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國共關係的最終破裂

  全面內戰爆發後，國共雙方一方面在戰場上進行著激烈的交戰，另一方面也在談判桌上進行著唇槍舌劍的交鋒，即所謂的「邊打邊談」。不同的是，此時的談判已經不是為了和平，而是為了爭取輿論，為了將對方推上戰爭責任者的審判台。蔣介石在對其下屬的演講中稱：國民黨真正的敵人是中共，「要徹底消滅共黨，必須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各方面對共黨發動全面的鬥爭」。中共則認為，「今後將有一個相當時期是大打大鬧時期，而主要是靠打得好，消滅蔣力量來解決問題」，談判的目的在於「揭露蔣及逼美表明態度」。

  作為調停者，美國深深地捲入了戰後中國政治，但對於中國國內形勢的發展，美國實際上也缺乏有效的干預手段。中共與美國對立自不待言，即便是將美國人引為盟友的國民黨，其自身利益與美國的利益也未必那麼完全一致，因而對美國人的主張並非言聽計從。7月15日，「中國通」司徒雷登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期望以其對中國的了解推動美國調停能有所成就。鑑於此時內戰正酣，國共雙方談判已告中止，8月1日，司徒雷登向蔣介石建議，由他本人加上國共雙方各兩人，組成五人非正式小組，繼續進行相關談判。蔣介石企圖「用軍事解決，然後再收撫之」，因此8月15日同意了司徒的建議，但開出的談判條件是：中共必須讓出蘇皖邊區、膠濟路、承德及其以南地區和魯、晉兩省6月7日以後所占地區，東北在10月15日以前退至黑龍江、興安、嫩江和延吉。接受這樣最後通牒式的條件，意味著中共將與國民黨訂城下之盟，向國民黨投降，這是有武裝、有實力、有根據地，在戰場上與國民黨對抗多年而不餒的中共所絕不可能答應的。周恩來對蔣介石所提條件的答覆是：絕對不能接受，一條也不行；美既為調解人，應主持公正。國共雙方毫不妥協的態度令司徒雷登頗感無奈。為了向國民黨施加一定的壓力，8月1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通過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向蔣介石轉交其親筆信稱：「除非短期內能見明證，使人確信中國內部問題之和平解決已有真正進展，否則欲期美國輿論繼續對貴國持優容態度已不可能。進而本人必須重新確定美國立場並向美國人民加以說明。「18日，杜魯門以行政命令禁止對華輸出軍火（該禁令於1947年5月撤銷），以此作為促使國民黨「作出某些合理妥協的惟一手段」。面對美國人的壓力，蔣介石決定「堅持我一貫之政策，決不為任何環境壓迫而有所動搖」；同時也為敷衍美國人，於19日復函杜魯門稱，將「竭盡所能，排除萬難，與馬將軍取得合作」；並說明「政府方面，亦不免有少數分子曾有錯誤之行動，但比較共產黨之公然破壞協定，其程度相去甚遠」，表示「切盼共黨方面能接受余之意見，政府方面必將盡一切可能使此等達到和平民主之步驟，迅速成為事實」。8月29日，在美國調停下，由國民黨代表吳鐵城、張厲生，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及美國代表司徒雷登組成非正式五人小組。但國方表示只談改組政府問題，不談軍事和停戰問題，並在停戰問題上堅持蔣介石的五項條件，因此非正式五人小組一直無法正式坐下來談判。同時，由於國民黨軍自全面內戰開始後連續占領中共控制區之地盤，中共中央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無條件停戰可使國民黨軍獲得休整以利再戰，而中共則不能恢復失地，因此指示周恩來改變談判策略，將恢復1月13日停戰令生效時的「地區和軍隊原狀」作為停戰的基本要求，如果「這一問題不解決，其他一切皆不能談」。國共雙方的立場漸行漸遠，調停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國民黨軍對張家口的進攻將國共關係逼至絕境。張家口是當時中共在東北之外據有的惟一一個省會城市，國民黨以前在談判中對張家口屬於中共的地位也一直未表異議。自9月下旬開始，國民黨軍自東西兩路向張家口進攻，並提出只有在中共提交國府委員和國大代表名單，規定中共軍隊駐地並限期進駐後才能停戰。基於這樣的形勢，中共中央書記處於10月上旬連續開會，討論應對方案，認為中共對國民黨應採取強硬立場，國民黨如不同意停攻張家口，不同意恢復1月13日的軍事位置，中共則應表示一切不談，對美國調處亦不必表示挽留。為此中共公開聲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對張家口及其周圍的一切軍事行動，中共不能不認為政府業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並已最後放棄政治解決的方針，由此造成的一切嚴重後果，當然全部責任均應由政府方面負之。為了挽回局面，10月9日，馬歇爾親至上海促周恩來回寧談判。但周重申了中共的原則立場，馬歇爾的努力在國共雙方針鋒相對的立場前毫無結果，他再也找不出既滿足國民黨獨領中國之意願，又使中共接受的辦法。在中國特色的政治面前，美國人的作用畢竟有限，馬歇爾調停從此漸趨淡出。

