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訪獲《永樂大典》 一

  乾隆三十七年（1772），紀曉嵐重任庶吉士小教習。

  

  庶吉士小教習，由侍讀學士以下各官選任，滿漢官員各數人，分別訓教庶吉士的滿、漢文課程。每科殿式之後，選文行兼優之士為庶吉士，進庶常館深造，三年期滿，「散館」後任用。庶吉士又稱「庶常」，故學館又稱「庶常館」。庶常館設滿、漢教習二人，由吏部開列翰林院掌院學士、內閣學士，題請皇帝欽派，小教習是庶常館教職。這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紀曉嵐三十八歲時的官銜，時光過了十一年，又回到了原點。

  乾隆三十七年（1772），對於中國文化史來說，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

  這年正月初四，乾隆皇帝頒下一道諭旨，令各省官員廣泛搜集前代遺書：「今府內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往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遺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匯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隸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1]。」

  乾隆皇帝還規定了搜訪圖書的標準和範圍，凡「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沉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並非剿說卮言可比，均應概行查明。」這是徵集的標準。至於「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騖，編刻酬唱詩文，瑣屑無當者，均無庸採取[2]。」

  乾隆皇帝在這份征書之諭中還規定了對所采圖書的處置辦法：「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刊，只系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3]。」

  其實早在乾隆六年（1741），乾隆皇帝就下過一次在全國範圍內徵求圖書的詔令，但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這一次雖迭次嚴催，然仍是所獲無多。

  時隔十月之久，貴州巡撫覺羅圖思德才慢騰騰寫來奏報，稱：「黔省夙號荒徼，人文卑陋，自我朝教養百十餘年以來，士知力學，文亦蒸蒸日上。地居山僻，書籍罕臨，明經之士，於時藝詩章之外，鮮有撰述，可邀聖明採擇[4]。」廣東、廣西、雲南也都稱無書可采，就連號稱人文薈萃的江、浙地區，差不多快一年時間，竟沒有奏上一份獻書名單。

  乾隆皇帝大為光火，他於同年十月十七日，又下諭嚴令各省督撫、學政「恪遵前旨，飭催所屬，速行設法訪求，無論刊本抄本，一一匯收備采，俟卷帙所積稍充，即開具目錄，附摺奏明，聽候甄擇移取[5]。」這一次還是作用不大，奉天、直隸、湖北、安徽不過寥寥數部。山西所得幾種，差不多全都是坊間流傳的一些沒有採訪價值的書籍，其他如河南十八種，山東二十一種，江蘇二十二種，江西二十三種。浙江號稱「書肆最多」，獲書量居各省之冠，也不過一百十六種，且大多屬近人解經論學的詩文私集，至於唐宋以來名家著作，或舊版僅存，或副稿略具，卓然可傳者竟不概見。

  官員和藏書家們豈敢違抗禦旨，只是他們心裡揣著小九九：文字獄如此嚴厲，如果所進呈的書被認為是逆書，不但藏書家會獲罪，那些進書的督撫、學政都免不了吃掛落，鬧不好腦袋也保不住。所以大家寧願少一事也不願多一事。

  十一月，時任安徽學政的朱筠借乾隆下詔訪書之機，上書朝廷，提出搜訪校錄書籍的四條建議：一、對舊本抄本的搜集，應視為當務之急。二、「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也就是說要充分利用皇家藏書，首先公布朝廷藏書目錄，以便地方官員搜求所未備。在這一條中，朱筠特別提出，翰林院所藏《永樂大典》一書，雖「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覯者輒具在焉」，「請敕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為書，以備著錄。」三、著錄與校勘並重，每收一書，先加以考訂，寫出內容提要，作為編書的參照。四、「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6]。」

  朱筠的上書，直接導致了《四庫全書》的修纂。

  朱筠上書之前，乾隆皇帝下旨搜訪圖書，並沒有修《四庫全書》的意圖，不過藉此匯集天下書籍，「副在石渠，用儲乙覽」。

  朱筠的上書，不僅對乾隆皇帝在全國大規模訪書的行動是一個及時的策應，同時也迎合了乾隆皇帝標榜「稽古右文」的需要。十二月十一日，軍機大臣劉統勛等奉旨對朱筠的四條建議進行論證，大家爭論十分激烈，一部分大臣認為「非政之要，而徒為繁」，主張不予採納；另一部分大臣則認為這個建議應該立即實行。最後贊成的意見占了上風。

