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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林家偉到樓下的小籠包子館要了半斤包子，一瓶啤酒，把午飯給打發了。

  最近一段時間，林家偉中午一直不回家，就近到街上隨便吃點，回到辦公室躺到沙發上眯瞪一會兒就上班。他知道回到家裡也是冷鍋冷灶，還不如不回。張桂花一直帶著孩子在她娘家吃住著，他明白張桂花是有意冷淡一下他，好讓他上丈母娘家給她說上一通好話，再把她接回來。大凡女人都有這種小伎倆。過去，林家偉就是這種小伎倆的忠實的執行者。家裡一旦發生矛盾，張桂花就帶著孩子逃到了娘家，過上幾天，林家偉上丈母娘家說上一通好話再把她接回來。現在不用了，林家偉早已對這種遊戲規則厭倦了，早已對張桂花厭煩了，他巴不得她永遠住在娘家不回來，他好落個清閒自在。

  回到辦公室里，他給豆豆打個傳呼，不一會兒，豆豆就給他回了電話。兩人說了一陣情話，就約好了晚上見。

  最近，林家偉與豆豆的來往越來越密切了。有時，他為了省去上賓館登記房間的費用，還偷偷地把豆豆帶回來。起初，豆豆不敢來，說太恐懼了。林家偉說，不要怕，有我在，你什麼都不要怕。我巴不得讓她知道我們的事，這樣，我不離婚她也會主動離的。豆豆說，你真的是為了我而同她鬧離婚嗎？林家偉點點她的腦門兒說，小東西，我不是為你還為誰呀！經林家偉這麼一說，被稱作小東西的豆豆就像青藤纏樹一樣，把林家偉死死地纏了起來。於是，林家偉就更加下了決心，為了幸福的生活，要進行一場家庭革命。列寧曾在《國家與革命》中講過一段話：「在這場革命中，無產階級失去的是枷鎖，得到是自由。」為了自由，他打算不惜流血，但不願意去犧牲。

  剛剛躺到沙發上，傳呼機響了，一看是陳部長的號碼，林家偉一骨碌翻起來就去回傳呼。他預感到陳部長打傳呼，肯定是過問報紙出錯之事，他也正想了解其中還有什麼內幕以及市委、陳部長對收報事件所持的態度。

  

  電話一通，陳部長就說：「家偉，報紙收得怎麼樣了？」

  林家偉說：「王總編早已作了部署，現在是全員出動，已深入到各單位、公用售報亭以及公共場所了，估計不會流失太多。」

  陳部長說：「家偉，你對這收報事件是怎麼看的？」

  林家偉摸不透陳部長說話的用意，但他至少從陳部長說話的語氣上感覺到了一點什麼，就只好實話實說：「我覺得這樣不妥，本來人們不太在意報紙上的內容，一收報倒起了一個GG作用，把人們的好奇心都調動到了這份報紙上，真是欲蓋彌彰。」

  陳部長說：「家偉不愧是我們宣傳部出去的，看問題有一定有辯證性。你房間裡沒有人？」林家偉忙說：「謝謝部長對我的誇獎，在辦公室，就我一個。」

  陳部長說：「家偉，我可以把實情告訴你，這次收報的決定不僅我們宣傳部，連市委都壓根兒不知道。無論是誰做的決定，這都是對民主的一種強姦和壓制，也是對新聞宣傳的干預。你不是有幾個在大報做記者的朋友嗎，你可以通過他們，曝一下光嘛。我看蓋子還是捂不得的，該曝光的還必須曝。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林家偉說：「我明白部長的意思，下午我就打電話聯繫聯繫。」

  陳部長說：「家偉，這事兒是一個特別敏感的話題，千萬不要把我的意思泄露出去。你同大報的記者怎麼聯繫你看著辦，但一定要把握好，也不要把你暴露了，暴露了不好。」

  林家偉說：「請部長放心好了，該注意我一定會注意。」

  放下電話，林這偉覺得情況遠比他原來估計的還要複雜，這就是說，這裡面已經滲入了主要權力者之間的明爭暗鬥，也許通過這一收報事件為契機，將他們之間的爭鬥推向一個高潮，最終將一方擊敗，勝者對所有的權力來一次再分配。那麼，林家偉能不能分享到這種權力的再分配，他實在沒有多大的把握，但他確信，只要黃市長不再當市長了，他就有可能代替王一飛。看來收報的決定肯定是黃市長下的，也只有他才有膽量不通過市委下那個決定，此外別無他人。如果，黃市長仍然當著市長，他會不會因為報紙上出了這一漏子而怪罪王一飛，會不會因此而把王一飛扒拉了？林家偉想怪罪肯定是會怪罪的，但扒拉的可能性不會太大，因為王一飛畢竟是黃市長一手提起來的人，是屬於他的那個權力場內的，即使出了漏子，也不是王一飛有意的，就好比兒子端了一碗飯去孝敬老子，不小心絆了一下，把飯濺到了老子的身上，老子至多是罵上幾句，絕對沒有不再認兒子的說法。這其中的道理，大概是相同的。這樣一想，林家偉覺得自己也挺滑稽可笑的，早上還以為市委、市政府都在怪罪報社，想必王一飛難以脫了干係，心裡好好地竊喜了一陣，沒料到情況遠沒有他想像的那麼簡單，要想讓王一飛給他騰位子，並且，騰了位子自己還能順理成章的坐上去，他就必須製造一顆由這個權力場射向另一個權力場的子彈。那麼，究竟製造不製造這發子彈呢？他想，他還是要製造。為了豆豆，他要製造！為了丁雯，他要製造！為了司機老仇，他也要製造！為了自己的幸福，他要製造！為了找回他失去的自尊，他要製造！

