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青年們

  作者：許廣平

  原載1938年10月第2卷第1期《文藝陣地》。魯迅愛護青年、獎掖青年，認為國家的一切希望全寄托在青年身上。他並不承認自己是青年的導師，卻盡全力指示青年們生存的重點、生命的道路，不辭勞苦為社會造材，因而成為青年們的吸鐵石。

  一、我的升學

  

  讓我站在作為一個青年的立場——從這一角度，來觀測魯迅先生，是這樣的：

  「五四」潮流的音波，從北京延展開去，青年的思想一變，求知慾刺激每一個弱小的靈魂。那時的我，雖則初級師範已經畢業，且已擔任了教職，而仍多方設法達到升學的野心。可是經濟條件不容許我進那較近理想的學校，在幾度考量之下，我投入了女高師。

  校長是許壽裳先生，和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是同鄉而又是知交，這給了我校以許多便利。北大每有學術講演，總時常容許我校同學參加聽講。記得那時正宣傳著愛因斯坦來華講演相對論，自己雖則不是理科生，但覺得多聽些總有好處，也就常常跑去聽講。這兄妹一樣的學校，雖然小妹妹比起大哥哥來，實在太過弱小了，然而文科的教師，因許校長熱心的計劃，我那班裡，幾乎全是北大的教授和講師。校舍雖不同，所受的教課，講義卻是一樣的。尤其馬裕藻、周樹人、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諸先生，都是為學生們所景仰不置的。女師大有那麼多名教授，這是使同學們非常欣慰的事。

  二、許多導師

  那時是一九二三年，開學之始，三沈之中，惟士遠先生未來授課，但入後也終於來了。魯迅先生，則是一開學即給我們以不少教益。有一位馬先生，因為並非研究文學，自然無從領教。而幼漁——即裕藻——先生，不但於授課之際「誨人不倦」，且於課餘縱論一切，親切、誠懇、坦率，真不似嚴師，轉令人有如面慈父之感。

  三、魯迅先生

  當魯迅先生來上課的瞬間，人們震於他的聲名，每個學生都懷著研究這新先生的一種好奇心。在鐘聲還沒收住餘音，同學照往常積習還沒就案坐定之際，突然，一個黑影子投進教室來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約有兩寸長的頭髮，粗而且硬，筆挺地豎立著，真當得「怒髮衝冠」的一個「沖」字。一向以為這句話有點誇大，看到了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綠夾袍，褪色的黑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彎上、衣身上的許多補釘，則炫著異樣的新鮮色彩，好似特製的花紋。皮鞋的四周也滿是補釘。人又鶻落，常從講壇跳上跳下，因此兩膝蓋的大補釘，也掩蓋不住了。一句話說完：一團的黑。那補釘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別熠耀人眼。小姐們譁笑了！「怪物，有似出喪時那乞丐的頭兒。」也許有人這麼想。講授功課，在迅速地進行。當那笑聲還沒有停止的一剎那，人們不知為什麼全都肅然了。沒有一個人逃課，也沒有一個人在聽講之外拿出什麼東西來偷偷做。鐘聲剛止，還來不及包圍著請教，人不見了，那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許久許久，同學醒過來了，那是初春的和風，新從冰冷的世間吹拂著人們，陰森森中感到一絲絲暖氣。不約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氣迴轉過來了。一致愛護的魯迅先生，在學生中找不出一句惡評。也曾經有過一次辭職的事，大家一個也不缺的，擠到教務處，包圍他，使得他團團地轉，滿都是人的城牆，肉身做的堡壘。這城堡不是預備做來攻擊他，正相反，是衛護他的鐵壁銅牆。接受了這一批青年熱誠的先生，終於重又執掌教務。

  四、力的浸透

  一天天地薰陶熔冶，可親可敬地灌溉著每一株小草，許多青年想盡千方百計去接近他，希望從他那裡多少得點楊枝雨露。他不自私！正義感蘊蓄在他的心中——扶助被壓迫者，揭發並剝露那些卑鄙的蟲豸們，正是他的任務。這一種信念的力浸透在每一個接近過他的青年底純樸的胸懷，而我也就是其中的一個。

  五、和我們站在一條戰線里

  環境的黑暗，教育界一部分人的卑污，使得青年們終日遑遑，四處尋找出路，如黑暗茫茫的大海中尋求燈塔一般。這終於使我冒昧地向先生通信請教了（參看《兩地書》第一集）。積極地正面著人生，希望將來比現在好一點，韌的戰鬥，隨時用質直的方法對付，凡這一切教誨，不但我一個人用得著，也是所有青年們的金玉良言吧。

  遏阻民族覺醒，借外力壓迫，假手於正人君子和章士釗們而給青年學子以暴力的鎮壓，這「黑暗的閘門」，先生獨力肩住著。而又一面以文字教育那時的青年，指點應走的路，一面自己加入青年群里，集合群力開會反抗，直至黑暗的血手，製造「三一八」的大屠殺，先生於是憤勞成疾，眠食俱廢了。

  六、革命的愛在大眾

  先生病時，據他的同鄉說：他房裡有兩把刀，一把就放在床褥下面。他很孝順他的母親，如果他的母親不在，在這可悲憤的環境裡，他可能會自殺。但這畢竟是一種傳說，在這一時期里，先生還是積極地奮鬥著，他一面當好幾個學校的教師，一面在教育部當僉事。如果真是老於世故的人，那時候是早已默默無聲了，但先生卻公正無私的給予教育當局很多批評，這博得了許多青年的信任，來請教他的，自然多起來了。雖則往常不喜出入教師之門的我，這時也因為校務時常到他家裡請教。但每次去時，總見他在寓所里仍然極其忙碌。或者給青年看稿子，或者編副刊，校對書籍，他沒有一刻讓自己好好休息過。有時，我也從旁學習一二，替他校對什麼，或者代抄點《墳》之類的材料。可是他總是不大肯叫人替他做事，一切大小瑣碎，都願意自己動手。就是他嗜好的茶，也不勞人代泡。房間預備好一隻痰盂，經常容納他杯子裡的茶滓。他把茶滓傾倒在這裡之後，就在書架罐子裡取些茶葉，自己再到廚房去倒開水。寂寞的家，孤獨淒涼的他，未能禁制心頭熾熱的烈火，「革命的愛在大眾」，我看到先生全心力是寄托在大眾身上了。自奉的儉省，衣著食用的簡樸，接待客人的坦直，都可看出先生人格的一面。在北京時幾乎整天有客人來拜訪他。人們總是為了接近他得些正確的指引而來的。而每一個到過他寓所的青年總也覺得欣幸而滿足。一次得到指引以後總希望再有同樣的幸運，再見一次這樣的一位慈藹博學的指引導師！

  七、消極？

  在我呢，看他那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聽他那看透一切黑暗面但以「希望」來安慰後生的議論，總處處在誘發我關於他那同鄉所說的悲觀自殺的話，在某一天，我頑皮地搜索書架和床褥，果然發現兩把刀。或者正確地說：是兩把匕首。我實行「繳械」了，先生笑了笑也就完事。他是不肯拿青年做敵人的。在許久的另一機會裡，他對我解釋說：「刀是防外來不測的，那裡是要自殺。」我把他的同鄉的話反問他，先生大笑起來，說：「你真是個傻孩子！」

