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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對此更詳細的論述，請參見本章下一節。

  [877]「史前時期的低級經濟發展有關於自然界的虛假觀念作為補充，但有時也作為條件，甚至作為原因。」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703頁。

  [878]參見朱狄：《藝術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頁。

  [879]參見格羅塞：《藝術的起源》，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66、338頁等處。

  [880]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55頁。

  [881]如黑格爾說的，「詩比任何其他藝術的創作方式都要更涉及藝術的普遍原則」，見《美學》第3卷，下冊，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4頁。

  [882]參見普列漢諾夫：《論藝術》（即沒有地址的信），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139—140頁。在這方面，格羅塞甚至都做得更好一些，例如他認為：「藝術對於民族生活最有效和最有益的影響，還在於能夠加強和擴張社會的團結。」見格羅塞《藝術的起源》，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39頁。

  [883]《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頁。

  [884]《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頁。

  [885]《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頁。

  

  [886]《論藝術》，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102頁，著重號系引者所加。

  [887]參見朱狄：《藝術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160頁。

  [888]見朱狄：《藝術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158頁等處。

  [889]見普列漢諾夫：《論藝術》，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80頁：「北美洲的紅種人跳自己的『野牛舞』，正是在好久捉不到野牛而他們有餓死的危險的時候。舞蹈要一直繼續到野牛的出現……」

  [89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頁。

  [891]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2頁。

  [892]《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頁。

  [893]《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頁。

  [894]蘇聯許多人認為「內在固有的尺度」不是指人的尺度，而仍然是指「對象固有的尺度」，國內某些人也持這種看法，可參見波斯彼洛夫：《論美和藝術》，劉賓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頁；巴日特諾夫：《哲學中革命變革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劉丕坤譯，第160頁；又見《學習與探索》1980年第2期程代熙的文章。馬克思大概從來也沒有想到，他關於人的能動本質的辯證法會被這麼多人用他們「固有的尺度」理解為對於自然上帝（「脫離人的自然」）的被動的摹仿。

  [89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頁。

  [89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頁。

  [89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頁。

  [898]《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頁。

  [899]《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頁。

  [900]《美學論叢》第1期，第43頁。

  [901]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載《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34頁。

  [902]《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頁。

  [903]「使人之感覺變成人的感覺」，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頁。

  [904]巴日特諾夫：《哲學中革命變革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頁。

  [905]若這樣來理解，則馬克思的「任何一個對象的意義都以我的感覺所能感知的程度為限」的觀點就會被等同於貝克萊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了。

  [906]《美學講演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頁。

  [90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7頁。

  [90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頁。

  [909]朱狄：《藝術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頁。

  [910]關於勞動的自我異化，即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相分離的觀點，可參見鄧曉芒：《勞動異化及其根源》，載《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3期。

  [9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36頁。

  [912]「原始人的一次巨大的圍獵，往往需要上百個獵手事先部署」（朱狄：《藝術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頁）。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一個為首的指揮者是不可想像的。因此，「能計劃怎樣勞動的頭腦在社會發展的初期階段（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已經能不通過自己的手而是通過別人的手來執行它所計劃好的勞動了」。見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6頁。

  [913]朱狄：《藝術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頁。

  [914]可參見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02頁：「語言是一種特定存在、一種具有直接自我意識的實際存在。……所以，以語言作為表達神的形態的媒介就是自身具有生命的藝術品。」

  [915]列寧：《哲學筆記》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1頁。

  [916]普列漢諾夫：《論藝術》，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105頁。

  [917]普列漢諾夫：《論藝術》，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104頁。

  [918]和普列漢諾夫恰好相反，我國神話史學家袁珂認為，原始人很長時期並無原始宗教觀念產生，最初的原始宗教觀念是從四至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才產生的，其證據就是直到山頂洞人才發現有埋葬死人的習慣（《神話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3—64頁）。但沒有埋葬死人的特殊習慣並不能說明沒有宗教觀念。例如1971年在菲律賓發現的塔沙代人，「他們已有原始宗教的萌芽，如當採集食物時，常唱歌表示感謝。死了人，就把屍體丟在森林裡蓋上樹葉，並且不讓死者放在同一地方」。（見周國興：《狼孩·雪人·火的化石》，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頁。）朱狄也認為巫術「是至今人類能發現的最早文化模式之一，在時間表上只有工具的製造在它前面」。（《藝術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頁）不過，沒有哲學認識論和關於意識的本質的研究，考古學和人類學的一切發現永遠都不能解決巫術的真正起源的問題。

