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學與文化

  「本質」淺議

  文學界討論文藝反映生活本質這一問題時，焦點往往大致有二:一是文藝應不應該反映生活本質；二是當今我國社會生活的本質是什麼。我在這裡想來說幾句。

  (一）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絕對本質」。

  水的本質是什麼？古代人只能把它看成「五行」之一，有人還斷言它屬於北方，「主冬令之氣」。後來化學產生了，門捷列夫又創元素周期表，人們始知水不過是一種氫氧化合物，相對前人來說，似乎可以自詡認識到水的本質了吧。然而時至今日，人們的認識又深入到原子結構內部，認識到原子核、質子、中子、電子、層子，對水可做出更科學的解釋。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們的後代今後還可能揭示出更多關於水的奧秘，揭示其更深的本質。由此看來，即使對一滴水的認識也是不可窮盡的。所謂認識，不過是通過揭示不同層次的相對本質而逐步深化，指向無限。

  對社會生活的認識恐怕也是如此。一個「四人幫」，一九七六年有人說它是「極右」，一九七八年有人說它是「極左」，現在又有人說它是「封建主義」……但對「四人幫」的本質，我們今天也不能打包票說已經窮知，不能宣言這方面的認識巳經終結。科學和哲學迅猛而無限的發展，將使我們一步步更深刻地剖析「四人幫」。

  因此，所謂「本質」是分層次來談的；認識本質是相對而言的。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就有「初級本質」、「二級本質」等等提法。只有主觀教條主義者和庸俗經驗主義者，才自以為獨具慧眼，一勞永逸地把握了某個事物一成不變的「絕對本質」，從而發出種種無知妄說。嚴格地說來，「本質」不是任何人的專利品。一部文藝作品，只要作者在其中投入了嚴肅的心血，那麼這部作品總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事物「本質」。比如有些「傷痕文學」儘管有缺陷，但它揭露了社會主義社會裡殘存的官僚特權等等，相對於「四人幫」的陰謀文藝，相對於以前那些一味粉飾太平的作品，不就反映了一定的「本質」嗎？如果硬要扣上一頂「歪曲本質」的帽子，那麼照此推演，我們怎麼來看待前人的作品？是否要把李白、曹雪芹、托爾斯泰都一棍子打死？

  「本質」這個概念不必搞得很神秘。在列寧看來，本質與規律性是相近的概念，本質就是「事物的性質及此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內部聯繫」。我們大概可以這樣簡單地說:反映本質，就是反映規律性。故不論古人或今人的作品，凡反映了一定規律性的作品，就是反映了一定的本質。即算只是反映了較為「初級」的本質，我們也應該從認識論的角度，客觀地給它一定的地位，不必對其求全責備和濫加鄙薄。

  (二）不存在脫離現象的「純粹本質」。

  本質只是人對客觀存在的一種抽象（是英語中的what，而不是that)，因此從來不能具體地存在，只能通過現象來表現。白馬的本質是「馬」，但抽象的馬在哪裡有呢？只有具體的某白馬、某黑馬或某黃馬。本質的「馬」潛在於具體的諸馬之中。馬克思說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是直接符合的話，那麼任何科學都是多餘的了。」這種不「直接符合」，這種現象中含有的非本質因素，並不值得我們沮喪和煩惱。因為沒有這些，就無所謂現象。科學與文學，都是從研究現象開始的。區別在於:以邏輯思維為手段的科學，當它們抽象出本質以後，就把現象拋棄了，抽象的成果通過理論直接向人傳達。而運用形象思維的文藝創作，在認識和揭示事物的本質的全部過程中，始終離不開具體可感的有關現象，亦即我們常說的文學形象。

  有些教科書常常強調文藝是反映生活本質的，多年來對這一觀點過分的強調和不正確的解釋，使人們對「現象」見而生畏，退避三舍。如果說某部作品「只反映了現象」，那簡直是「歪曲生活」、「思想淺薄」或「傾向反動」之類的同義語，重則對其橫加批判，輕則將其劃人末流。其實，既然本質和現象密不可分，那麼文藝要反映本質，必然要藉助現象；文藝描繪了現象，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本質。有什麼必要害怕現象呢？山水詩、花鳥畫等等，似平只反映了「現象」，不也有很多傳世之作嗎？《詩經》、《離騷》、《史記》、《漢書》等等，並未反映出有些教科書所要求的「社會本質」，但它們對人民不也是有益無害嗎？不也是中國文化的優秀遺產嗎？

  