  八、積極！

  不過事實的壓迫（參看《華蓋集》等），章士釗們的代表黑暗的反動勢力，正人君子的卑劣誣陷，真使先生痛憤成疾了。不眠不食之外，長時期在縱酒。經醫生診看之後，也開不出好藥方，要他先禁菸、禁酒。但細察先生，似乎禁酒還可，禁菸則萬萬做不到。那時有一位住在他家裡的同鄉，和我商量一同去勸他，用了整一夜反覆申辯的功夫，總算意思轉過來了，答應照醫生的話，好好地把病醫好。而且對朋友也的確有這表示：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給李秉中先生的信就這樣說：「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為我近來忽然還想活下去了。為什麼呢？說起來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還有幾個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還要發點議論，印點關於文學的書。」這就是先生那時真實的心境。

  九、團體和自我

  先生確是時常在各種刊物上發議論的。他除了為《語絲》撰文之外，並編輯《國民新報》副刊，及《莽源》雜誌。《語絲》是幾位文學負有聲名的先生們所創辦的，先生在那裡以潑剌的姿態，領導著一大批青年，走向與惡勢力戰鬥的路上去，先生曾寫了一篇《我和〈語絲〉的始終》，已說明了一個大概，這裡無須細說。《國民新報》是代表國民黨方面一部分人的意見。那時北方對於國民黨是很壓迫的。先生認為應予合作，就和幾位朋友一同負起編副刊的職務了。那《莽原》雜誌呢，本來是《莽原》周刊，為了幾位愛好文學的青年的文章不能在副刊儘量發表，所以另外成立一個周刊，也附在《京報》上。其後有幾位青年願意負責獨立出版，先生就幫助他們，出點翻譯和創作之類的書，名曰未名社。在這一時期，先生因為實行推動文化的工作，和許多青年有交往，有時因為青年的經濟窘迫，先生也常常藉口是應付稿費由自己拿出錢來，解決他們一些生活。但先生自己是並非充裕的。我們知道他，當一九一九年買了北京公用庫八道灣的屋之後，到一九二三年就遷出了。為了安慰母親，也曾向許壽裳、齊宗頤兩位先生各借四百元，買下了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屋。一九二五年，我們到先生寓所訪謁時，他的客廳里只有一張桌子，客人來了，才臨時由女僕從臥室里搬兩三張凳來。直至一九二六年離北京向廈門之際，始從廈門大學的薪水中陸續籌還那買屋的借款。

  一〇、不因一人做了賊就疑心一切人

  以一個熱情認真的人，每易在虛偽、奸詐百出的現實里碰壁。這真費了先生無數不必要費的力氣。先生病了，這猶如兵士在戰鬥中遇著毒氣彈，是猝不及防的。不過先生一面戰鬥，一面還給北新、未名社計劃著出書，一面編副刊，給青年看文稿，並不像消極。就我所見的，就有一位作家把他的小說請先生編定，出書之後，銷路很好，他立刻成了一位有名作家。於是商人投機心理，向他勸進，不久又把落選的集成一本問世。先生看見了這，搖頭嘆氣說：「我的選擇很費不少心血，把每一種的代表作都有了，其餘那些，實在不能算很成功，應該再修養，不怕刪削才會有成就呢！」其實在先生自己，正如告訴人們寫作方法中所說的，也是不惜儘量刪掉那不大要緊的東西的。其後這一位作家，還出了不少的書。有時也請先生看稿，但是先生總給他擱起來，似乎不敢做第二次的刪削了。我記得還有一位作家，先生辛辛苦苦給他選定作品，校字成書之後，那位青年向人說：「他把我好的都選掉了，卻留下壞的。」以後這位青年有沒有把先生選掉的那好的作品出成書，有沒有從選掉而出的書獲得了更大的聲名，我可不大清楚了。還有一位青年，先生也替他選定了一本創作，且逐一地校正了用字。在大熱天，從碑帖里找出圖案來做封面，由自己親手摹寫以至成書。那青年，先生一直愛護著他，看重他，且給他介紹稿子和職業，就是在編良友公司出版的那《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部中也極力誇獎他。而他呢，據說因為先生斥罵了某一位青年，也就像得罪了一切青年似的，使他不滿，竟從此和先生絕交了。像這樣莫名其妙，去如飄風式的絕交，先生是也無可如何，只好由他去吧！誰知積之日久，「魯迅愛發脾氣」囉，「魯迅是青年的絆腳石」囉，真像聚蚊成雷，將一切的惡聲，都襲向先生而來了。平心而論：先生有分明的是非，一面固愛才若渴，一面也疾惡如仇。在一般人總以常情窺度事理，然先生之所以為先生，豈常情所能概論？先生對於青年，盡有半途分手，或為敵人，或加構陷，但也有始終不二者。而先生有似長江大河，或留或逝，無所容於中，仍以至誠至正之忱，繼續接待著一切新來者。或有勸其稍節精力：「不亦可以已乎？」而先生的答覆是：「我不能因為一個人做了賊，就疑心一切的人。」這是多麼坦直的態度。人家總批評他多疑，據我觀察所得，由他無故和人鬧的總不大有，多是根據許多事實，沒有法子容忍，才表示些決絕的態度。他這種不肯隨便疑人的心，這從他有感於人家矮牆上所插的碎玻璃的議論中，可見一斑。他說：「這就好比把一切過路人都當強盜看待了，是很不好的。」

  一一、青年的吸鐵石來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先生往廈門大學任教職。如果不是和段章之流大斗，致列於幾十位被捕者之林，和另外的原因，大約未必會離開北京的。北京已經住了十五年了，可以靜下來研究學問，有好圖書館，這是先生時常所懷念的。政治的壓迫，個人生活的出發，驅使著他。尤其東不久，就離去了，似乎是回到他的故鄉去的，但去後信息杳然，他好像是個做社會運動的人物，先生幾乎時常記念著他，且疑心他已被黑暗捲去。這真像一個謎。如今，卻須我為他祝福了。如果他還在人間，那麼，總應該和我們一同肩起這大時代的艱難的工作吧！另有一位廈大來的。那就是人們曾經談起過的那位「義子」。從廈門到廣州，一直追隨在先生左右，在旁人看來，怕沒有不當他是先生的忠實信徒的。他很能體諒先生的忙碌。除因事或領取學費等來到先生跟前稍坐一刻，其餘總是不大向先生吵擾。他真是那麼一個潔身自好的青年呢。

  一二、故事的開始

  記得我們旅居於上海後不久，一天，大雨連天，由旅館茶役送來了一封信。正是那位學生的，他通知他已經到滬，人地生疏，急待照料，先生立刻和他的三弟冒著大雨上旅館去。那是一家用堂皇名字招徠旅客而又頗不名符其實的旅館。從船上移至旅館僅有一些簡單行李，可是那旅館除開了一筆行李費之外，又橫七豎八的不知開些什麼帳目，半天功夫要花二十餘元的開銷。那學生的經濟本不寬裕，先生早已曉得。如果在這種類似敲竹槓的地方多停留下來，這一切費用義不容辭將要由先生張羅。為人也是為己，先生就急忙忙把他們接到景雲里的寓所來了。

