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陶謙

  陶謙，字恭祖，揚州丹陽人，生於公元132年，是東漢末年的老一輩軍閥，曾任幽州刺史。

  中平五年（188年）冬十月，青州、徐州一帶的黃巾餘黨鬧得很兇，陶謙被中央政府調任為徐州刺史。上任後他很快就將黃巾軍趕出了徐州，後來升任徐州牧。

  陶謙其人在史書中的記載褒貶不一，甚至截然相反，乍看起來就如同人格分裂。到底哪一個才是歷史上真正的陶謙呢？上千年來真偽難辨，謬種流傳。

  

  根據陳壽《三國志》及採用《三國志》內容的《後漢書》記載，陶謙親近小人，疏遠君子，甚至還曾聯合自稱「天子」的反賊闕宣，徐州之亂，實際上是他埋下的禍根。

  但根據《三國志》注文，裴松之引用的《吳書》記載，陶謙「性剛直，有大節」，是一個難得的好幹部。

  那麼，為什麼陶謙在史料中的形象會有天壤之別？

  這一切源於一個人的意外死亡，這個人就是曹操他爹、大太監曹騰之子（當然是養子）、當過皇帝（由他的孫子曹丕追認）的曹嵩。

  以上幾部史書關於陶謙的記載，疑點最大的事件是曹嵩之死：《三國志·武帝（曹操）紀》《後漢書·曹騰傳》《後漢書·應劭傳》都記載曹嵩被殺，是由陶謙指使部將乾的，由此判斷謀殺曹嵩的元兇就是陶謙。而《後漢書·陶謙傳》《吳書》則記載是陶謙的部下貪圖錢財，擅自襲殺了曹嵩，實際上陶謙並不知情。《三國志·陶謙傳》甚至對這一事件避而不談。

  如此褒貶不一，如此相差甚遠，如此諱莫如深，當然不只是史書作者不了解事情真相那麼簡單，背後真正的原因是史書作者的立場問題。

  在分析陶謙的歷史形象之前，先說點題外話。可能大夥跟我一樣，有類似的親身體驗：隨著我們讀的書越來越多，有時候就會發現，同一個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史料中的記載出入很大，甚至截然相反。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我們究竟應該相信哪一種說法呢？或者乾脆就認為歷史是不可知的，將書扔到一邊，放棄了對真相的尋找呢？

  我的看法是，歷史是可知的，雖然找出歷史真相確實比較困難，但真相依然是客觀存在的，而且眾說紛紜之中有且只有一個真相。只要我們有了正確分析史料的方法，那麼我們就有了一雙找出真相、明辨是非的慧眼，這對我們讀古代史甚至當代史以及其他書籍，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在這本書中，我除了依據史料寫出關於三國、關於劉備的一些歷史故事之外，也想把我分析歷史的一些方法和心得介紹給大家，當然我也不能保證我的分析就是完全正確的。如果你自己已經有了屢試不爽的分析方法，那麼恭喜你，可以直接跳過這一段。

  真假陶謙這件事，就可以作為我們分析歷史的實戰演習。

  既然幾種史料互相矛盾，就說明至少有一種史料是錯誤的，也就是說在你眼皮子底下有人公然造假了。那麼造假的人是誰呢？造假的目的又是什麼呢？我們不能放過任何一個壞人，要把造假的人揪出來。

  首先可以確定，史書編著者是最大的造假嫌疑人。

  所有史書，其實都有編著者的傾向、立場在其中，尤其是官方修史比私人著書的政治傾向更加明顯。比如唐朝官方史書一定會說李世民被逼無奈才發動玄武門政變殺死親兄弟逼退老父親，清朝修的《明史》則一定會向崇禎皇帝身上潑髒水。這是為了達到政治目的慣用的一種手段。

  《三國志》當然也不例外。《三國志》雖然屬於私人著書，但作為晉朝政府認可的史書，《三國志》只能以晉朝承襲的曹魏為正統，視蜀漢、孫吳為僭偽政權，因此書中自然也免不了有一些對曹魏集團領導人的褒美之詞。另外，陳壽寫《三國志》時，已有曹魏王沈所寫的《魏書》，關於曹魏的許多史料即來源於此。如果《三國志》中關於陶謙的內容也是沿襲《魏書》的話，那麼王沈造假向陶謙身上潑髒水的動機就更加明顯了。

  其次需要討論的問題是，造假的目的是什麼？

  從宏觀上來說，官修史書或官方認可的史書，造假的目的肯定是為統治者拔高形象，臉上貼金。比如說劉邦是他媽與天神發生外遇的結晶，朱元璋生下來紅光滿屋，等等。

  但從微觀上來說，具體到某一件事的造假，肯定有直接的目的，不然為什麼偏偏要給這件事注水呢？比如說劉邦是他媽與天神發生外遇的結晶、朱元璋生下來紅光滿屋，就是為了告訴你，他們兩人都是天生不凡，和咱們普通人不一樣。

