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捫虱雕龍
2024-10-03 19:28:52
作者: 陳書良
劉勰的《文心雕龍》思想成分是複雜的,除了以上所敘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影響以外,還存在著玄學、清談的影響。
玄學發生於魏正始年間。當時,一批門閥士族地主階級執政者和知識分子以《老子》《莊子》和《周易》為論理的基本思想資料,崇尚虛無,出言玄妙,因而人們又稱這種清談為「玄談」,有所謂「正始玄風」之稱。
清談作為魏晉時期崇尚虛無、空談名理的一種風氣,上承漢末清議,從品評人物轉向以談玄為主,兩晉大盛,延及齊、梁不衰,是貫穿劉勰一生的世風。當時記錄清談的書不少,現在傳世的只有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了。據記載,當時的士人對此廢寢忘食,揮麈捫虱,如痴如狂。其中有些是高談玄理的閒聊天,但不少清談實質上是一種逐漸形成的准正規的學術討論。誠如宗白華先生在《美學漫步》中所說:「中國美學竟是出發於人物品藻之美學。美的概念、範疇、形容詞,發源於人格美的評賞。」透過那瀟灑不群、飄逸自得的魏晉風度,我們可以窺見《文心雕龍》的生長土壤。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文心雕龍》中「風骨」「寫送之致」等概念在清談中往往還不是文論的概念,不過即將成為文論的概念。通過對清談的考察,可以看出這些概念的產生和演變。如「風骨」,清談中所謂「舊目韓康伯,捋肘無風骨」「羲之風骨清舉」(均見《世說新語》),可見「風骨」原指人的內在的精神世界和外在的體態形貌兩方面,然而在劉勰筆下,「風骨」已被賦予了新的生命,表示具有感染力與說服力的剛性美的風格,從而和諧地融化在其宏偉的文論體系中了。
如果說「風骨」等概念在清談中還未與文論發生關係,那麼,所謂「寫送之致」則是劉勰直接從清談中掇拾。按《詮賦》雲「亂以理篇,寫送文勢」,《附會》雲「克終厎績,寄深寫送」,均指文章結尾時的韻味。由於前人不解「寫送」之義,遂有臆改舊文者。如通行本《文心雕龍》(即黃叔琳本)《詮賦》作「送致文契」,馮本《附會》作「克終厎績,寄深寫以遠送」。其後范文瀾、劉永濟兩先生雖據唐寫本更正,范先生《文心雕龍注》更舉出《世說新語·文學》注引《晉陽秋》桓溫評論伏滔讀賦「今於『天下』之後更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但亦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之嫌。其實,「寫送」即誦佛經的拖腔詠嘆。《高僧傳》卷13《釋曇智傳》云:「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朗清徹,寫送有餘。」又同卷《釋慧忍傳》云:「釋曇調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晉宋時,玄、佛合流,清談家從佛教吸取了很多營養,將「寫送」帶入談詩論賦,以拖腔詠嘆助其談鋒,而劉勰又將其記入文論,抓住清談這一契機,其間遞嬗甚明。可惜前人忽略,遂使其用心,千載淹沒。
《文心雕龍》從清談中掇取的概念還有「風格」「才藻」「新奇」「形似」等,劉勰在不違背清談本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作為文學理論概念而豐富了自己的文論語言。
除了新的概念之外,更重要的是,劉勰還注意從清談中吸取新的觀點,構成自己完整的文學理論體系。
《文心雕龍》是我國古代文論中第一個注意到自然美的。《原道》揭櫫「自然之文」,《明詩》肯定「極貌以寫物」的「近世之所競」,全書中觸及山水之美的論述比比皆是。在《物色》的贊中,劉勰甚至還充滿激情地寫道:「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簡直就是一首情景交融的山水詩!這可以看作是當時文壇上的新品種——山水文學的總結。但是這種山水文學發展的美學基礎,正是建立在社會對自然認識的提高上。在此以前,對於山川的欣賞,有孔子的「比德」說(《說苑·雜言》)和荀子的「致用」說(《荀子·王制》),然而,他們都忽略了景物的自然屬性,也就更談不上領略景物的藝術美。從《世說新語》所記錄的清談中,我們可以看到魏晉士大夫眼中的自然美,已是和孔、荀所論截然不同了。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雲「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請記住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這裡,有的是活潑的盎然生機,有的是誘人的藝術魅力,恰恰是前引《文心雕龍》的論述的註腳。我們聯繫到王徽之「何可一日無此君(竹)」的居宅要求,聯繫到《宋書·謝靈運傳》所載謝靈運與門客數百「鑿山浚湖」的「山澤之游」,聯繫到這一時期出現的江南園林,就不難明白,《文心雕龍》關於山水風景的論述,正是當時社會風氣的反映。在那個自然美覺醒的時代,不能談山論水就算不上名士風流;不在著作中辨析山水之妙,從而表現自己的素養,如何能在高士中爭取讀者呢?
