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予生命之人

  卡維爾護士

  卡維爾（1865—1915），英國護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因幫助協約國軍人逃出德國占領的比利時，被德國占領當局逮捕處死。

  因為期待，也因為12月的刺骨寒冷，我哆嗦著按了布魯塞爾郊外一幢褪色沙石房子的門鈴。這座房子，連同連接著的三座房子，是英國女人伊迪絲·卡維爾開辦的診所和護士學校。我是來自荷蘭希萊貢的年輕荷蘭女孩，已在這兒被接收為護士生。一個女僕把我領到一個小房間，這兒的英國護士站起身來迎接我。這個小書房像倫勃朗[223]的畫作一樣幽暗，因此，她那清秀的臉龐和銳利的灰色眼睛，在陰暗背景的映襯下顯得十分奪目。她藏青色的制服、堅定的嘴巴和緊緊盤起的頭髮，給人一種嚴厲的印象。可是當她用法語熱情地跟我談話時，這種印象便煙消雲散了。在解釋了我的責任是什麼之後，她說道：「你必須非常努力地工作。成為一名護士不容易，但值得做出犧牲。」

  這一年是1910年，伊迪絲·卡維爾在比利時已經很知名了。她曾在骯髒的倫敦貧民區工作，表現出來的仁慈和忠於職守，已為她贏得信譽。得知有關卡維爾的事跡，一位急於提高本國醫療水準的比利時外科醫生安托萬·迪佩奇醫生，把卡維爾帶到布魯塞爾，在這兒，科學護理尚不為人所知。很少的幾家醫院配備的職員是修女和未受專門訓練的農村姑娘。比利時從未有過護士學校，直到伊迪絲·卡維爾的到來。

  從四個年輕的學生開始，她已經建立起了一支訓練有素的職員隊伍，包括來自比利時和周邊國家的五十多名護士。等到我來時，她已是好幾家醫院的董事。她取消了先前護士們穿的灰色斜紋布的笨重的衣服。我們現在穿著帶白衣領的鮮藍色棉布服裝，還有圍裙和帽子。在先前護士被當作僕人對待的地方，她要求病人和醫生同樣給予護士最高的尊重。作為回報，她要求我們絕對忠於職守。我們總是稱呼她「夫人」，使用這個詞在法語字面上的意思是「我的夫人」。

  每天晚上8點，在結束診所漫長一天的工作之後，我們總會聚集在教堂里聽夫人給我們上課。她不僅懂外科，而且也懂解剖學，她會在一塊大黑板上說明她的講稿。但是她給我們的遠不止是知識。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對她是一種鼓舞。有一次，一個新護士看見教室里有隻馬蜂，跑過去要把它殺死。「不要，」夫人說道，「放它走。護士是賦予生命的，她不奪走生命。」

  她是一位性急、敏銳又嚴格的人，因為把一群來自各個不同民族的無憂無慮的姑娘，轉變成訓練有素、能勝任的護士，需要嚴格的紀律。我們每星期有半天休假。但夫人常常為了一些小事而剝奪了這點寶貴的空閒時間。儘管她表面嚴厲，但伊迪絲·卡維爾也有她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她常常在上完課之後，在教室的鋼琴前坐下來，輕輕地彈奏——通常是聖歌。雖然她喜歡彈奏，但她很少微笑，也從來不唱歌。

  她既對我們嚴格，又對我們極力保護。得知一個護士已吸毒成癮，她先對醫院當局隱瞞了這件事，直到她幫助這女孩戒掉毒癮。還有一次她發現一個護士生經常晚上溜出去，到「卡巴萊」餐館觀看歌舞表演。這個不守紀律的護士生被叫進她辦公室時，我們大家都以為她會被開除，可是沒有。「我的孩子，」夫人問道，「假如我因這個理由把你開除，你將會發生什麼呢？再沒有別的醫院會接納你。」這個學生留了下來、畢業並最終成了一家醫院的主管人。

  

  我個人也曾受到夫人的保護，那是1912年，我因受傳染而病倒。「你最好到英國去養病，」夫人說，「你可以住在我家。」在泰晤士河邊的一個美麗的家中，我拜訪了她的母親和兩個姐妹，兩姐妹其中一個和醫生結了婚，另一個是一家倫敦醫院的負責人。從她們那裡，我知道了決定伊迪絲·卡維爾的人生方向的早年生活。她生於1865年，是一個牧師的女兒，她從父親那兒遺傳了堅強的意志和很深的宗教意識。她還是個小女孩時就曾護理一隻病狗恢復健康。從那時候起伊迪絲·卡維爾就對患者有著不同尋常的關心。

  康復後我回到診所忙碌的生活中，我們的護士學校，正在為布魯塞爾3家醫院、3個私人診所、24所公立學校和13所幼兒園提供訓練有素的護士。然而，1914年夏天，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然到來時，我們所做的一切立即受到災難性的破壞。各種旗幟出現在窗口。士兵們開赴德國佛蘭德斯平原前線時，我們都快樂地揮舞著旗子。興奮很快就讓位於恐懼。德國護士匆忙地離開診所回家了。然後，來自中立國家的許多姑娘也回去了。夫人陪她們所有的人到車站，悲哀地跟她們一一告別。

