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份

  本義說過，省城裡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紡紗織布，可憐他們家家都沒有布做褲子，一條短褲只有巴掌大，像婆娘們的騎馬帶子，勒得胯襠痛死人。馬橋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裡的人，每次看見我們知青要回城，總是要我們多買點鄉下的土布帶回去，給爹媽多做兩條褲子。

  我們覺得十分好笑，說城裡並不缺布，短褲做得小一點，是為了貼身，好看，或者運動的方便。

  

  馬橋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長了，我們發現無論我們如何解釋，也沒法消除本義的訛傳——因為我們沒有話份。「話份」在普通語中幾乎找不到近義詞，卻是馬橋詞彙中特別緊要的詞之一，意指語言權利，或者說在語言總量中占有份額的權利。有話份的人，沒有特殊的標誌和身份，但作為語言的主導者，誰都可以感覺得到他們的存在，感覺得到來自他們隱隱威權的壓力。他們一開口，或者咳一聲，或者甩一個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聽，即使反對也不敢隨便打斷話頭。這種安靜，是話份最通常的顯示，也是人們對語言集權最為默契最為協同的甘心屈從。相反，一個沒有話份的人，所謂人微言輕，說什麼都是白說，人們不會在乎他說什麼，甚至不會在乎他是否有機會把話說出來。他的言語總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遠得不到回應。

  這種難堪的事多了，一個人要保持開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發聲功能，是不無困難的。鹽早最後幾乎成了一個真正的牛啞啞，就是話份喪失的極端一例。

  握有話份的人，他們操縱的話題被眾人追隨，他們的詞語、句式、語氣等等被眾人習用，權利正是在這種語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這種語言的擴張和輻射過程中得以確證和實現。「話份」一詞，道破了權利的語言品格。一個成熟的政權，一個強大的集團，總是擁有自己強大的語言體系，總是伴隨著一系列文牘、會議、禮儀、演說家、典籍、紀念碑、新概念、宣傳口號、藝術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號等等，以此取得和確立自己在全社會的話份。不能取得話份的強權，不過是一些徒有財力或武力的烏合之眾，像一支又一支殺退過官軍甚至占領過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時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體會到了這一點，執政者總是重視文件和會議的。文件和會議是保證權利運行的一個個樞紐，也是強化話份的最佳方式。文山會海幾乎是官僚們不可或缺並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話連篇的會議，即便是沒有絲毫實際效用的會議，也往往會得到他們本能的歡喜。道理很簡單，只有在這種時候，才會設置主席台和聽眾席，明確區分等級，使人們清醒意識到自己話份的多寡有無。權勢者的話語才可以通過眾多耳朵、記錄本、擴音器等等，得到強制性的傳播擴散。也只有在這種氛圍里，權勢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語言裡，感受到權利正在得到這種語言的滋潤、哺育、充實和安全保護。

  這一切，往往比會議的具體目的更為重要。

  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權勢者對自己不習慣和不熟悉的語言，充滿著天然的警覺和敵意。「文化大革命」中，馬克思和魯迅在中國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蕩蕩書店裡最終得以保留的幾位偉人中的兩位。即便在這個時候，讀馬克思和魯迅仍然是十分危險的。我在鄉下的一本馬克思的書，就差一點成為了我「反動」的罪證——公社幹部說：「那個下放崽，不讀毛主席的書，讀馬克思的書，什麼思想？什麼感情？」

