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想

2024-10-03 17:49:32 作者: 韓少功

  一

  平常聽到「做學問」的說法,有點不以為然。這個詞有點像時下另一個很時髦的舶來詞廣做愛」或者「造愛」——似乎愛是做(make)出來的,只是一種技術和手段,可以在實用手冊中被設計被規定被訓練指導。只要操作得法,人們都可以做出仿純真或仿瀟灑的成色,做出仿嬉皮或仿雅皮的款式。

  

  英語自有所長,但偏愛人為的造做之技,make用得太多太濫,「做友誼」、「做快樂」、「做錢」等等,讓人匪夷所思。

  二

  小學問可做,大學問不可做。歷史上那些文化巨人,不代表一般的學問和知識。他們哪怕從事枯燥的思辨和考據,生動的原創力也來自生命的深處,透出人的血溫、脈跳、價值觀以及親切的情感,成為一種人生的註解和表達,帶著鮮明的個人烙印。文與人一,文如其人,風格即人,文學就是人學……凡此等等的評鑑,曾經指示了典範的特徵,測定出昨天的標高。

  一個中國人想到孔子,腦海里肯定首先不是學問,而是一種東方式的導師風貌:清高而勤勉,堅強而嚴正,硬得像塊石頭,始終承擔社會責任並熱心教育,似乎總是穿著有點式樣古怪的長衫,坐著牛車奔波列國不可而為地宣傳理想,拘泥小節有時卻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遠離廚房遠離女人遠離靡靡之音而且肉片一定要切得方正……人們對孔子的這些印象,不一定與野史或正史有關,而是來自《論語》本身的人格內蘊。

  還有尼采D尼采與其說是一種哲學,毋寧說更是一種精神爆破式的生存方式。他晦暗而尖利的語句,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被後人逐一透析,字字確解。但他字裡行間迸發出來的孤獨、絕望、極度敏感以及無處傾瀉的激烈,是任何一個讀者不難感受到的。「上帝死了」,不是他在書齋里的推究,不過是他心靈的一道傷口,是他的長期的腦痛和半失明的雙眼,是他對社會普遍性偽善渾身發抖的憤怒,是他突然在大街上抱住鞭下瘦馬時迸涌的熱淚。

  尼采的腦子壞了。大學問家在一般人眼裡,總是有腦子壞了、不夠圓通、不夠機靈的感覺。

  三

  人與文不可分離,故有漢語詞「人文」。古往今來的人文濟濟百家,但如果稍加辨認,那些有分量的作品,保持著恆久影響力的作品,決非小聰明和技巧所能支撐。學問越研究到後來,越接近未知和創造的高寒區,就越需要生命力的燃燒,智慧和情懷融為一體。對於那些人文前驅來說,他們在孤燈長夜裡面臨的重大選擇,不是想什麼的問題,而是願意想什麼的問題——情感和人格總是成為思維的路標;不僅是怎麼想的問題,更是怎麼活的問題——「想法」是「活法」的同義語。他們中間的有些人常常為此把自己逼人險惡,逼人一輩子的閒頓,甚至付出血和生命的代價。他們的作品無論被後人如何評價和取捨,都適宜用人來命名:柏拉圖主義,康德主義,托爾斯泰主義,伏爾泰主義,盧梭主義,雨果主義,甘地主義,列寧主義,羅素主義……而在更早以前,曾經主導人類精神的各大宗教,其《聖經》差不多就是史傳,成了先知和教祖的生平事跡記錄,更是人文初期的寓言化人生讀本。

  直到最近的幾十年,以人來命名主義才漸漸顯得有些罕見了,漸漸為人們不大習慣了。人與文的關係,似乎不再是簡單而鮮明的主從關係(或者從主關係),源流關係(或者流源關係),體用關係(或者用體關係)。隨著技術潮流的層層覆蓋和層層滲透,人的面目在隱退和模糊,已經無關緊要。文過其人,文遠其A,文悖其人,這一類現象日益普遍。文化似乎告別了個體手工的時代,遺留著手溫並且印刻著工匠獨特標記的成品日漸稀有。工業式批量產出的文'化很難呈現出個人的光彩,人的光彩,正在留下過於操作化和消費化的詞句、論點、模式、文化策略,留下一堆一堆不無華美但未免生硬和金屬般冷漠的事名或理名:諸如「後結構」或「後現代」。人們可以在一周之內製作或消費一百個主義,但是,一般來說,人們睜大眼睛也很難看清這些主義後面的人。