  不久，茫然不知所措的農民帶著他們僅有的幾件物品，堵住了通往布魯塞爾的道路。在一片混亂中，夫人不知疲倦地忙碌著，跟她的狗傑克步行穿過馬路，去視察她的醫院。然後有一天，一道不祥的紅光出現在地平線上。我和其他護士衝到屋頂。一股黑色的濃煙從遠處朝我們滾滾而來，我們可以聽到隆隆的炮聲。戰爭的聲音靠近時，我發現自己哭了。我感覺有一隻手放在我肩上。「你的生命不再只屬於你一個人的了，親愛的，」夫人說，「現在，你的生命屬於一個護士的責任。」

  8月20日下午，我們的女門房衝進診所，喊道：「德國兵來啦！德國兵來啦！」我們匆匆跑到大街上，悲哀地看著德國兵正步走過。夫人和其他英國護士本來可以得到中立國荷蘭的安全通行證，但她們拒絕了。夫人說，布魯塞爾充滿了戰鬥中的傷亡人員，她的責任是照顧傷員和病人。強烈的宗教信仰，有助於支持她度過這些困難的日子。有一回，我們的十個護士動身前往法國，去照料在那兒作戰的傷兵時，她陪我們遠至慘遭蹂躪的特恩豪特。離開這些護士時，她和她們跪在泥濘的路上，領著她們背誦《詩篇》[224]的第23篇。

  大約在這時候，我們開始注意到我們診所里的神秘事件。一天夜裡，一個護士悄悄對我說，病房裡有一個我們不許看的患者。我們踮著腳走下去，凝視那個被禁止的病房。黑暗中我聽到一個快樂的聲音用英語說：「喂，護士。」另一個護士看見夫人在清晨悄悄地溜出去。天黑後，有幾個模糊的人影來來往往。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的診所已成了逃脫的協約國士兵的避難所。我想起城裡到處貼滿了警告這種行動的標語。

  直到後來，我們才認識到這些事的重要性。德國軍隊勢不可擋地掠過比利時進入法國時，一位名叫路易絲·蘇萊茨的中學老師搜查戰場，尋找迷途或受傷的協約國士兵。她要把他們藏在密林中的城堡里，一位名叫赫爾曼·卡比奧的工程師，會為他們提供偽造的身份證件，將他們帶到卡維爾護士診所藏身和治療。然後，在夜幕的掩護下，卡維爾會帶他們，到願意幫他們經荷蘭邊境逃跑的嚮導那兒。這是一項微小但有意義的地下活動，一位名叫菲利普·鮑克的建築師是領導者之一。

  不久，德國人開始懷疑我們診所。有一次，一個德國軍官前來盤問我們。夫人的助手威爾金斯護士拉住他談話，直到藏在後面的三個士兵能夠逃脫。另一次，兩個德國軍官徹底地搜查了夫人的辦公室。幾天後，三個德國人又來了。其中一個突然拔出左輪手槍，強行把我們中的好幾個推靠在牆上。他們離開時把夫人帶走了。我們不久就接到消息，她被投進古老的聖吉勒斯監獄。幾乎所有的地下活動的領導人都已被圍捕，生死未卜。

  日子過得很慢。我們給夫人送去鮮花，收回了一張字條。即使在獄中，她的心思也全在我們身上而不是她自己。「我高興地獲悉你們都在做好自己的工作，」她寫道，「記住，僅僅當個好護士是不夠的；你們還應該是信仰基督的好女人。」最後，威爾金斯護士被允許探視她。她發現夫人面黃肌瘦地蹲在一個單獨的小牢房裡，牢房裡只有一個高高的鐵窗子。「我已經盡了自己作為一個護士的責任，」夫人對老朋友說道，「他們愛怎麼處置我都行。」

  審問時，伊迪絲·卡維爾不願撒謊。她以平靜、清晰的聲音承認她照料和幫助二百多名英國、法國和比利時士兵逃跑。她說，她作為護士的責任是挽救生命。德國法官用刺耳的聲音，怒氣沖沖地喊出他的裁決：「處死！」

  一位護士的父親來到診所告訴我們，夫人第二天上午將被處決。我們中的三人急忙趕到監獄。比利時的監獄長很和藹，但他無能為力。我們驚慌失措地趕到美國大使館——也許作為有影響力的中立國，美國人可以幫忙。大使病了，但是他的助手休·吉布森說他會設法營救夫人。他和西班牙大使一起驅車去找德國政府內閣。我們坐在大使館接待室里，擔心地祈禱。吉布森回來時，他的臉色給了我們憂懼的答案：他失敗了。

  我們懷著沉重的心情，冒雨連夜回到我們診所，但不可能睡得著。大約凌晨4點，我們好幾個護士動身到監獄。監獄長在令人生畏的橡木大門前應門。他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在外頭等著，夫人被帶到步槍靶場時，我們可以看到她。過了一會兒，古老的大門吱嘎一聲開了，兩輛德國軍車迅速開出來。我們透過正在變得清晰的薄霧凝視著。車的最前方有一道藍色的閃光[225]，在穿灰色制服的衛兵身旁顯得十分矮小。然後這兩輛車沿著大鵝卵石鋪成的街道消失了。當天晚些時候，德國士兵貼出布告：卡維爾護士和菲利普·鮑克已被處決。

  幾天後，我們收到一個令人心碎的小包裹，裡面是她的衣服和一筆50法郎的款項——伊迪絲·卡維爾所留下的全部財產。裡面還有給我們的一封信：

  我希望你們不要忘記我們每天晚上的閒聊。我告訴過你們，自願做出的犧牲會使你們快樂；在上帝和你們自己面前的責任，將會在生命的悲哀時刻和死亡面前，給予你們支撐的力量。我知道自己有時候是嚴厲的，但是我從未有過不公。你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多麼愛你們每一個人。

  傑奎琳·范蒂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