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抒情詩與施工圖

  「民主」仍是一個敏感的詞，被有些人說得吞吞吐吐——只有美國總統布希這樣的人才把「民主價值」和「民主聯盟」當一碗飯，走到哪裡就說到哪裡。

  這也難怪，民主的概念與體制本是西方所產，從遊牧時代一直延伸到工業化和信息化時代。那裡的民主雖一度與古代的奴隸制相配套，一度與現代的殖民主義相組合，但毒副作用大多由民主圈之外的弱勢階級（如奴隸)或弱勢民族（如殖民地人民）消化，圈內很多人感受不會太強烈。他們即便也痛苦過、危機過、反抗過，但堤內損失堤外補，圈外收益多少可有助於減災止損。就一般情況而言，他們更多的印象來自官吏廉能、言論自由、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等圈內_主紅利，有足夠理由為民主而驕傲。有機構宣布:世界上前十位最廉政國家中有九個實行民主制。僅此一條，就不難使民主成為很多人的終極信仰乃至聖戰目標——十字軍刀劍人庫以後，民主義軍的炸彈不時傾瀉於外。

  後發展國家似乎有點不一樣。它們移植民主既缺乏傳統依託，也沒有役奴和殖民等外部收益以作衝突的迴旋佘地，各方一較上勁就只能死嗑。一旦法制秩序、道德風尚、財政支持、教育基礎等條件不到位，民主大躍進很可能加劇爭奪而不是促進分享。小魔頭紛起取代大魔頭，持久的部落屠殺、軍閥割據、政黨惡鬥、國家解體和管治崩潰，成了這些地方的常見景觀。迄今為止，二十世紀一百多個「民主轉型」國家中的絕大多數，一直在民選制和軍政府之間來回折騰，在穩定與民主面前難以兩全，前景仍不明朗。自以為民主了的俄羅斯、新加坡等不人西方政界法眼，蒙受一次次打假聲討。靠全民直選上台的巴勒斯坦哈馬斯政府更被視為恐怖主義。中國一九——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民主，引發了時曠日久的混亂與分裂，後來靠多年鐵血征戰才得以恢復穩定和統一^國家。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的紅色民主同樣導致災難，最後藉助全面軍管和反覆整肅才收拾殘局。毫無疑問，很多過來人對此心存餘悸，對民主化的性價比暗自生疑。民主教練們雖然硬在一張嘴，硬在檯面上，實際上也經常無所適從。美國就支持過皮諾切特（智利）、蘇哈托（印尼）、馬科斯（菲律賓）、佛朗哥（酋班牙）、索莫查（尼加拉瓜）等多個獨裁者。據前不久《國際先驅導報》報導:當伊拉克的爆炸此起彼伏，美國紐約大學全球事務中心的智囊們立刻向政府建言:必須在伊拉克建立獨裁。

  大多後發展國家似乎一直是民主培訓班的劣等生和留級生？是這些地方的專制勢力過於強大和頑固嗎？是這些地方缺少足夠的物質資源和傑出的民主領袖？抑或這些野蠻人從來就缺少民主的文化遺傳乃至生理基因？

  ……

  這些問題都提出過的，是可以討論的，然而誤解民主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誤解源自無知，源自操作經驗太少，源自很多人只是在影視、報紙、教科書、道聽途說中遙望夢中天國，對具體實踐十分隔膜。這些誤解者最可能把民主當成一首抒情詩而不是一張施工圖，缺乏施工者的務實態度、審慎研究、精確權衡、不斷總結經驗的能力，還有因地制宜除弊興利的創造性思考。一般來說，抒情詩多發生在大街和廣場，具有爆發力和觀賞性，最合適拍電視片，但詩情冷卻之後可能一切如舊。與此不同，施工圖沒有多少大眾美學價值，不能給媒體提供什麼猛料，讓三流演藝明星和半吊子記者使不上什麼勁。它當然意味著勇敢和頑強的戰鬥，但更意味著點點滴滴和不屈不撓的工作，牽涉到繁多工序、材料以及手藝活，任何一個細節都不容人們馬虎——否則某根大梁的傾斜，一批鋼材或水泥的偽劣，可能導致整個工程前功盡棄。

