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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三年，從六月十五日直至整個七月，法國的銀行、珠寶店和郵局均遭到了突如其來的猛烈洗劫。這個「盛況」空前絕後。

  法國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每天都有人手持手槍、霰彈槍和衝鋒鎗搶劫銀行。在那段時期，珠寶店裡的櫥窗被打破，貴重珠寶被搶走，已成為很平常的事。當地警方往往還沒有來得及處理好渾身顫抖、流血不止的珠寶商和他們的店員，就被轄區的另一起類似的案件召走了。

  有兩個城市的銀行職員在試圖抵抗時被槍殺。七月末，事態嚴重到共和國衛隊——法國人盡皆知的防暴部隊——都介入了，而且首次配備了衝鋒鎗。到銀行的人都已經習慣在大廳經過一或兩個身穿藍色防暴制服的士兵，他們每個人都挎著衝鋒鎗。

  銀行家和珠寶商就這次犯罪風潮強烈譴責政府。迫於壓力，警方頻繁在夜間出動檢查銀行，但收效甚微。劫匪不是那種在夜幕下能夠熟練打開銀行金庫的職業盜賊，而是戴著面具的持槍歹徒，稍不如意就準備開火。

  最危險的時間是在白天，全國的銀行和珠寶店正在做生意的時候，就會有兩三個戴著面具的持槍匪徒跳出來，不容置疑地喊道：「舉起手來!」

  七月底，有三個劫匪在不同案件中受傷被捕。他們不是打著「秘密軍組織」的幌子進行一般犯罪的無名小卒，就是前殖民地軍團的逃兵，不過很快就承認自己是「秘密軍組織」的成員。但無論警方如何審訊，三人中沒有一個人能說出為什麼這股搶劫浪潮會突然席捲全國，他們只供認受他們「老大」的指派，搶劫銀行或者珠寶店。警察最終認為，這幾個犯人根本不知道搶劫的目的，他們不了解整個事件，只是聽命行事的小角色。

  

  法國當局很快就知道「秘密軍組織」是這次襲擊的幕後主使，由於某種原因，他們很需要錢。但直到八月上半月，當局才以非同尋常的方式發現了原因。

  六月下旬，銀行和其他可以迅速獲得珠寶和現金的地方遭受襲擊的事態日趨嚴重。備受尊敬的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總隊隊長莫里斯·布維埃接管此事。他位於塞納河畔珠寶街三十六號法國司法警察署總部的辦公室異常狹小而忙碌。房間裡掛了一張圖，來顯示被搶劫的現金和珠寶變現後的數目。到七月下半月，總額已超過兩百萬新法郎，大概是四十萬美元。扣除所有搶劫的適當開支，加上給進行搶劫的歹徒和逃兵的報酬，按莫里斯·布維埃隊長的估計，還有相當大一筆錢剩下來沒有去處。

  六月的最後一周，一份駐羅馬辦事處的報告放到了法國安全局吉布將軍的辦公桌上。大意是：「秘密軍組織」最高層的三個人，馬克·羅丹、勒內·蒙克雷和安德烈·卡松，一起住到了毗鄰孔多蒂街[13]的一家酒店頂層。報告補充說，顯然，儘管在這樣高檔地段的酒店居住費用十分高昂，但他們三人包下了整個頂層，還把另一層也包了下來，讓他們的保鏢住。他們從不外出，由非常彪悍的前外籍軍團士兵日夜守護，每班執勤人員不少於八名。起先，情報人員以為他們是在開會，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安全局慢慢認為，他們只是在以一種非常小心謹慎的方式來確保自己不成為安托萬·阿爾古那樣的倒霉蛋。吉布將軍看到這些恐怖組織的首腦如此膽怯地躲在羅馬的一家酒店裡，不由得咧開嘴笑了一下。他把這份報告按常規方式歸了檔。