  這是一個悄悄的變化。

  四

  變化最早出現在建築和攝影——這些工作必須依靠機器,也需要很多錢,最容易一步步淪為工業資本的器官和部門,改變文化的個體手工性質。不難理解,人就是在這些領域最先失重,也最先失蹤。美國的A·沃霍爾,一個重要的當代藝術家,同時用五十張彩色和黑白的夢露頭像拼貼新作,用湯罐頭和肥皂盒裝配新作。他發現原作的意義巳不存在,原作就是複製,可以批量生產,於是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想成為機器,我不要成為一個人。我要像機器一樣作畫。」

  這句話說得很聰明,本身倒不像是複製,不像是機器人的擬音——他何須急匆匆地自愧為人?

  五

  安迪·沃霍爾處在一個機器無往不勝的年代。工業不斷造出新的文化設備,大學便是其中之一。從表面上看,大學越來越像工廠。教師不過是技工,教室不過是車間和流水線,畢業生則需要面向市場的GG和推銷。大學不再秉持舊時代那種「全人」或「通才」的神話,只是以工業為藍本,實行越來越細密的分工,把學生訓練成適銷對路的專業技術。它越來越被人們視作一個有效的投資項目,被納入利潤的核算和規劃,學會對市場拉拉扯扯表示親近。

  大學發育了強大的理科,也迫使人文學科就範,卻不能像對待理科那樣,給文科提供足夠的實驗手段。於是,人文分離的可能性大大超乎從前。一般來說,一個現代人是這樣走進文科的:從小學讀到大學,可能還讀到博士甚至博士後,整整讀去一個人的半輩子。他或者她眼界開闊,見多識廣,只是沒法將其一一身體力行,吃了梨子以後再來說梨子的滋味——這種原始而理想的認識模式,似乎帶有過多的農業文明意味,在當今的資訊時代已顯得迂闊。他需要吞下的課程太多,課餘時間只夠勉強容下足球、口香糖以及觀光旅遊,要他親歷更多的實際人事無疑是苛求。他們當然可以像畢卡索或高更那樣,去尋找非洲或少數民族,去文明的邊緣發掘人的原真和豐富,問題是,這種覺悟和勇氣,越來越被視為老派、累人、不討好的愚行,實行起來也不無困難。因此,除了特別的例外,大學意味著文化日漸遠離原型,只有一大堆間接的、複製的、再生的、缺乏經驗親證的知識。一些有識之士一直憂慮文科大學要不要辦,要怎麼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工業打破了以往的知識壟斷,消除了以往的知識短缺,卻大規模普及和加劇了文科的無根狀態——這表現在爆炸似的資訊增量中,一個人要成功地保持知識的實踐品質,要堅持精神的個性、原創性、真實性,相對來說十分困難。這倒不是說知識越多越愚蠢和越反動,只是說資訊爆炸,對人的消化和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更苛刻的要求。一不小心,每個腦袋都塞滿異己經驗,肩上差不多長著別人的腦袋,或長著一個潮流文化的公共腦袋。

  作為人性的載體,作為價值觀的沉積和凝固,文科知識的無限增聚也可以使大學成為精神摹本和精神假面的產地——如果學人們不能用生命將其一一重新灌注心血。

  六

  文本論正在變成唯文本論。這種現代流行哲學消解自然,顛覆真實,宣布「能指」後面沒有「所指」,表述不能指涉事實,一句話:梨子的概念並不能反映梨子,真梨子無處可尋。美國「新批評」及其各種學術盟友提倡純文本研究,認為文本就是文本,真理取決於修辭,是一個封閉自足的世界。至於文本與作者人生經歷和社會環境的關係,在他們看來,既沒有必要研究,也沒有可能研究。

