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身成為時代的潮流

  送走黃蓉後，可能因為吃得太飽的緣故，我總覺得昏昏沉沉，華華幫我泡了杯綠茶，她微笑地眨眨眼：「喝點茶，松松腸胃。」

  「謝謝，華華，你總是那麼善解人意……我總是不能拒絕美食，不懂克制真是大問題。」只有在華華面前，我才敢大膽自嘲。

  然後，就要開始我最不喜歡卻必須做的工作——給程式設計師寫「需求文檔」，也就是「軟體需求規格說明書」。上百年來，有一個矛盾一直沒有緩解過，那就是產品經理和程式設計師之間經常會因為「需求文檔」而吵架。客戶的需求都是文字化的，語義不足以完全表達需求，實現每個需求卻要程式設計師編寫代碼，以及配給相應的神經元體系來實現。這當中，還經常會有客戶改變自己的需求，就可能破壞程式設計師原有代碼的邏輯性，他要重新寫，滿腔怒火自然只能對著產品經理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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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的幾位客戶中，最簡單的需求莫過於黃教授的機身定製，雖然只是代教，但是要實現這個模塊，需求文檔也有三十頁之多。先要和程式設計師確認機身代替黃教授上課是否符合法律、法規以及校規（這一部分有專業的律師部門去核實、完成）。業務層面，需要說明每天上課的時長、內容、是否需要嵌入課件的演示視頻、音頻等；還有學生的人數、基本情況；上課時的提問模式，當現有的資料庫無法回答學生提問時的解決方案；學生作弊時，機身教師採用的應對方式。還要有對突發事件的預案，比如學生突然暈倒或出現地震、火災等意外情況的處理。只有需求文檔書寫清晰，程式設計師才可能更精準地實現機身的性能。

  文字很難完整表述隱性需求，公司現在為VIP客戶的複雜需求專門開闢了劇場實驗室。比如在為江太太這樣的客戶做特殊要求的機身定製時，會有模擬機身來扮演江太太，演繹她的一些工作和生活場景，測試機身應對能力是否符合需求。劇場測試現場，除了客戶本人，還要有律師、程式設計師、產品經理，以及根據客戶需要安排的特殊人才。比如，江太太的機身需要警察的幫助。

  這是一個折磨人的工作，你可以做得很粗糙，輕鬆地複製、粘貼過去寫過的需求文檔給程式設計師，後果就是機身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BUG不斷，然後你不斷被客戶呼喚甚至謾罵，你找程式設計師解決問題時再被程式設計師指責，還要被投訴到上級。所以，這一步工作，寧願非常小心和耐心，充分和律師部門溝通，最後再和客戶定檔。

  這個過程中，華華也會和我一直反覆推演。她會找出她的資料庫，羅列出類似案例在經緯度上的各種相關信息。「課堂上發生意外並不多見。比較高階的授課不僅僅是教知識，教的也是看問題的方法。國外的大學用得比較多，老師提問，學生回答，學生之間互相辯論。但這一種教學模式黃教授的機身是不是能hold住才是關鍵。」華華查了一下資料，對我說。

  「你說的這種模式，反而是機身代教的長處。在這種教學中，只要拋出問題，而這些問題，黃教授可以提前預設好。至於學生的回答，教授不需要給答案。很多的問題根本沒有對錯，不需要做判斷，目的只是讓學生更加多元化地去思考。類似的經典公開課有很多，最經典的依然是哈佛大學麥可·桑德爾教授主持的《公正：該如何做是好》，任何一個結論的背後都有嚴謹的論證、情與法的對弈。這個公開課，我曾經看過很多遍，教授的提問精彩，學生的思辨更為精彩。華華，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上這種課，機身表現如何，還要看黃教授能不能提出深思熟慮的問題。你可以看一下麥可·桑德爾的公開課，從中找出一個片段，作為參考發給黃教授，如果他有這樣的預案，那麼我們可以參照這種模式寫代課的需求文檔。」