  當年二月，法國人在伊登·伍爾夫酒店綁架阿爾古的事件，被波恩的德國外交部認為是對該國主權的侵犯。他們與珠寶街的法國外交部之間的激烈爭吵仍在繼續。儘管如此，吉布還是為手下干將的這次成功行動感到高興。看到「秘密軍組織」的首腦被嚇成這樣，他感到很滿足。但將軍查閱羅丹的文件時，一絲疑慮不由得讓他屏住了呼吸，他不禁問自己：「為什麼像羅丹這樣一個人會這麼容易被嚇成這樣？」憑藉自己豐富的職業經驗，以及對政治和外交現實的清醒認識，他知道他不可能再得到允許來一次之前那樣的偷襲了。很久以後，他才明白了「秘密軍組織」三個領導人採取這樣的防範措施來保護自己的真正意義。

  從一九六三年六月下旬到七月上半月，豺狼一直在倫敦小心翼翼地按計劃行事。從回來那天起，他就開始搜集、閱讀幾乎所有有關戴高樂的文章以及戴高樂自己的文章。他去了一趟當地的圖書館，在《大英百科全書》里查了一下法國總統的目錄，在目錄的末尾找到了一份非常全面的，有關他的研究對象的參考書目。

  然後，他用假名字和一個位於帕丁敦區普雷頓街的郵政地址寫信給各個知名書店，郵購所需要的參考書。他每天在自己的公寓裡迅速瀏覽這些書直到凌晨，在腦子裡為這位愛麗舍宮的主人勾勒出一副十分具體的畫像，從孩提時代起，直到他所閱讀的材料時間為止。他收集的很多信息並沒有政治價值，都是零零星星地敘述了一些戴高樂的癖好或是性格特點，他都一一記在一個小本子上。戴高樂的回憶錄《劍刃》[14]對研究他的性格最具指導意義。他從這本書里看到，戴高樂極為清晰地闡述了自己對生活、祖國和個人命運的看法。

  豺狼既不遲鈍也不愚蠢。他廣泛閱讀，周密計劃，並把大量信息儲存在腦子裡以備將來的不時之需。

  雖然他通讀了戴高樂的著作以及知情者寫的關於戴高樂的書，但這些書除了勾勒出一個驕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法國總統的完整形象外，並沒有解決主要問題。這個問題自從六月十五日他在維也納羅丹的臥室里接受這項暗殺任務以來就一直困擾著他。直到七月的頭一周，他仍然沒想出答案——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以何種方式行刺。最後，他又去了一次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用慣用的假名簽名進入後，開始翻閱法國最大的報紙《費加羅報》的舊刊。

  他找到答案的確切時間我們已無從知曉，但大致應該是在七月七日後的三天裡。在那三天裡，他最初是從一位專欄作家寫於一九六二年的文章中得到一點啟發，然後又查閱了一九四五年以來戴高樂任總統期間每一年的材料，這位刺客終於解答了自己的問題。他發現，近年來，在某個特定的日子，無論生病或是壞天氣，夏爾·戴高樂都會不顧個人安危，在公眾面前拋頭露面。從這一點出發，豺狼的準備工作終於從研究階段進入了實際策劃階段。

  在考慮最後的行動細節之前，他仰面躺在自己的公寓裡，凝視著奶油色的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著他常抽的特長過濾嘴香菸，陷入沉思。

  在最終敲定要採用這個計劃前，他至少考慮了十幾個方案，但最終都放棄了。什麼時間，在哪裡，怎麼幹，一切都已做出了決定。

  豺狼非常清楚，一九六三年的戴高樂不僅僅是法國總統，也是整個西方世界受保護最嚴密、最高效的人。事後證明，刺殺他比刺殺美國總統約翰·F.甘迺迪要難得多。豺狼並不知道，法國安全專家已獲得美方許可，曾研究過保護甘迺迪總統的安全措施，但他們回來後都對美國情報機構採取的措施嗤之以鼻。法國專家拒絕採用美國人的方法，這一點後來被證明是正確的。一九六三年約翰·甘迺迪在達拉斯被一個近乎瘋狂的刺客槍殺，正是由於安全措施不夠嚴密，而夏爾·戴高樂則一直好好地活著。他安全退休，最終在自己的家裡去世。