  成熟施工者們還必明白物性萬殊和物各有長的道理，不會用電鋸來緊固螺絲，不會將水泥當作油漆，更不會坐在沙灘上坐想高樓。這就是說，他們知道民主應該幹什麼，能夠幹什麼，知其短故能用其長。

  

  作為管理公共事務的現有民主，其實也有力所不及之處，有一用就可能出錯的地方：

  涉外事務——用民主治理內部事務大多有效，反腐除貪、擢賢選能，伸張民意等是人們常見的好處。但一個企業決議產品漲價，民主時往往不顧及顧客的錢包。一個地區決議建水壩，民主時往往不顧及鄰區的航運和灌溉。一個個國家的民選議會還經常支持不義的對外擴張和戰爭。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就曾打上人侵者或宗主國的民主烙印。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也曾得到民主聲浪的催產：一旦議員們乃至公民們群情激奮，本國利益最大化順理成章，一些綏靖主義或擴張主義的議案就得以順利通過民主程序，讓國際正義原則一再削弱，為戰爭機器發動引擎。其實，這一切並非偶然事故，與其歸因於小人操縱民意，毋寧說是制度缺陷的常例。民主者，民眾做主也，意指利益相關者平等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如果這一界定大體不錯，那麼以企業、地區、民族國家等等為單元的民主，在處理涉外事務方面從一開始就違背這個原則:外部民眾是明顯的利益相關者，卻無緣參與決策，毫無發言權與表決權。這算什麼民主？或者說這種民主是否有重大設計缺陷？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這種半聾半瞎的民主是否也可能內善而外惡？

  涉遠事務——群體如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經常表現於追求現時利益最大化，對遠期利益不一定顧得上，也不一定看得明白。俄國的休克療法方案，印度的鎖國經濟政策，都曾是民主的一時利益近視，所謂遠得不如現得，鍋里有不如碗裡有，只是時間長了才顯現為令人遺憾的自傷疤痕。美國一九九七年拒簽聯合國《京都協議書》，就是以為氣候災難與生態危機還十分遙遠，至少離美國還十分遙遠。美國長期來鼓勵高能耗生活消費，也就是以為全球能源枯竭不過是明日的滔天洪水。較之這些遠事，現時的經濟繁榮似乎更重要，支持社會福利的稅收增長似乎更重要。但這個民主國家的政府、議會以及主流民眾考慮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後的美國了嗎？——那時候的美國民意於此刻尚待初孕。考慮到美國的子孫後代了嗎？——那時候的美國人在眼下更不可能到場。於是，又是一大批利益相關者缺席，接下來卻無辜承擔另一些人短期行為的代價，再次暴露出民主與民本並不是準確對接。正是為了抗議這一點，一些生態環境保護會議的組織者最喜歡找一些兒童來誦詩、唱歌、發表宣言、制定決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象徵性的兒童參政不過是預報未來民意的存在，警示民主重近而輕遠的功能偏失。

  涉專事劣——民眾常有利益判斷盲區，就算是民意代表都高學歷化了，要看懂幾本財政預算書也並非易事，更遑論其他。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遠見卓識者在選票上並不占有優勢，特別是在一些涉及專業知識的話題上，如果不輔以知識教育與宣傳的強力機制，那麼民主決策就是聽憑一群外行來列印象分，摸腦袋拍板，跟著感覺走。由廣場民眾來決定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功罪，由蘇維埃代表來決定沙皇和地主的生死，由議會來決定是否修一座水壩或是否大規模開發生物能源，這樣的決策並無多少理性可言，不過是獨裁者瞎整的音量放大。不久前，中國一次「超女」選秀大賽引起轟動，被一些外國觀察家譽為「中國民主的預演」。有意思的是，能花錢和願花錢的投票者能否代表民眾，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眾，並非不成為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對文藝實行「海選」式大民主，很可能降低社會審美標準，錯亂甚至倒置文明的追求方向。文藝如同學術、教育、金融、法律、水利或能源的技術，有很強的專業性，雖然也要適度民主，但民主的範圍和方式應有所變通。對業內很多重大事務（自娛性群眾文藝活動一類除外）的機構集權似不可少——由專家委員會而不是由群眾來評獎、評職稱、評審項目，就是通常的做法；用對話協商而不是投票的方式來處理某些專業問題，也是必要的選項。專家誠然應尊重群眾意見，應接受民眾監督機制，但如果放棄對民眾必要的引導和教育，人民就可能異變為「庸眾」（魯迅語），民意就不是時時值得信任。否則孔子就會不敵超女，《紅樓夢》就會被變形金剛覆蓋，色情和迷信網站就可能呼風喚雨為害天下。也許經歷過不少痛苦經驗，柏拉圖一直主張「哲學家治國」，在《理想國》一書中認定民主只會帶來大眾腐敗，帶來「徹底的價值虛無」（no one of any value left)。《論語》中的孔子強調「上智下愚」，與商鞅「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一說相近，把希望僅僅寄託於賢儒聖主。他們的精英傲慢令人反感，天真構想不無可疑，但他們承認民眾弱點的態度卻不失幾分片面的誠實，至少在涉專事務範圍內可資參考。人們在「文革」期間質疑工宣隊和農宣隊全面接管上層建築，在市場化時代質疑用市場（包括部分工農兵在內的消費者）來決定一切，特別是決定人文與科學的價值選擇。他們只是受制於某種時代思想風尚，不敢像古人那樣把零散心得做成理論，說得那麼生猛和剌耳。