  想撇開現象去認識和反映本質，不僅有違科學認識論的基本原理，而且與文藝的基本規律相逕庭。也許，有一些人並不反對反映現象，但他們認為現象有兩類，一類是非本質的，不反映本質的；一類是很「典型」的，也就是能表現本質的。他們要求作者只捕取後者。可問題在於，這種只表現本質，不雜有任何非本質因素的現象哪裡有呢？讓作家描寫這種與本質「直接符合」的現象，要求文藝只反映本質，不反映任何一點非本質的東西，怎麼做得到呢？試想，如果寫一革命人物，只准寫他們大公無私、高瞻遠矚等等偉大的「本質」，那麼我們怎麼來區別列寧和史達林？怎麼來區別毛澤東和劉少奇？怎麼來區別孫中山和宋教仁？……企圖反映「純粹本質」，是很多作者失敗的原因。十八世紀歐洲一些古典主義作家，著意宣揚他們認為很「本質」的理性，把筆下人物當理性傳聲筒，結果導致了人物概念化。我國宋代不少詩人以理人詩，議論為詩，想越過現象單刀直入揭示「本質」的「理」和「道」，結果詩作味同嚼蠟。「四人幫」統治文壇時期那就更不用說了，「本質論」帶來的千人一面令人生厭。

  (三）反映生活與反映生活本質。

  一件作品，反映生活與反映生活本質是不可截然分開的。但生活與生活本質，作為兩個概念，有細微而重要的差異。「生活本質」是抽象物，是人們認識的成果，更多地與作品的主觀思想性相聯繫；「生活」是具體物，是人們認識的對象，更多地與作品的客觀形象性相聯繫。

  文藝與哲學、科學一個很大的不同，在於它不但把作者認識生活的成果傳達給他人，更重要的是把作者認識生活的對象也和盤托出，儘可能完整真實地傳達給他人。這當然要求我們把反映生活看成是比反映生活本質更基礎的方面。可惜有些人不是這樣，他們自信悟到「本質」之後，就以這個「本質」作模式來挑選斧削具體的「生活」，為我所用地改造原始素材，以求更集中更鮮明地反映「本質」。問題就在這裡發生了。如前面所述，現代科學並不能使我們誇耀自己無所不知，一個作者的認識能力永遠有限，那麼怎能擔保你悟到的「本質」就是這方面認識的頂峰？在你大膽挑選斧削「生活」的時候，不擔心你肢解歪曲生活嗎？你為什麼不更忠於生活，更信賴讀者，儘量完整真實地把認識對象傳達於人？曹雪芹表達了他對大觀園「本質」的認識，這並不妨礙他比較客觀地描寫大量豐富的人和事，較同時代某些黑幕諷刺小說來說，較少「思想模式」的痕跡，較少圖解主題的勉強。這部書的價值與其說在於它反映「生活本質」，不如說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生活」。正因為這樣，《紅樓夢》才成為一部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而歷久不衰，以至曹雪芹本人的思想傾向都顯得不怎麼重要了。他對寶、黛等人的認識，即對大觀園生活「本質」的認識，由無數後人爭爭吵吵地修正和延續發展下去，幾乎是一個未完成式。

  強調客觀形象性，當然不是主張照相式地羅列生活現象。文藝是主客觀結合的產物，純客觀的文藝是不會有的。作者在處理生活素材時，所取所舍，所詳所略，當然受他世界觀、藝術觀的制約，創作過程當然有主觀的參與。但各個作者，其主觀參與的方式有不同（有的好用理性理論，有的善取直覺直感），參與的力度也有強弱之差，主觀成分有相對的多少之別。我的想法，只是希望主觀因素參與不要超過正常的限度。作品傾向應該從生活畫面中自然地流露出來，主觀思想性應建立在客觀形象性的基礎上。

  從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經驗教訓看，「本質」尊於和高於「生活」的論調，曾給我國文壇帶來很多思維大於形象的作品，理念總是榨癟了真實的人。不少作者都自願或被迫地成為好為人師的廉價說教者，文藝完全等同於教育宣傳。一些很不錯的作者也曾因此吃過虧。「四人幫」時期暫不提，只說十七年那些反映合作化，歌頌大躍進的作品，曾幾何時趕中心、跟政策，一個比一個更顯「本質」，可這些東西當年車載斗量，如今還可原版再印的屈指有幾？也許有人會歸怨於當時上級「批發」的「本質」錯了，以為那些作品僅僅是一個傾向性正確與否的問題，其實不是。治病要治本，文藝的根本出路在於遵從藝術規律，恢復文藝的正常機制，用「文藝反映生活」這個不太容易造成誤解的口號，取代「文藝反映生活本質」這個較易造成誤解的口號；至少也不能以後者取代前者，或者作前者的註腳。不然的話，很多人就可能把認識對象和認識成果的關係倒置，仍難擺脫圖解主題的荒唐軌道。

  現實中已有這種傾向——丟了「歌舞昇平」的舊套子，又來「哭哭泣泣」的新套子。政治標籤雖已更換，文學的僵硬模式卻仍在延續。應當指出，個別表現「傷痕」有缺陷的作品，倒不是因為他們如有些批評家所言太多講求了客觀真實；恰恰相反，是因為作者太想表現主觀意念，太想圖解自己發現的某些「本質」，結果背棄了自己的生活感受，與粉飾文藝在藝術上殊途同歸，失之於概念化和簡單化。

  198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