  豺狼知道，他要面對的安全人員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由於不斷被警告可能有人試圖危及他們所保衛的對象，圍繞戴高樂而設置的整個安全體系總是時刻處於戒備狀態，而豺狼為之工作的組織卻因保密問題漏洞百出。對刺客有利的條件是，他一直待在暗處，不為人所知，而他的目標則粗暴地拒絕與安全機構合作。在那個特定的日子裡，不論有怎樣的危險，這位法國總統的驕傲、固執以及對個人危險的絕對忽視，都會驅使他公開露面一段時間。

  從哥本哈根的凱斯楚普機場飛來的SAS航班，在倫敦機場大樓前的跑道上最後向前沖了一下，慢慢前進了幾英尺，不動了。引擎響了幾秒鐘，然後也停了下來。幾分鐘內，舷梯就已放好，乘客魚貫而出，紛紛向艙口的空乘人員點頭告別，走了下來。

  在候機大樓的瞭望台上，有個亞麻色頭髮的男人把他的墨鏡推至前額，用望遠鏡觀察走下飛機的乘客。這些排隊拾階而下的乘客已是今天早上他觀察的第六批了。溫暖的陽光下，瞭望台上布滿接機的人，大家都在努力尋找自己要等的人。所以我們這位「觀察者」的行為並沒有引起任何注意。

  當第八位旅客走出來，在陽光下直起身子時，平台上的人開始興奮起來，緊盯著這位新到的旅客走下樓梯。這位旅客從丹麥來，不是神父就是牧師，身著一襲灰色教袍，領口處戴著白色的領圈。他已年近五十，中等長短的鐵灰色頭髮從前額向後梳著，但面容顯得較為年輕，高個子，寬肩膀，看起來身體不錯，身材幾乎和那個在平台上觀察他的人一樣。

  當旅客們排隊進入入境大廳，準備護照檢查、通關的時候，豺狼把望遠鏡塞進身旁的皮質公文包里。然後，他合上公文包，悄悄地轉身穿過玻璃門，下樓進入主廳。十五分鐘後，那個丹麥牧師提著一個旅行包和一個箱子從海關大廳走了出來。看來沒人接他，他先在巴克萊銀行櫃檯換了點錢。

  六周以後，從他接受丹麥警方訊問時的回答來看，他當時並沒留意身邊站著一個亞麻色頭髮的年輕英國人。至少他不記得有這樣一個人。表面上看，那個英國人是在櫃檯前排隊等候，但實際是在透過墨鏡靜靜地觀察著這個丹麥人的相貌特徵。

  但當他從主廳出來，登上英國歐洲航空公司開往克倫威爾街的機場大巴時，這個英國人就在他身後幾步遠的地方，拎著一個公文包，他們是坐同一輛車到的倫敦。

  到站的時候，丹麥人停了幾分鐘，等自己的箱子從巴士後面的行李拖車上卸下來，然後經過服務台，向著標有「計程車」字樣的箭頭標誌走去。與此同時，豺狼從巴士的後面繞過來，穿過機場大巴停靠站，朝員工停車場走去。他事先把車停在了那裡。他把公文包扔在敞篷跑車的副駕駛座上，然後把車開到巴士停靠站左邊靠牆的位置停了下來。在右邊柱子支撐的拱頂下，有一條長長的待客計程車隊伍，他可以在這個位置將其一覽無遺。丹麥人上了第三輛計程車，駛入克倫威爾街，向騎士橋開去。跑車也緊隨其後。

