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雜寫之三

  報載希特勒要法國獻出拿翁[15]當年侵俄時的一切文件。在此歐非兩戰場烽火告急的時候，這一個插科式的消息，別人讀了做何感想，自不必懸猜，而在我看來，這倒是短短一篇雜文的資料。大凡一個人忽然想到要讀一些特別的東西，或對於某些東西忽然厭惡，其動機有時雖頗複雜，有時實在也單純得可笑。譬如阿Q，自己知道他那牛山濯濯的癩痢頭是一樁缺陷，因而不願被人提起，由諱瘌痢，遂諱「亮」，復由諱「亮」，連人家說到保險燈時，他也要生氣。幸而阿Q不過是阿Q，否則，他大概要禁止人家用保險燈，或甚至要使人世間沒有「亮」罷？倘據此以類推，則希特勒之攫取拿翁侵俄文件，大概是失敗的預感已頗濃烈，故厭聞歷史上這一幕「英雄失敗」的舊事，因厭聞，故遂要並此文件而消滅之——雖則他拿了那些文件以後的第二動作尚無「報導」，但不願這些文件留在他所奴役的法國人手中，卻是現在已經由他自己宣告了的。

  但是希特勒今天有權力勒令法國交出拿翁侵俄的文件，卻沒有方法把這個歷史從法國人記憶中抹去。愛自由的法蘭西人還是要把這個歷史的教訓反覆記誦而得出了希特勒終必失敗的結論的。不能禁止人家思索，不能消滅人家的記憶，又不能使人必這樣想而不那樣想，這原是千古專制君王的大不如意事；希特勒的刀鋸雖利，戈培爾之輩的麻醉欺騙造謠污衊的功夫雖復出神入化，然而在這一點上，暫時還未能稱心如意。

  我不知軸心國家及受其奴役的歐洲各國的報紙上，是否也刊出了這一段新聞，如果也有，這豈不是一個絕妙的諷刺？正如在去年希特勒侵蘇之初，倘若貝當之類恭恭敬敬獻上了拿翁的文件，便將成為堪付史館紀錄的妙事。如果真那麼幹了，那我倒覺得貝當還有百分之一可取，但貝當之類終於是貝當，故必待希特勒自己去要去。

  歷史上有一些人，每每喜以前代的大人物自喻。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個大野心家亞歷山大，後來愷撒就一心要比他。而拿破崙呢，又思步愷撒的遺規。從拿翁手裡掉下來的馬鞭子，實在早已朽腐不堪，可是還有一個蹩腳的學畫不成的希特勒，硬要再演一次命定的悲喜劇。亞歷山大的雄圖，到愷撒手裡已經縮小，但若謂亞歷山大的射手曾經將古希臘的文化帶給了當時歐亞非的半開化部落，則愷撒的驍騎至少也曾使不列顛島上的野蠻人沐浴了古羅馬文化的榮光。便是那位又把愷撒的雄圖縮小了的拿翁罷，他的個人野心是被莫斯科的大火，歐俄的冰雪，燒的燒光，凍的凍僵了，雖然和亞歷山大、愷撒相比，他十足是個失敗的英雄，但是他的禁衛軍又何嘗不將法蘭西人民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法蘭西大革命的理想，帶給了當時尚在封建領主壓迫下的歐洲人民？「拿破崙的風暴」固然有破壞性，然而，若論歷史上的功罪，則當時歐洲的自中世紀傳來的封建大垃圾堆，不也虧有這「拿破崙的風暴」而被摧毀蕩滌了麼？即以拿翁個人的作為而言，他的《拿破崙法典》成為後來歐陸「民法」的基礎，他在侵俄行程中還留心著巴黎的文化活動，他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星期，然而即在此短暫的時間，他也曾奠定了法蘭西戲院的始基，這一個戲院的規模又成為歐陸其他戲院的範本。拿破崙以「共和國」的炮兵隊長起家，而以帝制告終，他這一生，我們並不讚許——不，寧以為他這一生足使後來的神奸巨猾知所炯戒，然而我們也不能抹煞他的失敗了的雄圖，曾在歐洲歷史上起了前進的作用；無論他主觀企圖如何，客觀上他沒有使歷史的車輪倒退，而且是推它前進一步。拿破崙是失敗了，但不失為一個英雄！

