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陳長捷要從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那裡開刀，托人買來《資本論》第一、二、三卷

  目睹著董益三和黃維的衝突的旋渦的形成、卻遠遠地跳在岸邊從而沒有濕身的人，是陳長捷。這是一個顯得很文靜的福建人。保定軍官學校六期畢業生，與傅作義是同期同學。他也許是舊書讀得很好，新書讀得不多，有些迷信——這裡有一個不小的根源：幼年時他本來不信鬼神，一次家鄉的一位泰國華僑帶回一尊佛像，眾人皆拜倒其下，燒香祈禱。陳長捷攜帶一柄短劍，趁月色朦朧，對準佛像刺去，不料刀斷而像未動，使他駭然回奔，從此不敢否認鬼神。

  也許他以為菩薩待他不薄，所以1948年6月，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派他來天津任警備司令時，他一到天津就向天津市市長杜建時聲稱：「我是來準備打仗的！」同年12月，杜建時認為防守天津是死路一條，與其等死不如突圍，擔任天津防守的國民黨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儔、八十六軍軍長劉雲瀚暗示杜建時願意立即行動時，陳長捷向他們鄭重表示：「如防守天津部隊撤走，將置北平於死地。一切應為傅作義負責。如你們把部隊帶走，我只有自殺。」在1949年1月，解放軍進攻天津的部署已經完畢，總攻開始之前的一個拂曉，第四野戰軍寫給陳長捷、林偉儔、劉雲瀚三人一封信，勸告他們放下武器時，他們覆信稱：「武器是軍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軍人之恥。」而最後天津城防已破，陳長捷才感到他身上並沒有菩薩的靈光，躲進警備司令部地下室大罵傅作義：「讓我們犧牲，做他們討價還價的資本！」

  當然，維持陳長捷半生戎馬生涯的支柱，不會是舶來的一尊佛像，只會是國民黨反動政權。那麼，當南京總統府門樓的柱頭已經倒下的時候，陳長捷又將以何物作為他生命的支柱呢？作為一個頭腦比較冷靜的人，陳長捷不會不正視這個問題。

  

  關於這一點，陳長捷和邱行湘不同。邱行湘在國民黨政權垮台以後，他既不能改變這個現實，而失敗的仇恨、沒落的悲哀又使他不能夠清醒地正視現實，從中吸取應有的歷史教訓，總是長時期處在一種自相矛盾的精神和心理狀態中。陳長捷出於對共產黨的仇恨，出於對共產黨的勝利的嫉妒，更出於對共產黨的勝利的不解，他不願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被動的路子，哪怕就是單單為了死能瞑目，他也要主動出擊，把戰敗他的對手裡里外外端詳個飽，看看共產黨究竟是不是長有三隻眼睛的馬王爺！除了這，他認為一切都是無稽之談，無聊之舉，一切都是寄身海市，四大皆空。為了這，陳長捷是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從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那裡開刀。他將他妻子由上海寄來的一點兒錢，托功德林管理員買來《資本論》第一、二、三卷。自此，陳長捷隻身開進「已知己欲知彼」的戰場，他發誓要從這裡尋出人生的真諦來。

  邱行湘在得知黃維遭打、陳長捷買書的新聞後，不覺連連搖頭。他認為前者過於「現實」，而後者又過於「浪漫」。在固有的人倫規範已經解體的時候，現實變得渺茫；在新型的人際關係變得冷漠的時候，浪漫等於空虛。他認為黃維與陳長捷的不同的錯誤的共同原因在於對生活過於認真。認真是好的，邱行湘從來不反對認真。他對他的老上司黃維素所敬仰的原因之一，就是當年黃維任六十七師師長、他任該師副旅長兼團長的時候，師部有四十多萬元公積金，是抗戰轉移時由黃維一手積累的，黃維升任本軍（十八軍）的軍長後，完全有權帶走，可是黃維一文不拿，實在難得，以致成為陳誠軍事集團上層經久不衰的佳話。而陳長捷忠於職守，忠於朋友，在重兵壓境之下，斷然拒絕了和平解決天津的通牒，亦算剛烈之士。可是，邱行湘仍然認為，包括他在內的一切努力，現在看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過去好孬不是吃閒飯的人，但是天下有誰對他們負過責任呢？現在作為敗將，當然更沒有二話可說，他們有什麼必要向誰負責任呢！

  《內經》云：「怒傷肝，悲損肺。」邱行湘既不願像黃維那樣傷肝，也不願意像陳長捷那樣損肺。他站在兩條胡同之間，漠然無聲，超脫物外，其間唯一的存念是：不求我行我素，但求得過且過。

  軍事上的進攻和防禦並不是這樣容易割斷的，體力勞動現在最能符合邱行湘的心境和個性。學習於他來說，像被俘虜一樣難受；勞動於他來說，卻像打仗一樣痛快。儘管邱行湘把他個人的勞動稱為「無為而無所不為」，但是他心甘情願地用汗水來潤滑生命的機器。

  邱行湘在功德林的織布廠里織過土布，他把失望的灰線和希望的金絲交織在一起；邱行湘在豆腐坊里磨過黃豆，他把思想的豆渣和思維的豆漿交融在一起……在一般情況下，意識是在非意識的狀態下形成的，可是對於邱行湘來說，周而復始的旋轉，只能對他的身軀產生意義。因為他麻木，所以他需要刺激。譬如說，戰犯管理處有意讓從事勞作的戰犯們知道，功德林的大部分手工生產都是賠本生意，這裡生產的香菸即令降價一半也賣不出去。於是，他的軍人的氣質里，又產生了一點兒商人的心計，他和他們現在熱衷於干一件賺錢的活路——種蔬菜。而這個第三者——哪怕是一個蘿蔔——也能像一座山峰那樣，堵截他和他們來自兩個戰場的意識的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