  我再次回憶《公正：該如何做是好》，印象最深刻的還是那個電車司機的案例。假設你是一輛電車的司機，電車飛速行駛在一條軌道上，時速60英里，在軌道的盡頭，有5個工人在施工，你想停下來，太晚了，剎車失靈。於是，司機飛速地思考：衝過去，5個人會死；右面有一條側軌，上面只有1個工人在施工，到底是要按原來的軌跡撞死5個人，還是車頭掉轉，雖然也會撞死人，但是只有1個工人會死？在課堂上，同學的回答分別在有意無意間代表了結果主義、絕對主義、功利主義以及懷疑主義的價值取向。「犧牲少數人換取大眾的福利是否正當？」「行為的後果是否能為行為的本身辯護？」「當時的情況，你不可能得到那個側軌工人的同意，即使他同意了，難道就可以殺死他嗎？」……激烈的辯論令人脫離了自己的習慣性思維、固有的觀念，每個人都感覺到脫離自己原有價值觀的那種不安，腦洞大開，哲學和法學結合的魅力展現到了極致。

  我之所以對《公正：該如何做是好》特別感興趣，也是因為據說在我沒有入職公司前，機身進入市場前的調研期，公司曾經請了100多名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對「機身該如何成為人類好伴侶」這個話題進行了為期3天的討論。他們中有來自美國哈佛大學的相關研究者，也有日本AI專家，國內人工智慧研究鼻祖公司新新公司的高管，還有一些普通市民，其中一位還是菜場工作人員，以及大學在校生、醫生、社會觀察者（自媒體人）、律師、警察等。與此同時，線下參與者中有300多位自主報名的民眾代表。那次討論正是以《公正：該如何做是好》為藍本。那時，社會上部分人群對機身抱有懷疑和敵意，提問非常尖銳，而且出人意料，比如「機身如果作為我的一部分，那麼人均房產就不應該像現在這樣算，這涉及房產稅的調整。」「如果我死了，我的機身是否可以繼承遺產？我的機身應該如何處理才能保護我的隱私？」「如果有人利用別人的機身犯罪，應該如何量刑？」「機身如果侵占了大多數人的職業空間，造成社會失業率高漲，我們為什麼還需要機身？」……類似的問題，據公司資深老員工老菠蘿說竟然多達3000條，公司逐一分析，對於其中棘手的問題，和國家相關部門一起尋找相應解決策略，制定或者更新現有不相適應的法規。同時，公司的公關部門不斷公布能夠說服公眾的「機身是人類工作和生活伴侶」的案例和數據。討論內容，公司並沒有公開披露。這也許就是一個現代大公司的公關手段：事前充分討論，事中儘可能避免討論。細緻的市場應對策略，使機身面世後能夠順利運營，社會上基本沒有出現太多的負面消息，機身很快融入社會。

  在那次民眾調查中，最後打動民眾的是機身在醫療產業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前機身時代，醫療資源的矛盾還是難題，個性化診療還沒有得到解決。拿製藥行業來說，前機身時代的一個局限，就是藥物化學家尋找匹配未來某種藥物的分子時，需要憑藉藥物化學家自己的經驗，一個適配性良好的藥物需要研發10年，機身大數據時代只需要1個月就可能匹配出來，機身能在幾十億的分子中搜索，實踐化學家的想法，也能提出和化學家不同的想法。這倒不新鮮，美國精準醫療公司GNS Healthcare早在本世紀20年代就利用機器學習和仿真軟體對PCSK9（前蛋白轉化酶枯草溶菌素）實施還原工程。研究人員曾經花費了70年時間、耗費幾十億美元才發現PCSK9，但是機器學習模型在十個月不到的時間就重現所有已知的LDL（低密度脂蛋白）生物學。對民眾來說，在機身時代，個性化治療方案的普及才成為一種可能。機身可以匹配和人類個體基因最適合的藥品，甚至單獨為你開發某種藥品。就是單單憑藉這一個成就，機身已經得到了大眾的認可。

