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鎮之以靜的「憒憒之政」

  南渡之初，人心尚未穩定，前騎都尉桓彝，亦投奔建業，見司馬睿孱弱，退語周道：「我因中州多故，來此求全，乃單弱至此，怎能濟事？」周聽了，也未免唏噓。等到桓彝去拜見丞相王導，與王談論時事，王導口講指畫，議論風生，頓時令桓彝心悅誠服，於是他對周說：「江左有管夷吾，我不必再擔憂了。」管夷吾即管仲，春秋時賢臣，富於謀略，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的確，由於司馬睿一向缺少才能和聲望，從移鎮建業到建立東晉，都依靠王導的支持。借用一副舊日戲台對聯：一部西遊全憑大聖翻跟斗，半場三國多賴孔明用計謀。王導是東晉王朝的首任宰相，司馬睿病死後，又經歷明帝、成帝兩朝，皆為佐命輔政之重臣，是東晉政權的實際創造者和管理者。從一定角度說，謠諺「王與馬，共天下」正是當時東晉政治格局的真實反映。

  東晉王朝內外交困，北方面臨異族入侵，南方隱伏士族爭權，主政的難度是很大的，而丞相王導「阿衡三世，務在清靜，使朝野傾心」。人謂其為「憒憒之政」，憒，糊塗也。應該說，王導的施政方略直接汲取了江南名士顧和的經驗。

  《晉書·顧和傳》說，東晉建國之初，各地豪強猖獗。有一次，石頭城官倉一萬斛稻米被盜，竊賊都是豪強出身的將領。當局不敢查問，卻把看守倉庫的倉吏活活打死交差了事。不久，王導派八部從事巡視各郡縣，從事們回京後紛紛向王導匯報郡縣長官的得失，唯獨顧和一言不發。王導問：「你聽到了什麼？」顧和對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為政？」王導聞之大加讚賞，諸從事面面相覷，莫名其妙。察察，意為明察秋毫，其對立面當然是憒憒。當時確實有不少人懷疑乃至反對王導的「憒憒之政」，如庾亮以風格峻整出名，一年夏天，王導至石頭城看望他，見他正在處理政務，王導說天氣太熱，辦事可稍微簡要些，庾亮卻反唇相譏道：「公之遺落世事，天下未必以為允當。」責難之意，溢於言表。按之史實，其實王導並非識見糊塗，而是善於為政，善於在特殊的時勢下爭取達到最好的結果。《世說新語·政事》記載，王導在晚年自嘆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可見他對自己的主政能力與效果是十分自信的。

  首先，王導在處世上，隨勢沉浮，不計名位。司馬睿建朝之前，王導就與他「雅相器重，契同友執」（《晉書·王導傳》）。元帝還是琅琊王時，曾對王導說：「卿是我的蕭何。」王導卻答道：「大王要建立不世的功勳，一統天下，需要管仲、樂毅那樣的大才，臣下怎能比擬前人。」王導從兄王敦因軍功被封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封漢安侯。當時，江東一帶，內依王導，外恃王敦，王氏勢力達到極盛。以至元帝登基之日，百官依次俯伏，三呼萬歲之後，元帝畢恭畢敬地對王導說：「仲父，我一個人坐那個位子，心中忐忑，請跟我一道上去好不好？」他命王導同升御床，以酬謝開國之功勳。然而王導辭謝說：「如果太陽與天下萬物等同，怎麼能俯照蒼生呢？」當時朝野都稱之為「仲父」，對他十分尊重。

  

  建朝後，元帝為了削弱王氏的勢力，任用善於逢迎的劉隗和酗酒放肆的刁協作為心腹。同時，暗中作軍事布置，名為討胡，實則防備王敦。另外，對王導也有些疏遠。對於晉元帝這種變化，王導尚能保持常態，士族一般都同情他，劉隗、刁協反而陷於孤立。在上游手握重兵的王敦則憤憤不平，酒後常吟魏武帝《短歌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邊唱邊用鐵如意擊打茶壺為節拍，茶壺邊都被打成缺口了。永昌元年，王敦以討伐劉、刁奸佞為名，在武昌舉兵二十萬，陰謀篡奪。事前，他請郭璞卜卦，郭璞告以「無成」。王敦大怒，斬殺郭璞而大舉起兵。元帝聞王敦兵將至，命戴淵、劉隗領兵保衛都城建康。刁協驚恐萬狀，上奏元帝，請「盡誅王氏」，先誅殺王導等族眾，杜絕內應，然後再以兵迎擊王敦。王導為了求得皇帝的寬容，率領從弟中領軍王遂、左衛將軍王廙、侍中王侃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天凌晨待罪於宮門外。這當然是一場迫不得已的作秀，但舊日之情，誠熾之心，加上周等人的說情，終於感動司馬睿，不忍心「盡誅王氏」，才使這個著名的江南文化士族免於一場大難，得以瓜瓞綿延。（當然，如果當時「盡誅王氏」，恐怕東晉王朝的末日也就不遠了。司馬睿的「仁慈」實在是聰明之舉。）不僅如此，元帝還放心地還給王導朝服，走下御座親執王導之手說：「朕方欲寄卿重命，何煩多言。」於是下詔書任命王導為前鋒大都督，征討王敦亂軍。