  這種哲學對傳統人文具有一定的消毒功能和滅殺功能,暫且放下不提。有意思的是,人們不妨瞥一眼這種理論的特定背景。它發動於工業時代,生成於歐美都市的學院氛圍之中,可謂應運而生,適得其所——這種哲學的產地確實盛產文本,文本而已的文本,盛產詞語的操作,觀念的遊戲,結構的單性繁殖,邏輯的自我複寫,還有總顯得頭重腳輕的各色文化精英。沒有親歷戰爭的人闡釋戰爭,沒有親歷苦戀的人詠嘆苦戀,沒有親歷英雄業績的人在大寫特寫英雄……美國一些大學喜歡辦寫作訓練班,就是在鼓勵學院才子們做這種技術活。在這種情況下,文化不再來自生活,不再來自生活的文化本身成了最實際的生活,成了新文化的動力和素材。從書本中產生書本,從書本所產生的書本中產生書本。他們是一千部哲學孕育出來的哲學家,是幾千部電影浸泡出來的電影家。技術化成了常見的歸屬,血管里更多地淌流著油墨和雷射盤的氣息。積重深厚的文化外殼裡日漸空心。

  這就是「主體的喪失」嗎?就是消解派哲學家們所預言和嚮往的「人的消亡」、「人的退場」嗎?

  這是唯文本論的勝利——個非人化的文本世界確實如期而至,有目共睹,總算結束了關於人的浪漫神話,集中展示了人文真相的一個重要剖面。這當然也是唯文本論的失敗——它成了文本高產區「自然」而「真實」的產物,明白無誤地「指涉」和「反映」了事實,與文本動物們的「人生經歷和社會環境」不無密切相關。它是一種都市生活須知,是一種學院症及其學院症抗體。它與現代人的感受契合,得到現代人經驗的確認,因此不僅僅是文本。它的正確性最終喜劇性地在文本以外的世界,即人的現實世界裡顯影——只是這個世界已沒有多少人味,更準確地說,沒有多少人的實踐。

  七

  我們歡欣鼓舞地走進工業',但有些辭典對工業的解釋並不怎麼準確,不怎麼完整。工業的要義也許不在於規模和生產的集中程度(修建埃及金字塔或萬里長城不是工業),不在於採掘和製造的勞動方式(石匠和煉丹術不是工業),更不僅僅是有效地利用能源(廚子沒有工業家的感覺)。

  突破人類演變的臨界點——工業的意義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人與自然、技術與自然的關係。狩獵,種植,牧養,手工業,工業以前的種種生產,只不過體現了人對自然的低度導控。這種導控多少改變了自然的某些形態(比如把羊關進圈牢,把木頭做成木椅等等),但基本上不觸及自然的本質。世界仍是以自然為本的。工業則不是這樣。工業以其強大的技術手段製造一個地球化學失衡和重構的全新物境。水泥是新的石頭,塑料是新的木頭,路燈是新的月光,計算機是新的人腦……工業解脫著人在自然里的勞苦和危險,同時一塊塊瓦解和消除自然,把人們誘入一個高技術:^技術為本的世界。人們走人大都市的高樓群落,屏息探望眼前完全人造的高山和峽谷,完全人造的白日和黑夜,不能不感到自然已成了一個遙遠的舊夢。

  工業放大了人的力量,不過,「工業化」是一個必須慎用的危險用語。工業不能完全取代農業,更不能取代人文,正如塑料花不能取代鮮花。人文所不可或缺的個性、原創性、真實性等等,隱藏著人與自然的神秘聯繫,暗示著人道的初原和終極。而工業則意味著製造、效率、實用、標準化、集團行動以及統一體市場,一知話,工業鼓勵著事物的非自然化。

