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會與文學
2024-10-08 11:56:24
作者: 韓少功
人們越來越忙了。雞犬相聞、男耕女織的田園生活已被現代立體交通網所分解。社會化生產使人們習慣於交際和奔走,走出縣界、省界和國界,走出一個日益擴大的活動空間。從亞洲到非洲,從地球到月球,航天事業正實現真正的「天涯比鄰」和「天涯咫尺」。人們的精神空間也由於現代信息工具的發達而得到高速拓展。郵路四通八達,電信瞬息萬里。即使在輩輩相傳的趙家莊或李家大屋,你仍可以從電視中飽覽北京盛況,從報紙中領略中東風雲,通過磁帶體會貝多芬的輝煌以及原子世界的奇妙。上下古今,萬千氣象,密集信息正越過「十年動亂」所造成的沉寂,突然涌到'我們這些顯得十分狹小的大腦中來。也許過不了多久,你就可以通過電視機收到幾十個頻道的二十四小時全天播映;你可以拿起電話機直接撥號通達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你可以用電腦終端與中心圖書館取得聯繫,隨時查閱圖書館任何公共資料……這一切跡象使人們朦朦朧朧產生一個概念——信息社會。
空間越大,時間就越緊。精神領域裡這種空間與時間的函數關係,理所當然地使人們真正體會到一寸光陰一寸金。一切費時的信息傳達方式已逐漸被人們疏遠。開會要短,說話要短,作文要短,悠悠然的文學即文字之學,也在面臨考驗。古典戲曲的緩慢節奏,已使大批青年遠離劇院;長篇敘事詩和長篇小說作為時間上的高耗品,其讀者也在減少——只有極少的傑作能造成例外。與幾年前人們較多閒暇的情狀相比,現在人們忙得甚至沒有太多時間來光顧短篇小說。郵局統計,在報刊發行量暴漲的形勢中,一九八三年全國竟有百分之五十九的文藝刊物發行量下跌。這裡除了有文學本身的質量問題,其他多種信息渠道的出現,很難說沒有對文學形成壓力。文學作者們眼睜睜地看著一批又一批非文學性報刊應運而生,更有一批又一批載有密集信息的文摘報刊為讀者所歡迎。他們還眼睜睜地看到,儘管作家們使出渾身解數,但下班後的人們往往更多地坐到電視機前去了。影視文學,聲像藝術,正在使人們津津然陶魔然。一張廣播電視節目報,眼看將成為文學報刊只能望其項背的洋洋大報。
文學正在洶湧而來的信息浪潮中黯然失色嗎?
我們已經失去了恐龍,失去了甲骨文,失去了長袍馬褂……沒有理由認為任何事物都會萬壽無疆。但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歷史久遠的事物都面臨末日。人類還存在,還需要用符號來表達感情,那麼被譽為「人學」的文學,理應無緣受到文物部門的垂顧。這是一個確實卻稍嫌籠統的回答D也許,為了進一步討論文學是否消亡,我們還須探明文學特有的價值,看它對於人類是否具有其他事物所無法替代的長處——任何事物有所長就不會被淘汰,哪怕小如竹筷。
當我們清點文學之長時,也會冷靜而驚愕地發現,隨著電子聲像手段的廣泛運用,文學曾有的某些長處正在弱化或消失,某些職能正分讓或傳交給其他信息手段。這種動向雖然令人沮喪,卻也是確實的。
文學無法在平面寫實方面與影視競爭。遠古時期沒有什麼文學,最早的「文學」大概算那些象形文字,像牛,像羊,像日月山川什麼的。古希臘藝術家普遍認為「藝術摹仿自然」,主張文學照相似的反映生活。中國古人也首先提到「賦」,即強調鋪陳直敘,攝萬象、狀萬物。因為沒有攝影,更無影視,文學義不容辭地要獨負寫實重任。因此,你要知道雲夢澤嗎?請看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其東」如何,「其西」如何,「其高」如何,「其卑」如何。作者洋洋灑灑,把東西南北、山石草木寫得無微不至。你要知道梁山好漢的出征英姿嗎?那麼可在《水滸》中隨便挑出一首戰場詩,作者用墨如潑,把天地人馬刀槍劍戟寫得面面倶到。作者對實寫物象的這種勁頭,還體現在巴爾扎克對一棟樓房或一條街道的數十次描寫中,體現在雨果對一所修道院數萬字的介紹中。人們通過這些作品可以看到自己未能看到的世界,觀察到自己未能觀察到的事物,從而開闊眼界,增長見識。然而,今天的人們如果要知道雲夢風光,去看看攝影畫報不是更簡便嗎?如果要知道沙場壯景,去看看寬銀幕戰爭片不是更痛快嗎?不僅省時,而且聲像效果比文字效果更強烈。它能用直接的有聲有色來取代文字間接的「有聲有色」。屏幕上幾個鏡頭,往往功蓋大篇文字。
敘事詩越來越讓位於抒情詩,至於小說領域,不僅大場面大事件的題材越來越多地分讓給影視,不少小說家也不再熱心於鋪陳物象,藝術觸鬚更多伸向人物的情緒和感覺,伸向那些更能發揮文字優勢的領域。這不是說不寫實,比如徐懷中《西線軼事》所描寫的戰爭,其規模不會小於梁山好漢們所經歷的任何一場征殺。但作者在戰況交待和戰場描寫方面寥寥數筆帶過,筆墨始終傾注於男女戰士們的心態。不是從外形觀照來再現戰爭,而是以內心窺探來表現戰爭。作者也寫到紅河、戰車、木棉花等諸多物象,但顯然不再是那種乃槍劍戟式的面面俱到了;不是全景式的,是特寫式的;不是平面的,是曲面的或變形的——即收聚於作者主觀審美焦點。不難看出,「物象」型小說,更適宜改編為影視,而「心態」型小說,一旦搬上屏幕就會損耗掉大量內容和光彩。也許,小說這種由「物象」型到「心態」型的轉變,是在現代信息手段日益發達的條件下,小說揚長避短參加競爭的自然轉向,是它力圖使自己有別於影視的自然趨赴。
文學也很難在直接宣傳方面與其他輿論工具爭雄。在古代人那裡,奏疏和塘報僅為宮廷所用,對下宣傳則靠文告和鳴鑼,因此當時文學又兼有新聞報導的功用。古代的理論事業也極有限,鮮有專門的理論機關及機關刊物,故文、史、哲從不分家,多位一體。這樣,儒家文論歷來主張用文學來「明理」、「載道」、「諷諫」、「勸世」,即強調它的直接教化作用。《國語·周語》載故天子所政,使公卿至於烈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荀子·賦》中也有這樣的話天下不治,請陳詩。」這樣,就把詩當成公文報告了。文天祥的《正氣歌》敷顯仁義,頌揚忠烈,可算是當時的「哲理詩」;柳宗元的《捕蛇者說》抨擊苛政,指斥貪贓,可算是當時的「問題小說」;至於司馬遷在《史記》中常常於篇末來一段「太史公曰」,考究得失,評論是非,這都是把一些非文學因素夾進小說中來。如果說上述優秀作品多位一體現象在當時是難免的,或是必需的,那麼後'來情況就出現了變化。我們已經有了新聞之後,哪位長官還靠下屬「獻詩」來了解下情呢?我們要了解理論,還需要到小說中去尋找「太史公曰」?