  一三、故事的演進

  開了門，先生帶來了三位遠客，其一是從廈門跟到廣東此刻到上海來的學生，另外還有一男一女，很年輕，都像不滿二十歲。據說是兄妹。起先似乎聽說那兄妹倆家裡很有錢，打算來滬讀書。後來又聽說那妹妹是那青年的愛人，為逃避家裡的父母主婚，跟他一同出走。那妹妹的胞兄呢，則看透家裡重男輕女的風習，如果女兒單獨出走，怕會置之不理，但兒子也一同出走，就一定要設法追尋了。所以兄妹一同出來。這計劃很周到，可惜的是一天天過去，沒聽見家裡的表示，反而把先生當作家長了，供給膳宿，津貼零用，一切由先生負擔。先生住在樓上，樓下就讓給他們住。每逢步下扶梯，則書聲琅琅，不絕於耳。但稍一走遠，則又戛然中止。久而久之，先生才悟到這書聲是讀給他聽的，後來就怕敢出入了。繼之他們又要求讀書，要先生供給這三個人的學費。先生說：「我賦閒在家，給書店做點雜務，那能有這大力量呢？」這是實在情形。先生離京時還欠上一身的債，好容易把廈門大學的薪水給償還。從廈門到廣州又帶了一批學生，旅費之類，也借用不少。在廣州做了不到半年的工，就又失業了。原先我們預備做兩年工的計劃，既限於事實所迫，只得中途放棄。及至滬上，一切生活，俱未入於軌道，平添三個人的生活，已非先生力所能支了，那還說得到供給學費。後來那學生把他的文章送來，請先生介紹發表。但文章太過幼稚，實在不能送出去，沒能滿足他的心愿。又請託找事，但有什麼事情好設法呢？先生也是失業住在家裡，又不認識達官闊人，富商大賈，平時來往的，都沒有這力量，就是認識三兩家書店，偶然介紹點稿子，也往往要自己也有稿子陪去，才能成功，說不到找事情了。於萬不得已的情形下，先生跟某書店說定，讓他去做個練習生，再由先生每月拿出三十元，托書店轉一轉手給他，算是薪水。先生滿以為如此則對書店也不為難，對這青年也可以得一學習機會。總以為這一份苦心，他是能夠接受的，誰知通知他以後，他竟說：「我不去。」是嫌薪水少，還是嫌工作低微呢？我們不曉得。但他怕還不知道這是特別設法，才能如此通融辦理，在上海是學徒三年義務期滿出師，也不過數元一月呢。

  一四、送往迎來

  那時創造社諸君子正在圍剿先生，先生也正在應戰。一天，那學生突然來對先生說：「他們因為我住在你這裡，就把我都看不起了。」這叫先生怎麼辦法，他們能夠不住在這裡，能夠有法子生活，先生又何必苦苦地挽留呢，真箇是「實逼處此」。

  後來那女孩子的哥哥要回鄉了，理由是家裡既不寄款來，且回去籌措，堅定的非走不可。但要走，先須有旅費，這責任又落在先生身上了。可是那位「哥哥」走不多時，又有遠客來了，這回是那學生的哥哥。出身是木匠，來找事做。先生縱使交遊廣闊，接待這一類遠客，怕還是初次。這如何動手？但既來了，第一是食住總是給他安排。樓下已經住了那學生和他的愛人，沒法再搭床位，只好為他另在附近租間房子。飯食呢自然不再為他另開火倉，順便在家裡騰出一份，托他送去。這總該可以了的罷，可是結果還是不成。拿飯籃不體面！仿佛還須先生親自送去似的，沒有法子，又要托人代勞了。這樣繁瑣的人事糾纏，使得先生困惱萬分。好容易托建人先生輾轉請託，總算給那木匠哥哥找到了事，以為總可以吐一口氣，解決了吧，結果又不成，不願意去。那麼再住下去。住下去，厭倦了，木匠哥哥要回鄉了，再由先生來籌旅費。

  一五、原來是「兒子」

  這回剩下學生和他的愛人了，已經來了好幾個月，他的愛人已能和別人稍微談幾句普通話，才從她的口中得知：那青年學生原來是來給先生做「兒子」的，她呢，不消說是媳婦兒了。他們滿以為來享福。那裡知道會這樣。而先生竟一點也不曉得這個中原委，沒好好地招待這現成的家族，弄得「怨氣騰騰」「煩言嘖嘖」，從這看來，先生真也太不會做人了。

  在看透了對先生已無可希望，不能享福之後，「兒子」告辭要回去了。一天的晚上，他來同先生磋商：要兩個人回去的旅費。先生想：這裡到汕頭，轉到×縣，至多一百元就足夠了罷，然而不成。他說：「我們是賣了田地出來的，現在回去，要生活，還得買田地，你得給我××元。」這個數目，先生實在做不到的，還是忍住氣和他磋商罷。「我沒有這許多錢，而且，你想想看，我負了債籌錢給你買田地，這可說得過去？」他可也回答的乾脆：「錯是不錯，不過你總比我好想法，籌借的地方也比我多，你一定得給我籌××款子才可以。」說來說去，他還堅持這數目，自然咯，他是來做兒子的，兒子同老子要錢，律以「為兒孫做牛馬」的義務，先生是無論如何不應拒卻的。可惜先生不知道這就是兒子！而且先生實際的困迫他那能了解？老實說，自他們來後，起居服用，再加以送往迎來，整批整批的路費籌措，已經覺得非常吃力了。但先生從來脾氣是有苦自家知，一聲不響的，而人們卻以為他已成富翁，如果這虛名也可以賣錢，或者先生會是富翁罷，然而賣虛名的就不是先生，所以到頭來往往弄成不諒解，不歡而散。那「兒子」終於也不滿所欲氣匆匆地走了。幾年以後，「兒子」突然從廣州來了封信。大意說：「原來你還沒有倒掉，那麼，再來幫助我吧。」這使我們猛然地想到，當初他的回去，怕為的是避免被牽連了倒掉吧。

