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時事不留面子

  1935年12月28日，魯迅編定《故事新編》，作《序言》；29日，編定《花邊文學》，作《序言》；30日，編定《且介亭雜文》，作《序言》及《附記》；31日，編定《且介亭雜文二集》，作《序言》和《後記》。

  在寒氣襲人的深夜，在生命歷程中最後一個歲末與歲初之交，魯迅真切感受到了生命的充實。新年的鐘聲已經響過，翠綠色的檯燈映照著一摞厚厚的文稿。魯迅提筆寫道：「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從《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裡的最末一篇止，共歷十八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萬字。後九年中的所寫，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後九年中，近三年所寫的字數，等於前六年。」這樣的增長趨勢，明示著魯迅越來越把創作的重點放在雜文一邊，明示著魯迅對雜文的偏重偏愛。有人貶低和攻擊雜文，魯迅在《徐懋庸作〈打雜集〉序》中明確表示：「我是愛讀雜文的一個人，而且知道愛讀雜文還不只我一個，因為它『言之有物』。我還更樂觀於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活相。」

  《且介亭雜文末編》《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魯迅編定，1937年7月三閒書屋出版

  魯迅以越來越多、越來越成熟的雜文創作，回擊對雜文文體抱有偏見者的鄙視、嘲諷和攻擊，衝破權勢者的圍剿和壓制，並致力於推動中國雜文的發展。他這樣做，歸根到底，是因為在所有文體中，雜文是最有益於改造現實社會，最有益於改良人生的：「現在是多麼迫切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於他的鴻篇巨製，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直面現實，以社會批評、文明批評為己任的魯迅雜文，以其廣博與深刻，成為社會思想和社會生活的藝術記錄。雖然「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魯迅近二十年的雜文創作，寫出的是整整一個時代的風貌。

  「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是魯迅對自己雜文特點的概括。「論時事」「砭錮弊」是內容；「不留面子」是態度，是批判的文體精神；「常取類型」則是常用的方法。這些特點，決定了魯迅的雜文與人生、與社會具有廣泛而密切的聯繫，大到社會改革，小到一事一念，人生中所遇到的所有問題，幾乎都可以從魯迅的雜文中得到啟示。由於魯迅雜文有著極強的可讀性，極大的感染力，這種與社會與人生的普遍聯繫又是極易溝通的。深刻的思想，豐富的理論含量，甚至深奧的人生哲理，在魯迅雜文中不是以一般的理論描述的方式表達出來的。魯迅雜文之中的「理」，生發於社會人生的具體存在現象，再通過具象表達出來，這一「具象」便成為魯迅與讀者之間的橋樑。因此，魯迅之「理」往往不是理論之「理」，而是文學之「理」。實現理論邏輯關係的中介是文學的形象和文學的語言。這是魯迅雜文創造出來的獨有的傳達思維過程、傳達思想成果的方式。這正是人們把魯迅雜文稱為詩與論結合，稱為詩化哲學的原因。魯迅的雜文是經得起時代檢驗的，也是經得起反覆閱讀的。而且，讀他的雜文，常使我們生出這樣的疑問：與我們進行心靈的充滿激情對話的這位可親可敬令人折服的先生，究竟是一位文學家呢，還是一位思想家？抑或是一位哲學家？

  魯迅以他的八百多篇雜文，創造和發展了中國的現代雜文，郁達夫說魯迅的雜文「提供了前不見古人，而後人絕不能追隨的風格」。

  《海燕》，1936年1月創刊於上海，魯迅主持的最後一個刊物，與胡風、黎烈文、聶紺弩等合辦。魯迅題寫刊名。魯迅一生共主編刊物十三種，列名編委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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