  計程車把牧師放在了半月街一家舒適的小旅館前。跑車則駛過旅館門口，花了幾分鐘在柯曾街的另外一邊找了個空位停了下來。豺狼把公文包鎖在後備箱裡，在謝潑德市場的報攤買了一份《旗幟晚報》的午間版，五分鐘之內回到了旅館的前廳。又等了二十五分鐘，丹麥人走下樓，把房間鑰匙交給前台服務小姐。她把鑰匙掛了起來，鑰匙在鉤子上晃了幾秒鐘。那個坐在前廳扶手椅里的人顯然是在等朋友，待丹麥人走進餐廳，他便把手裡的報紙放低了一點，看到鑰匙的號碼是四十七號。又過了幾分鐘，前台小姐回到後面的辦公室為另一位客人確認劇場的訂位，沒人注意到這個戴墨鏡的人悄悄溜上了樓。

  四十七號房間的門關得很嚴實，用兩英寸寬的雲母片打不開，於是他配上畫家用的那種彈力調色刀，才終於把彈簧鎖的鎖芯頂開。牧師只是下樓吃午飯，護照就放在旁邊的桌上。豺狼回到走廊上時，前後還不到三十秒。他沒有動牧師的支票夾，這是為了讓有關機構在沒有被竊證據的情況下，說服這個丹麥人，他只是把自己的護照忘在什麼地方了。事後證明也的確是這樣。丹麥人又花了很久才喝完他的咖啡，而英國人早就走遠了。下午晚些時候，牧師告訴酒店經理，他的護照不見了。經理在房間裡找了一遍，向丹麥人指出，他所有的東西都完好無損，包括他裝旅行支票的錢包。他從這些方面判斷並勸說這位不知所措的客人，不用叫警察來酒店，他肯定是把護照掉在旅途中的什麼地方了。丹麥人很好說話，在異國他鄉也人生地不熟，所以儘管他並不以為然，但還是同意了經理的說法。於是第二天，他向丹麥領事館提出護照掛失，領事館給他簽發了一張可以在倫敦停留兩周的旅行通行證。之後他就再也不去想這件事了。領事館簽發這份旅行通行證的工作人員用「哥本哈根，佩爾·詹森牧師」的名字為這份遺失的護照建了檔，然後也沒再管了。這一天是七月十四日。

  兩天以後，一個從美國紐約州錫拉丘茲來的學生也經歷了類似遭遇。他從紐約飛到倫敦，在機場大樓的美國捷運櫃檯用護照兌換他的第一張旅行支票。換好後，他把錢放進上衣內側的口袋，把護照放在一個有拉鏈的小袋裡，塞進了他的皮質手包。幾分鐘後，為了招呼搬運工人，他把手包放下了一會兒，三秒鐘後包就不見了。起初他責怪搬運工，搬運工把他領到泛美航空公司問訊處，問訊處又讓他去找最近的負責機場安全事務的警察。後者把他帶到辦公室，他在那裡向警官講述了自己的遭遇。

  一番調查後，排除了其他乘客誤拿的可能。這件事被作為蓄意盜竊記錄在案。

  對於公共場合發生的這種盜包行為，警官向這位運動員體格的年輕學生道歉並表示遺憾，還向他介紹了機場當局為控制針對國外旅客的盜竊案所採取的預防措施。美國學生無奈地承認，他的一個朋友在紐約的中央火車站也遇到過類似的被盜事件。

  這份報告後來按常規被轉往倫敦各警局，報告裡對失竊的手提包、裡面的物品、證件以及小袋內的護照都進行了描述。幾周之後，手包及其內物品都沒有找到的跡象，這件案子最終歸了檔，從此杳無音信。

  與此同時，馬蒂·舒爾勃格前往格羅夫諾廣場的領事館，申報自己的護照遺失，然後拿到了一張旅行證明，這樣他就可以和他的「交換生」女友在蘇格蘭高地度過一個月的假期後返回美國了。領事館對遺失護照也做了登記，並向華盛頓的國務院做了匯報，但兩個機構隨後就把這個事拋諸腦後了。

