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二年正月，按照皇帝旨意，這第一份《四庫全書》入藏文淵閣。這套書經、史、子、集用四種顏色標示，經部用青色絹，史部用紅色絹，子部用白色絹，集部用黑色絹，分別象徵「春」「夏」「秋」「冬」四季。以楠木匣為函套，非常華貴。

  文淵閣內部藏書排架是下層當中三間兩旁放置《四庫全書總目考證》和《古今圖書集成》，左右梢間放《四庫》經部書二十架，中層放史部書三十三架，子部書二十二架置上層中間，集部二十八架放上層兩旁。

  書分別貯楠木小箱中，安置在書架上。

  文淵閣上下層中央，用書架隔開廠廳。正中設御榻，榻上置一對小方枕作為「迎手」，御榻靠背是黃緞子軟墊，以金線繡金龍圖案；下層正中，南向懸金漆「匯流澂鑒」匾，北面南向檐柱掛金漆底黑字楹聯，南面北向橫眉上懸乾隆皇帝的御製詩；下層中央廠廳立著一架雕木屏風，設御座、御案。

  由於文淵閣地處宮禁，又庋藏最先告成的一部《四庫全書》，所以這一部書可謂四部七閣中之最精良。其最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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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校勘最為精細。《四庫全書》是陸續纂修、繕寫完成的，內廷四閣和江南三閣都先後進行過多次復校，較大規模的復校就有兩次。抽換、抵換之處頗多，因為文淵閣是備皇上御覽之書，且首先告成，不僅校勘十分精心，少有訛錯，而且繕寫也十分工整。

  其次是從種類、冊數上最為全備。七閣之書由於多次抽換、撤改、銷毀，各閣冊數沒有確切文獻可稽。據乾隆皇帝《題文津閣》詩注，至乙巳年四份全書告成，「每部三萬六千冊」，這只是一個概數。一九三○年，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根據《四庫全書總目》，對文淵閣庫書進行盤點，統計出閣書共三千四百五十九種，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萬六千零七十八冊，與各閣比較，文淵閣庫書是最為全備的一部。

  早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文淵閣剛剛落成，乾隆皇帝就諭示大學士制定了文淵閣書籍管理章程，明確規定：「於文淵閣就近酌撥房屋數間，作為閣職直舍，令校理各員，輪番日查。如有查取書籍之處，即同內府官員前往檢出收還，隨時登記，以備查核[20]。」並提出仿照宋代秘書省每年仲夏曝書成例，定於每年五六月內，翻晾書籍，以確保無蟲蛀霉變之患。曝書每次以十天為期。乾隆皇帝後來發現，由於文淵閣所設各項官職分別由內閣、翰林院、內務府、奉宸苑等衙門派員兼任，時間一長，難免會出現職責上的混亂，因此出現辦事互相推諉、扯皮的現象。而且連這個曝書的制度也有不盡合理之處，基本上成了虛應故事，遂下諭將閣中一切事務交提舉閣事一人專為管理。對於曝書之事，乾隆皇帝也指出：由於《四庫全書》是裝在楠木匣中，無蠹蛀之虞。況且卷帙浩繁，非一時所能翻閱。而多人抽看曝曬，容易不小心損壞書籍，入匣時也容易發生錯亂，這些弊端都遠遠勝過蠹蛀。所以今後不需曬書，只須慎為管理。這樣，曝書工作停了下來，其他兼職人員也不再參與閣事。文淵閣實際上成了禁御重地。

  四十七年（1782）二月二日，乾隆皇帝御文淵閣，賜《四庫全書》總裁、總纂、總校等官宴。

  那天的宴會十分熱鬧，氣氛和諧。總裁、總閱、領閣士、提舉閣事的宴席布在閣內，總纂、直閣事的宴席在閣外廊次，纂修、校理、總校、分校、提調、檢閱等宴席于丹墀內，席間張演戲劇。乾隆皇帝臨宴坐，不時命諸皇子率眾侍衛等行諸臣酒，所有人賜座進茶、進酒。

  宴會結束後，乾隆皇帝回宮，命諸皇子頒賞總裁九人、總纂及各官等七十七人，每人墨刻一本、玉如意一柄、八絲大緞兩匹，還有文房四寶等。四月，開始在新入藏的《四庫全書》上鈐印，印有兩方，一為「文淵閣寶」，一為「乾隆御覽之寶[21]」。

  《四庫全書》得到皇帝的肯定，館臣們很高興。紀曉嵐不敢稍有懈怠，與各總裁、總纂、總校商酌，奏請覆核各書違礙字句。大學士、《四庫全書》館正總裁英廉奏：「臣與總纂紀昀等公同商酌，以各書內有詞義違礙者，業經陸續查出，分次奏繳銷毀。但卷帙浩繁，恐其中或尚有應毀字句，應再行通加復檢，然後發回，庶無疏漏[22]。」

  本來，英廉、紀曉嵐等是奏請將「其餘查無干礙之存目及重本各書」發還給各藏書家的，但乾隆皇帝不放心，責成四庫館再行查看，以防粗心大意，漏掉違礙書籍。

  於是四庫館隨之派出三十三員纂修官，將各省解送之明代以後各書，逐一復加校閱，詳細磨勘，共看出應行銷毀書一百四十四部，應酌量抽毀書一百八十一部，同原書三百二十五部，兩千一百二十三本，一併繳進，請旨分別銷毀。

  七月九日，乾隆皇帝又諭示，以六年為限，完成第二、三、四份《四庫全書》的繕寫；另再繕寫三部，安置於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和杭州的文瀾閣內[23]。

  紀曉嵐授兵部右侍郎，仍兼文淵閣直閣事，破改任不開缺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