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東北局勢的演進

  東北問題在戰後中國政治中扮演著一個特殊而重要的角色。蔣介石認為：「國民黨命運在東北，蓋東北之礦產、鐵路、物產均甲冠全國，如東北為共產黨所有，則華北亦不保。」無獨有偶，毛澤東亦在中共七大提出：「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美英方面亦認為：「國黨最大危險，莫如共黨全力挺進東北，借蘇聯暗中掩護占據東北，利用日軍武器武裝軍隊。」因此，不僅是國共兩黨將東北作為爭奪勢力地盤的重點地區，美蘇兩國也因各自的利害關係而參與其間，圍繞著東北問題，三國四方牽扯糾纏，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大劇，使東北局勢的發展演變成為戰後最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之一。

  日本宣布投降後，1945年8月31日，國民黨中常會暨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了《收復東北各省處理辦法綱要》，決定在長春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處理東北各省收復事宜」，並「就近指揮監督東北各省區內行政機關」，同時將東北行政區劃改為遼寧、安東、遼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龍江、嫩江、興安九省。其後，任命熊式輝為東北行營主任，併兼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為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蔣經國為外交特派員，關麟徵（後為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10月1日，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通知中方，蘇軍已開始自東北撤離，並將於11月底撤完，請中方接收人員到長春與蘇軍統帥接洽接收事宜。國民黨對東北的接收似乎有個順利的開端。

  但實際情勢的發展完全不如國民黨之預期。10月12日，熊式輝、張嘉璈、蔣經國等接收大員飛抵長春。次日，熊式輝等與蘇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首次會見，馬氏對國民黨最關心的海運部隊在東北登陸等問題作出了否定的答覆。此前，由於國民黨決定以美國艦船運送軍隊前往東北，使蘇聯疑心美國將介入其傳統勢力範圍東北的事務，因此拒絕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各港口登陸，而此時中共軍隊已經占領了山海關，阻斷了國民黨軍進入東北的陸路通道，並在東北迅速發展其勢力範圍。國民黨原本寄希望於根據中蘇條約，在蘇聯協助下接收東北，對具體接收方案並未詳加考慮。熊式輝等到東北後才發現，在中共已經進入東北的情況下，沒有軍隊隨同的接收事事處處受到牽制，實等於無，而蘇聯的態度完全出乎國民黨的意料，使國民黨措手不及，極為被動。雖經與蘇方多次交涉，蘇聯拒絕國民黨軍在東北登陸的立場毫無鬆動。不僅如此，自10月下旬起，蘇方對國民黨的態度，「顯有急激之變化」。25日，蘇軍搜查了長春國民黨黨部，還一度切斷了行營電話，同時放任中共在東北的發展。11月5日，馬林諾夫斯基告訴熊式輝，蘇方對國民黨軍登陸事「不能負責」，蘇軍「撤退後之地方情形，蘇方概不負責，亦不干涉」。熊式輝深感事態嚴重，因此報告蔣介石，建議由外交部或蔣介石本人與蘇方直接交涉，「請蘇方對於東北措施，重行考慮，加以改善」。

  由於蘇聯對國民黨東北接收的不合作態度以及中共已在東北有相當發展的現實，國民黨無法如預期順利接收東北，其黨內對如何接收東北也有種種不同意見。張嘉璈等主張繼續外交交涉，作「忍耐為有限度之妥協」，以求得蘇聯對國民黨接收東北的諒解與協助。但主持外交政策的宋子文與王世傑擔心過度妥協將背上罵名，而且也無法預知妥協至何程度才能得到蘇聯的協助，因此否決了這一方案。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等主張中斷中蘇交涉，將東北問題公諸國際，首先集中兵力解決華北問題。但是對蘇決裂不僅使接收東北將更加遙遙無期，而且蘇聯放手支持中共在東北發展的前景也使國民黨擔憂不已，因此從中央的宋子文、王世傑，到東北的熊式輝、張嘉璈、蔣經國等都反對此案，認為不可輕易放棄東北。杜聿明等軍事將領主張立即循陸路打進東北，乘中共軍隊立足未穩，先解決東北問題，但國民黨此時可用於進攻東北的兵力有限，增援需時，在蘇軍尚未撤退之時，打進東北亦須承擔相當的外交風險，此案因此未被採納。