  [9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頁。

  [920]《朱光潛美學文學論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152頁。

  [921]王克芬：《中國古代舞蹈史話》，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頁。

  [922]參見黑格爾：《美學》第2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18頁。在另一處黑格爾說：「我們要把象徵型藝術看作是過渡到真正藝術的準備階段。」（同上書，第21頁），可見他是把古典型藝術看作「真正的藝術」，而把象徵型藝術僅看作一種藝術萌芽的。因此，儘管黑格爾的時代對史前藝術幾乎一無所知，他從象徵型藝術（如金字塔、獅身人面像等等）開始來論述「真正的藝術」（純粹的藝術）的起源卻畢竟是正確的；哪怕在此之前，「最早的雕塑作品大概在三萬年前就已存在」（見朱狄：《藝術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頁），但這並不能對黑格爾的論述有本質性的影響，因為作為「真正藝術的準備階段」，這些雕塑作品與獅身人面像一樣並不能算純粹的藝術品。

  [923]《尚書·詔誥》。

  [924]王克芬：《中國古代舞蹈史話》，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年版，第9頁。

  [925]參見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頁。

  [926]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頁。

  [9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頁。

  [9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頁。

  [9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1頁。

  [930]黑格爾：《美學》第2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73頁。

  [9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8頁。

  [93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8頁。

  [933]《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頁。著重號系引者加。

  [934]《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81頁。

  [935]例如，可參見《美學論叢》第1期，第13頁。

  [936]《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頁。

  [93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頁。

  [9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頁。

  [939]《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頁。

  [940]《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頁。

  [94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頁。

  [942]《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131頁。

  [943]《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頁。

  [944]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9頁。

  [945]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8頁。

  [946]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7頁。

  [947]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60頁。

  [948]這並不否定真正的勞動生產是那種已經包含有普遍自我意識（自覺性）的生產。這種辯證的矛盾是形上學所無法理解的。

  [94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頁，註解18。

  [95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頁。

  [95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頁。

  [95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頁。

  [953]《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頁。

  [954]《判斷力批判》，第40節。

  [955]這並不排除某些高等動物如類人猿已有情感的萌芽，它們正因此而被稱為「類人猿」；也不排除某些動物如家畜經過「人化」也有萌芽的情感。家畜被「人化」正如狼孩被「獸化」一樣，本沒有什麼值得困惑的地方。

  [956]《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頁。

  [957]卡西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頁。

  [958]存在主義者所說的畏、煩、孤獨感、噁心和對死的體驗正是指這樣一種自我意識的失落感，只不過他們竭力將這種本身無法傳達（不可言傳）、不能對象化的情緒也通過文學—哲學語言（語言真是個萬能的東西！）而向人們昭示出來，使人的自我意識通過對自我失落的自覺而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這裡無法深入討論這個問題。

  [959]《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頁。

  [960]《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頁。

  [961]列寧：《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3頁。

  [962]當一個人被要求排除一切雜念時，只有一個念頭他永遠無法排除（除非他喪失任何意識），這就是自我意識和對象意識；而把對象當人看正是把對象當自我看（對象意識）。

  [963]這其實是一種錯覺。一個平時很美的人只要願意，隨時都可以做出比最丑的人還要丑的鬼臉來，這種面目也可能因為內心的歹毒而無意中露出來；而一個面部醜陋的人，有時也可能因心靈的高尚而透現出某種特殊的美。

  [964]普列漢諾夫：《論藝術》，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146頁。

  [965]普列漢諾夫：《論藝術》，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116頁。

  [966]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頁。

  [967]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頁。

  [968]參見鮑桑葵：《美學史》，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83頁。

  [969]《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頁。

  [970]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9頁。

  [971]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9頁。

  [972]《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頁。

  [973]至於現實中不美或丑的對象，在藝術中如何能成為美的、成為審美對象，我們將在下一小節中加以闡明。

  [974]朱光潛譯馬克思語，見《美學問題討論集》第6集，新建設編輯部1964年，第187頁。

  [975]這並不是說，任何藝術品就沒有高低優劣之分了。同樣真誠的藝術家在思想性內容上（反映社會生活和人生哲理等）顯然有高低，在形式技巧上也肯定有優劣；但藝術作為情感對象化活動（作為藝術），本身卻是同樣高尚的。現代人的思想性可能比古人更深刻，形式技巧藉助於現代儀器無疑也高超得多，但未必總是能創造出超過古人的作品。

  [976]每個真正的藝術家都會認為自己的作品是「世界第一流的」。

  [977]馬克思以前的古典經濟學家們也犯過類似的錯誤，他們企圖從商品的使用價值去確定商品的價值，卻沒有看出商品價值中埋藏著人與人的關係（交換）的實質，它是以使用價值（人與物的關係）的方式體現出來的交換價值（人與人的關係）。揭示出這一點正是馬克思的貢獻。

  [978]如《西遊記》純屬幻想，魯迅的《好的故事》就是一個夢。

  [979]《古希臘羅馬哲學》，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