  按照乾隆皇帝的旨意，大學士劉統勛、于敏中等經過反覆討論，提出了相應的辦理意見，特別針對《永樂大典》的輯校制定了實施辦法：鑑於此書「扃貯既久，卷冊又多」，「惟是卷帙繁多，所載書籍又多散列各韻之中，非一時所能核定。相應奏明，容臣等就各館修書翰林等官內，酌量分派數員，令其陸續前往，將此書內逐一詳查，其中如有現在實無傳本，而各門湊合尚可集成全書者，通行摘出書名，開列清單，恭呈御覽[7]。」

  乾隆皇帝對《永樂大典》似乎格外關注，他首先提取了該書目錄並首套「東」「冬」字韻各十本閱看，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初六日、二月十一日連發兩道御旨，從朱筠之奏，派軍機大臣為總裁官，校辦《永樂大典》。並命以《圖書集成》與《永樂大典》互為校核。強調限期完成：「是書卷帙如此繁重，而明代蕆役僅閱六年。今諸臣從事釐輯，更系棄多取少，自當刻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誚汗青無日[8]。」

  《永樂大典》初名《文獻大成》，明永樂元年（1403）敕修。其規模宏大，有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凡天文、地理、人倫、國統、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聞異見、庚詞逸事等，無不詳載俱備。所采古今圖書達七八千種，其中有不少是元以前的珍本秘籍。該書按《洪武正韻》之韻目排列順序，是我國最大的一部類書，同時也是全世界編纂最早、規模最大、參與編輯人員最多的類書。前後參與纂修此書的文人學者，有二千餘人。永樂六年（1408）書成，成祖親撰序文，賜名《永樂大典》。

  由於《永樂大典》卷帙龐大，沒有刊刻，編成後抄寫藏於南京文淵閣。永樂十九年（1421），明朝遷都北京，《永樂大典》移貯北京宮禁；嘉靖四十一年（1562）宮禁內著了一把大火，《永樂大典》險遭焚之一炬的厄運。亡羊補牢，世宗命「重錄一部，貯之他所[9]」，並派專人對所錄副本進行校理，穆宗隆慶元年（1567）始完竣。原本仍歸南京，所謄正本貯文淵閣，副本別貯皇史宬。明朝滅亡時，《永樂大典》原本及北京文淵閣正本毀於火，副本得以保存，流傳到清代。雍正間，從皇史宬移到東交民巷，後又搬移數處，《永樂大典》漸漸少有人知。

  所以，經歷數百年劫波的這部大書已非完帙，到軍機大臣奉旨派員前往庫內逐一檢核，發現此書移貯之時，本多缺失，現在庫者，不過九千餘冊，丟失二千四百二十二卷，較原目數已相差懸殊。

  《永樂大典》這部大書的訪獲，紀曉嵐當推首功。

  陳康祺《郎潛紀聞》中記，朱彝尊在翰林院供職時，多次尋訪《永樂大典》而不獲，常嘆息說：「這部書恐怕是讓李自成襯了馬蹄了。」沒想到竟讓紀曉嵐給找尋了出來。

  紀曉嵐的門生，同時又是四庫館臣的劉權之，在《紀文達公遺集序》中道出了紀曉嵐訪獲《永樂大典》的過程：「吾師紀文達公天資超邁，目下數行……及在翰林院署齋戒，時於敬一亭上得《永樂大典》，朱竹垞尋訪不獲，已云：李自成襯馬蹄矣。不知埋藏灰塵中幾三百餘年也。數月中每於直宿之暇翻閱一過，已記誦大半，後纂修《四庫全書》，經文達一手裁定，宜其溯源徹委，抉奧提綱，如駕輕車而就熟道也。」

