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杜聿明兩次給從未謀面的大女婿楊振寧寫信，兩次提到「民族」二字

  杜聿明被卷進一個偶然的漩渦之中。

  1957年，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博士獲得諾貝爾獎。未久，蔣石在台北召見曹秀清。幾乎與此同時，周總理在北京派人到功德林與杜聿明聯繫。雙方的政治目的是一樣的，台灣和大陸同時等待著楊振寧博士的歸來。這個以1971年一架漆著五星紅旗標記的波音747飛機在北京機場降落為結尾的故事，便是這樣開始的。

  1956年，戰犯管理處宣布可以與家屬聯繫的當天，杜聿明首先想到他的妻子曹秀清。這位雖然比他大兩歲但是來自貂蟬的故鄉的女士，不僅替他生了三個女兒三個兒子，而且以榆林女子師範和南京法政講習所畢業生的資歷在杜聿明任國民黨第五軍軍長期間，分別擔任第五軍軍人子弟學校校長和軍人眷屬工廠廠長。杜聿明愛她，與其說她是一位賢妻良母，倒不如說她是曾經與他同舟共濟的忠實夥伴。為了她，杜聿明從來沒有娶妾的念頭；為了她，杜聿明一直保存著「破鏡重圓」的夙願。自從曹秀清在大陸解放前夕攜兒帶女飛往台灣之後，杜聿明七浴中秋月色，每每遙望南天，輕聲呼喚「月富」（曹秀清的奶名）。

  然而，杜聿明只能給大女兒杜致禮寫信。這位將門閨秀，無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1944年，她在西南聯大附中念書，1946年，轉入北平輔仁大學（中文系），1947年、受宋美齡保薦，到美國深造。杜聿明只要想起這位隻身漂洋過海的女兒，總免不了一陣捶胸頓足。他後悔為什麼已經與女兒同行到了上海，偏偏為了替蔣介石賣命而退掉了自己去美國治病的那張飛機票。他詛咒為什麼對蔣介石盡到了責任而卻對女兒失去了義務。他不太擔心她的前途，唯獨擔心她的婚姻。他甚至夢見他的大女婿是一個曾經在中國國土上作惡多端的美國水兵。當然，杜聿明多慮了。雖然杜致禮早在1949年就結了婚，但是她的丈夫是她在西南聯大附中時的老師——楊振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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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聿明的信是帶著他的千叮萬囑離開中國的，他的信又是帶著中國政府的千叮萬囑到達美國的。由於當時中美兩國沒有外交關係，杜聿明的信由功德林轉到外交部、由外交部轉到英國駐華臨時代辦處，由英國駐華臨時代辦處轉到英國倫敦，由倫敦的一位數學家轉到美國普林斯頓研究院，由普林斯頓研究院的一位數學家轉到與他同一個研究院的物理學家楊振寧的夫人杜致禮手裡。

  對於杜致禮來說，她關心的是她的父親屍骨安在的問題。所以她接過信，並不覺得這封信與每日收到的眾多的信札有何不同，她甚至沒有看一眼信封從而發現這封信是給她的。她左手拿著信，右手與她的兒子下棋。一會兒，楊振寧回家了。她把信遞給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卻把信遞給她。杜致禮看見滿紙雖然不夠標準卻是筆跡異常熟悉的中文草書，當著丈夫和兒女的面，情不自禁一場大哭。她當晚含著眼淚，給她在台灣孤島上的母親寫信。起句是：「您的老朋友非常關心您。」

  曹秀清儘管對「老朋友」三字心領神會，但她畢竟是肩負著台灣政府的重託，於1958年春天前往美國普林斯頓的。

  較曹秀清稍早啟程的是周恩來派來的楊振寧當年的老師張文裕（後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張文裕於1957年秋天走進功德林。在功德林的會客室單，張文裕告訴了杜聿明當時還未見報的關於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敬請杜聿明以岳父大人的名義給楊振寧寫一封信，由他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在授獎儀式上代表中國政府向楊振寧祝賀時面交。

  杜聿明直到此時，方才知道自己的大女婿為何許人。他為大女兒高興也為自己高興，更為中華民族高興。自從他戴著腳鐐走進新中國的大門以來，在時代的嚴峻的衝擊下，他的政治頭腦里的枷鎖已經不復存在。作為一個中國人，究竟怎樣才算無愧於炎黃子孫，早在康澤對他提示之前，他就有了最後的答案。所以，在任何偶然的旋渦之中，他將邁出必然的腳步。遲疑麼？此時他遲疑了一下——他在揣測陌生的楊振寧的容貌時，想起了他熟悉的楊振寧賴以生長的國土。

  杜聿明用毛筆對準了他的鼻樑，不，對準了他的心窩，在一張十六開的無格信箋上寫下了如下文字：

  親愛的寧婿：

  我祝賀你獲得諾貝爾獎金，這是民族的。你要注意政治。

  杜聿明即草

  杜聿明感到為難的是信封上的落款。按照戰犯管理處的規定，他們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一號。在多年的意識里，杜聿明自我地把「功德林」與「監獄」在文字表達上的含義等同起來，他不願意讓被燈火與鎂光映照得渾身發亮的女婿在登上斯德哥爾摩高台上的時候想起自己的岳父此刻卻生活在印象中的黑洞洞的監獄裡，從而避免在楊振寧的心頭對他的祖國蒙上一層陰暗的色彩，他決定啟用過去在北京的住家地址：弓弦胡同二號。

  也許正是對方體察出了此中的衷情，杜聿明很快收到了楊振寧的覆信。末句是：「我非常感謝您對我的關懷！」

  未久，楊振寧到日內瓦講學，他的父親楊武之（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奉命前往日內瓦與兒子會晤。啟程之前，楊武之同樣來到功德林，向他的親家索取給自己兒子的信札。杜聿明的文筆是簡練的，可是這一次他重複了「民族」二字。

  在炎黃交給每一個子孫的考題中，杜聿明此時雖然圓滿地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但是他沒有因此退出考場。像發現同學在考試中舞弊似的，為了證實自己成績的可靠性，他把康澤對他的暗示向戰犯管理處做了匯報。不過，他沒有披露康澤的名字，因為他以為那樣的做法是卑鄙的。他的檢舉揭發實際上是通過一項建議達到目的的：「我們應該堅持什麼樣的民族氣節，這關係到我們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值得好好討論一下。」

  杜聿明的建議最終從姚處長的口裡說了出來。這就是被國民黨戰犯們稱為「第二次大辯論」的命題。在第三者看來，在新的浪頭的衝擊下，八角樓無疑成為新的旋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