  我體會，公社幹部是無意也不敢反對馬克思的，也並不知道那本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說了些什麼，是否有害於他們的禁山育林或計劃生育或者打平伙吃狗肉。不，他們對此一無所知，也不大在乎。他們瞪大眼睛，只是對一切聽不太懂的語言惱怒，感到他們的話份正在受到潛在的威脅和挑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現代主義藝術聲勢浩大，抽象畫、荒誕劇、意識流小說和超現實主義詩歌驚世駭俗，嬉皮運動、女權運動，還有搖滾樂等等異生的文化現象也隨之而來。有意思的是，這些新現象出現時差不多一一都被視之為邪惡的政治陰謀。資產階級的報紙攻擊畢卡索的抽象畫是「蘇聯企圖顛覆西方民主社會的罪惡伎倆」、「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宣傳」，而搖滾歌手「貓王」愛爾維斯和「披頭士」代表人物列農，被教會和國會議員們疑為「共產黨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敗壞青年一代，使他們在對共產主義的鬥爭中未戰先敗」——他們的音樂在美軍駐歐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紅色政權也做著差不多同樣的事情，現代藝術無論雅俗，幾十年來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學教科書將其定性為「和平演變的先鋒」、「西方國家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態」、「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

  這些反應顯然是一種防衛過度。無論哪一方後來都逐漸認識到這一點，也或多或少地放寬了管制尺度，甚至願意利用各種新異的文化語彙來為我所用，比如用搖滾樂來歌頌延安或南泥灣，用抽象畫來促進服裝出口業。

  當然，如果把這些反應完全看成防衛過度，也是大大的天真。事實上，一種不熟悉的語言，就是一種不可控的語言，差不多也就是一種不可控的權力。不論它表面上的政治標誌如何，它都具有實際上的離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斷，形成對執政者話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馬橋人似乎具有一切執政者的洞明，早就看穿了這一點，因此把權力歸結為話份，歸結為說。

  我們可以看一看，在馬橋哪一些人有話份？

  （一）一般來說，女人沒有話份。男人說話的時候，她們習慣於不插嘴，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衲鞋底。幹部從不要求她們參加村民大會，只當她們沒有耳朵和嘴巴。

  （二）年青人沒有話份。他們從小就聽熟了「大人說話娃崽聽」一類古訓，總是優先讓老人們說。對老人們的說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裡咕咕噥噥，不可大逆不道地當面頂嘴。（三）貧困戶沒有話份。財大才會氣粗，家貧自然氣短，窮人一般都覺得自己不夠體面，不願去人多的地方露臉，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別人說話的機會。馬橋還有習俗：凡欠了債的人，哪怕只欠了半升包穀，也不得在村裡的紅白喜事中擔任司儀、主祭、伴娘之類的重要角色，免得給主家帶來晦氣。各家火塘邊最靠近茶櫃的位置，是最顯眼的位置，叫主位，債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隨便就坐，否則就有辱主之意。這些規矩都保證了人們的話語權向手握債權的富人們那裡集中。

  ……這樣看來，話份被性別、年齡、財富等因素綜合決定。當然還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比如本義作為黨支部書記，作為馬橋的最高執政者，無論何時說話，都落地有聲，一言九鼎，說一不二，令行禁止。日子久了，他習慣了粗門大嗓，一條噪子經常傷痕累累的氣多聲音少，還是哇哇哇地到處送氣。哪怕一個人背著手走路，也關不住一張嘴，有時候禁不住自言自語，自問自答。「這個地上種得豆子麼？」「嬲龍談，種命呵，水浸浸的漚爛根。」「摻些黃泥巴來恐怕要得。」「你到哪裡擔？你到哪裡擔？有工夫擔泥巴，還不如多到坡上種幾隻包穀。」「醒娘養的……」

  其實都是他一個人說的話。有時候跟在他背後走一路，可以發現他嘴巴從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抬槓，一張嘴可以開一台辯論會。

  人們叫他「義大鑼」，知道他走到哪裡都熱鬧。公社幹部也對這位「義大鑼」讓三分。有一次公社開會，本義熟門熟道地到了那裡，照例先去伙房裡聳聳鼻子，檢查一下伙房的氣味。他從灶口裡找個火點菸，看見腳盆里只切了一大盆蘿蔔，灶角下肉骨頭都沒見到一根，立即沉下臉：「豈有此理，對貧下中農這樣沒有感情！嗯？」他怒沖沖拂袖而去，會也不開了，一直衝到供銷社的屠房，問還有肉沒有。屠夫說，肉剛賣完了。他操起一把板刀，說趕快捉豬來，捉豬來！屠夫說，公社規定每天只准殺一頭豬。本義說，公社裡說以後可以吃飯不要錢，你也信？