  

  上述方案既不可行，蔣介石只能重新考慮東北接收計劃。11月7日，蔣決定「先收復關內與內蒙，而後再圖東北」。13日和14日，蔣介石召集陳誠、白崇禧、何應欽、王世傑、張群、熊式輝等討論東北局勢，通過暫時擱置東北問題、撤退行營的決定。14日，蔣介石函告在長春的蔣經國：「照目前局勢以及根本之計，只有將東北行營遷移於山海關，決由山海關循鐵道進入東北之一途，而對蘇聯仍與之繼續周旋，不取決裂形勢，不過明示其我政府在事實上已無法接收東北，行使主權，故不得不遷移行營地點，暗示其責任在彼而不在我也。"15日，外交部照會蘇聯駐華大使館稱：茲因運兵至東三省事，遭遇諸種阻礙，以致東北行營及其隨行赴東北接收各項行政之人員，不能達成其任務，故中國政府決定，東北行營全體遷移至山海關，派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為軍事代表，在馬林諾夫斯基元帥之總司令部所在地，隨同進止，以資聯繫。至此，國民黨接收東北計劃遭受重大挫折。

  與國民黨接收東北之受挫相比，中共對東北的經營則相當成功。抗戰剛剛勝利，中共冀熱遼軍區即派第16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率領4000多人，於1945年8月底從山海關以北繞道進入了東北，並在30日占領山海關，卡住了由陸路出關之必經咽喉要道，占據了進入東北的天時與地利。此時，因為蘇軍尚未完全控制東北，東北情況還不明朗，中共對能否大舉派軍隊進入東北一時尚不能斷定，因此中共的態度較為謹慎。但先期進入東北的中共人員傳回的情報，對中共在東北的發展前景均持樂觀態度。中共判斷蘇聯雖因中蘇條約有將東北交給國民黨之義務，但對中共的活動「將會採取放任的態度並寄予偉大之同情」，而且國民黨在東北向無基礎，調派軍隊困難多多，中共「有很好的機會爭取東三省和熱、察」。因此，中共對進軍東北的態度趨向積極，增加派往東北的部隊和幹部數量，並要求迅速出發，以非正式方式進入東三省。

  9月中旬，中共決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由此使進軍並經營東北成為中共戰後戰略布局中最重要的一著棋。為了經營東北，中共決定組成由彭真任書記的東北局，並先後派林彪、羅榮桓、高崗、陳雲、張聞天、李富春等，包括4位政治局委員、20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占中共七屆中央委員近1/3的高級幹部前往東北。9月18日，中共在東北的最高領導機構——東北局負責人彭真、陳雲等到達瀋陽。當時正值蘇聯對國民黨企圖依靠美國海運部隊接收東北不滿，並對國民黨的接收行動有所阻撓。彭真等在與蘇方交涉後報告中共中央：蘇方已下最後決心，大開前門，此間家務全部交我；他們建議中央下最大決心，立即從各區抽調主力趕進，用盡一切辦法控制此間；認為這是決定全局的一環，寧肯犧牲其他地區，使之化為游擊區，即使暫時喪失都值得。中共因此進一步堅定了向東北發展的決心，調派大批部隊日夜兼程趕赴東北，而此時國民黨接收東北的最高領導機構——東北行營尚在組建之中，東北尚無國民黨的一兵一卒。到1945年底，中共出關部隊總數已近11萬人，其中以山東軍區6萬餘部隊為出關主力，其他還有新四軍第3師3萬餘人，以及部分陝北、冀中、晉綏的部隊，還有2萬幹部，加上到東北後擴充的部隊，中共在東北已有13個軍區3個縱隊5個師17個旅，共27萬餘人。1946年1月14日，中共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林彪任總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羅榮桓任第二政委。在蘇聯的支持與默許下，中共先後成立了濱江、奉天、安東、遼北、黑龍江、合江、嫩江省政府和大連、哈爾濱市政府，控制了東北近一半的縣份，初步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相當完整的黨政軍領導體系。中共進軍東北之迅捷效能與國民黨接收東北之遲緩拖沓恰成對比，雙方戰後經營東北之成敗得失亦於此可知。