  敬一亭亭屋三椽，中設寶座，旁有十二個大書架，屋子比較寬大，是用來放各省進呈圖書的，武英殿的書版也收貯於此。這是紀曉嵐經常來看書的地方。那部《永樂大典》即藏在這裡，但很久沒有人動過，紀曉嵐發現了這部書，喜出望外，每於直宿空暇，翻閱一過，已能記誦大概。

  紀曉嵐訪獲《永樂大典》，不僅在其中挖掘出了許多失傳的古代典籍，而且不時有很新奇的發現。比如，他在《永樂大典》中發現了早已失傳的「神臂弓」的圖例。這種神臂弓始於宋代，實際上是大弩，立在地上，用腳踏動機關，可穿透三百步外的鐵甲，又叫「克敵弓」。洪邁在《容齋三筆》試詞科中所說的《克敵弓銘》，談的就是這種弓。宋軍抗金，往往依靠它，把它當作高效的武器。軍法規定一張也不能丟失，如果打了敗仗來不及帶回來，寧可破壞它，以免敵軍用來仿造。元世祖滅了宋朝，得到了克敵弓，曾用它打了勝仗。到了明代，克敵弓就失傳了。《永樂大典》中載著這種神力之弓所有的圖例，然而關於它的機關原理的圖例，只有長短寬窄的尺寸，和其雌雄凸凹的形狀，並沒有一個全圖。

  紀曉嵐來了興趣，他叫來侍郎鄒念喬，兩個人用尺子比著圖例，研究了好幾天，也沒弄出個頭緒來。

  紀曉嵐一天對他的座師劉統勛講了這件事，說：「西洋人精於機械物理，我想勾勒個大樣出來，請西洋人來研究一下。」

  劉統勛說：「西洋人工於心計，比如算術中的借根法，本是中國的算法流傳到西方國家，所以他們稱之為『東來法』。如今向他們學習算術，西洋人反而保密不肯告訴你。這種克敵弓既然是前人傳下制敵利器，怎麼會防得了他們不偷偷學了去，卻告訴我們他們也不明白呢？《永樂大典》藏在翰林院中，後來人未必就弄不明白它的原理，何必求教於外國人呢。」

  紀曉嵐聽了這番話，欽佩老師老成，果然深謀遠慮。兩個人打消了請教西洋人的念頭。

  另據《鮚琦亭集》所記，謝山先生曾與臨川侍郎就翰林院同抄《永樂大典》中秘帙。是物色此書不始於文達。或秘閣清嚴，陳編繁冗，自二公後無問津者，故文達以為創穫耳。謝山先生是史學家全祖望（1705—1755）的號，臨川侍郎即戶部侍郎、內閣學士、臨川籍人李紱（1673—1750）。他們兩個人對《永樂大典》的抄錄只是少而又少的幾本書，而且這個工作很快就中斷了，這之後《永樂大典》又是長時間無人問津。到乾隆皇帝下旨輯校《永樂大典》時，全祖望和李紱都已作古，所以，即使不算是創穫，紀曉嵐對該書的再次訪得也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軍機處根據乾隆皇帝御旨，很快擬定了輯校《永樂大典》具體辦理章程十三條，二月二十一日，大學士劉統勛等奏請「將翰林院衙門內現有迤西房屋一區」做辦理處所，不久又改在翰林院內的原心亭。同時從翰林官員中選擇三十名「堪預分校之任者」參與輯校工作，又派出「軍機司員一二員作為提調，典簿廳等官作為收掌，常川在署，經理催趲，毋致稍有作輟」。同時「設供事十名，皂役四名，紙匠二名」，負責出入搬運及其他雜役[10]。

  二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在軍機處的這件奏章上批示：「依議。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欽此[11]！」

  三月二十八日，又諭將《永樂大典》「詳加別擇校勘」，「擇其醇備付梓流傳，余亦錄存彙輯，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統按經、史、子、集編定目錄，命為《四庫全書》，俾古今圖書薈萃無遺，永照藝林盛軌[12]。」

  由此，有清一代規模最為宏大的輯校《永樂大典》工作正式開始，這也拉開了《四庫全書》纂修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