  林家偉抽了支煙，還是難以抑制因「製造」帶來的不平靜，便給向濤打了傳呼，想從他哪裡了解一點實情。

  在報社裡，林家偉唯一看好的記者就是向濤。隨著商品經濟的衝擊，新聞界也瀰漫了銅臭氣，好多記者都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喪失了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良知，可是向濤還仍然固守著他的那方淨土，目光始終盯著老百姓關注的熱點與焦點，因而也寫出了不少深受讀者好評的反映老百姓心聲的好稿。去年，他寫一篇《縣官，一年消費知多少？》的稿子就很有正義感和獨特的視覺，但王一飛卻把它斃了，說稿子寫得好，就怕發出來引起別的麻煩。向濤一氣之下就把稿子投寄給了北京的一家很有影響的報紙，不日，那家報紙就刊發出來了，隨之，全國各地的許多報紙都作了轉載，有的還加了編者按。

  那篇報導的內容大致是這樣：記者曾暗地對一處級實權的單位的一把手的全年費用作了調查，調查表明，一個人年均工資收入只達6000元左右的經濟還比較落後的地區，養一個正處級需要22萬元。

  這位實權單位的正處級（一把手）一年的工資收入13200元；專車一年的費用為21420元；小車司機的年薪為11800元；兩次旅遊費為38000元；出國觀光費為54000元；與單位毫無工作關聯的吃喝費36800元；與單位毫無工作關聯的禮品費為44000元，共計耗費為219220元。按全市平均工資水平算，這219220元相當對36個半人一年的全部工資，這219220元，可安排近50名下崗職工。記者為此呼籲所有的有實權的領導幹部，不妨為自己算個帳，養你需要多少萬？

  這篇報導既給向濤帶來了聲譽，同時，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麻煩。麻煩之一是，他家的玻璃一晚上連著被砸碎了好幾塊，還差點兒傷了人；麻煩之二是，匿名電話、恐嚇電話接二連三，騷擾得他連正常的電話都不敢接了。那些日子，報社的好心人都很關心向濤，勸他單獨別上街，晚上別出門，多小心多留神，過一陣子就不會有什麼麻煩了。向濤卻樂觀地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教導我們，『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敵人越猖狂，說明我做得越對。」

  林家偉沒有等來向濤的電話，卻等來了向濤。

  向濤進來說：「收到你的傳呼我正在路上，沒來得及回。怎麼，林總中午沒回家？」

  林家偉招呼向濤坐下後才說：「中午都在加班，收報的收報，出報的出報，我能回去嗎？」向濤說：「真不好意思，為報社添這麼多的麻煩，早知如此，我何苦來著？」

  林家偉說：「話不能這麼說，我認為即使有責任，也不是你的責任。作為一名記者，政治性與真實性是很難把握的，有時候，這兩者幾乎是相互矛盾的。」

  向濤說：「有你這句話就夠了。上午，王總讓我們幾個去收報，政協委員們問我們為什麼要收？我們說報上出了錯。有幾個比較敏感的委員就說，是不是我們沒有跟著一起唱讚歌，說了幾句實話，要把我們的發言撤下去？我說不知道。我想，要是把改過的報紙發下去，肯定會引起軒然大波。林總，我也想好了，既然我已經為真話代了言，我就打算一代到底，讓天下都要知道金都的這一收報奇聞。大不了我可以辭職走人，金都待不下去，別處也可留人。」

  林家偉說：「我很欣賞你的膽氣和才氣。不過，向濤，我還是勸你別硬碰硬，有時候，動一動腦子，事情的結果可能要比你硬碰硬好得多。比如說，你通過投稿已經與北京等地的大報有了一定的交往與聯繫，諸葛亮有借東風一說，你何不借他們的聲威呢？況且，作為新聞來講，像這樣的題材都是搶手貨，要是那幫老記們知道肯定一窩蜂的就湧來了，說不準還能寫出一篇全國獲獎新聞。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一點想法，因為我沒有參加「兩會」，對有些具體情況以及背景都太不清楚，只是憑感覺瞎說。」

  向濤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林總，我絕對沒有恭維你的意思。謝謝你，我知道我該怎麼去做。今早收完報，我已被王總驅逐出了『兩會』的會場，讓我反省，這正好為我提供了一個機會，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挽回一個人的人格與自尊。」說完，就告辭而去。

  林家偉長長地舒了口氣，頓覺暢快無比。向濤的出現，巧妙地保護了自己，這樣他就可以隱入事件的背後，讓向濤衝鋒陷陣，讓向濤當擋箭牌。這樣無論何時何地，他都不至於陷入到尷尬的境地。在官場裡，沒有自我保護意識的人，往往會成了權力之爭的犧牲品。林家偉雖說不是正統的政客，但他還是明白其中的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