  在倫敦機場的兩個國際航班到港大樓里，究竟有多少旅客在走出機艙、步下舷梯時被那個雙筒望遠鏡在瞭望台掃描過，現在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了。儘管這兩個丟失了護照的人年齡不同，卻有一些共性。他們都差不多六英尺高，寬肩膀，身材修長，藍眼珠，相貌和那個一聲不吭跟蹤他們並行竊的英國人非常接近。不同的是，詹森牧師四十八歲，灰頭髮，戴金邊眼鏡，馬蒂·舒爾勃格二十五歲，栗色頭髮，一天到晚戴著一副高檔的寬邊眼鏡。

  豺狼在他南奧德雷街的公寓寫字檯上長時間地研究這兩個人的臉。隨後，他花了一整天時間，相繼去了這些地方：道具服裝店、眼鏡店、倫敦西區的男士服裝專賣店(這裡專門賣美式服裝，而且大多是在紐約做的)，並在那兒訂了兩副藍色的平光眼鏡，一副金邊，一副黑色寬邊。他還置辦了一套行頭：一雙黑色耐克鞋，T恤衫和短褲，白色便褲，一件天藍色尼龍風衣——拉鏈前開，領口和袖口都是紅的，一件白色羊毛衫，所有這些都是美國製造，還有件帶領圈的傳教士白襯衫和黑色教服。最後三件衣服的商標都被他細心地拆掉了。

  他那天最後一次出門，是去切爾西一家由兩個同性戀經營的男用假髮店。他在那裡買了栗色和灰色兩種染髮劑。店主還悄聲指點他如何在最短的時間裡染成最好最自然的效果。他還買了幾把用來蘸染髮劑的刷子。除了那套美式服裝外，他從不在同一家店裡買兩樣以上的東西。

  第二天是七月十八日，《費加羅報》第二版下方刊登了一小段消息。消息稱：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總隊副隊長伊波利特·迪皮伊警長，在他位於巴黎珠寶街的辦公室里中風，在送往醫院的途中病故。接任此職的是兇殺處處長克勞德·勒貝爾警長。因今夏以來刑警總隊各部門壓力巨大，工作繁重，他將即刻到任。豺狼在倫敦每天都會閱讀所有能買到的法國報紙。讀到這段的時候，標題里的「刑警」兩個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但沒再多想。

  在開始去倫敦機場觀察瞭望之前，他已決定在整個刺殺過程中都使用假身份。搞一個假英國護照是世上最容易的事。豺狼用的是大多數僱傭殺手、走私犯和其他要用假名穿越國境的人慣用的法子。他首先開車在泰晤士河谷周圍各郡的小村莊轉了轉。行至第三個公墓，豺狼找到了一塊符合他要求的墓碑。死者名叫亞歷山大·杜根，一九三一年兩歲半時就死了。如果他活著，到一九六三年七月應該比豺狼大幾個月。在教區辦公室，豺狼自稱是業餘族譜研究愛好者，他想追尋杜根家族的支脈。年長的教區牧師對他非常尊敬，熱心地接待了他。他從老牧師那裡得知，這裡過去的確有一個杜根家族。他對此既驚訝又感動，似乎教區的記載對他的研究很有幫助。

  老牧師很和善。他們一起去教堂的時候，豺狼對這座小小的諾曼第式建築大為讚賞，並在捐款箱捐助了重建基金，這使老牧師的態度更為友善。教區的記錄顯示，杜根夫婦在過去的七年裡相繼去世，他們唯一的兒子亞歷山大則埋在教區墓地有三十多年了。豺狼隨手翻閱著一九二九年教區的出生、結婚和死亡登記，在四月的記錄里，教士那難以辨認的字體登記的杜根一姓引起了他的注意。