  後來朝廷兵敗，王敦把持朝政，誅殺大臣，益發作威作福。元帝積鬱成疾，臥床不起，彌留之際，又囑授遺詔，令王導輔佐太子即位。

  明帝即位之後，依然重用王導。一個偶然的機會，王導得悉王敦即將再次作亂之陰謀，權衡利害，分析形勢以後，他毫不遲疑，立即稟告明帝，加以戒備。《六朝事跡編類》卷一說，王敦舉兵內向後，明帝乘巴滇駿馬，趁夜秘密觀察王敦的營壘。王敦夢見在自己的營壘上有太陽照耀，醒而大驚，說：「此必鮮卑奴來！」因為明帝的母親是鮮卑人，明帝鬚髮金黃，故王敦稱他「鮮卑奴」。這也說明王敦起兵，心理壓力極大，以致身心交瘁。未幾，王敦病倒在亂軍之中。王導提議「不如詐稱敦死，嫁罪其軍師錢鳳，振作士氣，免生畏心」。於是，率子弟為王敦舉哀喪，並命令尚書省頒詔討伐亂軍。這樣，詔書傳到亂軍，王敦非常懊惱，怒侵病體，不能支持，仆倒在地，越宿即死。亂軍不久即敗，叛亂平息。晉明帝司馬紹在如何處置王彬等人的詔書中，褒揚王導說：「司徒導大義滅親，應宥及百世……」既而再敘前勛，升王導為太保，兼領司徒。

  應該說，王導在這一非常事件中使出了極其高明的手段。第一，首先將叛亂的消息稟告了明帝，從而鞏固了自己的地位，避免了政敵的藉機攻擊。第二，王敦當然是懷有不臣之心的。據《魏書·司馬睿傳》載，王敦此次起兵時，「清君側」的口實已不存在，部下錢鳳請示王敦：「事克之日，天子云何？」王敦答覆：「尚未南郊，何為天子？」古時天子登基，都必須南郊祭祖，晉明帝還沒有來得及舉行南郊祭祀，也就是說，他根本不承認晉明帝，起兵的目的就是廢帝。這一點王導當然心知肚明，但他料知王敦的力量還不足以代晉自立，於是機智地抓住王敦重病於軍中這一偶發事件，詐稱敦死，嫁罪錢鳳，巧妙地將叛亂罪從王敦身上解除，保護了王氏家族。第三，從某種角度而言，實際上是運用了心理戰，沉重地打擊了王敦，從而使叛軍軍心渙散。犧牲王敦，以換得王氏家族的平安。我以為，這些分析都可以說是王導「憒憒之政」的「偶爾露崢嶸」。

  其次，王導在處事上，策略靈活，政令寬和。誠如《晉書·庾亮傳》所說：「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換句話說，即是求得大的原則上的一致，在小的枝節方面，只要不妨礙大局，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東晉初年，江東豪族多為私家佃客藏匿戶口，不向國家納稅服役。王導一般不加追究，從而贏得了世家大族的普遍好感。他甚至還常常不打開文書就簽字畫押。《世說新語·政事》注引徐廣《曆紀》云：「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當時東晉外有強敵壓境，內有南北士族之間、士族與士族之間、庶族與士族之間種種微妙複雜有時甚至是激烈的矛盾，當務之急是社會局勢的穩定。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為政方針是正確的，相反，觀之東晉一朝，凡是為政苛刻、躁動之時，都出了亂子。

  326年，明帝暴病身亡，年僅二十七歲。王導、庾亮等七大臣並受遺詔輔佐太子。太子司馬衍繼位，是為成帝，年僅五歲，不能親政，於是尊母后庾氏為皇太后，垂簾聽政。庾亮是太后親兄，太后十分倚重，王導又素尚寬和，遇事退讓，所以軍國重事，全歸庾亮一人裁決。