  對於自然來說,非自然化與自然構成了文明不可或缺的對抗性張力^但這不意味著人可以盲目地神化工業,甚至讓工業原則接管一切。早在七十年代,美國有一批機器狂,預言電腦將勝任寫詩歌和小說的職能。有人曾給槍匪設定程序,給警察設定程序,給狗、女人、狂風暴雨設定程序,一鍵啟動,一篇偵探小說差不多就在電腦里嘩嘩嘩自動完成,至少也可以得到一個像樣的粗坯。這不值得大驚小怪,也無由被小說家們懷疑和輕蔑。事實上,當代大量平庸的小說家,其編造功夫不見得比電腦更強。在他們那裡,一切情感早已程式化,幽默成了「搞笑」,悲哀成了「煽情」,開打和床上戲成了調味品,慷慨激昂的鮮血只不過是「做秀」的紅油彩,隨時都可以在臉上抹出來。文章既有了定法,編成技術手冊或電腦程式就是順理成章的下一步。

  更進一步說,文化的技術化早已開始,比如化妝品是技術的美色,公關術是技術的親情,世界語是技術的新語言,跨國集團是技術的新國家。肥皂劇、通俗歌帶、袋裝人生指南、政治宣傳套話、微縮景觀公園、心理速成訓練班等等,這些個性含量越來越少的仿製和組裝,為什麼不能讓電腦來干?

  可以肯定,只要做出更為精密和奇妙的軟體,電腦就一定能在將來承擔更複雜的文化功能,把一批批文化人無情趕入失業的人群。

  八

  先鋒曾經意味著獨特和叛逆,是一切意識形態統制的天敵。但事情並不完全是這樣。既然一切表情都可以模擬,一切感覺都可以設計,反體制姿態當然也可以被視作某種冷門開發項目納入市場。人們可以設計出先鋒們怪異的頭髮,語無倫次的癖好,還有孤獨、懷疑、虛無的冷目。問題在於,如果這種目光僅僅出於設計,源於參考書目,沒有人生隱痛和社會理想打底,它就必然缺乏沉重和堅定,缺乏神聖而不可更改的拒絕,一轉眼就可能被市場行情吸引,投向鄰居們有錢的好日子。

  先鋒們內心中的神聖一旦冷卻,就與奸商無異。這些仿先鋒的冷麵,多是早期風格或表面風格,是玩給學院派批評家看的。常見的情況是,他們也可以玩出絕不虛無的GG利潤,絕不焦慮的太太讀物,絕不孤絕的民族團結仇外反霸熱情——區別僅僅在於,他們此時心目中的讀者和觀眾,已經易為俗眾或別的重要購買者。

  他們並沒有什麼變化。只有書呆子才會認真看待這種變化並且深究原因和種種差異。技術化的文化也從無自己真正的美學主張,或者說從來就能兼容一切美學主張。一個崇尚相對性的全民狂歡節里,什麼都被允許。如果說它的「相對」之中有什麼「絕對」,如果說它有恆定不變的什麼特點,那就是仿製:從新潮到古典,從具象到抽象,從消解到重建,從高雅到通俗,一切都可以接納,一切都可以仿製。就像工廠以銷定產,今天生產校園用品,明天也可以服務市井。他們的想法無數,但特點在於所有的想法均與活法無關,或者說只與最實惠的一種活法有關——以「想法」牟利。因此,他們的反叛只是偶爾使用的策略,「策略」成為他們最合意的用詞。他們熱心結夥,勉力造勢,樂於在組織和潮流中放棄個人風格。他們「炒作」的標新立異,不過是陳詞濫調的才子版,甚至與官僚版同出一爐。他們即便披掛著先鋒表情,那也是市場競爭的一時需要,競爭者都有一顆火熱的通俗心。

  惡之花也成了塑料花,在貨柜上光彩耀目。我們眼睜睜地看到,文本在繁榮的聲勢中高速空轉,越來越與人們的心靈絕緣,越來越遠離人。

  在這個時候,沒有什麼運動出來捍衛人道與人權。

  九

  在電子傳媒誕生以前,同樣也有劣質文化,比如八股和台閣體。那時候的文化垃圾也肯定是文壇里的多數,只是被時間淘汰,大多退出了我們的視野。同樣的道理,優秀的作品,健康而充滿生機的作品,在電子傳媒中也同樣存在,而且永遠會存在。人們無須誇大現實的災情過於憂心忡忡。

