他用人、去人的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