  前面說過，關於陶謙的內容，史書記載最可疑之處在於曹嵩之死。有句話說欲蓋彌彰，越是遮遮掩掩的地方，越是見不得光的，所以曹嵩之死就是我們找出真相的最佳突破口。

  曹嵩之死影響很大，最直接的後果是曹操在徐州屠城，這是曹操人生的最大污點。因此，可以斷定造假的直接目的就是為曹操開脫屠殺徐州百姓的責任。但徐州屠城是人盡皆知的史實，瞞是瞞不住的，怎麼辦？那就只好發揮主觀能動性找出正當的理由了。於是，《三國志》或者說《魏書》為了找出一個合理的藉口，就將曹嵩之死的責任推到陶謙頭上，以便使曹操「師出有名」。

  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強調，我國的傳統是道德高於一切，以道德代替法律，因此許多殘酷的事，如果以道德的名義去施行，就能相對合理。比如曹操在徐州屠城，如果說是為父報仇，就可以得到很多腦殘粉的同情。《後漢書·應劭傳》甚至將曹嵩被殺的時間，放到曹操第一次攻打徐州之後，似乎這樣也就一併解答了陶謙為什麼要殺曹嵩的問題——陶謙被曹操打了一頓，想報仇雪恨，殺不了曹操就殺了曹操他爹。

  因為有這一層深意，所以《三國志》與《後漢書》中關於陶謙和曹嵩之死的記載，可信度並不高，反倒是孫吳官方修的《吳書》旁觀者清。孫吳政權與陶謙沒有多少直接利益衝突，早年孫堅與陶謙雖然結盟都站在袁術陣營，但後來到孫策時期，孫策又與陶謙翻臉。因此，《吳書》也沒有為了褒美陶謙而歪曲事實的必要，相對來說記載更為真實可信。

  再次，只要是造假，就一定有破綻，只要我們細心觀察、認真分析，是可以找出造假的證據的。

  《三國志》和《後漢書》的《陶謙傳》都有相似的自相矛盾之處，是刻意向陶謙身上潑髒水的直接證據。

  這些自相矛盾之處，都是為了說明陶謙如何如何親近小人、疏遠君子。其中最為滑稽的一條是，陶謙疏遠名士琅琊人趙昱，所以就舉薦他為茂才，讓他做了廣陵太守（廣陵太守琅琊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

  我們可以想一想，陶謙把整個徐州一年只有一個的茂才名額給了趙昱，還讓趙昱擔任廣陵太守這樣重要的高級地方長官，能算是疏遠君子嗎？如果算是，那麼後來曹操讓陳登擔任廣陵太守，難道也是疏遠君子？在徐州任上，陶謙前後選拔了陳登、麋竺等人作為高級官員，陳登、麋竺是世人公認也是《三國志》作者承認的正直君子，這是重用君子，還是疏遠君子？

  識人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好領導也難免會有看走眼的時候，我們不能因為一個領導用了幾個小人就草率地否定他的為人。

  比如，即使陶謙用了笮融、曹宏等幾個小人，也只能說他既用了君子也用了小人，有失察之過，並不能證明他專門親近和重用小人。《三國志》和《後漢書》只記載陶謙用了小人，不記載他同時也用了君子，很明顯是選擇性失明。

  除了當事人的證詞自相矛盾之外，我們還可以聽聽旁觀者的意見。旁觀者就是當時的人民群眾，雖然他們已經不能開口陳述證詞了，但我們可以從他們生前的所作所為看出他們的意見。他們的所作所為很重要的一點是，從遭受戰亂的其他地方拖家帶口來到徐州過日子（流民多歸之）。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陶謙不是個好幹部，徐州治理得不好，那麼為什麼群眾偏偏要從大老遠的動亂地方跑到徐州避難，這不是飲鴆止渴，只求速死嗎？

  這樣綜合分析，相信歷史真相已經離我們不遠了。

  根據對史料的篩選分析，我們可以還原一下曹嵩之死的真相：

  罪魁禍首叫張闓，是陶謙手下的一個中級軍官（都尉）。有一天，張闓無比激動地見到了錢。按理說張闓是國家中級幹部，工資水平不低，見到一點錢也沒有什麼好激動的，令張闓激動的是錢的數量——足足裝了一百多輛大車！

  張闓活了這麼多年，從來沒見過這麼多錢，他在心裡大致估算了一下，別說一輩子，就是十輩子，也賺不了一車，何況眼前有一百多車，那夠多少輩子賺的？張闓數學不好算不清楚，他只知道心裡痒痒得難受。雖然那錢是有主的，但張闓最終禁不起誘惑，不管三七二十一，帶領手下的士兵們製造了東漢末年一樁駭人聽聞的殺人搶劫案。之後，張闓帶著贓物跑到淮南逍遙去了。

  這是人為財死、錢能招禍的一個鮮明例證。

  張闓逍遙去了，他的上司陶謙卻逍遙不起來，大禍臨頭了。

  因為受害人不是一般人，是曹操他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