  國民黨在接收東北情勢不利，被迫撤退行營之後，一方面在外交上繼續與蘇聯交涉，並取得些微進展，接收了若干省市的行政權；另一方面嘗試以武力打入遼西走廊，為未來的武力進軍預作部署。10月間，國民黨第13軍、52軍在美軍運輸和掩護下，於秦皇島登陸，迫近山海關。蔣介石命令杜聿明首先占領山海關，以控制出關交通線。中共認為，如能將山海關控制在手，在蘇聯不許國民黨軍於東北各港登陸的情況下，即可將國民黨軍拒於東北之外，而由中共獨占東北。因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東北局，改變過去分散發展的方針，守住東北門戶，爭取時間，「竭盡全力霸占東北，萬一不成，亦造成對抗力量，以利將來談判」。國共在東北的武裝衝突因此而不可避免。

  國民黨第13軍、52軍共7萬餘人，均為美械裝備，而中共防守山海關的部隊只有6個團1萬餘人，無論人數與武器裝備均遠不如國民黨軍。杜聿明令2個師對山海關進行正面攻擊，2個師迂迴攻擊山海關側背，2個師為預備兵團，自11月15日上午起，首先向山海關側翼九門口和義院口攻擊並占領之；次日，又向山海關正面發起攻擊。中共部隊經過一天的抵抗，無力支持，當晚撤離陣地。杜聿明隨即下令國民黨軍沿鐵路和公路快速向前推進，19日占領綏中，22日占領興城、錦西與葫蘆島，26日占領錦州。受命指揮東北部隊的林彪認為，部隊疲憊渙散，戰鬥力甚弱，不宜與國民黨軍硬拼，因此並未部署堅守，而是率主力退往遼西。此時正值國民黨撤退東北行營，蘇聯出於外交戰略之考慮，對中共在東北的活動有所限制，中共「霸占東北」的戰略無法實現，中共中央同意林彪的部署，並在28日電告東北局：「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勞，不能進行決戰……又東北問題已引起中、美、蘇嚴重的外交糾紛，蘇聯由於條約限制，長春鐵路沿線各大城市將交蔣介石接收，我企圖獨占東北，無此可能……目前你們應以控制長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鐵路及廣大鄉村為工作重心。」

  國民黨軍占領錦州後，杜聿明對繼續前進躍躍欲試，他向蔣介石請調10個軍，誇口可在3個月解決東北問題，然後再回師華北，肅清察綏。蔣介石因對蘇聯的態度沒有把握，惟恐出關部隊「中途再受其脅制，陷於進退維谷之境」，因此對杜部的進止「特別慎重」。一些國民黨高級將領，如白崇禧、徐永昌等亦認為「欲保東北，必先固平津，欲固平津，必先定熱察」，「東北軍事因運輸困難，增援補給均屬不易，加以關內綏包之圍未解，奸匪主力尚未擊破」，因此，杜部「後援不繼，側背暴露，似不可過於深入」。他們建議「此刻只能鞏固錦州」，同時「應速增兵沿平綏路，先占南口、萬全，速解綏包之圍」，「竭力打通徐州以北之津浦段，以便運輸及肅清冀魯之匪」。美國顧慮與蘇聯的關係，對國民黨軍此時進入東北亦不表示支持，魏德邁建議蔣介石應該首先控制華北。美國軍事顧問認為，全面接收東北之前提為：華北已告穩定，蘇聯態度友好，國共衝突保持現狀。具體實施須先控制華北要點及交通要線，使用兵力至少需15個師，並有詳盡之運輸補給計劃方可進行。蔣介石因此不得不暫停對東北的進攻，嚴令杜聿明：「我軍進駐錦州後，應先占領義縣及其以西地區，建立周圍強固工事，嚴防朝陽方面之來襲擊也。待占義縣後，切實整頓後方交通線路，非有命令，不得向大凌河以東地區進占。」國民黨軍暫時停止於錦州附近，東北問題轉入外交與政治鬥爭。

