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剛剛閉幕，日本入侵華北的危局遂牽動了全國人民不願做亡國奴的心！為此，王崑崙這位剛剛入選的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立即又馬不停蹄地轉移陣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也就是在這轟轟烈烈的救亡大潮中，王崑崙和曹孟君由戰友之情向著愛情飛速發展。

  王崑崙是屬於才子型的職業革命家。他早期在愛情問題上，就像是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那樣，依然是屬於那種傳統觀念加西方自由戀愛型的。而今，他經歷了各種風風雨雨的洗禮，又經歷了和范映妓的婚變，並且已經步入了成熟的中年，似乎應在愛情問題上變得成熟起來。但是，就像西方的一句諺語說的那樣：越是聰明的人就越寫不好愛情這本書（大意）。王崑崙和曹孟君繼續譜寫的這部愛情的書，準確地說從開始就沒有寫好，

  王崑崙是出了名的江南才子，他的學識、他的地位，以及他的愛國熱情，是很多進步女性所嚮往和追求的。但是，他或許是過分自尊其學識，自愛其地位，他在再次選擇愛情的間題上又出現了自我矛盾。舉例說：曹孟君是一位美人。胡愈之的夫人沈茲九曾撰文這樣稱道她：「曹孟君和王崑崙、胡濟邦一起來的。那時，孟君真漂亮，額前正中間還有一顆痣，真是一個美人。」像長得這樣漂亮的美人，又是那樣富有文學才華，富有愛國的熱情。怎能不引起王崑崙的愛戀呢？因此，當王崑崙和范映霞離異不久，很快就不知不覺地陷入和曹孟君的熱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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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曹孟君和左恭已經離異有年，而且左恭業已和她穩熟的鐘天心的妹妹結婚，因此，當她敏感地意識到王崑崙在追求她的時候，她也會表示出極大的熱情。況且，那時他們的革命追求和所謂的共同語言，都是抨擊反動的南京國民政府，以及發動各界人民救亡抗日，是不會產生夫妻之間那種說不清、道不白的矛盾的。相反，在那種特定的危險環境之中，共同的政治利害又會把他們的感情加溫和升華。就這樣，曹孟君於不知不覺之中接受了王崑崙的愛。

  王崑崙和曹孟君雖然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國熱潮中去，但這些活動是否完全符合《八一宣言》的精神？他們心裡是沒有底數的。另外，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包含哪些階層？又如何處理一直高喊「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集團？他們的心裡就更沒有底數。再者，中國工農紅軍到達陝北已近半年，至今沒有派出權威代表到上海，恢復早己和黨中央失去聯繫的白區黨組織，這也不能不令他們疑心重重。為此，他們經常圍繞著這些帶有根本性的大事悄悄議論著。一次，王崑崙自上海返回南京，頗有些興奮地對曹孟君說：

  「我這次在上海，從權威人士那兒獲悉，蔣介石不僅看到了《八一宣言》，而且他還通過各種渠道，主動地和遠在莫斯科的第三共產國際，甚至還和陝北的共產黨秘密聯繫，協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事情。」

  這些消息來得實在是大突然了，令曹孟君難以轉過彎來。尤其她聽說蔣介石也在秘密地和共產黨聯繫，就更是難以置信。但是，她心裡又清楚，王崑崙所指的權威人士，十有八九是孫夫人，這又使她不得不相信。在那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礙於地下黨組織的紀律，她又不能詳細詢問這位權威人士到底是誰？還做了哪些指示？為此，她只是感嘆不已地說了這樣一句話：

  「我真想聽到那邊的聲音！」

  王崑崙自然明白那邊的真實含義，是指時在陝北的黨中央。他也頗有同感地說道：

  「我也是啊！……」

  1936年4月下旬的一個晚上，王崑崙突然接到左恭一個電話，告訴他遠方來了一位朋友，有重要的事情和他面商。王崑崙放下電話，幾乎是下意識地自問：

  「遠方來的朋友是誰呢？……」

  這位朋友就是自陝北銜命而來的馮雪峰同志。

  1936年4月上旬，馮雪峰從東征前線奉命調回陝北瓦窯堡，接受赴上海的工作。對此，馮雪峰在「文革」期間曾做了如下記述：

  1936年4月20日左右，黨中央從陝北瓦窯堡派遣我到上海去工作，中央給的任務是四個：1.在上海設法建立一個電台，把所能得到的情報較快地報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運動的領袖沈鈞儒等取得聯繫，向他們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杭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同他們建立關係。3.了解和尋覓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繫，替中央將另派到上海去做黨組織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準備。4.對文藝界工作也附帶管一管，首先是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馮雪峰到南京，不可能首先去拜訪官居要職的王崑崙，他一定事先和有關的人士―和他熟悉的同志取得聯繫，然後再見王崑崙。為此，筆者認為這位中間人只可能是左恭。