縱然文學很難在思想宣傳方面爭雄,然而它可以在培育感情素質和性格素質方面發揮一己之長。可以發現,眾多作者的興趣側重逐漸由「明理」轉向「緣情」;由「言傳」轉向「意會」;由闡發事理以服人,轉向表現情緒以感人;即由宣傳教化轉向陶冶感染。人們已經看到,中國古代那種「寫中心、唱中心」式的詩歌,包括《雅》、《頌》中的「歌德詩」和「諷諫詩」終於完成了歷史使命。繼之而起的是唐宋以後大量描寫征夫、思婦、遊子、寒士等題材的抒情感懷詩。到今天,活躍詩壇的大量詩歌更以其情操、情趣、情致的獨特性和多層次性贏得讀者。代表小說創作高峰的已不再是思想功利較強的史傳小說和黑幕小說——這些日益被傳記作品和新聞作品代替。當代小說中,越來越多的作者更注重人物的微妙感情探究和複雜性格分析。隨手舉手頭王安憶的《流逝》為例,作者及筆下人物評議政治,評議人生,評議世間眾相,仍然有不少「理」。主人公趙家媳婦那段關於生存意義的大段內心獨白,全是理論,類似情形在《捕蛇者說》里根本沒有。但《捕蛇者說》表面上不太說理,實際上以理念為綱,推出明確單一的主題;而《流逝》表面上不避理,實際上以情緒為綱,議論為傳達情緒服務。兩者的根本性指歸不同。《流逝》的主題是什麼?趙氏家族在運動中的家道衰落值得同情還是值得慶幸?趙家媳婦終於得到的「實惠精神」是樸素還是平庸?……據說編輯部當時對此都各執一說,說不清楚。說不清楚但又可感可悟,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大概可以預測未來文學大致方位的又一個坐標點——「感悟」型。
重心態甚於物象,重感悟甚于思想,發展中的文學正在趨長避短,弱化自己的某些特性而同時強化自己的某些特性。這當然是大體而言,不能概括有個別。這當然也是相對而言,既說「側重」就不是說「唯一」——心態離不開物象,感悟離不開思想,矛盾的雙方面總是互相依存互相滲透的。問題只是:它們在什麼樣的層次中進行了什麼樣新的組合?在新的機制中,孰綱孰目?孰表孰里?
演變就是演變,並不意味著演變前後有什麼高級和低級之別。各個歷史階段的文學各有價值,但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文學是必然有所演變的。這種演變過去就有。我們已經歷了口傳文化、印刷文化、電子文化三個歷史階段。每一次信息手段的豐富和發展,都帶來一次文學體裁門類的增加和分化。各門類間或有交叉,有疊合,有雜交品種。理論與文學結合可以生出文學宣傳,包括活報劇雜文、朗通詩、哲理小說等等。新聞與文學結合可以產生非虛構文學,即報告文學、傳記文學。
正由於門類越分越多,因此各門類就該有自己更確定的功能和更專擅的範圍。不守本分,不務正業,不善於揚長避短而去越俎代庖,往往是費力不討好的。近來有不少電影導演已經認識到,真正好的小說是難於改成電影的,好的小說題材往往不是好的電影題材。其實在小說與戲劇、小說與新聞之間的問題何嘗不是如此?以前有過一段小說戲劇化,現在又有些作者熱心於小說新聞化,靠匆忙採訪抓素材,靠道聽途說找熱門,靠問題尖銳造影響,這樣的小說既缺乏新聞的真實性魅力,又無小說藝術性魅力,其實不足為訓。
七十二行,各有長短,十八般武藝,各有利弊。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局限和用途,認識了這一切,就是大有作為的開始。兩千多年前,一群土人在荒漠的黃河流域唱出「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時,絕沒有想到今後還會有詞賦、小說、桐城派、浪漫主義和電視連續劇。今天,我們很難預測未來文學的具體面貌,但我們至少應該指出:要讓文學在「信息爆炸」中鞏固和開拓陣地,找到文學的獨特價值是十分重要的。
198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