  不同點在於,工業化以前的文化,對於多數人來說是一種自給自足的、或半自給自足的狀態。他們質樸少文,無緣文墨,經常被拒於文人圈之外,連看一場戲也如同稀罕的節日,很難有文化虛腫或者撐死脹死。因此,他們親歷多於虛言,實踐多於理論,生命本原多於文化規限。他們生動活潑的民歌、民諺、民風、民俗,給人一種精神野生物保留區的景象。

  不難看出,這種民間文化與工業化時代的市民文化不是一回事。市民文化缺少自然的底蘊,是在水泥和塑料的環境裡長出來的,追隨著報紙和電視廣播的時尚,是潮流、組織、技術力量的外來強加,一招一式一嬌一嗔都透出名牌味和明星味,多見文飾造作和跟風多變的特點。儘管如此,隨著電子傳媒的發達,民間文化正在受到這種市民文化強有力的感染、瓦解以及排擠,正在成為珍稀物種,需要人類學家和博物部門的保護。

  電子傳媒是整個文化工業的主機。它是這樣一種東西:容量十分巨大,拼命向創作者榨取心血。如果心血不夠(也許有個恆量)就只好摻水假冒。它的產量也太高,所造成的文化過剩超過了社會正常需求(也許這裡又有個恆量),形成了對人心高強度干預,形成一種壓迫。如果人們缺乏相應的消化能力,缺乏自控和自淨的有效機制,人與文的良性互動結構就可能破壞,類似於其他事物失去了陰陽平衡、正負平衡或PH值平衡。可惜的是,直到最近,電子傳媒還沒有露出醫生的面容,對人們經常提出節食的勸告。恰恰相反,它不斷鼓勵消費,鼓勵文化的暴飲暴食。它解除了文字對文化的囚禁,把識字和不識字的人統統吸引到它的面前,納人一體化的文化格局。它全天候工作,多樣式綜合,以幾個甚至幾十個頻道的天網恢恢,把很多人的閒暇幾乎一網打盡,對他們給予勢不可擋的聲色轟炸和視聽淹沒。

  一個人在電視機前很容易感到乏味。一部關於非洲饑民的傑出電視片,最初還可能使觀眾震驚,但日復一日地播放大同小異地重複以後,唯一的結果只能是人們在熟視無睹中麻木不仁,興味索然,同情心逐漸泯滅。揭示就是這樣最終導致了遮蔽。波赫戰亂,「文革」暴行,紅軍長征,地震和「挑戰者」號爆炸,都成了一些電視事件,一些同肥皂劇混同一片的視聽消費,最終讓觀眾一邊打哈欠一邊乜斜著眼睛漠視。

  一個人在電視機前也很容易感到無力。他現在不是面對一個村莊或一個公國,即使遇到對抗也容易保持自信。他現在憑藉一方螢屏已加入了地球村,深深陷入了無限廣大和紛紜的現實,面對著一個個他很難阻擋和動搖分毫的潮流。電視看多了,人的個性空間相對縮小。電視迷最容易習慣自己對於世界的觀眾身份,成為一個龐雜信息的垃圾桶,成為一具生命元氣過多磨損和耗散的空殼,失去對現實做出積極反應和抗爭的勇氣。都市「文明病」中的疲憊、冷漠、耗竭感、挫折感,後面常常都有一塊忘記關機的白花花的電視螢屏。

  最後,乏味之後,無力之後,人們還可能接受電子傳媒對自己的重新定型。一部《秋菊打官司》,使「有個說法」很快成為大眾習語。一部《愛你沒商量》,使「沒商量」也在幾周之內成了使用頻率最高的用詞。人們就是這樣交出了自己的語言。在美國片《浮華世家》之後,全球數以千萬計的婦女也急忙忙交出自己的服裝、髮型乃至發色,一切都照劇中主人公的做派重新開始。人們還經常輕易交出自己的政治觀念(比方愛上美國體制),藝術趣味(比方愛上流行歌星),乃至性——在西方的一些學校里,當同性戀成為影視熱門題材之後,當某個明星的同性戀經歷被電視炒開之後,曾經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學生在調查中振振有詞拍胸脯,承認自己是雙性戀或者伺性戀一一但生理學的研究和統計證明,這個比例一般不可能超過百分之三。

  在這裡,同性戀已經不是人的自然,是文化影響和強制的結果。

  十

  有些人曾經抱怨,當今好些文化人不用心來寫作,只用手來寫作。現在請想一想:如果讓那高達百分之三十的學生來寫作,即便他們全是用想法來表現活法,他們能寫出怎樣的真實?如果他們的同性戀確有其事,這樣的真實算不算真實?