  10月11日，國民黨軍占領張家口，消息傳來，蔣介石非常得意，「驕氣正盛」，當天即宣布如期召開國大。16日，蔣介石挾國民黨軍勝利之勢發表聲明，提出處理時局的八點辦法，主要內容為：實施6月達成的有關恢復交通、軍調部調處辦法和東北軍隊駐地方案等協議，華北、華中國共軍隊暫駐現地以待三人小組商決，五人小組成立之協議交政協綜合小組處理，關內地方政權問題由改組後之國府解決，憲草委員會商定憲法草案後交國大討論，在中共同意以上各點後下令停戰，同時中共交出國大代表名單，參加國大。18日，中共中央發表聲明，針鋒相對地提出：必須承認停戰、政協兩協定的效力，即承認恢復1月13日國共雙方軍事位置為軍事商談的準則，承認實行政協決議為政治商談的準則，毫不妥協地拒絕了蔣介石的條件。為了顯示其解決問題的誠意，蔣介石曾想重施重慶談判的故伎，並擬出了邀毛澤東到南京談判的電文。其實蔣介石也並不真的認為毛澤東會南來訂城下之盟。10月18日，蔣介石指示正在北平的陳誠，令其在「華北部署妥當以後，望即回京為盼」，因為「總須作中共不接受停戰條件之準備」。這反映了蔣之真實想法。

  蔣介石宣布將如期召開國大後，政局轉入圍繞國大召開與否之縱橫捭闔。國民黨為了給國大營造和平統一氣氛，10月17日派出吳鐵城、邵力子和雷震親至上海，邀周恩來回南京談判。中共此時明知談判不會取得進展，並已聲明國民黨將為單方面召開國大承擔所有政治責任，但為了爭取第三方面與中共一致抵制國大，在第三方面的請求下，周恩來同意回寧。21日，周恩來回到南京。但果不其然，蔣介石多次指示國民黨談判代表必須堅持其提出的八項條件不得退讓，而中共則堅持自己提出的兩項條件，談判根本沒有成功的可能。11月15日，由國民黨主導的制憲國大在南京開幕。次日，周恩來在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聲明中共堅決反對及不承認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大，並對記者表示：「自國民黨召開所謂一黨國大後，已經把政協決議破壞無疑，政協以來和談之門已被最後關閉」，「政府如繼續進攻，中共將堅決抵抗到底」。19日，周恩來飛離南京，回到延安，國共談判實際中斷。

  隨著國共關係的日趨惡化，美國特使馬歇爾再無事可做。全面內戰爆發後，他已幾次表示退出調停之意，如果說起初這種表示尚有作秀成分，是企圖以此迫使國共接受其調停，但隨著形勢的發展，這樣的表示越來越成為馬歇爾的真實想法，他已感深陷中國政治之泥潭而不可拔，終將一事無成，並有損其二戰之「英名」。10月5日，他致電華盛頓，表示自己已不可能繼續作為調處者而發揮作用。11月13日，他向周恩來表示，如果中共對他不信任，他繼續留下來則完全無用，而且反而過多於功。周恩來並未對其表示積極挽留。即便是國民黨，也對馬歇爾繼續調停沒有積極表示。國大召開後，周恩來返回延安，國共談判完全停頓，馬歇爾不能不考慮結束調停。

  12月18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再次發表對華政策聲明。他回顧了一年來中國形勢的發展，認為中國一直未能用和平方法達成團結目的，實為一大遺憾，表示仍然希望找到和平解決的路徑，重申美國無意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美國的立場是明確的，美國將維持他們幫助中國人民在其國家內爭取和平與經濟復興的政策，同時避免捲入中國的內部衝突。這個聲明既為美國的調處政策辯護，避免對國共雙方作直接的批評，力圖表示美國對中國的內部衝突持中立立場，同時也顯示了美國對馬歇爾調處失敗的失望。馬歇爾也曾經向國民黨高級官員表示了他的失望，出於其對中美兩國的了解和對形勢的觀察，他一再告誡蔣介石及國民黨官員：期望美國為軍事領袖決心以武力解決問題而造成的經濟空洞注入金錢是不現實的，同時期望美國為執著於壟斷政府權力的反動派系所控制的政府注入金錢也是不現實的；共產黨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已經到了不可忽視的地步，不可能靠軍事力量去消滅，抵禦共產黨的最好辦法，就是中國現在的政府實行改革，以獲取人民的支持。但是對正陶醉於軍事勝利的蔣介石和國民黨而言，馬歇爾此番言論不過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而已。