  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蘇峻之亂，在王導的靈活處置下，東晉這艘艟艦才不致顛覆。

  歷陽內史蘇峻討王敦之亂有功，威望素著，兼之甲仗精銳，招納亡命之徒，漸漸輕視朝廷，肆意忿言。庾亮專擅國政，本來就褊狹，聞此當然忌憚，因此一面調前將軍溫嶠為江州都督，據守武昌，又調王舒為會稽內史，以為後援。一面加固石頭城，作為防備。這一系列的軍事調動當然使蘇峻警覺。此外，庾亮還準備修建江北塗溏，以防胡寇入侵。這樣一來又使豫州刺史祖約產生疑心，遂與蘇峻密謀抗命，互通消息。庾亮察知後，認為蘇峻、祖約二人勾連，必為禍亂，擬下詔書征蘇峻入朝，以便控制。當時有識之士如丹陽尹阮孚就私下對人說：「江東創業未久，主幼時艱，庾亮輕躁，德信未孚，恐禍亂又將發作了。」

  司徒王導勸阻庾亮，說：「蘇峻好猜疑，必不肯奉詔，不若姑示包容，待後再議。」另一佐命大臣卞壺亦支持王導意見，建議說：「（蘇）峻外擁強兵，逼近京邑，一旦有變，朝發夕至，現在都下空虛，還請審慎為是。」庾亮根本不聽，還召集群臣揚言：「蘇峻狼子野心，終必作亂。今日頒詔征峻，即使彼不順命，為禍尚淺；若再經歲月，勢且益大，就難以控制了。這就像漢朝時的七國一樣，削亦反，不削亦反。」

  蘇峻得到消息後，遣使入朝與庾亮婉商，又上表請求到青州界。表文有這樣的話：「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虜，今中原未靖，臣何敢自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使臣得效鷹犬之勞，不勝萬幸。」

  應該說，事情發展至此，還是可以挽回的。但庾亮置之不理，反而急催蘇峻入都，以致釀成叛亂。蘇峻因求得到一荒郡，尚不見許，就對朝廷使者說，台下（庾亮）說我欲反，我怎得再活呢？「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於是，蘇峻聯合祖約，起兵共討庾亮。

  庾亮本來就兵微將寡，當然不經一打。第二年春天，庾亮戰敗，逃到潯陽。蘇峻攻破建康，朝廷百官四處逃散，王導卻急馳入宮，抱著幼小的皇帝，出登太極前殿，與近侍大臣陸曄共登御床，將士站立兩旁，簇擁護衛。因為蘇峻素來敬服王導，不敢加害，才得避過亂兵之禍。

  蘇峻之亂平息以後，京師曾經戰火，城垣殘破，國庫空虛，較之王敦亂時更為悽慘。於是許多人建議遷都，有的主張遷到豫章（今江西南昌），有的主張遷到會稽（今浙江紹興）。對此，王導一方面大力提倡節儉。《晉書·王導傳》說：「導簡素寡慾，倉無儲谷，衣不重帛。」《晉書·王導傳》又云：

  時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

  練是粗葛布，開始士人恥於穿著，由於王導提倡並帶頭服用，於是練價升高，緩解了國家的財政困難。另一方面，王導認為建康龍盤虎踞，自古就是帝王之都，諸葛亮所謂「鐘山龍盤，石頭虎踞，確是帝王之宅」，不必為一時的殘破而遷都，關鍵是要發展生產。而且，北方胡人虎視眈眈，遷都等於示弱。當年在匈奴的打擊下，西晉局勢一潰千里，而立都建康，表明了狼狽退到江南的司馬氏政權的立國底線。首都絕對不可以一遷再遷，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王導提出基本方針：「鎮之以靜，群情自安。」力排眾議，一錘定音，堅持不遷都。此後，南朝宋、齊、梁、陳的首都都定在建康，才有六代繁華、秦淮之勝。應該說，王導還是有貢獻的。

  據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一文載，廣州河南敦和鄉客村曾發掘一晉墓，有磚銘云：

  永嘉世，天下災。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余吳土，盛且豐。

  永嘉世，九州荒。余廣州，平且康。

  這就說明了，東晉開南朝三百餘年局面，民族得以獨立，文化得以續延，長江流域得以開發，王導作為主政者厥功甚偉，這是不言而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