  按照現代的某種標準，柏拉圖和孔子是嚴重的「政治不正確」。新加坡李光耀先生主張「精英加權制」(一人五票或十票）同樣是嚴重的「政治不正確」。這樣私下想一想尚可，說出口就是愚蠢，就是自絕於時代——不拍民眾的馬屁，豈不是自己製造票箱毒藥？一個公眾人物的政治表態如何能這樣業佘和菜鳥？貴族統治時代早已成為過去，思維與言說的安全標準須隨之改變。眼下無論左翼或右翼的現代領袖，無論他們是高喊「人民萬歲」還是高喊「民主萬歲」，其實都是挑人多的地方站，自居民眾公僕的角色，確證自己權力的合法性。這當然沒錯。民眾利益確實是不可動搖的普世價值基點，是文明政治的宗旨所系，是一切惡政和暴政終遭天怨人怒的裁判標尺。但有一些他們經常含糊其辭的話題還需要提出：

  民眾利益與民眾意見是不是一回事？

  民主所釋放的民眾意見又是不是可靠的民眾意見？或者怎樣才能成為可靠的民眾意見？

  這是一些基礎性的哲學問題，民主的施工者們無法止步繞行。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算得上一個政壇老手。在不久前出版的《對理性的侵犯》一書中，他指出「鉛字共和國」正在被「電視帝國」侵略和占領，電子媒體已可以成功對民眾洗腦被統治者的同意」正逐漸成為一種商品，誰出價最高，誰就可以購買。據他回憶，他的競選班子曾建議投放一批電視政治GG，並預計這筆錢花出去以後，他的支持率可以提高几個百分點。他開始根本不相信這種計算，但叫人大跌眼鏡的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是錯的而助手們是對的——張張支票開出去以後，支持率不多不少果然準確上升到了預估點位，民眾的理性竟然如期被逐一套購。人們不難看出，這個時代已用電視取代了竹簡，已用光纜取代了驛道，很多人的大腦不過是一些電子聲色容器，民意的原生性和獨立性易遭削弱，民意的依附性與可塑性卻正在增強。在很多時候，政治就是媒體政治，民意可以強加給民眾，由權力和金錢支配的媒體正在成為龐大的民意製造機，「可以在兩周之內改變政治潮流」（戈爾語）。不僅如此，組織集會造勢是要花錢的，僱請公關公司是要花錢的，「涮樓」（港台語）拜票是要花錢的，延攬高人來設計候選人的語言、服裝、動作、政策賣點等等也是要花錢的……美國總統競選人都必須是抓錢能手，必須得到財團、權貴、部分中產階級等有效出資者的支持，手裡若沒有一億美元的競選資金，就只能死在預選門檻之外。一個中國的貪官也看懂了其中門道，因此貪污千萬卻一直省吃儉用家貧如洗。據他向檢察機構交代:他積攢巨資的目的就是為了有朝一日投入競選(見海南省戚火貴案相關報導）。可以想像，如此高瞻遠矚的貪官在中國何止一二？他們都已明白：只要大家都愛錢，燒錢就是購買民主的硬道理。在一個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在專制者幾乎都轉型為資產者的情況下，「一人一票」的民主原教旨已變成「N元一票」的民主新工藝。