  亞歷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於薩姆本·費什利的聖馬可教區。

  他記下了所有細節，再次誠摯地謝過老牧師後離開了。回到倫敦，他來到「婚姻及出生、死亡登記中心」，在來訪卡上聲稱自己是希羅普郡德雷頓律師事務所的一位合伙人。最近，事務所的一位老客戶過世了，他把他的財產留給了他的孫子。他現在需要找到這位客戶的孫子。客戶的其中一個孫子名叫亞歷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於薩姆本·費什利的聖馬可教區。登記中心年輕的助手問也沒問就接過了他的來訪卡，對他的理由也絲毫沒有起疑。

  大多數英國公務員面對禮貌的問詢都會儘量提供幫助。在這件事上，這個年輕的助理也不例外。檢索記錄表明，被問到的孩子和所登記的信息完全一致，只是已經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了。豺狼只花了幾個先令，就弄到了一份出生和死亡證的複印件。回到住所之前，他先去了一趟勞工部的辦事處，拿到一份護照申請表，又去玩具店花了十五先令買了個玩具印字機，然後去郵局買了一英鎊的郵票。

  回到自己的公寓，他在申請表里填上杜根的名字，準確的年齡和出生日期等等信息。但其他內容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情況填寫的。他填上他自己的身高，頭髮和眼睛的顏色，職業一欄簡單地寫了個「商務人士」。從孩子出生證上得來的孩子父母的全名也被填了進去。在證明人那一欄，他填上了詹姆斯·埃爾德利，這是薩姆本·費什利聖馬可教區牧師的名字，就是那天早上和他聊天的那位，他還助人為樂地在教堂門外的一塊牌子上刻上了自己的全名和法學博士的頭銜。他仿照牧師那瘦削的手法，用筆尖蘸著淡淡的墨水，用細細的筆畫仿造了牧師的簽名。他用印字機做了個印章，端端正正地蓋在牧師的簽名旁邊：「聖馬可教區，薩姆本·費什利。」

  他把出生證複印件、申請表和郵票一起寄到了小法蘭西區的護照辦公室，又把死亡證明的複印件毀掉。四天後，他正在看《費加羅晨報》的時候，一本嶄新的護照就寄到了他的專用地址。午飯後他把護照取了回來。下午，他鎖好公寓大門，開車抵達倫敦機場，登上了去哥本哈根的航班。和以前一樣，為了避免用支票，他使用現金購買機票。在他公文箱的底部，有一個比一本雜誌厚不了多少的夾層，除非檢查極其徹底，否則是看不出來的。在這個夾層里放著兩千英鎊，這是他當天早些時候從霍爾本一家律師事務所的私人物品箱裡取出來的。

  他的哥本哈根之行就像一次普通的商務旅行，來去匆匆。離開凱斯楚普機場前，他就預訂了第二天下午去布魯塞爾的航班。抵達丹麥首都的時候已經很晚了，沒法買東西，所以他在孔根斯·尼托夫街的英格蘭酒店訂了房間，去七國飯店享用了一頓奢侈的晚餐，在蒂沃利花園散步時又和兩個丹麥金髮女郎打情罵俏了一番，凌晨一點才上床睡覺。

  他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最好的一家男裝店買了一身灰色的輕質牧師服，一雙樸素的黑色皮鞋，一雙襪子，一套內衣褲，三件有領子的白色襯衣。他每樣都只買帶有「丹麥製造」標誌的，在衣物裡面有塊小布條，上面有丹麥生產商的名字。他並不需要白襯衣，買它只是為了得到裡面的商標，以便換到他在倫敦買的牧師襯衫、領圈和教服上。當時他假稱自己是一個即將接受聖職的神學院學生。

  最後，他買了一本丹麥文的有關法國著名教堂和禮拜堂的書。中午，他在蒂沃利花園的一家湖濱飯店吃了一頓豐盛的冷餐，下午三點十五分乘機前往布魯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