  誰說先生老於「世故」，我只覺得他是「其愚不可及」。世界上竟有這樣的呆子嗎？可是這呆氣，先生卻十分珍貴著。他總是說：「我不能因為一個人做了賊，就疑心一切的人！」

  一六、另一個學生

  從廈門來的另一個學生——我就在這裡稱他是A吧——來見先生了。他說：「上海學校沒有好的，打算自己研究，讀點書，不在乎文憑，願意在先生旁邊住，家裡也可以放心，否則我父親不會允許的。」於是就住在附近了。另外陸續來了他的朋友——柔石——和又一位也是廈門來的學生——我就稱他為B——，他們三個人住一幢房子，早晚搭飯同吃。時常見面，談起文化界的寂寞，出版界的欠充實，A就提議大家來出點書，他說，他哥哥開教育用品之類的店，可以賒點紙，或者還可向拍賣行買些便宜貨，用不著大本錢。而且他哥哥的店，也可以代賣書籍，省得另開門面，有批發的，他也可以代收帳，很靠得住。大家同意了，用朝花社名義出了種周刊，印些近代木刻畫選，也出些近代小說集，頗有點基礎了。選木刻，製圖，選材料等，離不了先生的苦心經營。而跑腿往來於印刷局等苦差使，則往往落到柔石身上。資本是A、B、柔石、先生四人出的，但因經費不足（每人數百元），又不便叫學生們多負擔，於是把我也算作一股。其中最失敗的是《近代木刻選集》之類的木刻印本。紙張是A經手的，從他哥哥的店裡或拍賣而來，各種紙都有，很多是粗糙的，不宜於印圖。而且油墨也惡劣，往往把細的線條遮抹掉，有時墨太濃，反映出閃光，很不好看，然而還有讀者。書和刊物，漸漸被人注意了，那時的A似乎別有所忙，時常往來於上海、寧波之間，有時急待他接洽什麼，總老等他不來，責任幾乎全落到柔石一個人身上。他很願盡力，無奈那位A的哥哥店裡的關係，柔石去接洽總弄不恰當，結果諸多棘手。賣出去的書，據說一個錢也收不回，幾次的添本錢，柔石甚至一面跑印刷所，一面趕譯書賣錢去充股本，有時真太來不及了，先生就轉借些給他。總計起來，大約先生和我及借給柔石的，至少占股本之半。這時A對於譯書事忽然不熱心了，頗有十問九不理的樣子。在某天，他宣布不能繼續了，他哥哥的店不肯再代設法，書也多賣不出去，後來就把剩下的書由柔石托別的書店去賣，款不但收不到，還要每人籌款填虧空。先生擔負了巨額的損失之後，得到朝花社遺留下來的黃色包書紙一束，從此關門大吉。先生想替青年們打下一個文學園地的基礎，終成泡影，而先生也在這整整的一年中費去不少精力了。

  一七、同情者

  和朝花社差不多同時，還有一個××書局，主持的是C君。記得他頭一次來見的時候，說明他的姊姊是在北京做社會活動遇害的，家裡很困難，想印些書，請先生幫忙。為正義，為文化運動，為同情心所驅使，於是先生又有所忙了，義務地寫稿，經常給刊物幫忙。C君人很精明。有一回大感嘆於經費困難，不易支持之後，由他負責，向先生籌借了五百元仍然未能打開僵局，又關門了。隨後C君離開了上海，這書店的股東是誰，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

  一八、忠厚待人

  對於某某書店，先生和它的歷史關係最為深厚。先生為它盡力，為它打定了良好基礎，總不想使它受到損害。創辦者原也是個青年，賴幾位朋友之助，才打出這天下來。其時做新文化事業的真可說鳳毛麟角，而出版的書，又很受讀者歡迎，像這樣有歷史基礎的書店，先生不願意隨便給它打擊。在別人看來，先生對它仿佛有點偏私。記得在廈門、廣州時，曾有另一書店托人和先生磋商，許以優待條件，要先生把在某某書店發行的全部著作移出，交給那家書店出版，先生也未為所動。其後到滬，復為它編輯兩種刊物，替它另一刊物長期譯稿。先生所編的刊物，一種是同人性質的，沒有稿費，一切是盡義務。另一種由先生編校，每月不過由我們拿回少數校對費，其實大半還是盡義務的。其間徵稿、還稿、寫回信、校稿等，先生全部精神幾乎用在這裡了。又初到滬上，正人事紛繁，先生且病（到滬大病一場）且工作，無時或息，並無對書店有疏懶之意。且正在圍剿中，許多人以為他就要沒落了，聰明的人都遠遠地離開。又兼那時出教科書的風氣甚盛，誰個書店不想賺錢？風帆一轉，文學書就置之腦後了，先生以為這是大大的失著。如果它堅持早先立場，倒是一個為文化服務令人敬佩的書店。然所以轉帆之故，又歸因於在滬之擴大組織，變店鋪為家庭，外間給以批評為「胡塗」。然「胡塗」者，不精明之反也，水清則無魚，太精明的店，也同樣難以合作。先生所以時常說，某某書店亂七八糟，真氣人，許多人固然受了他胡塗之累，可是他也時常胡裡胡塗地吃人家的虧（如幾次封門）。比起精明的來，不無可愛之處。的確，先生仍不無有些偏愛，或甚至溺愛的，每當他封門受壓迫時，先生從不肯在這時期去索一回版稅。然而他自己呢，每越遇壓迫襲來，則收入之路越窮。胡塗者，自然也有精明之處，亡命之徒，還能出頭露面向法庭控訴嗎？那是不足為慮的。

  先生往常總不斷指導我，說我太率直，不懂事。甚至有時發惱，質問我一個人將怎樣生活？固然，在他庇護之下，我是暖室中之小草，絲毫受不到風吹雪暴。可是我一個人在北方讀書時，自己也生活了十年之久，不是還好好地活下去嗎？有時我因此不禁偷笑！至於他，到處陪小心扶助別人，也難免吃力不討好，會招來莫名其妙的怨懟，或無故的絕交，這在先生，又將何以自解呢。

  一九、編者態度

  先生每編一種刊物，即留心發見投稿者中間可造之才，不惜獎掖備至，稍可錄用，無不從寬。其後投稿較多，或覺少進境，也許會受到嚴厲的批評，以致為人不滿。這怕就是和青年來往難得持久之故吧。先生初到滬時編《奔流》《語絲》。投來的稿子，真是繽紛萬狀：有寫了一次即不願復看一遍，叫先生細改的；有翻譯而錯誤很多，不能登載，致招怨尤的；有一稿油印多份，分投各刊物的；有字甚小，模糊難辨的；自然還有不少稍加修改，即可採用的。這些，如果是那原文先生能自己對照的，多給改正。其為從英文譯來，遇有疑難，亦必多方向人打聽，修改妥善。或長短詩，音韻、體裁、結構、思想俱優，則必多方設法登載，凡是先生手編刊物，讀者怕很少不滿意的吧。

  二〇、「魯迅派」

  這時有人從東京寄稿來，且時和先生通信，先生也照例覆信、看稿。信與稿一多，即成立友誼。有時蠅頭小字，連篇累牘地寫著信，費去先生大半天功夫。可惜這些信現時我沒有借到一封。我知道在那些信中可算是知無不談，談無不盡，天下治亂，個人生活，都歷述無遺了。有時信中飛來一張當票，先生也會親自帶往北京替他取贖，再小心翼翼地給送到他的家裡。孫伏園先生說過：先生給他再四打鋪蓋，比之於耶穌為門徒洗腳。其實不但對門徒，對未見過面的朋友，先生也一樣必忠至敬地盡力服務的。後來這位朋友回到中國來了，希望先生為他向北京教育界謀點事做，這在先生當然願意盡力的。於是寫介紹信以外，並親自面懇。事情頗有眉目了，突然，一個風聲傳來，說他是「魯迅派」，不能容他插足。魯迅居然有「派」，放這風聲的北京教育界中的某權威，實在是最懂得魯迅精神的。

  自然這位東京朋友的飯碗是立刻打破了。他轉來上海，從此和先生過往甚密。不幸先生因加入「自由大同盟」「左聯」等而遭遇了嚴重的壓迫。那位東京朋友，雖然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拂去衣上的塵沙，依然是翩翩年少，將「危險」的責任一推到別人的身上，自己也就從「為魯迅帶壞的圈中」爬了出去，飛黃騰達起來了。