  左恭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和同鄉曹孟君、丁玲捻熟，且又和曹孟君熱戀。而這時也在北京的馮雪峰和丁玲不僅過從甚密，、並且還曾追求丁玲。由此推論，馮雪峰在這期間就和左恭十分熟悉了。因此，馮到南京之後，應當首先拜訪老友左恭。為此，筆者詢問了左恭的家屬。

  據左恭的夫人說，馮雪峰到他們家的時候穿的是很土氣的衣服，左恭說：「穿這種衣服去上海不行，容易被特務識破你的身份。」為此，左恭請人為馮雪峰趕做了一身西裝。

  據王崑崙的女兒王金陵同志說，她父親在北京醫院住院期間，曾和同住醫院的夏公談及此事，她父親也說了類似上述的話。

  由此可以說，馮雪峰在去上海的途中，先在南京做了短暫的停留。應當說及的是，這僅僅是筆者的推斷，並非定論。

  馮雪峰在左恭的聯繫下，和時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立法委員的王崑崙見了面，向王傳達了黨中央有關的精神。最後，王崑崙問道：

  「你去上海有什麼困難嗎？請不要客氣。」

  馮雪峰坦誠相告：他帶的經費有限，無法購置電台。沒有電台，就等於和黨中央失掉聯繫。他希望王崑崙幫助解決這筆數目很大的購置電台的經費。

  王崑崙清楚地知道，一部能和陝北黨中央保持聯繫的電台必須是進口的，沒有數萬元是買不到的。誠如前文所述，他連和范映故離婚所需的一萬元都拿不出來，又從什麼地方為馮雪峰搞來這數萬元買電台的經費呢？這的確給他出了一道難題。但是，那時的黨員，尤其是從事地下工作的黨員，對黨交給的任務是不能講價錢的。因此王崑崙鄭重地答說：

  「請放心，我會儘快籌到這筆經費的衛」

  王崑崙去何處籌募到這樣一筆數目可觀的錢呢？他左思右想，最後決定向川系軍閥，時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綏靖公署主任的劉湘將軍化緣。

  還是在中央紅軍突圍長征時，蔣介石急調劉湘東下南京面商一切。劉湘為探明蔣介石的虛實，決定出川，到南京與蔣介石會談。為摸清蔣介石與他會談的底牌，密電他的駐南京代表鄧漢祥從南京趕往武漢商談對策。

  王崑崙為秘密策動各地方實力派反蔣，與鄧漢祥以及劉湘的財神劉航深、四川胞哥老大范哈哈等時相過從。自然，劉湘派駐南京的這些耳目，也負有從王崑崙這位太子派骨幹口中刺探情報的使命。因此，鄧漢祥在向劉湘報告完蔣介石調他來南京的目的之後，特別說道：

  「為了使你全面地了解方方面面的情況，你一定要親自見一見敢於公開反蔣、同時又是太子派骨幹的王崑崙委員。」

  王崑崙非常清楚蔣介石調劉湘進京的目的，那就是借劉湘之軍事實力圍追堵截長征中的紅軍。反過來，又借紅軍與川軍交惡之機，削弱劉湘的軍事實力。一旦劉湘所部難以抗擊入川的紅軍，蔣介石便可趁機派其嫡系部隊入川，收當年劉備圖川之效。為此，王崑崙向劉湘講了類似這樣的話：

  「蔣委員長調甫沒將軍來南京，是步一石三鳥的好棋。終其目的，是要圖川。」

  王崑崙的分析擊中了劉湘的要害。因為在這之前，蔣介石的摘系部隊在四川是沒有立足之地的。不出王崑崙所料，蔣介石和劉湘的會談，恰恰是在這些方面陷入僵局。因此，劉湘認為王崑崙是個了不起的人才。說得更準確一點：劉湘認為王崑崙是個有用之才。從此，劉湘指示常駐寧、滬的代表鄧漢祥、劉航深等人經常和王崑崙保持聯繫。