  政教合一結束以後，不幸有金權合一來暗中補位。選民們放棄投票的無奈和冷漠流行病一般蔓延，是這一事態的自然結果。

  人們就不能採取更積極一些的反抗麼？比方說用立法來限制各種政治、資本、宗教勢力對媒體的控制？比方說限制主流媒體的股權結構和收入結構，從而確保它們儘可能擺脫金錢支配，儘可能體現出公共性和公平性？……再不濟，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最為讚賞的「抽籤制」(某些基層社區已經用這種方式來產生維權民意代表）來替代選舉制，是否也能多少稀釋和避開一點劣質民主之害？

  遺憾的是，現代社會殫精竭慮與時俱進，不斷改進對金融、貿易、生態、交通、玩具、化妝品、寵物食品的管理，MBA大師滿街走，法規文本車載斗量，但不論是民主行家還是民主新手，在政治制度創新方面都經常裹足不前和麻木不仁。一般來說，找一個萬能的道德解釋，視結果順心的民主為「真民主」，視結果木順心的民主為「假民主」，成為很多人最懶惰也最便利的流行判斷，差不多是一腦子糧榭的忽熱忽冷。權勢者更不願意展開相關的制度反思和政治辯論因為這只能使貌似合理的現存秩序破綻畢露，使權力合法性動搖，危及他們的控制。他們更願意在「民眾神聖」一類慰問甜點大派送之下，繼續各種熟練的黑箱遊戲。

  民眾並不是神，並無天生的大愛無私和全知全能。因此理性的民意需要培育和保護，需要反誤導、反遮蔽、反壓制、反濫用的綜合制度保障，才能使民主不被扭曲，從而表現出相對於專制的效益優勢:貪腐更少而不是更多，社會更安而不是更亂，經濟更旺而不是更衰，人權更能得到保護而不是暴力橫行性命難保……特別是在涉外、涉遠、涉專等上述事故多發地帶，原版民主的制度修補不容輕忽。從更高標準來看，一個企業光有董事會民主和股東會民主是遠遠不夠的。更合格的企業民主一定還包括員工民主（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顧客民主（價格聽證與監管制度）、社區民主(環境聽證與監管制度）等各個層面，包括這個豐富民主構架下所有利益相關者權力與責任的合理分配，以防「血淚企業」、「霸王企業」、「毒魔企業」在民主名義下合法化。《公司法》等法規在這方面還過於粗陋。一個民族國家光有內部民主也是有隱患的。考慮到經貿、技術、信息、生態安全等方面的全球化現實，更充分的民主一定要照顧到「他者」，要包括睦鄰和利他的制度設計——就像歐盟的試驗一樣，把涉外的一部分外交、國防、金融、財政權力從民族國家剝離，交給一個超國家的民主機構，以兼顧和協調各方利益，消除民族主義的利益盲區，減少國與國之間衝突的可能性。至於歐盟與「X盟」之間更高層級的民主共營構架，雖然面臨著宗教、文化、經濟等令人頭痛的鴻溝，但只要當事各方有足夠的誠意和理性，也不是不可以進入想像。

  可以預見，如果人類有出息的話，新的民主經驗還將層出不窮。一種以分類立制、多重主體、統分結合為特點的創新型民主，一種參與面與受益面更廣大的複合式民主，不管在基層還是全球的範圍內都可以期待。作為一項遠未完成的事業，民主面臨著新的探索旅程。

  中國是一個集權專制傳統深厚的國家，百年來在體制變革方面尋尋覓覓進退兩難，既受過專制僵化症之禍，又吃過民主幼稚病的虧——後者用民主之短不少，用民主之長不多，有時未得民主之利，先得民主之弊，最終結果是損害民主的聲譽，動搖人們的民主信心，窒息人們對民主的深度思考，為集權專制的復位鋪墊了輿論壓力。中國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與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的民主，就是這樣分別使軍人鐵腕成為當時的民心所向。從這一點看，專制僵化症與民主幼稚病是一體兩面，共同阻滯了政治改革，使各種山大王和家長制至今積習難除。