  機身時代，醫院的大多數手術都由機身來完成。雖然這並不是新鮮事，2016年牛津大學約翰·拉德克利夫醫院用機器人進行眼科手術，當時病人需要切除視網膜上多餘的0.01毫米的膜，任何一個人類的醫生只要手稍微抖動就會發生意外，而機身不會手抖，醫生只需要在控制台上輕推操縱杆完成。機身替代醫生完成大多數手術，代替醫生解讀X射線片等，他們比人類更出色，因為機身可以識別未被檢測出的地方，如癌變前的痣微細的變化。當機身的「豐功偉績」逐一向大眾公布後，民眾對機身的接受程度到達了空前的高度，很多自媒體呼籲早日將機身的定製推向市場，為民眾謀福利。

  當時，民眾的反應使整個人工智慧行業感到意外，這可能並不符合上世紀日本的機器人研究專家森政弘的理論。他認為人對機器人有三個層次的認知和接受。第一個層次，當機器人越來越像真人時，人們會對之產生某種程度的親切感和同情；第二個層次，當機器人變得更像人類時，人會突然很挑剔，機器人任何微小的瑕疵都不能忍受；第三個層次，當機器人和人類更進一步接近時，人會增加對他的好感，擁有共情能力。事實上，民眾對機身的熱愛現在直接到了第三個層次，即使機身發生過好幾起負面新聞——例如機器人犯罪——也不妨礙人們對機身的熱愛。

  利用機身犯罪的問題，曾一度給公司的發展造成阻礙。機身能夠精確執行人類的指令，又沒有指紋、腳印、血液等常規作案後可供追查的證據，如果不能很好解決這個問題，機身恐怕至今還不能面世。機器人問世初期，機器人「殺人」或者犯罪的案例就已經存在。1978年9月6日，日本廣島一家工廠的切割機器人，在切鋼板時，突然「轉身」將一名值班工人抓住，當作鋼板切割，這是世界上第一宗機器人「殺人」事件。1989年蘇聯西洋棋冠軍尼古拉·古德科夫和人工智慧機器人對弈，鏖戰6天，古德科夫連贏3局，機器人落敗後竟然釋放出強大的電流將這名世界冠軍電擊身亡。2015年，德國一家公司生產線上的一個機器人「殺死」了一名年僅21歲的技術人員。當時，他正在和同事一起安裝機器人，被機器人抓住，使勁壓在一塊鐵板上，傷重而亡。後來，那家公司出面解釋：這名技術人員是因為違反安全規定，進入非安全區進行機械臂安裝，操作失誤，引發事故。那時候還只是初級的智慧機器人時代，和現在的機身的智能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利用機身的智能犯罪將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課題。

  我們公司製造的機身確實發生過傷人事件，這件事全公司都諱莫如深。那是我剛剛入職時，一名大學生叫了幾個同學在家裡聚會，據受害者回憶，他進廚房倒水，看見機身在切菜，突然站定，並且朝他一笑，隨後拿起菜刀朝他砍來。幸虧因為機身轉身力氣過大，把旁邊的小櫥櫃碰倒了，刀砍下時，他和櫥櫃幾乎同時倒地，櫥櫃替他擋了刀，沒有造成命案。這件事發生後，公安部門專門派人來調查，詭異的是，我們的程式設計師從來沒有給機身輸入過「轉身、揮手、砍」的類似指令，但在機身的雲盤裡，我們發現了這個指令。究竟這個指令是誰輸入的？至今仍然是個謎，機身砍人前那詭異的一笑也令人疑懼。那個組織聚會的大學生是計算機系在讀學生，事後，退學去美國深造。我本人的直覺這件事是蓄意為之，有人利用機身犯罪，但因為沒有證據，只好眼睜睜地讓事情不了了之。

  此事發生後，機身開發一度進入了暫緩狀態，公司和政府更緊密合作，成立新監管機構，共同開發和實施一套用於機身設計和開發的共享安全協議監督，溯源機身計算模型和有機組織構架，可跟蹤模型泄漏；定義機身造成的傷害的責任範圍。在技術細節上，聯合開發了機身斷電後30分鐘內繼續360度自動拍攝功能，並且封鎖了對機身輸入指令、修改程序的權限。只有我們公司以及公司授權的計算機企業才能對機身進行指令修改。即使如此，也不排除犯罪分子會利用國外的黑客來達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