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如何評價董仲舒

  對於董仲舒，很多人的評價都不是特別高。如前所言，從理論層次來說，董仲舒的思想確實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退轉。而論者又常常以秦漢以後中國思想的「僵化」為理由，來批評董仲舒對於中國哲學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和先秦、宋明在思想上的創造力和活躍度的差異，都使得這樣的批評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評價董仲舒及其思想呢？

  董仲舒本人在漢代受到了極高的評價，這也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司馬遷雖然不能接受董仲舒的部分思想，但曾非常直接地稱讚其人。「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史記·儒林列傳》）從這段描述來說，董仲舒就是一個非常純粹的學者。班固對此的記載幾乎一模一樣：「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書·董仲舒傳》）「三年不窺園」表明無論是就學問還是就為人來說，董仲舒在當時都受到了極高的推崇。正是因為如此，他甚至不止一次被班固奉為「儒宗」，「董仲舒始推陰陽，為儒者宗」（《漢書·禮樂志》），「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漢書·楚元王傳》）。

  無論是就個人還是就學問來說，傳統時代對於董仲舒的定位——一代儒宗——都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從今天的角度出發，我們又當如何看待董仲舒及其思想呢？

  

  首先，就儒學思想的歷史脈絡而言，董仲舒的思想是對荀子儒學的有效繼承。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前文談到荀子的時候已經提出，生活在戰國中期的荀子已然感覺到搭建現實的政治架構，是儒學面對這個世界局勢所要做的最大努力。這是在一個新的形勢（即統一的大帝國即將來臨）下，儒學需要做出的適當的調整，以真正適應時代的需要。而這種轉向現實政治建構的理論，最終是在董仲舒那裡被確立的。這是儒學為帝制時代所提供的思想基礎，對於儒學來說，也是一種新的發展契機。總體來說，這個時代需要進行思想的整合和調整以適應新的政治形勢的需要，而董仲舒的儒學應運而生，成為大一統帝國時代的思想基礎，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從這個角度來說，開始於荀子、完成於董仲舒的對於儒家思想的現實效用的改造，使得儒家思想跟政治結合在一起，從而成為整個傳統時代的主導思想。雖然我們很難用好或者不好來評價這個選擇，但是董仲舒在其中所做出的關於理論改造的努力還是非常明顯的，這也是董仲舒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而做出的選擇。如果說所有的哲學思想都是時代精神的精華，那麼在當時那個背景下，董仲舒對於儒學的調整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董仲舒對於儒學的改造形塑了兩千年的帝制中國。這個問題其實在前面已經提到，漢代設立五經博士以及弟子員制度，儒家經典成為經學，這是兩千年帝制時代中國學問的基本形式，也是一種官方思想形態的象徵。而儒學與太學教育結合，從而通過掌握教育而掌握了候補文官制度，這在兩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也是具有極大影響力的事件，讀儒家的經典成了整個社會的基本共識。從這個角度來說，董仲舒毫無疑問是中國帝制時代的總設計師。

  最後，從天人關係的設定來說，董仲舒的思想相對於孔子以及孟子的儒學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倒退，但是這種倒退實際上是為了更好地解決現實的問題。大一統時代對現實問題的要求跟先秦時期相比有了重要的變化，這就要求思想上必須有所調整。如果從當時的情境出發來說，董仲舒的政治化、神學化的改造，是恰逢其時的。這樣的改造是為了解決當時的重要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批評董仲舒思想是倒退的也並不妥當。而且，對於儒學獲得社會認同從而成為傳統中國社會思想基礎來說，這一改造無疑是具有積極作用的。當然，我們習慣從神學政治的角度來理解董仲舒的儒學，其實很多時候這樣的立場也是存在局限的。比如，在董仲舒的論述中對於「心」同樣給予了極高的重視，而且也非常明顯地論及了「天理」，這都表明雖然董仲舒的儒學是以天人感應的政治建構為基礎的，但這並非董仲舒儒學的全部。董仲舒的儒學思想有著更為包容和深厚的內涵，我們不能僅僅因為神學化這樣一種現實的建構，而忽視了其思想的豐富性。

  [1] 八卦之位，實際上就是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

  [2] 古代為觀測日﹑月﹑五星的位置和運動，把黃赤道帶自西向東劃分為十二個部分，稱為十二度，也稱十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