  技術染指生命,正在淡出「非自然」的階段,邁人「造自然」的坦途。生物技術正在用魚和植物的基因混合,造出了抗凍的新土豆和新菸草。在這個十年結束之前,可能破譯出生命的基因密碼。在不久的將來,工業將造出新的鮮花,新的樹林,新的老鼠和新的狗,新的男人和女人甚至非男非女我們現在難以想像的人。到那個時候,你能說它不是自然?

  同樣道理,當電子傳媒塑造出人們新的同性戀、新的痛苦和歡愉、新的鬥毆和漂泊、新的經歷和立場,到了那時候,你能說這些不是人生的真實?

  仿生人,工業的某種最高級作品,工業邏輯的必然指向和最終夢想——幾乎同真人一模一樣,大腦同樣發達,甚至也有情感,只是不再來自母胎,不再來自血肉和情愛,不再有人的全部豐富性——他們(它們)是可以成批成套產出的製品。就是在去年,一^九九二年,《紐約時報》轟動性地報導美國兩個科學家,J·霍爾和R·斯蒂爾曼在實驗室里利用胚胎細胞分離,成功地複製出了四十八個新的人類胚胎,其中有兩個居然成功地活了幾天。高科技的新人種正在叩響歷史的大門,教廷,政府,倫理學教授,貧民區的母親,都為此不安和恐慌。但他們還未意識到,仿生人的誕生不僅僅出現在實驗室,也在其他地方悄悄進行。比如那些政治專制和商業專制的語言暴力,正在謀殺人心,正在批量生產出空洞的目光、呆滯的表情、對一切隨波逐流無動於衷缺肝缺肺的物質化存在,其人生永遠只有權勢和時尚這唯一的向度。在那些人的臉上,不是分明呈現出仿生人的近似面目?

  十一

  沒有一成不變的人性。人是不斷變化演進的。人在很久以前可能有鳥的銳目,有狗的好鼻子,有老鼠對地震的預感能力,當然也可能有亂倫的無知和胡來。文化使人脫離了動物狀態,也失去了這些好的或者不好的東西,獲得了新的人性表現——說這是進入了本能和遺傳的文化積層,沒有什麼不對。

  人們還會往前走,憑藉文化的創造走向深不可測的未來。但無論怎麼變,人永遠是一種文化的自然,或說是自然的文化。自然是文化的重力,沒有重力的跳高毫無意義。自然是文化永隨其後的昨天,永貫其身的母血,是拉著自己的頭髮怎麼也脫離不去的土地——旦脫離這塊土地,綠葉只能枯萎凋零——除非是塑料葉。在這個意義上,仿生人代表著把人拔根而起的企圖,初露技術化的殺機。仿生人的生理性複製或文化性複製,都意味著人這一特定物種的自殺——即使有些人把這些複製描述得十分美妙。

  歷史常常只有通過災難才得以向前推進。蒸汽機在十八世紀一聲汽笛拉響的時候,歐洲瀰漫著普遍的樂觀情緒,競相歡呼這「搖撼舊世界基礎的偉大槓桿」(恩格斯語),甚至相信新技術將幫助人類消除一切帝制和貧困。直到世界大戰頻頻引爆,蒸汽機延伸成坦克和轟炸機,在硝煙中向生命撲來,人們又差點落人了失望的深淵。杜桑的《下樓梯的裸女》,卓別林的《摩登時代》,沃霍爾鏡頭下的電刑椅,莫不表現了機器對人的異化、奴役以及殘暴。對工業技術的反省和批判,一次次成為很多文化人當中風行的主題,頗有點中國古人「絕聖棄智」的遺韻。

