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03 22:10:50 作者: 何香久

  文字獄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發生最頻。

  馮王孫是湖北興國州候選訓導,因五經難讀,為便於記誦,把五經原文編成歌訣,集為一部名為《五經簡詠》的書,被指發語句多有狂悖,並有不避廟諱、聖諱之處,且有「復明削清」之語。乾隆諭旨,「對其照大逆凌遲緣坐律迅速問擬。」案主馮王孫被凌遲,其子馮生梧、馮生棣斬立決,其孫及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者皆斬,妻子、兒媳、十五歲以下子女均付給功臣家為奴。

  沈大綬,原名沈蘭谷,湖南臨湘人,雍正四年(1726)舉人,乾隆十四年(1749)選授江西永新縣知縣,十九年(1754)調任彭澤縣知縣。《碩果錄》《介壽辭》二書,系其自作詩文並親友賀壽詩。湖南巡撫認為二書語多狂悖,即上奏朝廷,同時提究有名犯證。乾隆皇帝於六月初九日、六月三十日分別諭示三法司核擬速奏。經核議,沈大綬照大律定擬,開棺戮屍,為本書作序的陳湄、刊刻其書的長子沈榮英、收存書版的莊老滿等被斬立決,其兄弟子侄年十六者皆斬立決,妻妾及兒媳俱給功臣之家為奴。收藏此書的人、失察官員二十餘眾均受到處置。

  乾隆的做法,在大清子民中引起了普遍的恐懼,也引起了普遍的仇恨。安徽天長縣有個名叫程樹榴的秀才,在為朋友詩集寫的序言中有這樣的話:「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術乃愈出而愈巧。」這篇序言很快被人向官府告發了。告發他的人不是別人,是他的小舅子王廷贊。王廷贊指出,這兩句話影射的是當今皇上,「我皇上春秋愈高、仁恩愈普」,怎麼能說「愈老而愈辣」?「彼王錫侯、徐述夔等皆其自取,予以顯戮,普天稱快」,如何能說手段「愈出而愈巧」?

  這個案子很快報到乾隆皇帝那裡,讓人難以預料的是,程樹榴並沒有被滿門抄斬,而從寬被改為斬決,家人也沒受到滅門滅族的牽連。知道這個案子的館臣們甚感困惑,程樹榴這兩句話,矛頭所向,是乾隆的文字獄,再明白不過,而且點評十分精到,字字見血,而卻如此處理,讓人費解。但大家卻誰也不去說破。

  

  最是智天豹《萬年書》案離奇荒唐。

  四十三年(1778)九月,有一位名叫智天豹的賣野藥的流浪漢,從山西祁州到了現在河北容城白溝那地方。賣野藥就靠一副伶牙俐齒,把死人說得活。智天豹本來只有五十五歲,可是他卻說自己有八十多歲了。人們一看一個八十多歲的人還能如此利落地行拳走腿,就越發相信他的藥是真的,所以智天豹的生意出奇地順利。不用多大工夫,就把他帶的「海馬追風膏」全賣掉了。

  有一個名叫張九霄的泥瓦匠,對智天豹敬仰得五體投地,拜了智天豹為師傅,智天豹讓張九霄在白溝河給他租了一間房,要把他自己寫的一本《萬年書》謄抄兩本去呈獻。打聽准了四月二十日乾隆皇帝要到泰陵掃墓,就準備和張九霄去獻書。誰知臨行前智天豹摔了一跤,傷了腿,走不動了,就讓張九霄一人去獻書。

  四月二十日上午,乾隆皇帝謁陵的隊伍浩浩蕩蕩正向易縣進發,忽然有人迎著鑾駕跪倒在地,說是要給皇上獻《萬年書》。這還了得!當即連人帶書一起拿下。

  這本《萬年書》呈在乾隆皇帝面前,展開一閱,頓時勃然大怒。書中說周朝只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國運比周朝更久。可恨的是,居然說當今皇上只有五十七年天下。這真是大逆不道!乾隆皇帝當下對隨駕大臣發了一通火,命將張九霄解往京師,並迅速去抓捕智天豹。同時下諭,命以文華殿大學士于敏中為首,組成了一個品級很高的辦案班子。

  這個專案組的規格非同一般:

  于敏中: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福隆安:兵部尚書;梁國治:戶部尚書;和珅:吏部左侍郎;德福:署協辦大學士事務,刑部尚書;胡季堂:刑部左侍郎;覺羅阿寧阿:兵部左侍郎;錢汝誠:刑部左侍郎;喀寧阿:兵部左侍郎。

  一共九位。最小的官職為左侍郎。可見乾隆皇帝對這個案子的重視程度,殺雞用了宰駱駝的刀。

  更可憐又可笑的是,一個流浪漢智天豹,一個大字不識的泥瓦匠張九霄,原本想通過給皇帝獻書改變自己的命運,沒想到變成了朝廷的欽犯,被五花大綁押赴京城,下了死牢。

  可是審來審去,也審不出個子丑寅卯。這本《萬年書》是智天豹自己寫的。這個人認得幾個字,懂一點易經,就弄出了這麼一個不倫不類的東西,說大清朝該有千年國運,比周朝八百年天下還要長久。算出當今聖上有五十七年天下,能活八十多歲。原本是想討個大彩頭,沒想到惹下這麼大個塌天橫禍。

  九位大員聯合辦案,那動靜自然小不了,一追追到祁州智天豹的老家。智天豹是個流浪漢,家裡早就什麼都沒有了,但還是抓了曾自稱是他「徒弟」的兩個農民。

  在京城,把智天豹、張九霄審了又審,打了又打,案情就是這麼簡單。把兩個「徒弟」一番拷打審問,也沒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東西。無非是幾個草野小民成精作怪,並沒有什麼政治背景,更無造反陰謀。只好給乾隆皇帝上了道摺子。乾隆皇帝宅心仁厚,把九位大員的處理意見降了調子,智天豹凌遲處死改為斬立決,張九霄斬立決改為斬監候,所有牽扯進這個案子的人每人打八十大板,遣返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這場荒唐的文字獄案就這樣畫上了一個更荒唐的句號。

  智天豹案,看起來是「殺雞用了駱駝刀」,實際上這正是乾隆皇帝的用心所在。乾隆朝文字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是把打擊面放在社會底層。

  中國歷代文字獄,打擊對象都是士大夫階層。康熙、雍正兩朝文字獄案約三十起,涉及官紳、名士至少二十起,占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間觸文網者,多數是下層知識分子和粗通文墨的平民。乾隆朝一百三十多起文字獄案,其中涉及到有童生、秀才、監生等低級知識分子的近四十起,平民有五十多起。這兩者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平民中有裱背匠、開酒店的、開當鋪的,有江湖郎中、農民、幫工、轎夫、算命先生、裁縫、和尚、遊民等。其中瘋漢文字獄有二十一起。這些瘋漢,沒有一個能逃脫顯戮,有七人被凌遲處死,另外十四人蒙皇上法外開恩,從輕發落,將凌遲改為「斬立決」,有的則「立斃杖下」。

  這些人深陷文字獄,一是由於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二是涉嫌傳播有民間宗教內容的「邪書」,被懷疑有秘密結社和傳教的背景;三是自稱「託夢」「下凡」等等,舉止荒唐,「妖言惑眾」。

  乾隆皇帝總結了歷代農民起義的規律,得出結論:社會底層最危險的人物,就是那些「失意文人」。他一再提醒地方官員,對這個階層的人要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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