  二一、謎

  還有一位年青的人，時常在刊物中出現，也時常到寓所來請教翻譯的文字，談得投機了，也就一同吃飯。他曾為了愛人的病需要物質援助而又不要給愛人知道。先生滿足了這希望，且恪守了約言。忽然，有一天他的另一位至友來向先生借款，且舉前事為例。其時先生正因迫壓，預備出走避難，困於經濟，苦無以應。這使這位「詩人的至友」不免怨言，而詩人從此也絕跡不來了。而後來幾經碰面，也不招呼，這可見絕交的決絕了。

  傳說，早先拳師，授術弟子，必留一套自用，以免自己被弟子襲擊。這青年自和先生交往已久，仿佛頗偷了些先生的拳經，決絕以後，他竟應用起來，朝向先生臉上打來。例如先生早預備翻譯一本什麼書，被他曉得，他就趕速譯出付印，以為如此可斷先生生路。但先生看這種做法，不免有些好笑，仍照預定譯出。先生本常說過：「中國之大，一種書有三四個譯本也不要緊。要緊的是譯得要忠實，不欺騙讀者。」所以那詩人雖然對先生用了拳經，但終究經不起讀者眼睛的鑑別。沒落與興起，是決難徼幸的。自從先生死後，那詩人忽然又在追悼文中備致哀忱，忘交誼於生日，灑清淚於死後，人間何世，我實在不能理解這矛盾的現象。

  二二、通緝來源的滑稽

  先生是負了密令通緝的罪名，帶到墳墓里去的。說來自然滑稽，但也痛心。首先呈請通緝的，是××省黨部。而主其事者則為×××。先生是生長在那一省份的，這一來，則是他自己的故鄉最先把他斥逐了。為了這一紙文書，使先生從此自棄於故鄉，也使故鄉負斥逐先生之惡名。先生何罪？曰：「通緝墮落文人魯迅。」「墮落」而已。墮落有罪，則市井之徒皆得而誅。墮落文人而有罪，則文網之禁過苛。至於先生是否為墮落文人，稍有常識者，怕只有嗤之以鼻吧！此其所以為滑稽也。

  但這事不是沒有緣故的，正和先生編刊物有關，當先生初到上海主編《語絲》的時候，有署名××的一位青年，投文指責他們學校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凡有志於改革的，先生總盡力援助，所以把它刊登在《語絲》上了。這一反響真不算小，原來某校畢業生，革命以後多成顯貴，×××就是其中之一。挾私嫌於心，誅天下人以稱快，本是「老爺們」的拿手好戲，何況一個魯迅。「自由大同盟」的事一起，藉故追因，呈請通緝，通緝而又批准，那是非常自然的了。先生遭此厄運，氣憤填胸，發為文辭，自亦激越。然被壓迫者的呼聲，正是國家民族的心聲，先生豈徒為一己的私憤？

  二三、意見相左

  這位不識的投稿青年，嗣後也時送稿來，先生或見或不見，隨後終於到德國留學了。他天賦極高，舊學甚博，能作古詩、短評，能翻譯，欽慕尼采，頗效其風度。留學時，常和先生通信，請益人事得失。先生也常托他買木刻書籍。同時也搜羅些中國畫本寄去，托他轉送德國朋友。興之所至，這位青年仿佛也學起木刻來了。然而結果似無所成。回國以後，他帶來些大書箱，寄存在我們寓所里。他有一次，為找積木送給海嬰，偶然開箱則先生托他轉給德國朋友的中國畫本，赫然尚存行篋。據說，那些畫太好了，不忍送出去；不怕攜帶困難，終於給帶回來了。而先生特意到書坊尋選，辛苦寄出，冀於彼邦人士有足觀摩，此意遂歸虛耗。先生於嘆息之餘，終不明白那青年用意所在。

  他在上海行蹤甚秘，住處也無人知道。時或一來寓所，但有事時總是我們沒有法去尋的。也因為這樣的青年朋友不少，所以並不怪異。那時，《申報·自由談》已加改革，由黎烈文先生擔任編輯，先生時常為它寫些短稿。他也時常寄稿給先生，托先生介紹。有時就給送到《自由談》去。但條件很奇特：不能將原稿寄出發表。據問他什麼緣故，卻說他仿佛覺得處處有人在監視他，稍一不慎，即有喪身之虞。這麼一來，先生只好設法給他抄錄副稿寄去。起頭先生是囑我抄的，抄好之後，先生附一函寄給編者，有云：「有一友人，無派而不屬於任何翼，能作短評，頗似尼采，今為紹介三則，倘能用，當能續作，但必仍由我轉也。」（一九三四，一月二十四夜，給黎烈文先生信。）後來這位青年研究佛理起來，每見先生，也多道及。先生初亦淡然置之。其後因為他對先生頗有所諷勸，以為先生如能參禪悟道，即可少爭閒氣，於是意見漸漸相左了。先生豈不知佛經，但他並不願出家。在最危難的國度里，以佛學麻醉自己的靈魂，希圖置身世外，痛癢不關，這豈先生所能忍？不但出家，即出國也未被先生所許，他不能恝置這古老的祖國，他要同被壓迫的同胞一同生活，一同奮鬥。那位青年雖未必逃禪，但已經參禪了，而且先生觀察他既久，知之更諗，頗覺其無一當意，而自處復老氣橫秋，殊少青年凌厲之態。先生覺得這樣的人，是未可親近了。來時也常婉辭不見。但仍一面替他介紹文章。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夜，給黎烈文先生信云：「『此公』稿二篇呈上，頗有佛氣，但《自由談》本不拘一格，或無妨乎？」可是我們自己工作有時很忙，如果我沒有功夫，那麼先生也得替他抄好寄去。但這對他還是不滿意。有一次，他竟要求每篇換一個抄寫者。我們是躲起來，不大交際的，那裡來這許多抄寫者。這命令實在難於辦到，而且連我也未必有功夫專門為他抄寫文章。先生很懂得人情，偶然叫我做些事，也斟酌情形才開口。見到我忙了，他也會來幫我一手，所以他自己更不大肯差遣人。如今我們都要騰出功夫來做抄寫工作，而且做了還不合意，這有什麼法子呢？先生的精神就是這樣多方面被磨掉的。後來他的稿子越來越多，讓它積壓太久又不大好，沒有法子，請《自由談》編者設法了：「『此公』脾氣頗不平常，不許我以原稿逕寄，其實又有什麼關係，而今則需人抄錄，既費力，又費時，忙時殊以為苦。不知館中有人抄寫否？倘有，則以抄本付排，而以原稿還我，我又可以還『此公』。此後即不必我抄，但以原稿寄出，稍可省事矣。如何？便中希示及。」