清談中的言意之辨對《文心雕龍》基本觀點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啟發作用。按《世說·文學》載:「王丞相過江,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意之辨三理而已。」其中,言意之辨涉及言詞與意念的關係和意與物的關係,所以它直接與文學批評發生了聯繫。《世說新語·文學》記載的另一次清談則大可玩味: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言意之辨是魏晉玄學中主要的論題之一。關於這個問題,有三種不同意見:言不盡意論、得意忘言論和言盡意論。上引文康是個言不盡意論者,他認為「意」是文辭表達不盡的。對此,庾子嵩表示不贊同,委婉地表示了自己得意忘言的觀點。《世說新語·棲逸》還記載了另一個清談的材料: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岩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猶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真人的「仡然不應」,實則是一種無言之美,這也是得意忘言的另一種形式的體現。無獨有偶,《六朝事跡編類》卷五「邀笛步」條還記載了稍晚於此的一個清談材料:
《晉書》云:桓伊善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伊素不與徽之相識,自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令人諭之曰:「勝聞君善吹笛,為我一奏。」伊是時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不交一言」實際上已發生了太多的交流,這當然也是得意忘言的體現。
無疑,言意之辨的討論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當時的作家們大多數接受了言不盡意論,因為言不盡意論說出了作家在創作中深切體驗過的一種苦惱。當然,作家們所說的意,已不僅指思想、理念,更多的是指想像、情調等屬於藝術思維範疇的東西,這是更難以言傳的。
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文心雕龍》深入探討了文學創作中的言意關係問題。《神思》云:「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當開始執筆創作時,勇氣大大超過了文辭。等到作品寫成了,也不過只達到創作意圖的一半。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作者的意緒是虛空的,就容易新奇,語言要真實地反映事務,就難於精巧了。顯然,劉勰也是承認言不盡意的。但是,劉勰的過人之處是他看到了一篇文章的字句總是有限的,而作者要表達的情意是無限的,有些言不盡意處是「思表纖旨」「文外曲致」,這正是作家要追求的境界。《隱秀》云:「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隱以復意為工。」這裡的「重旨」,就是「復意」,就是說文章要有曲折雙重的意旨,亦即除去表面的一層意思之外,還有言外之意。劉勰進一步解釋說:「夫隱之為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也就是說,作品要情意深隱,不把全部內容和盤托出,而用極精練的語言暗示出來,才顯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可見,劉勰的「隱」,是「言不盡意」,但是它不是消極的「言不盡意」,而是積極的不欲明言。這正是中國詩文有巨大藝術魅力的妙諦。另一方面,劉勰也不同意王弼「得意忘言」的命題。他在文章的寫作上,非常重視「言辭」。《文心雕龍》中不少篇章都證明了這一點,如《麗辭》甚至以「辭」標目。
魏晉六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劇變時期,這個時期出現的新事物、新變化,都反映到放浪形骸的清談之中。作為有識之士的劉勰,從中掇取新觀念、新觀點,批判地吸收,在飄逸瀟灑、玄風競煽的土壤上,嘔心瀝血建立了《文心雕龍》這一宏麗無比的文學理論殿堂。對於清談,他為什麼不像對待前代文論典籍那樣,在《序志》篇中承認其影響呢?我認為,這反映了劉勰頭腦中儒學獨尊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又代表了一部分士人的時代心理。