  1947年1月8日，已被任命為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自南京登機回國。時值寒冬，與他一年多以前也是寒冬時到達中國所感受到的融融暖意及其自信相比，此時的馬歇爾感受更多的是濃重寒意以及發自內心的沮喪。他的中國之行，無論如何都說不上是成功的，而他的黯然離去，似乎已經預示了三年後美國勢力不得不退出中國大陸之無奈。這不僅是馬歇爾個人的失敗，更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馬歇爾行前發表聲明，將其調處之未成功歸於「中共和國民黨彼此間完全的、幾乎是壓倒一切的猜疑心，政府領袖深信，中共願意參加政協所規定之政府完全出於破壞性的目的；中共則感覺政府並無實行政協決議、組織新政府的誠意。因此，雙方對各自的立場，對每一項建議和可能性，都心存偏見和戒心。」他在聲明中對國共雙方均有批評，認為「最近談判破裂的最重要原因在於，國民政府亦即國民黨方面，有一居於優勢地位的反動集團，反對我促成真正聯合政府的一切努力，他們公開坦率地聲稱，與中共在政府中合作是不可想像的事，只有實力政策才能解決問題，這個集團包括軍事和政治領袖。中共方面，也有極端分子，他們完全不信任國民黨領袖，確信政府的每一項舉措都是為了摧毀中共。」這個對國共各打五十大板的聲明，固然表現出馬歇爾對民國政治特質的認識，並表示出美國的「中立」，但結果卻是兩面不討好，中共嚴厲批評他支持國民黨「反動派」，而國民黨對他沒有放手支持自己也不無怨言。為了對馬歇爾表示安慰，蔣介石曾在他走前提議聘其為總顧問，但被馬歇爾所拒絕，因為他在中國一年多的經歷已經使他認識到，自己作為美國政府全力支持的調處人尚且不能完全影響國民黨政府，就更別指望作為顧問能發揮什麼有益的作用了。

  馬歇爾走了，由國、共、美三方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也到了解散之時。全面內戰爆發後，軍調部已經失去其功用，對制止戰爭束手無策。美方曾提出由國共雙方前線高級軍事指揮官進行直接會談並在雙方衝突地點建立中立區的建議，但被中共認為是單方面對國民黨有利而未能實現。1946年7月29日，中共部隊在距北平東70公里的平津公路上之安平鎮與載有美軍的運輸車隊發生衝突，美方傷亡15人。此事使得本是調處中立方的美國被牽扯進國共衝突，更使美國的調處不被中共信任。此時，停戰、調處、恢復交通諸問題已不能列入軍調部的工作日程，相反，軍調部工作人員自身的安全已成為問題。7月23日，軍調部國方委員鄭介民竟向各地軍法機關發出密令：「如中共方面組員與非法密探人員有關，而證據充足時，則當地之最高軍事機關將以間諜罪審理之。"8月21日，軍調部國方參謀長蔡文治又向美方聲明：「凡有執行小組之中共方面人員被發現為密探時，則即失去代表資格，且受法律制裁。」如此則軍調部及執行小組共方人員的安全毫無保障，引起中共方面的強烈反應。9月10日，軍調部發出命令，重申保障各方人員之安全。但實際上調處工作已很難進行，軍調部也在縮小編制，準備結束。9月27日，軍調部三方委員決定，關內除保留太原等6個小組外，其餘小組均撤回北平；11月21日，東北小組全部撤離；1947年1月，關內各小組全部撤離。此時，除了北平總部和長春分部還有少數工作人員維持日常工作外，軍調部已無執行小組在戰地，監督停戰的功能已失，軍調部自身也已名存實亡。1947年1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發表聲明，宣布美國政府決定結束其與三人會議及北平軍調部之關係。30日，國民政府宣布因美國退出調處而解散三人小組和軍調部。隨後，軍調部中共人員開始陸續撤離北平和長春。2月21日，軍調部中共委員葉劍英率最後一批工作人員離開北平。至此，曾在戰後國共衝突中扮演過調處角色並一度有所成功的軍調部風流雲散，完成了其歷史使命。

