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這個世界更詩化

  關於文學的社會職能有不同的說法。中國古代十分強調文藝的教育作用。古代把演劇叫作「高台教化」，即在高高的舞台上對人民進行形象的教育，宣揚封建倫理道德，——忠、孝、節、義。三十、四十年代以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認為文藝的功能首先在教育，對讀者和觀眾進行政治教育，要求文藝作品塑造可供群眾學習的英雄模範人物。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文藝不存在教育作用，只存在審美作用。我認為文藝的教育作用是存在的，但不是那樣的直接，那樣「立竿見影」。讓一些「苦大仇深」的農民，看一齣戲，立刻熱血沸騰，當場要求報名參軍，上前線打鬼子，可能性不大（不是絕對不可能），而且這也不是文藝作品應盡的職責。文藝的教育作用只能是曲折的，潛在的，像杜甫的詩《春雨》所說「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使讀者（觀眾）於不知不覺中受到影響。我覺得一個作家的作品總要使讀者受到影響，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一個作品寫完了，放在抽屜里，是作家個人的事。拿出來發表，就是一個社會現象。我認為作家的責任是給讀者以喜悅，讓讀者感覺到活著是美的，有詩意的，生活是可欣賞的。這樣他就會覺得自己也應該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優美一些，更有詩意一些。小說應該使人在文化素養上有所提高。小說的作用是使這個世界更詩化。

  這樣說起來，文藝的教育作用和審美作用就可以一致起來，善和美就可以得到統一。

  因此，我覺得文藝應該寫美，寫美的事物。魯迅曾經說過，畫家可以畫花，畫水果，但是不能畫毛毛蟲，畫大便。丑的東西總是使人不愉快的。前幾年有一些青年小說家熱中於寫丑，寫得淋漓盡致，而且提出一個不知從哪裡來的奇怪的口號：「審丑作用」，以為這樣才是現代主義。我作為一個七十四歲的作家，對此實在不能理解。

  美，首先是人的精神的美、性格的美、人性美。中國對於性善、性惡，長期以來，爭論不休。比較占上風的還是性善說。我們小時候讀啟蒙的教科書《三字經》，開頭第一句話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善的標準是保持孩子一樣純潔的心，保持對人、對物的同情，即「童心」、「赤子之心」。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人性有惡的一面。「文化大革命」把一些人的惡德發展到了極致，因此有人提出「人性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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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青年作家以為文藝應該表現惡，表現善是虛偽的。他願意表現惡，就由他表現吧，誰也不能干涉。

  其次是人的形貌的美。

  小說不同於繪畫，不能具體地表現一個人的外貌，但小說有自己的優勢，寫作家的主體印象。魯迅以為寫一個人，最好寫他的眼睛。中國人慣用「秋水」寫女人眼睛的清澈。「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寫美女的名句。

  小說和繪畫的另一不同處，即可以寫人的體態。中國寫美女，說她「煙視媚行」。古詩《孔雀東南飛》寫焦仲卿妻「珊珊作細步，精妙世無雙」，這比寫女人的肢體要聰明得多。

  不具體寫美女，而用暗示的方法使讀者產生美的想像，是高明的方法。唐代的詩人朱慶餘寫新嫁娘：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窗前拜舅姑。

  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宋代的評論家說：此詩不言美麗，然味其辭義，非絕色女子不足以當之。

  有兩句詩：

  行到中庭數花朵，蜻蜓飛上玉搔頭。

  也讓人想像到，這是一個很美的女人。

  有時不直接寫女人的美，而從看到她的人的反應中顯出她的美。漢代樂府《陌上桑》寫羅敷之美：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

  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這種方法和《伊里亞特》寫海倫王后的美很相似。

  中國人對自然美有一種獨特的敏感。

  酈道元《水經注·三峽》：

  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

  短短的幾句話，就把三峽風景全寫出來了。這樣高度的概括，真是大手筆！

  柳宗元《到小丘西小石潭記》：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

  通過魚影，寫出水的清澈，這種方法為後來許多詩人所效法，而首創者實為柳宗元。

  蘇軾《記承天寺夜遊》：

  庭下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

  這寫的是月色，但沒有寫出月字。

  古人要求寫自然能做到「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作為一個中國作家，應該學習、繼承這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