誠如一些學者所提出的,殷周之際是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中國民族文化第一次大轉折時期,戰國時期是中國文化第二次大轉折時期,魏晉六朝是中國文化第三次大轉折時期。我認為,這個時期的特殊的貢獻,一是我國真正進入了「哲學時代」。戰國時期,雖然百家爭鳴,學派蜂起,但是諸子百家莫不圍繞道德、倫理、社會旋轉,所有的學說都是為了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現實需要。因此,諸子百家中絕大多數屬於倫理學家、社會學家、軍事家、法律家以及應用哲學家,而對於自然、宇宙、人生諸問題,他們則視為異端,極少討論。而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卻對宇宙的本體、人生的真諦進行了認真的探索,何晏、王弼等學者對老子學說中最根本的內容做了純理論的研究,把以概念的方式進行論辯的思維科學推進到了一個最高的階段。這種討論在清談中大量地出現。二是學者們在論戰中(特別是在清談中)採取了平等的態度。這是一種真正的學者的風度,其光輝是炳耀整個中國學術史的。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互相攻伐,「禽獸」「梟亂」,帽子、棍子亂飛,就是「溫柔敦厚」如孔子,對「非吾徒」也叫嚷要弟子們「鳴鼓而攻之」。魏晉學者則不然。清談中,有人弄通了一個道理,「四座莫不厭心」;有人提出了一個難題,「眾人莫不抃舞」,席終人散,傳美千里。(《世說·文學》)這也就是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中自許的「同乎舊談」和「異乎前論」的態度。
以上兩點,既是魏晉學術的主流,對於儒學獨尊的地位,當然又是一場災厄。所以當時一部分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仍然堅持名教。「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指斥「清談誤國」。如《春秋穀梁傳集解》的作者范寧就說:「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傅子》的作者傅玄也上疏晉武帝,力陳清談是「虛無放誕之論」。到了劉勰寫作《文心》的齊梁之世,對清談的鄙夷,在知識分子,特別是儒生中,已占上風。對於捫虱揮麈之徒,士人們不再是熱情地欣賞,而代之以冷峻地批判。干寶《晉書·總論》中就對「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的現象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篇》也說:
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
據說,清談家王衍將被石勒所殺,臨刑時對人說:「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桓溫入洛時,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望中原,曾慨嘆說:「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並把清談誤國的名士斥為「啖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
平心而論,南朝封建王朝頻繁地更換,是封建統治者殘酷的爭奪所致,「清談誤國」的提法是不妥當的。但是,「清談誤國」論已深深銘刻於齊梁儒生頭腦中。他們不加分析地對清談一概否定,即使自己曾經受益於斯。劉勰就是如此。
綜觀劉勰的一生,在他的前期,既依僧佑讀書十餘年,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響,又自認為是孔子的信徒,連做夢都跟著孔丘走,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在他的頭腦中相互鬥爭著。而他寫作《文心雕龍》時,正是他入世思想占上風的時期。《序志》云:「敷贊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所以才轉而論文。《文心雕龍》站在儒家立場上立論,其理論根據和評文標準,多依儒家經典。在這樣的情況下,劉勰當然對清談給予自己的營養諱莫如深。因為活潑潑的辯論、離經叛道的談話,對於一個儒學信徒來說,無異是一種褻瀆。
應該說,清談對於劉勰撰寫《文心雕龍》,無論是在資料的掌握、理論的闡發、作品的分析、作家的品評諸方面,都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營養。清談和前所敘及的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三種形式的、積澱著不同的時代內容的理論基礎,仔細分辨它們,對它們進行深入探討,對於理解和評價劉勰及《文心雕龍》,都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