  國民黨在東北接收不利，遂企圖尋求美國的幫助。11月17日，蔣介石致電杜魯門稱：「當前之東北局勢不僅危及中國之領土完整與統一，實已構成東亞和平與秩序之重大威脅。竊意此種局勢，需待中美雙方之積極的與協調的動作，以防止其繼續惡化。」駐美大使魏道明也對杜魯門表示：「東北問題不能視為中國問題，乃係整個世界問題之一面……望美國儘量與吾人可能之協助。」但美國雖不滿意蘇聯在東北的作為，也對國民黨給予了如運兵等有限的支持，但美國深知東北於蘇聯之切身利害關係，不希望自己過多捲入，以避免與蘇聯發生直接衝突。因此，杜魯門只能表示對「蘇聯此種態度，甚為失望」，對國民黨的求援「頻表同情」，然並未再有進一步的行動。但無論如何，國民黨撤退東北行營的舉動還是給了蘇聯一定的壓力，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蘇聯也要顧忌條約義務和與美國的關係，從而對國民黨作出緩和姿態。11月17日，蘇聯駐華大使照會外交部，表示蘇軍「對於中國政府將予應有之協助」，對於中共部隊「未曾予以任何幫助」。與此同時，據中共東北局向中共中央的報告：「長春路沿線及城市全部交蔣，有紅軍之處不准我與頑作戰，不准我存在，必要時不惜武力將我驅散。」中共中央為此指示東北局：蘇聯「既如此決定，我們只有服從，長春路沿線及大城市讓給蔣軍，我們應作秘密工作布置」，要求「迅速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基礎」，作長久打算。11月23日，東北局撤離瀋陽，進駐本溪。但中共中央和東北局之間以及東北局內部，對東北形勢的估計各有不同。東北局在關於今後工作的指示中，仍提出在尊重蘇聯外交政策及照顧蘇聯國際信用的條件下力爭大城市，並在中共中央指示以中小城市、次要鐵路及廣大鄉村為工作重心後，保持了城市與農村工作並重的局面。當年底，劉少奇電告彭真：「你們今天必須放棄爭取東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圖。……你們今天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可靠的根據地，站穩腳跟。」毛澤東則在給東北局的指示中提出：「我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這些指示的精神被概括為「讓開大路，占領兩廂」，以中共擅長的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戰略與國民黨爭奪東北。

  東北行營撤退後，國民黨對如何處理與蘇聯的關係也無明確定論。國民黨能否順利接收東北的關鍵在於蘇聯的態度，如蔣經國給他父親的信中所言：「蘇方對我國如不能諒解，則東北不但今日，即今後亦不得安定。蓋蘇聯對於所謂道義感情，並不重視，所要求者，乃現時之利益也。」東北是蘇聯的「現實利益」所在，自然不會輕易交由具有美國背景並與蘇聯有交惡歷史的國民黨接收。如何才能消除蘇聯對國民黨的疑慮，蔣經國認為：「大問題之處理，既不可意氣用事，亦不可專講面子，而必須走一步是一步，爭一點是一點也。」但蔣介石沿用其傳統思維，寄希望於蘇聯撤軍後用武力解決問題，如此一來，國民黨對東北問題表現消極，只有張嘉璈和蔣經國還在做著對蘇外交的努力。12月30日，蔣經國抵達莫斯科與史達林會談，他代表蔣介石表示，希望雙方彼此諒解，加強關係，並請史達林勸告中共與國民黨合作。史達林則反覆表示，蘇聯不干涉中國內政，支持國民政府，但在東北問題上，史達林沒有作出任何使國民黨滿意的承諾。蔣經國此行可謂一無所獲。