  二四、為社會造材

  那麼先生為什麼這樣不辭勞苦，願為他「抄錄」呢？這因為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沒；且其人頗深世故，能言人所未言；孑然介立，還不失其純潔。若或稍加移易，積極為人，即社會的棟樑，故不惜辛勤設法，並非特有所私。但因其文時多不平之語，或間略帶諷刺，人又疑是先生所執筆。在同年四月間，先生有給《自由談》黎烈文先生函云：「『此公』蓋甚雄於文，今日送來短評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當續寄；但頗善慮，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於排印後，陸續見還，俾我得以交代為幸。」「其實，『此公』文體，與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而楊公又疑是拙作，聞在《時事新報》（？）上講冷話，自以為善嗅，而又不確，此其所以為吧兒狗歟。」文章發表愈多，研究好奇的也多，如果真是先生一個人，誠然「思想亦不一致」。但先生並不做統制思想的工作，自己儘管有所不同，而他人另有所見，也未便埋沒，故仍予介紹文稿。此種苦衷，就是作者恐怕也甚不了解的吧。編輯者也終於弄不明白，好像還來打聽，先生回信告訴：「『此公』是先生之同鄉，年未『而立』，看文章，雖若世故頗深，實則多從書本或推想而得，於實際上之各種困難，親歷者不多。對於投稿之偶有刪改，已曾加以解釋，想不至有所誤解也。」

  二五、最後一面

  文稿盡在為他介紹，但他來訪的次數漸漸減少了，因為先生不大和他多所談論。即有所談，也覺到微妙地相左。如此陪客，確也很苦。況且後來先生身體多病，又沒有許多時候接見。這時我的處境就很為難，客來總得先由我招待，接見與否，則稟承先生之意。如果不打算見，我是很難為之說辭的，因為我曉得他的脾氣，強見會不歡而散。最後一次，「此公」來了，我告以先生生病不見客，他一句不說就走了。一剎那買一束鮮花直衝到樓上，令我來不及攔阻，他終於進來了。先生似理不理地躺在藤躺椅上，這時我真無地自容，對先生，對來客，沒有能夠打開這僵局。誰知這又是最後一次的相見呢。他敬愛先生，先生是曉得的。見面時無話可談，原是思想的距離太遠。先生於他，已力窮無可解勸，這是先生方面的苦處。這苦處，明知說了出來未必有效，就只好啞默無聲，絕不敷衍。這是先生的坦率。然如真能了解先生，豁然貫通，無所執迷，則先生亦必能和他友好如故。先生死後，停在殯儀館的小房間裡的大清早，我遇到他，他悲愴萬分。他告訴我先生給他的許多信，可以集成厚厚的一本，希望將來能夠印出來。現在，這位青年的友人，也不知走到那裡去了。他保存著的書信，不知有沒有遺失在烽火之中。我們禱祝他的前途！並希望他善體先生通信中的拳拳至意。

  二六、相當限度

  先生無論對任何人，絕不出難題目給他做。他清楚某方面的長處，同時也明白某部分的短處。譬如某某社，先生和青年一同努力，一同計劃出書，甚至有時設法代籌印刷費，誠或有之。然彼此之間，仍保存相當限度，不能以此而叫先生強人所難也。某某社的成立，主持的幾位，大都是同鄉而又同學，他們友誼甚深，其中只有一位是不同省份的。先生在那社裡，也是異省人，他們當然沒有話說，但不能因先生而對一切人隨便，這是某某社一向脾氣，先生是了解的。所以那時另外有幾個人要求先生對某某社如何如何，先生也不能作左右袒，只好聽其自然。結果另一部分青年不滿，向先生進攻了。

  二七、原稿

  某某社之認真不苟，每個人多潔身自好（除卻有一個做官的不算），這一切是先生所信服的。至於雖勤謹而氣魄甚小，不能有大作為，則為先生所惜。他們的認真，舉一例便可知道。先生平常原稿寄出，即多不過問底稿之如何保存。此次先生逝世，該社李君把他積存的《小約翰》《朝花夕拾》等六七種原稿，毫不污損地裝訂起來見贈。我們想想，這三數位青年，一面在求學，一面在做譯著、校對、出書等繁忙工作，仍留心保存先生手跡，一點一滴地抄出副稿付印。以視別人，把先生原稿隨便丟棄，終於落到包油條的境遇，對於一代文化宗匠之敬愛與歧視，在這裡可以窺測了。自然，我們不能希望人人把先生當孔夫子一樣地敬重，他也一樣地拿稿費換米飯，書店對於作家的平等待遇，本不足怪。可是某某社的苦心，則更是難能可感了。

  二八、一位朋友

  和某某社保持相當友誼，曾在北平旁聽過先生講書的青年F，後來在閘北和先生住在同里，而對門即見，每天夜飯後，他在曬台一看——如果先生處沒有客人，他就過來談天。他為人頗硬氣，主見甚深，很活動，也很用功，研究社會科學，時向先生質疑問難，甚為相得。後來在左聯等處，他也時露頭角。對先生感情很好，但對解決社會進步的熱忱更深。自奉很刻苦，早晚奔走，輒不辭勞。曾有一時住在我們比鄰，他大約每天下午十時才能回家，時常見他的太太手抱小孩在門外佇候，餓久了，小孩手拿乾麵包充飢。他不管家裡人的心焦，非到相當時間不回。回來飯後已十一時了。敲門聲響，他來了。一來就忙得很，《萌芽》《十字街頭》《前哨》等刊物的封面，內容固然要和先生商討，要先生幫忙。甚至題目也常是出好指定，非做不可的。有時接受了，有時則加以拒絕。走出了，往往在晨二三時。然後先生再打起精神，做豫約好的工作，直到東方發亮，還不能休息。這工作多超過先生個人能力以上，接近的人進忠告了。先生說：「有什麼法子呢？人手又少，無可推委。至於他，人很質直，是浙東人的老脾氣，沒有法子。他對我的態度，站在政治立場上，他是對的。」先生是這樣謙虛，接待一個賦有正義感的青年。這青年有過多的熱血，有勇猛的銳氣，幾乎樣樣事都想來一下，行不通了，立刻改變，重新再做，從來好像沒見他灰心過。有時聽聽他們談話，覺得真有趣。F說：「先生，你可以這樣這樣地做。」先生說：「不行，這樣我辦不到。」F又說：「先生，你可以做那樣。」先生說：「似乎也不大好。」F說：「先生，你就試試看吧。」先生說：「姑且試試也可以。」於是韌的比賽，F目的達到了。對莊嚴工作努力的人們，為了整個未來的光明，連自己的生命也置之度外的，先生除了盡其力所能及之外，還有什麼需要堅持？這時候見到的先生，在青年跟前，不是以導師出現，正像一位很要好，意氣極相投的摯友一般。

  二九、愛護戰友

  ××先生從東洋回來了，添一枝生力軍。多麼可喜呢！

  那時候，壓迫並不稍寬，××先生也一樣地前進，當即被注意了。先生和他以前在某文學團體裡本有友情，這回手挽手地做民族解放運動工作，在艱難環境之下，是極可珍視的。先生也常留心自己的奄忽，留心繼起的有人，所以凡具殷望的，無不竭誠擁護，不遺餘力。有時遇到國外友人，詢及中國知識界的前驅，先生必舉××先生等以告，總不肯自專自是，且時常掛念及××先生的身體太弱，還不及他自己。如今先生不幸逝去二周年了，希望××先生為國珍攝，努力前途。或對××先生頗有異議時，先生輒不惜唇焦舌敝，再三曉說：「對外對內，急需人才，正宜互相愛護，不可減輕實力，為識者笑而仇者快。」現在則團結益堅，先生當可瞑目了。