  其實,技術無罪,技術至上才是盲目,対技術失去了道義和詩學的控制才是人間地獄。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任何新技術還將成為人類的陷阱一包括電腦。從眼下的情況來看,電腦誠然可以實現信息分享,把人與世界緊密相連,極大地提高生產和生活的效率。但是,要是人性的監控一旦撤除,電腦也可能造成新的階級分裂:一方是編程和網絡控制寡頭,集中著越來越大的支配權利;另一方則是普通操作者大眾,越來越成為電腦的奴僕和附庸,從算術「傻瓜化」開始,到照相「傻瓜化」,開車「傻瓜化」,家居生活「傻瓜化」等等,最後可能喪失人的基本技能,喪失人的主體性:除了按按鍵鈕,什麼事也不會做。知識寡頭批發一塊晶片,就可以規定人的全部生活。到了這個時候,新的上智與下愚,新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勢必成為普遍話題和公共邏輯——電腦將為新一代集權專制主義提供強大技術基礎。

  這還只是可能的險境之一。

  十二

  六十多年前,著名經濟學家J·凱因斯一眼看破技術崇拜的猙獰。他較為樂觀地預測孫子一代的情況,說那時候人們「將會再一次把目的看得重於手段,寧願追求善而不追求實用。」「可是,」他接著說,「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至少在一百年內,我們還必須對己對人揚言美就是惡,惡就是美:因為惡實用,美不實用。」

  凱因斯預告了一個陰暗的百年。

  從那時起,人類一次次在日益技術化的世界裡甦醒人性的理想,綠色和平思潮一次次揚起救亡征帆。綠色和平思潮不僅僅是環保運動或反核運動,以六十年代初的「羅馬俱樂部」為標誌,正發育成一套完整的並且是實踐的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以及哲學,對生命的惡質化全面阻擊。它直指人心,從根本上反對侵奪他人和榨取自然的態度,力圖重構健康生活方式。它明智地區分了兩種技術:一種能增強人的技能和尊嚴,另一種把人的勞動移交給機器,而人成為機器的附庸和犧牲品。它並不反對技術,只是要呼籲人比商品高貴,比效率和利潤更重要,因此每一項技術都應成為非暴力的技術、民主的技術、人民的技術,也就是達到佛教「正命」境界的技術。它的烏托邦品格使它成為弱者,但也正是這一點使它永遠強大,一次次優美地復活並且指示人們精神自由的方向,指示潔淨、清澄和圓明的生命之境——南美洲的熱帶雨林,烏克蘭的草原,孟加拉湛明的天空,長江和黃河碧透的流水。

  生命之境是外在物態,更重要的是內在心態。也許,比拯救一隻麻雀和幾棵樹更不容易的事情,是人們投人精神的自救——永遠保持一種文化生力,不斷獲取營養又不斷清除污穢,給自己的每一個日子留下真情實感,留下人心的自然。

  這是一個想法,也是一種活法。

  十三

  有些人曾經嘲笑中國的用語,比方用「心」想而不用「腦」想,不符合解剖學的常識。這當然不無道理,也曾被我贊同。但細細一想,真正燃燒著情感和價值終決的想法,總是能激動人的血液、呼吸和心跳,關涉大腦之外的更多體徵,關涉到整個生命。在一個紙醉金迷的庸常時代,人類精神等待一次新的聖誕,一次血淚中新的太陽東升——這樣的日子正在潛人每一個平常日子。它顯然不是一個智商的問題,不光是一個或很多個聰明腦袋就能解決的問題。它等待一代或幾代優秀的人全身心投入,等待千萬人用自己的日常生活來組成抵抗和創造。

  真理的周圍沒有掌聲、喝彩和賞金,而且總被這些東西熱乎乎地養育成虛偽。真理常常是寒冷和荒涼,勇敢進入者全憑正大的一念,甚至不需要太多的知識和技能。

  不科學也罷,不能與其他語言溝通也罷,我現在更願意使用這個古老而神秘的詞——心想。

  用一生中全部枰然動心的回憶和嚮往。

  199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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