  國民黨撤退東北行營後，於11月底與蘇聯達成協議，決定蘇軍延期1個月至12月底撤離；至12月底，又將蘇軍撤離時間再延至次年2月1日，從而緩解了蘇軍立即撤離而國民黨軍未至、東北將由中共接管的尷尬局面。蘇聯還同意國民政府接收東北若干城市與省份的行政權力，國民黨因此先後接收了長春、瀋陽、哈爾濱、四平、齊齊哈爾市和遼北、松江、嫩江省，但因為沒有武裝隨行，國民黨接收人員大多坐困於這些所謂接收省市，無法真正開展工作。

  在接收東北期間，國民黨還和蘇聯就東北經濟合作問題進行了艱苦的交涉。此事本為中蘇國家關係問題，事關中國國家利益，但因在戰後東北美、蘇、國、共矛盾的交織，此次交涉不可避免地與中美、國共關係等糾纏一體，有著較為複雜的內涵。蘇軍進入東北後，將東北日本產業視為「戰利品」，提出與中方合辦，以控制東北的經濟。因為東北接收頭緒眾多，國民黨起初對此並未重視，只是令外交部研究交涉步驟。中方撤出東北行營後，蘇聯一方面表示緩和，表面上支持國民黨接收東北；另一方面，正式提出東北經濟合作問題，企圖以此控制東北的經濟命脈，不使美國介入東北事務，並牽制國民黨的對美關係。國民黨認為蘇聯的要求沒有法理依據，本不願談這個問題，但主持東北經濟接收的張嘉璈認為，蘇聯對國民黨接收東北具有關鍵的作用，拒絕蘇聯的要求對接收不利，主張與蘇聯談判，儘可能滿足其要求，以換取蘇聯對國民黨接收東北的支持。11月20日，蘇方正式提出組織中蘇合辦之股份公司，經營原日本滿洲重工業株式會社和滿洲電力株式會社的產業，中蘇雙方各占一半股份，並暗示蘇方將以此決定對國民黨接收東北的態度。主持國民政府外交的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和外交部部長王世傑堅決反對蘇方要求，認為其已超出中蘇條約範圍之外，而且將引起人民反感，只有等東北接收完成後，才能考慮這一問題。他們的意見得到國民黨內多數人的支持，因此中方對蘇方的要求反應冷淡，採取拖延態度。蘇方對此很不滿意。12月9日，蘇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親自出面，向張嘉璈和蔣經國要求迅速解決東北經濟合作問題。在蘇聯的壓力下，蔣介石同意先進行非正式交涉，但堅持在蘇軍從東北撤退前，不進行正式交涉並簽約，東北經濟合作交涉因此久無進展。就在中蘇經濟合作交涉停頓之際，美國出於其自身政治、經濟利益的考慮，不願見到蘇聯獨占東北的局面，反對中國對蘇讓步。2月11日，美國大使館照會中國外交部，轉達美國政府的意見，表示中蘇如在東北進行經濟合作，「將被認為違反門戶開放之原則，明顯地歧視美國企望獲得參加滿洲工業發展機會之人民，並可能對於樹立未來滿洲貿易關係上，置美國商業利益於顯著的不利地位」。3月1日，美國國務院又發表聲明，並於5日致函蘇聯政府，「不承認『戰利品』之解釋為包括工業或其組織要素，如東北之日本工業與設備等在內」；重申日本資產應由各戰勝國共同處理，中蘇如成立協定，美國不能承認。美國的表態使得國民黨內「主張對蘇采強硬態度者，覺得吾可借美國助力以抗蘇聯，使談判益增困難」。中蘇東北經濟合作交涉尚未正式開始即告中斷。