  三〇、倡導木刻

  木刻之在中國流行，不能不歸於先生的號召，其始朝花社出木刻選集五冊，使社會一新耳目，《奔流》等刊物亦時予介紹，一時風起雲湧，幾乎每種刊物非有木刻不顯進步。先生又舉行過幾次木刻展覽會，開辦過夏期木刻講演會，一時人才輩出，大有可觀。其最露頭角的，如羅清楨、陳鐵耕、李樺、陳煙橋（即李霧城）、賴少其、張慧等先生，俱能自成一格，前途無量。可惜人體構圖，多欠正確，為美中不足，是則先生所時常道及並惋惜的。而比較成功的木刻家，以及習木刻者的籍貫，多為粵人，先生常以為異。我以為民風之故。粵民得一風氣，即往往迎頭趕去，故革命者亦多粵人，先生似頗首肯。

  先生對於美術向極留心，在北京時，常見他案上放有不少外國美術書，供隨便翻閱。一問起他總說：「那是消遣的時候看看的。」他是怎樣利用每一刻的光陰！就是從消閒中也得教育之益，無怪他和木刻朋友通信時，觀察之精確，句句說出來都是內行話。如一九三四年寫給張慧先生的信云：「蒙賜函及木刻，甚感。拜觀各幅，部分盡有佳處，但以全體而言，卻均不免有未能一律者。如《乞丐》，樹及狗皆與全圖不相稱，且又不見道路，以致難雲完全。弟非畫家，不敢妄說，惟以意度之，木刻當亦與繪畫無異，基本仍在素描，且畫面必須統一也。」先生的率直批評，博得青年們的正義擁護，投函寄木刻請批評的，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張先生再寄木刻來，先生又報之書云：「頃收到十八日信並木刻三幅，甚感謝。上月廿八日的信，也收到的。先生知道我並非美術批評家，所以要我一一指出好壞來，我實在沒有這本領。聞廣州新近有一個木刻家團體，大家互相切磋，先生何不和他們研究研究呢？」「就大體而論，中國的木刻家，大抵有二個共通的缺點：一是人物總刻不好，常常錯；二是避重就輕。如先生所作的《船夫》，我就見了類似的作法好幾張，因為只見人，不見船，構圖比較的容易，而單刻一點屋頂、屋脊，其實是也有這傾向的。先生先前的作品上，還有頹廢色采，和所作的詩一致，但這回卻沒有。」同年給木刻家李霧城先生函云：「三日的信並木刻一幅，今天收到了。這一幅構圖很穩妥，浪費的刀也幾乎沒有。但我覺得煙囪太多了一點，平常的工廠，恐怕沒有這許多；又《汽笛響了》，那是開工的時候，為什麼煙囪上沒有煙呢？又，刻勞動者而頭小臂粗，務須十分留心，勿使看者有『畸形』之感，一有，便成為諷刺他只有暴力而無智識了。但這一幅里還不至此，現在不過偶然想起，順便說說而已。」這觀察多麼周到、深刻。像這樣的通訊，每個木刻家寄贈作品來時，先生都一樣地給以正確的批評的。而木刻青年對先生愛護之誠，並不因交往深淺而異，在他們沉痛的哀感，在他們踴躍的每人都極力把保存的遺札寄來之充分，我是多麼感動到震抖。我想：最好能夠把先生每封批評木刻的信，插以原圖刊印出來，不是很好的木刻示範嗎？曾經把這意思貢獻給某書局，大約製圖費過巨罷，沒有成功。但是我總以為值得一做的，我時常想念到這樣做或者不是沒有意義的。魯迅先生說：「希望在將來！」木刻是有將來的前途的。

  三一、先生與出版界

  先生對文學有愛好的，幫助他們出些書，有關係的書店真不少。從北新、未名社、朝花社、春潮書局、大江書鋪，以至《譯文》《作家》《中流》《海燕》《奴隸叢書》等，到如今，雖然北新仍健在，而從事文學運動之銳氣已消，其餘則又先後消滅，真令人有風流雲散之感。尤以未名社一向對出版業是那麼認真，精選，卓有信用，乃忽停頓，為先生所可惜不置。又因同情被壓迫者之故，先生不惜助之者，如聯華書局。主持人某君，本為某書局職員，多年做工，月入不過數金，要求先生給他一二本書出版，以濟困急。乃以《南腔北調集》《准風月談》等與之。又陸續以瞿秋白（用樂雯筆名）編校的《蕭伯納在上海》，和他（用易嘉筆名）譯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及曹靖華譯的《不走正路的安德倫》等與之；有時且為之墊付排工等費。因其困迫，不但先生自己不肯開口討版稅（只在後來病時及先生死後陸續收些版稅），就是替朋友介紹的也是如此，約在半年前曹先生才收到版稅二十元。先生寧可自己過刻苦生活，而從井救人，絕口不肯言窮，愈是困難，愈是如此。而人們還有計劃地造他的謠，說他逃難時也把帳目帶走。其實就算有帳目罷！資本家的帳目，還不是他自己有數？而先生的朋友，也從來不因先生介紹出書收不到版稅過問一下，這種相知、相信、相互了解，是超物質的。

  三二、誤解

  先生不但幫朋友出書，也幫朋友的兒子送入醫院醫病。有一位南京同學，後來在教育部做同事的張君，他的兒子患病，好幾個醫院都說嚴重，找到先生，他立刻托朋友介紹入一醫院，自己時常去探病，替他們付出千多元的醫藥費。出院之後，又替他們請全院的醫生吃飯，表示謝意。他的慷慨，真叫人奇怪。有時人們以平常上海洋場心理推測先生：以為先生能那樣替人花錢，一定是個富翁了。誰知先生卻用錢之所要用，什麼留底都不存了。還有一位老朋友，是老革命黨，留學時的老同學，他們在上海相見了。先生不會對一切朋友隱藏什麼，這位老友自然也曉得先生肯隨便拿錢給人。有一天，這位老友來了，向先生支借五百元，說明不久就還。先生以忠厚待人，決不疑心有他，立刻向別人轉借給他。因為是老友，相互之間，自然相信得過，別人也相信他們，把千餘元的存摺，連圖章托他去取五百。誰知這一來真是天曉得！變了「黃鶴」了。他寫信去催，圖章寄回來了，摺子已被乾沒，……從此一概不理。後來從另外的朋友處聽到，那位老友在說：「人家說他收盧布，恐怕是真的罷！」盧布，是「收來」的，人人可得而用之，無怪他敢於這麼做了。然而這是他親眼看見先生從別人那裡借來的。造謠者的心理，卻原來為自己的醜行找遮蓋，此外還有什麼！先生死了，那「債主」也曾寫信去討，他可連信也不回，儘管在鄉下做他體面的紳士！以兒子的緣故，接收到繼承的遺產十幾萬的富翁，對朋友是這樣的。先生的血絞出來的金錢，如果用在這樣的人的身上，那真是有點冤枉了。