  劉湘返川之後，在王崑崙等人的建議之下，劉湘不僅接受了馮玉祥派出的私人代表高興亞同志，而且又在高興亞的建議下，決定和中國共產黨建立秘密的聯繫，並請馮玉祥將軍轉達他的誠意。不久，上海中央局派出張曙時同志西去重慶，開始做川軍的統戰工作。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裡，王崑崙向劉湘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反蔣情報。劉湘為向這位太子派的骨幹且又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兼立法委員的王崑崙示好，多次向王發出邀請，希望王到川一游，使他能盡地主之誼。自然，有何困難儘管說這類話也是經常提到的。對此，王崑崙生前曾做了如下的回憶：

  根據形勢的發展，加上我對四川局面的初步了解，決定先和四川駐京的三位代表人物劉（航深）、謝（參謀長）以及駐京辦事處主任謀求接近，以便了解更多的情況。同時，我看得出，他們很是積極地要求和我接近。這樣，相互都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最初，我只和左恭同志一個人密商。可能事後他徵求了領導的意見，所以勸我積極進行。之後，我又找了一個善於做機密謀劃的許寶駒，他很興奮地說：「四川找出路，我們就應該進一步了解情況。」我和他們兩個人研究，想派個人去四川一行，以便直接得到劉湘的動態……過了幾天，劉航深談話中露出，他願意陪我到四川走一趟。但強調一定要嚴守機密。這樣，我們假說去四川遊覽，乘飛機直飛重慶。

  據王崑崙生前的回憶：他和劉湘在川第一次相見時，就發現劉很願意和王崑崙多談。但是，王並不知道劉的真實情況，「只告訴他全國矛盾重重，但最大的矛盾卻是日本的威脅，第二才是蔣介石，而蔣的意圖依然是先要壓倒各地實力派的軍事力量。俘劉湘並未表示贊成與否，沉吟片刻，有意問道：

  「王先生，你看我們四川怎麼辦？」

  王崑崙由於不摸劉湘的底牌，沒有答覆他的問話，只淡淡地答說：

  「劉甫公，我此行主要想聽聽你們四川的情況。」

  就這樣，王崑崙結束了和劉湘的第一次相見。

  隔了一天，王崑崙和劉湘進行第二次會談。也或許是同行的劉航璨向劉湘介紹了情況，二人一見面就談得十分投機。王崑崙一見這氣氛，便趁機問道：

  「劉甫公，對內和對外這兩大課題，恐怕是誰都無法迴避的。但不知四川方面是怎樣考慮的呢？」

  劉湘一聽似有準備，當即說了如下這段話：

  「我是個中國人，我要愛中國；我是個四川人，我要愛四川。你看這樣對嗎？」

  「我看應當把這二者結合起來，既愛全國，又愛四川。」

  「這樣行嗎？」

  「這就看劉甫公你能不能做到對全國、對四川的利害都看成是一致的？」

  「說得好極了！我能。因為我相信四川人，還不會為了四川就忘了全國。」劉湘忽然打住話頭，想了想又問道，「王先生，我愛四川，又愛全國，你看蔣委員長放心嗎？」

  對此，王崑崙只是微笑著點點頭。

  作陪的劉航深忙接過話茬說：

  「這位王先生清楚地知道，南京中央既不放心日本，也不放心四川。」

  「哦，是這樣的嗎？」劉湘盯著王崑崙問道。

  「我想劉甫公心裡是有數的。」王崑崙巧妙地說罷又把話題拉了回來，「不管誰放心不放心，能不能把既愛四川又愛全國結合起來，就看劉甫公下決心了！」……

  又過了三天，王崑崙和劉湘進行了第三次會談。首先，由南京趕回來的那位姓謝的參謀長分析全國軍事形勢，兩廣正在策動反蔣的軍事活動，華北的宋哲元、韓復集等也在有意保持力量。總之，似乎誰也不願意用自己的軍事實力去抗擊日本的人侵。這時，王崑崙惟恐動搖劉湘贊成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決心，遂又嚴肅地說了如下這段話：

  「現在是很重要的時機，人心都希望全國統一，可是不能先統一後抗戰，如果大家都觀望，拖下去，只會對南京有利。到那時，日本不僅亡了我半壁河山，恐怕劉甫公想偏安西南也危險了！另外，我們的蔣委員長也不會讓劉甫公偏安西南的。」