  1946年春，國民黨與蘇聯的關係處於僵持局面，其黨內強硬派為了反對政協和民主化進程，利用民眾對蘇聯遲遲不自東北撤軍（2月1日本來為蘇軍自東北撤退完畢之期），並在東北以占領軍自居而犯下種種劣行之不滿與反感，於2月下旬挑起全國範圍的反蘇遊行，並在3月舉行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猛烈批評對蘇外交之軟弱，使得中蘇關係因此而急劇惡化，蘇聯對國民黨接收東北更持不合作態度，並支持中共接收東北各大城市與交通幹線，希望中共「放手大打」。3月中旬，蘇軍在沒有預先告知的情況下，突然自瀋陽開始向北撤退，其後於4月14日自長春撤退，25日自哈爾濱撤退。5月23日，蘇聯大使照會中國外交部，宣布蘇軍已於5月3日自東北撤退完畢。

  隨著蘇軍的撤離，國民黨軍步步跟進，先後進駐瀋陽、遼陽、撫順、鐵嶺等地，並準備沿長春鐵路向北進軍。中共亦採取相應舉動，3月18日，東北民主聯軍攻占四平，長春鐵路往北的交通為中共所控制，國共武裝衝突成為可能。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之後，其戰後政策走向有重大改變，主戰的強硬派勢力占據上風，國民黨在東北問題上失去了應有的彈性，加上全副美械裝備的國民黨新1軍、新6軍、第71軍等部由美國軍艦陸續運抵東北，其在東北的軍事實力大大增強，動武只是早晚的問題。東北問題的中心從國民黨與蘇聯的矛盾向國共矛盾轉化，在全國局勢的相對平靜中，東北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政協結束後，中共一度對和平前景估計較為樂觀，希望與國民黨談判解決東北問題，爭取中共在東北的合法地位。因此，中共認為此時「對東北的方針，應該是力求和平解決，力求國民黨承認我黨在東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條件下與國民黨合作」，提出「企圖獨占東北，拒絕與國民黨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確的，行不通的，必須在黨內加以肅清」。周恩來過後甚至談到：如果對方肯以東北交換，當時黨內一定會贊成作更大的撤退，甚至可以完全撤出蘇北。但國民黨堅持東北接收事關國家主權，拒不承認中共在東北的地位，企圖獨占東北。由於國民黨的堅持，停戰協議未將東北包括在內，當馬歇爾意識到東北將是停戰能否持久的關鍵，提議派出軍調小組前往東北時，卻遭到了國民黨的強硬拒絕。蔣介石特別指示軍調部國方委員鄭介民：「如有人提議派執行組到營口等處，我方應絕對反對，萬勿同意。」經過美方的調停，3月9日蔣介石對馬歇爾表示，向東北派出軍調小組的條件是：小組只管軍事不管政治，小組隨政府軍行動，小組有權去雙方衝突的一切地點，政府軍有權接收中長路及兩側30公里內的全部地區，中共軍撤出礦區和鐵路。這實際是要求將東北交給國民黨，因此理所當然地為中共所拒絕。周恩來曾向馬歇爾表示：中共要求在東北先停戰，再談其他；外交與內政應分開，內政要協商；軍事與政治問題同時解決，軍事上國民黨在東北只保留5個軍，同時實行政治民主、地方自治。中共希望美國能夠壓國民黨作出讓步，但美國在東北問題上另有考慮，他們希望由國民黨接收東北，以確保美國的戰略利益，並遏制蘇聯在東北亞可能的勢力擴張，因此馬歇爾對東北停戰等問題並未堅持，而於3月11日離華回美，匯報調處工作。