  三三、為社會服務

  不管先生如何以物質濟人之困，而被接濟的還說這東西來路不清，這是很使他痛心的。在他的著作里也曾說過，用了妓女賣身的錢，還罵妓女卑污。……先生指的就是這批人。至於先生以精神幫助青年，那更不必說了，逐字逐頁地批改文稿，逐字逐句地校勘譯稿，幾乎費去先生半生工夫。大病稍愈的時候，許多函稿送來了，說：「聽說你的病好些了，該可以替我看些稿，介紹出去了罷？」有時寄來的稿字是那么小，複寫的鉛筆字是那麼模糊，先生就夾心襯一張硬白紙，一看三嘆，終於也給整本看完了。在他的遺物中，有人拿初版的書請先生修改，先生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給改好了。死後我遇到作者，告訴他：「先生給你的書改好了。」他說：「讓他去罷，我不打算印了。」他的悼文是那麼沉痛，一見到遺容就那麼嚎啕大哭，而先生千辛萬苦給改過的書，曾不值一顧，我一想到先生一點點磨去的生命，真是欲哭無淚！然而這是少數人，這是我的小氣。以先生偉大的人格，數十年所遇的朋友，生前死後，了解他的幾乎無間敵友。先生的工作，求其盡心，而從不想到對方的態度。他認為他的工作不是對個人，是為社會服務。辛勤的農夫會因為孺子棄飯滿地，而不耕作的嗎？先生就是這樣的。

  三四、好好地替中國做點事

  人們的判斷力是正確的，對先生的愛護就是一個明證。殯葬之際，無間親疏老幼，同聲悲哭，這就是先生苦難一生的判詞。當蘇聯木刻開展覽會於八仙橋青年會時，先生蒞臨了。一切的觀眾，一切的眼光，隨著先生亦步亦趨，有拿展覽目錄請先生題字的，先生就把帶在手邊的《引玉集》簽了字給他們了。這時候先生多麼興奮，多麼感慨。他時常說：「我要好好地替中國做點事，才對得起你。」他真是為我嗎？一切如我的青年，如我一樣殷注先生的青年，先生知道應該怎樣感動，怎樣益加奮發。太感奮了，我心傷痛。我說：「門徒害夫子。」先生謙虛，不肯承認這話。

  三五、多幾個呆子

  先生愛一切人，愛一切有專長之人，就是肯印書的人，他也極力誇獎鼓勵，他說：「他是老實的，還肯印書。」又說：「在唯利是圖的社會裡，多幾個呆子是好的。」先生自己亦明知是呆子而時常做去。他說：「青年多幾個像我一樣做的，中國就好得多，不是這樣了。」自他死後，繼他這樣做去的仿佛已大有其人，先生如果還健在，一定很安慰的罷。

  [1] 魯迅：《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第3卷，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0（如無特別說明，均為此版），第241頁。——作者注（如無特別說明，本文注釋均為導讀作者注）

  [2] 魯迅：《且介亭雜文續編·死》，《魯迅全集》第6卷，第338頁。

  [3]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32頁。

  [4]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編·徐懋庸作〈打雜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163頁。

  [5]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編·徐懋庸作〈打雜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163頁。

  [6]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156頁。

  [7] 魯迅：《墳·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29頁。

  [8] 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第24頁。

  [9]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36頁。

  [10]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36頁。

  [11]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36頁。

  [12]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言》，《魯迅全集》第11卷，第111頁。

  [13]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32頁。

  [14]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32頁。

  [15] 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第26頁。

  [16]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32頁。

  [17]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55頁。

  [18]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43頁。

  [19]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81頁。

  [20]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45、56頁。

  [21]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56頁。

  [22]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56頁。

  [23]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157頁。

  [24]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157頁。

  [25]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158頁。

  [26] 魯迅：《書信·180820致許壽裳》，《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353頁。

  [27] 魯迅：《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序傳略》，《魯迅全集》第7卷，第143頁。

  [28] 張旭東：《中國現代主義起源的「名」「言」之辯：重讀〈阿Q正傳〉》，《魯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期。

  [29] 魯迅：《吶喊·阿Q正傳》，《魯迅全集》第1卷，第204頁。

  [30]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158頁。

  [31] 魯迅：《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5卷，第19—20頁。

  [32] 《關於〈小說世界〉》（1923年1月11日）、《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後的幾句聲明》（1923年1月13日）、《「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該文發表於1923年9月14日的《晨報副刊》，署名「雪之」）和《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1923年11月）。

  [33] 分別為可能譯於1月1—2日的《觀北京大學學生演劇和燕京女校學生演劇的記》，3月10日發表於《小說月報》的短篇小說《愛字的瘡》以及譯於4月21日的短篇小說《紅的花》。

  [34] 《中國小說史略》初版之前，先後有作為課程筆記發放的油印本和鉛印本，據鮑國華考證，「在《史略》版本的流變過程中，從油印本到鉛印本是改動最大的一次。鉛印本之後的各版本，只存在作品及相關史料的增補和論述文字的修改」，「與鉛印本相比勘，初版本增加了《序言》、《後記》和目錄」。（鮑國華：《論〈中國小說史略〉的版本演進及其修改的學術史意義》，《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

  [35] 1923年7月14日，魯迅日記記有：「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19日日記載：「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即指弟弟送來的決裂信，信的原文尚存，全文是：「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的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薔薇的夢原來都是夢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參見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第104頁。）

  [36] 魯迅：《日記·日記十二》，《魯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460頁。

  [37] （日）竹內好：《魯迅》，李心峰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第28頁。

  [38] 魯迅：《彷徨·孤獨者》，《魯迅全集》第2卷，第139頁。

  [39] 魯迅：《野草·過客》，《魯迅全集》第1卷，第285頁。

  [40] 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第1卷，第263頁。

  [41] 魯迅：《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第3卷，第3頁。

  [42] 魯迅：《華蓋集續編·小引》，《魯迅全集》第3卷，第103頁。

  [43]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編·後記》，《魯迅全集》第6卷，第256頁。

  [44] 魯迅：《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第3卷，第4頁。

  [45] 魯迅：《三閒集·序言》，《魯迅全集》第4卷，第3頁。

  [46]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編·徐懋庸作〈打雜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163頁。

  [47] 魯迅：《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第3卷，第4頁。

  [48]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編·徐懋庸作〈打雜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162—163頁。

  [49] 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第1卷，第263頁。

  [50] 魯迅：《而已集·〈塵影〉題辭》，《魯迅全集》第3卷，第301頁。

  [51] 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第1卷，第263頁。

  [52] 魯迅曾說：「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為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類的事實，卻往往更奇怪。在這事實發生以前，以我的淺見寡識，是萬萬想不到的。」（魯迅：《華蓋集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魯迅全集》第3卷，第380、381頁。）「假如有一個天才，真感著時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出記敘這樣情景的小說來，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以為是說著包龍圖爺爺時代的事，在西曆十一世紀，和我們相差將有九百年。」（同上，第382頁。）

  [53] 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第1卷，第263頁。

  [54] 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第1卷，第263頁。

  [55] 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第1卷，第263頁。

  [56] 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第1卷，第263頁。

  [57] 魯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魯迅全集》第5卷，第96頁。

  [58] 魯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魯迅全集》第5卷，第95頁。

  [59] 魯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魯迅全集》第5卷，第95頁。

  [60] 魯迅：《且介亭雜文·序言》，《魯迅全集》第6卷，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