  「好！我聽王先生的，我下決心了！」

  接著，劉湘又對王崑崙說：「請你留在四川，參加我們的工作，幫我們出川。你一定知道：我們常在四川這地方，即便有點力量，也還是沒有辦法，因為我們對全國的形勢還是不大了解。」他說到此處，突然問道：

  「真要是和日本人打起仗來，共產黨會怎麼樣？」

  劉湘間此話的含義有二：其一，他率部出川抗擊日本，活躍在川、陝、甘等地的共產黨會不會在他的後院放火？其二，共產黨會不會同意抗日？王崑崙為打消劉湘第一個疑慮，用反問的口氣說道：

  「劉甫公，共產黨在四川還有力量嗎？」

  劉湘知道留在四川的原紅四方面軍被壓迫在川西和川西北的不毛之地，其實力大不如以前。據可靠情報，他們也準備再過草地，北出四川，和原中央紅軍會師。因此他笑著微微地搖了搖頭。王崑崙為了解決劉湘第二個疑問，坦率直言：

  「另外，據我們所知，共產黨是真心抗日的。」

  「為什麼？」

  「因為只有全國抗日，蔣先生抗日，他們才有前途。」

  「他們有力量嗎？」

  「有一定的力量。另外，如果全國有幾個像四川這樣堅決抗日的省份，對他們的發展也有好處。」

  「他們有什麼困難嗎？」

  「他們被封鎖在十分貧困的陝甘一帶，自然會很困難的。」王崑崙看了看微微點頭的劉湘，「詳細情況，我並不多知，如果劉甫公下了決心抗日，那既是幫助了全國，也幫助了他們。」

  「你能約他們到四川來嗎？」

  「能！但要絕對秘密，同時，」王崑崙又看了看劉湘的表情，認為可以提經濟要求了，「劉甫公，你是否可以對他們有具體的幫助嗎？」

  劉湘回頭看了看劉航深和那位姓謝的參謀長，問道：

  「你們看，咱們能有具體的支援嗎？」

  劉、謝二人明白劉湘問話的本意，故誰也不作答。王崑崙忙說：

  「對他們的幫助很有限，但要你親自下決心。另外，我近期還要回去。」

  「你不能留在這兒嗎？」

  「不行，我留在這兒，對你也不利。我可以介紹一個共產黨的代表來四川，也可以介紹一個非共產黨的老國民黨來四川。對共產黨的聯繫，我負責保密，也請你們保密。」

  「我要主張抗戰，還要保密嗎？」

  「還請你考慮，你的行動，到那時也會自然知道的。」

  王崑崙回到南京之後，遂通過地下黨組織約見馮雪峰，請馮入川和劉湘當面會談。至於建立秘密電台的經費，也可當面和劉湘談判。如果劉湘間到他的意見，就說他希望劉湘拿出十萬大洋支持抗戰。

  不久，馮雪峰銜命溯長江西行，在重慶見到了劉湘。馮和劉會談之後，劉湘應允撥款六萬元資助共產黨。馮雪峰為落實這筆巨款轉帳事宜，又立即趕到重慶鼓樓街旅館，找到地下交通員鄭育之同志，請他出面辦理此事。請看鄭育之同志的回憶：

  王崑崙同志在上海按照黨的建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對四川省主席劉湘做團結工作，王崑崙來四川接談得到劉湘秘密允行，我黨就派馮雪峰同志來四川與劉湘面談。劉湘表示要有土海辦事機構才能撥款轉入王崑崙同志的帳上，在上海直接辦理取款有困難，當時經馮雪峰同志懊重考慮，決定我以在上海太古輪船公司承包人協辦身份出現，租界內上下層交往關係最為適宜。接受任務，我從四川重慶去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大世界側對面的劉湘的辦事機構劃出六萬元發票，經我取出交給馮雪峰轉入王崑崙帳戶。

  王崑崙遂將這筆巨款交給地下黨組織。旋即地下黨組織又用此巨款購置了秘密電台，接通了和陝北黨中央的聯繫。也就在此前後，播漢年奉派由莫斯科回到香港，經由先期北來上海的胡愈之同志接頭，馮雪峰又利用這部電台和潘漢年取得了聯繫。由此，上海地下黨組織和在紅軍中的黨中央以及設在莫斯科的第三共產國際失去一年半之久的關係全部接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