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說移民

  移民，廣義而論，在生命進化出自我移動（即動物）的那一天就發生了。移民的生物學目的有兩個：在環境中敵害太甚時，不得不到新環境中去「逃命」；在環境生存資源發生嚴重短缺時，不得不到新環境中去「逃荒」。

  人類移民的目的，其主流也不外乎「逃荒」與「逃命」。

  1000多萬猶太移民，在1948年以色列復國前的2000多年裡沒有祖國，只能在異邦他國流亡。流亡，乃逃避政治、宗教、種族等敵害也。猶太移民屬於避受迫害的逃命。

  現今約有1000多萬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吉卜賽移民，因為戰亂與饑荒，他們在10世紀時從印度北部旁遮普一帶出發，坐著馬拉的大篷車在世界各地不停地遊走了1000多年，概屬於逃荒。

  中國過去數千萬移民，在100多年前，或因天災，或因人禍，饑寒交迫，兵荒馬亂，只好背井離鄉而去。通過「賣豬崽」到南洋，通過「修鐵路做勞工」到美洲，通過「當炮灰」到歐洲等。這般流浪，有逃難式的，也有逃荒式的。

  當然，除了上面三種外，還有一個特例的移民方式——流放，如17、18世紀的英國，把大批罪犯流放到美洲，美國獨立後又流放到澳大利亞。被流放到澳大利亞的罪犯便成了那裡主流的定居移民。流亡、流浪，雖是客觀的被迫，但還是主觀的選擇。流放，則完全不是主體的選擇，僅僅是換了個囚禁的地方而已。在服刑期間沒有能逃避掉「敵害」，只有在獲釋之後接受新環境的生存挑戰時，才與其他移民群的境況相似。

  從近現代開始，增加了小群的留學移民（留學學成後留在當地工作）、聘用移民（被外國機構聘用的移民）、投資移民等。這些移民既不是逃荒也不是逃命，而是積極奔赴有著騰達機遇的新環境，以求「更上一層樓」。不過，這些幸運移民尚屬稀有族類，不是主流人群。

  動物的「移民」，都具有被迫性和像賭博似的冒險性。「移民」很可能一到新的環境就被「適者生存」的鐵律逆向淘汰了。然而，「禍兮，福所依」，如果能在「第一次打擊」中應變挺住，那就算賭贏了——即它的基因突變讓新環境肯定下來了。這，就開創出了生命的一個新物種，拓展了生命的新邊疆。

  人類的移民，其動因雖然類似於動物，但人避免在新環境覆滅，不是靠基因突變，而是如何應用攜帶著的故國文化。

  無論是流亡、流浪移民，還是流放移民，在剛抵達異邦時，有兩個共同點：他們都是兩手空空如也；他們所擁有的只有拷貝於記憶中的「軟體」——各自祖國文化傳統。換一種表述是，移民在剛到僑居國時，其所擁有的物質文化近於零狀態，僅有從故國帶來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他們在僑居國安身立命的優勝劣汰，都與後兩個「文化軟體」息息相關。

  

  這就有了值得思索的所謂「移民文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