  從這上頭看來，希特勒連拿翁腳底的泥也不如。希特勒的失敗是註定了的，然而他的不是英雄，也已經註定。他的裝甲師團，橫掃了歐洲十四國，然而他帶給歐洲人民的，是些什麼？是中世紀的黑暗，是瘟疫性的破壞，是梅毒一般的道德墮落！他的豬爪踐踏了蘇維埃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花園，他所得的是什麼？是日耳曼人千萬的白骨與更多的孤兒寡婦！他的失敗是註定了的，而他的根本不配成為「失敗的英雄」不也是已經註定了麼？而現在，他又要法國獻出拿翁侵俄的文件，如果拿翁地下有知，一定要以杖叩其脛曰：「這小子太混帳了！」

  前些時候，有一個機會去遊覽了興安的秦堤。這一個二千年前的工程，在今日看來，似亦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在二千年前，有這樣的創意（把南北分流的二條水在發源處溝通起來），已屬不凡，而終能成功，尤為不易。朋友說四川的都江堰，比這偉大得多，成都平原賴此而富庶，而都江堰也是秦朝的工程。秦朝去我們太久遠了，讀歷史也不怎麼明了，然而這一點水利工程卻令我「發思古之幽情」。秦始與漢武並稱，而今褒漢武而貶秦始，這已是聽爛了的老調，但是平心論之，秦始皇未嘗不替中華民族做了幾樁不朽的大事，而秦堤與都江堰尚屬其中的小之又小者耳！且不說「同文書」為一件大事，即以典章法制而言，漢亦不能不「因」秦制。焚書坑儒之說，實際如何，難以究詰，但博士官保存且研究戰國各派學術思想，卻也是事實。秦始與漢武同樣施行了一種文化思想的統制政策，秦之博士官雖已非復戰國時代公開講學如齊稷下之故事，但各派學術卻一視同仁，可以在「中央的研究機關」中得一苟延喘息的機會。漢武卻連這一點機會也不給了，而且定儒家為一尊，根本就不許人家另有所研究。從這一點說來，我雖不喜李斯，卻尤其憎惡董仲舒！李斯尚不失為一懂得時代趨向的法家，董仲舒卻是一個儒冠儒服的方士！然而「東門黃犬」，學李斯的人是沒有了，想學董仲舒的，卻至今不絕，這也是值得玩味的事。我有個未成熟的意見，以為秦始和漢武之世，中國社會經濟都具備了前進一步、開展一個新紀元的條件，然而都被這兩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所破壞；不過前者尚屬無意，後者卻是有計劃的。秦在戰國後期商業資本發展的基礎上統一了天下，故分土製之取消，實為適應當時經濟發展的趨向，然而秦以西北一民族而征服了諸夏與荊楚，為子孫萬世之業計，卻採取了「大秦主義」的民族政策，把六國的「富豪」遷徙到關內，就為的要鞏固「中央」的經濟基礎，但是同時可就把各地的經濟中心破壞了。結果，六國之後，仍可利用農民起義而共覆秦廷，而在戰國末期頗見發展的商業資本勢力卻受了摧殘。秦始皇並未採取什麼抑制商人的行動，但客觀上他還是破壞了商業資本的發展的。

  漢朝一開始就厲行「商賈之禁」。但是「太平」日子久了，商業資本還是要抬頭的。到了武帝的時候，鹽鐵大賈居然擁有原料、生產工具與運輸工具，儼然具有資產階級的雛形。當時封建貴族感的威脅之嚴重，自不難想像。只看當時那些諸王列侯，在「豪侈」上據說尚相形見絀，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平準」「均輸」制度，雖對老百姓並無好處，對於商人階級實為一種壓迫，鹽鐵國營政策更動搖了商人階級中的巨頭。及至「算緡錢」，一時商人破產者數十萬戶，蓬蓬勃勃的商業資本勢力遂一蹶而不振。這時候，董仲舒的孔門哲學也「創造」完成，奠定了「思想」一尊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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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從歷史的進程看來，秦皇與漢武之優劣，正亦未可作品相之論罷？但這，只是論及歷史上的功過。如在今世，則秦始和漢武那一套，同樣不是我們所需要，正如拿破崙雖較希特勒為英雄，而拿破崙的鬼魂卻永遠不能復活了。

  1942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