  1946年底，國民黨一黨主導的制憲國大，以通過憲法、準備實施「憲政」而告結束。為了配合新憲法的通過，顯示民主姿態及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的「誠意」，爭取國內外輿論的支持，國民黨發起了新一波和平攻勢。1947年1月1日，蔣介石在元旦文告中聲稱：「政府對中共問題的處理，仍然要一秉以政治方法解決政治問題的方針，如果有任何機會，政府的政治解決能夠實現，政府決不放棄那種機會。」其後，孫科、張群、吳鐵城、彭學沛等負責處理國共關係的國民黨高級官員均放出了和平風聲。15日，蔣介石召集上年出席政協的國民黨代表商談，決定派張治中前往延安，或請中共派員來京，繼續進行商談，或舉行圓桌會議，邀請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參加。談判方案為：政府與中共雙方立即下令就現地停戰，並協議關於停戰之有效辦法；政府仍願根據過去協議之原則，繼續商談軍隊駐地、整編程序以及恢復交通之實施辦法；在憲法實施以前，對於有爭執區域之地方政權，政府願意與中共商定公平合理之解決辦法。此決定於次日通過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轉達中共，並在20日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外聲明公布。現地停戰，意味著中共承認上年以來國民黨通過軍事進攻占據大片中共控制區的既成事實。中共自上年9月以後即反對這樣的停戰方式，現在更不可能同意。中共堅持重開談判的基本條件是：恢復1946年1月13日停戰令生效時國共雙方的軍事位置並全面實行政協決議；制憲國大召開後，中共不承認其合法性，談判條件又加上取消國大與憲法。雖然國民黨開動宣傳機器，製造和平聲勢，但中共不為所動，反應冷淡。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致電尚在南京的董必武，認為「根據目前形勢，恢復和談，只利於蔣方重整軍隊再度進攻，並利於三月莫斯科會議，美方好作交代，粉飾太平。故我們對美蔣所謂恢復和談認為全是欺騙，絕不信任。我們方針，應使這種有利於美蔣的完全欺騙性的和談恢復不成。"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發表聲明，強調中共的和談條件，而這樣的條件又是國民黨所不可能接受的，國民黨此番和平攻勢就此收場。

  實際上，中共拒絕國民黨重開談判的提議，並不僅僅是為了宣傳的需要，更是因為中共對國內形勢和國共關係的判斷已經有了重要變化。上年中共主張實現國內和平，是因為承認國民黨的優勢地位，並希望通過實現政治民主化，削弱國民黨的優勢地位，壯大中共的力量，最終目的仍是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但國民黨的所作所為使中共喪失了對國民黨起碼的信任，全面內戰爆發以來的形勢發展也未完全如國民黨原先所預期——國民黨軍事雖有較大進展，但也損失了相當的有生力量；制憲國大並未能實現整合社會力量、統一全國輿論和人心之作用；經濟更是毫無起色，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引發城市社會動盪。而中共在面臨國民黨軍事、政治的猛烈攻勢時，表現沉著，有條不紊，並在頂住其最初的進攻後，自信可以與國民黨周旋到底，從而相應地改變自己的戰略戰術。

  1946年11月，周恩來結束國共談判，自南京回到延安後，中共高層在幾次會議中檢討以往因應之得失，分析未來形勢之發展，相應決定了中共的戰略方針。11月21日，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在延安棗園開會討論形勢。毛澤東認為：「前一段時間，在中國人民中間以及在我們黨內都存在著內戰打不打得起來的問題，人們都希望國共不打仗，現在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剩下的便是我們能不能勝利的問題了」；「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寬廣的。我們只要熬過明年一年，後年就會好轉。」「蔣介石的進攻是可以打破的，經過半年到一年消滅他七八十個旅，停止他的進攻，我們開始反攻，把他在美國援助下七八年積蓄的力量一年內打破，使國共兩黨的力量達到平衡。達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過它。那時我們就可以打出去……」周恩來認為：經過談判，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針與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方針為群眾所認識，蔣集團中除極少數外都缺乏對前途的信心；我們的方針是堅定不移的，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而以武裝鬥爭為根本。劉少奇認為：在一二月間是糊塗了一下，但現在證明和平是不可能了；打的方針是定了，從國際國內分析，勝利是可能的，但要經過較長的困難時期，要提倡克服困難。當晚，中共中央全體擴大會議決定採取「打」的方針，即蔣要滅共，我必倒蔣，但現在尚不公開提「打倒蔣介石」的口號；認為共產黨能夠戰勝蔣介石集團，預計用三年到五年，也可能十年到十五年可以實現這個目標。