  邱吉爾有名言:民主是「壞體制中的最好體制」。儘管集權乃至專制也能帶來社會穩定，也能支持經濟發展，但至少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沒有民主的繁榮如同白血球不足的肥體，缺乏發展的可持續性。現代社會的複雜程度和管理量與日俱增，需要更靈便、更周密的信息傳感系統和調控反應系統。一個官吏體系掌控著越來越多的國家財富和財政資源，如無民眾全方位的監督和制約，必滋生很多自肥性利益集團，無異於定時炸彈遍布各處，造成「礦難恐怖主義」、「藥價恐怖主義」、「污染恐怖主義」一類讓人應接不暇，也使體制內忙碌的消防隊成為杯水車薪。另一方面，身處一個網際網路和髙速公路的時代，民眾的知情觸角已無所不及，根本不需要什麼黑客手段，就能輕易穿透任何鐵幕，其相應的參與、分享、當家做主等要求如未及時導人建設性的政治管網，不滿情緒一旦積聚為心理高壓，就可能釀成破壞性的政治風暴。事實多次證明，任何一個再成功的現代君王也總是危險四伏。當年發展經濟和改善福利並不算太差勁的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君，剛被英國女王授了勳章，剛被國際社會譽為改革模範，馬上就死在本國同胞的亂槍之下，不能不令人深思。

  只是邱吉爾的名言還可補充，即民主不僅是「壞體制中的最好體制」，而且民主本身還有問題，至少還可以更好，還需要換代升級，在一個動態過程中實現民主功能的更完善，在一個複雜世界裡實現民主形態的更多樣和更合用。以民主進程中後來者的身份，後發展國家缺乏傳統依託，卻也沒有傳統負擔，完全可以利用後發優勢，不僅參考借鑑西方的普選制、代議制、多黨制、三權制等管理經驗，還可以博採本土的一切制度資源，比如君權時代的「禪讓」制、「諫官」制、「揭貼」制、「封駁」權等，比如革命時代的「群眾路線」、「多黨參議」、「民主生活會」、「職工代表大會」等，比如改革時代的「法案公議」、「問卷民調」、「網上論壇」、「NG。參與」、「消費者維權」……這一切或多或少含有民主元素的做法，一切有助於善政的舉措，都可以通過去蕪存菁而得到整合與汲取，從而讓人們真正放開眼界解放思想，培育出民主的本土根系，解決所謂民主「水土不服」的難題；同時也豐富和擴展民主內涵，走出有中國特色和開拓意義的民主道路，為人類政治文明建設做出獨特貢獻——一個文明復興大國在追求富強的進程中理應有此抱負和責任，不可缺失制度創新的智慧。

  幾年前，筆者遇到一位瑞典籍學者兼歐盟官員。他說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政體，更是一種交往習俗和生活方式。他引導筆者走進一座舊樓，參觀他們主辦的婦女手工活培訓班、職工讀書沙龍，還有社區青年的環保畫展，說這都是很重要的民主。因為分裂而孤獨的個人「原子」狀態就正是專制的理想條件，人們只有經常在一個共同體內交流、參與以及分享，才可能增強民主的意識與能力，才可能有民意的形成、成熟以及表達，包括儘可能消解某些誤導性宣傳。在他看來，歐盟民主的希望與其說在於電視裡某些政治秀，不如說更在於這些老百姓臉上越來越開朗而且自信的表情——他和他的同道正為此爭取更多的預算、義工以及跨國性討論。

  這是一個滿頭銀髮的長者。

  可惜我的幾個中國同行者聽不懂他的話，對撈什子手工活一類完全不感興趣，一個個東張西望哈欠滾滾，只想早一點返回賓館。連譯員也把「民主」一詞譯得猶猶豫豫，好像老頭說跑了題，好像自己耳朵聽錯了話——這些雞毛蒜皮與偉大的democracy能有什麼關係呢？也許在他們看來，只有大街和廣場上的激情才夠得上民主的勁道。

  我也曾舉著標語牌走向中國和他國的大街廣場，但我知道，民主要比這多得多，要繁重的深廣得多。

  此時的銀髮長者有點沮喪，已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正是這尷尬一刻，成為本文的緣起。

  20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