  萬玉剛好也坐在這裡，笑嘻嘻地說：「好，好，今天我也搞碗肉湯喝一下。」

  本義眼睛一瞪：「你如何坐在這裡？」

  萬玉眨眨眼：「也是，我如何坐在這裡？」本義本來就有無名火，把板刀一拍：「你看你這個懶樣子，不過年不過節你跑到這裡來做什麼？還不快點跟老子回去！你今天不鋤完北坡上那幾畝地上的油菜，我發動群眾斗死你。」

  萬玉被板刀聲嚇得屁滾尿流，趕快溜出門，只是隔了一陣，怯怯地把油光光的腦袋探進來：「你你……你剛才要我做什麼？」

  「你聾了呵？要你鋤油菜！」

  「曉得了曉得了。你莫發氣。」

  油光光的腦袋縮回去了。本義總算吐勻氣，卷上一撮菸絲，發現身後有什麼動靜，回頭一看，居然還是萬玉臉上的苦笑。「對不起，我剛才又聽急了，你是要我鋤……鋤……」想必他已經駭得跑了魂，什麼話也聽不清了。

  本義把油菜兩個字狠狠灌進他的耳朵，才把他打發走。

  屋後有了一串豬叫，本義的氣色才算活了幾分。他最喜歡殺豬，殺得也內行。又一陣豬叫之後，他臉上儘是泥點，手上血污污的，回到灶邊抽菸。剛才只一刀，乾淨利落把豬放倒。他搭嘴搭舌一直守在屠房裡，最後邀幾個供銷社的夥計湊在熱氣騰騰的鍋灶邊，吃了豬肉，喝了豬血湯，才滿意地抹了抹油嘴，打了個飽嗝。

  他沒有開會，公社幹部也不敢批評他。待他滿面通紅地重返會場，幹部還要請他上台發言，足見他的話份十分了得。

  他說：「我今天不多講了，只講兩點。」

  這是他每次發言前例行的公告。他無論實際上講的是兩點，還是三點、四點、五點乃至更多，也無論是講三言兩語還是長篇大論，都要事先申明，他只講兩點。

  他講著講著，一股肉湯味湧上來，便講到他以前在朝鮮的經歷，用當年他打美國兵的武功，來證明現在修水利、種禾穀、養豬、計劃生育之類的任務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也是一定要完成的。他總是把美國的坦克說成是拖拉機。他說在三八線，美國的拖拉機來了，地都發抖，把人的尿都駭得出來。但志願軍英雄好漢，一百丈，不打，五十丈，還不打，三十丈，還不打，最後，等美國拖拉機到了面前，一炮就把它娘的打掉了！

  他得意地躊躇四顧。

  公社何部長曾經糾正他的說法：「不是拖拉機，那叫坦克。」

  他眨眨眼：「不叫拖拉機？我沒讀多少書，是個流氓。」

  他的意思是，他是個文盲，分不清坦克和拖拉機沒有什麼奇怪。他也認真地學習過坦克這個詞，但是到了下次開會，他照例一百丈五十丈三十丈地緊張了一通後，還是一溜嘴說成拖拉機。

  他的這一類用語錯誤，絲毫不影響他的話一句頂一句。「人只有病死的，沒有做死的」，「大災大豐收，小災小豐收」，「人人都要搞思想搞進步搞世界」等等這些話沒有多少道理，但因為出自他本義，就慢慢通用了，流傳下來了。他耳朵有些背。有一次從公社幹部那裡，把毛主席語錄「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聽成了「路線是個樁，樁上釘樁」，有明顯的錯誤，但因為「樁」字出於他的口，馬橋人後來一直深信不疑，反而嘲笑我們知青把路線說成是「綱」，綱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