  1947年2月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時局和任務的指示》，提出：「目前各方面情況顯示，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即是全國範圍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階段。現在是它的前夜。我黨的任務是為爭取這一高潮的到來及其勝利而鬥爭。」中共領導人在會上的發言均肯定了形勢的變化及革命高潮的即將到來。毛澤東說：「和國民黨打的結果，有打得大、中、小三種可能，現在看來，打小的可能性是很小了，打大的可能性是很大了」，「我們現在的口號還不是打倒美蔣，但實際上是要打倒他們」。劉少奇認為，最近我們在軍事上取得許多勝利，全局即將變化，在政治上國內外形勢也有利，蔣的國大憲法、和平攻勢均未達到目的，蔣區群眾運動大發展，這些都表明中國大革命高潮要來。周恩來分析了蔣管區的人民運動，指出這是第二戰場，認為從現在看，蔣介石是可以打倒的，但在宣傳上要有保留，關鍵是自衛戰爭的勝利。朱德認為，現在到了快打出去的時候了，準備工作要做好；我們內無後顧之憂，外有發展之途。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共已經最終改變了戰後初期一度實行的與國民黨合作建國的方針，對中共而言，現在已經不是與國民黨談和的問題，而是迎接革命高潮，打倒國民黨蔣介石的統治，另起爐灶，實現自己的建國理想。這是中共高層多年來第一次明確提出打倒國民黨蔣介石的問題，並在中共高層內部獲得了一致的共識，再由中共中央會議將此確定為中共的戰略方針。當時不僅國民黨正處於其政治、軍事進攻的巔峰時刻，而且即便是中共黨內也還有不少人對前途存有某些疑慮，然而中共中央已經敏銳地觀察到形勢將要起變化，提出革命高潮論，並決定相應的戰略戰術，動員全黨為之奮鬥，的確表現出中共領導層的成熟及其遠見卓識。

  中共戰略方針的變動當時經由高層討論決定，並通過一定的渠道傳達到各地各級領導幹部，同時也通過傳媒公開透露其端倪。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公開聲明：「對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後，由國民黨政府單獨成立的一切對外借款，一切喪權辱國條約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協定諒解，與今後未經政治協商會議通過或未經徵得本黨和其他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各黨派同意的一切同類外交談判，本黨在現在和將來均不承認，並決不擔負任何義務。」此聲明實際上等於公開否認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使蔣介石得知後深覺「痛矣」，成為他下令驅逐南京等地中共代表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製憲國大開幕、周恩來離開南京後，中共代表團由董必武領導，仍留守南京，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這塊陣地，在國統區進行宣傳、組織與聯絡工作，促進中共領導下的國統區反戰民主運動，並逼國民黨「負最後破裂之責」。當馬歇爾離華、美國決定撤離軍調部、國民黨發動的和平攻勢未得中共之回應、國民黨軍正準備發動對延安的進攻時，國民黨再也無法容忍中共在其統治區保留機構，進行宣傳鼓動，國共關係的最終破裂勢成必然。2月27日，重慶警備司令孫元良致函中共駐重慶代表吳玉章，令其於3月5日前撤離。2月28日，南京首都衛戍司令部致函中共代表團稱：「自貴黨拒絕和談，關閉和平之門，貴黨軍隊在各地公開叛亂，處處攻擊國軍，而貴黨人員又在各處散播謠言，鼓動變亂。本部為維持地方治安，應請貴處將居留本京人員，於本年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同日，上海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亦致函中共駐上海辦事處，要求中共駐滬人員撤離。各地中共人員遂陸續撤回延安（由於技術方面的原因，最後撤離時間推遲了兩天）。3月7日，中共駐南京代表團董必武一行最後離開南京。行前，董必武發表書面談話稱：「十年來從未斷絕之國共聯繫，今已為國民黨好戰分子一手割斷矣！」「內戰顯將繼續，人民之災禍必將更大更深。然而，此種以千百萬人性命為賭注之極大冒險，因其違反全體愛好和平人民之願望，終必失敗無疑。」他登機前自信地對送別者說：再見之期，當不在遠。至此，以全民團結、聯合抗戰為契機，維持了近10年之久的第二次國共合作，也因抗戰結束使國共雙方失去了合作基礎而最終結束，決定未來中國命運的角斗場已由談判桌轉至戰場，國共雙方將繼續在全國戰場進行決定自己，也是決定對手命運的生死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