  本來，中共準備在東北對國民黨作出一定的讓步，只是需要一些交換條件。自中共進入東北後，發展十分迅速，占據的地盤大大超過國民黨，如果實行東北停戰，與國民黨談判解決東北問題，勢必讓出若干地方給國民黨接收，與關內現地停戰、中共並不損失實際利益的情況有很大不同，因此東北的中共領導人對此有不同意見，他們「不了解為什麼要讓出許多地方給國民黨，東北全黨全軍都是這種心理」。中共中央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最難說服同志，而可能造成黨內糾紛」。正因為如此，中共一方面準備在東北對國民黨作出一定讓步，另一方面認為「此種讓步須有交換條件」，即國民黨應承認：（1）改組東北行營，容納各黨各派參加；（2）承認中共軍隊在東北的地位；（3）實行民選，並承認現已存在的民選政府的合法地位；（4）國民黨軍進入東北須有數量限制。直到3月中旬，中共實際上仍準備將長春鐵路的主要部分讓給國民黨。但國民黨不僅沒有善意的回應，而且準備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東北形勢日漸緊張。如此一來，中共不能不相應改變自己的政策，認為「必須打幾個勝仗，弄得蔣軍在東北處於困難的情況下，蔣軍才會在我們所能接受的條件下和我妥協」。3月24日，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局：「我黨方針是用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不惜任何犧牲，反對蔣軍進占長哈及中東路，而以南滿、西滿為輔助方向。」隨後，中共中央又強調「盡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犧牲」，「必須使用主要力量，並須迅赴事機」，據此「部置力量，指導工作」。於此表明中共東北方針的重大變化，即從準備讓步、承認國民黨的接收權、與國民黨在東北和平合作，轉為不承認國民黨的接收權，爭取控制東北若干大城市與鐵路線，以從實力地位出發，和國民黨在未來的談判中討價還價。

  3月27日，國、共、美三方就向東北派出軍調小組達成協議，將小組任務僅限於軍事調處，而將其他緊迫的軍事、政治問題留待以後再談。但就是這個協議，也因國民黨的阻撓而無法實行。蔣介石指示熊式輝：「凡我軍工作有妨礙之處，如執行組有前往視察之要求，亦可暫為婉謝。」即便美方代表白魯德告訴熊式輝：軍調小組的作用在於「可使國軍順利接收」，「可暴露蘇、共勾結情形於世界」，但熊仍答覆「不便與小組會議」，使得原定派出的執行小組無法到達戰地執行任務。4月1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四屆二次會議上發表演講，聲稱東北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外交問題；在東北九省主權的接收沒有完成以前，沒有什麼內政問題可言。蔣此言表明東北和平已不可能，國共雙方只能以實力在東北較量，以此決定東北未來的前途與歸屬。

  自3月中旬蘇軍自瀋陽撤退起，東北形勢即日漸緊張，國共雙方均在調兵遣將，為大規模戰爭作準備。4月上旬，蔣介石指示熊式輝，對南滿暫取守勢，而用全力向長春挺進。根據蔣的指示，熊式輝將東北作戰部署分為南北兩條戰線，北線由代理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鄭洞國指揮新1軍和第71軍擔任，南線由熊式輝直接指揮新6軍和第52軍擔任。因為東北未接收地區集中在北滿，長春又是東北首府，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因此蔣介石指示以北線為進攻中心；但南線對瀋陽後方的威脅較大，因此熊式輝對南線較為重視。結果，就兵力部署而言，國民黨軍實際擺出了平分兵力、齊頭並進的陣勢。中共方面，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必須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作戰。東北局據此調整部署，一改以往運動作戰的戰法，「集中全東北一切可能調用之兵力，在瀋陽與長春之間鐵路沿線上進行反覆的爭奪戰，大量消滅敵人，力爭阻止敵人於四平以南地區」。四平由此成為國共東北之戰的中心。

  3月中旬以後，國民黨在南線以瀋陽為中心向周邊擴展，先後占領遼陽、撫順、鞍山、海城、營口等城；在北線，主要沿中長路北進，先後占領鐵嶺、開原、昌圖等城，4月中旬進至四平外圍。中共則於4月14日蘇軍撤退當天圍攻長春，18日占領長春，24日占領齊齊哈爾，28日進駐哈爾濱，控制了全部北滿。國共雙方部隊在前線已處於直接對峙狀態，大戰一觸即發。

  國共東北戰事自南滿而起。4月上旬，國民黨軍首先發起對南滿本溪的進攻，但使用兵力不過兩個師，難以發揮集合戰力之作用，在中共部隊的阻擊下，兩次進攻均受挫，於4月10日被迫中止進攻。東北戰事的重點在四平，因為四平扼北上鐵路要衝，不拿下四平，國民黨軍就無法繼續北上長春，因此蔣介石一直指示以四平為進攻重點。從4月17日開始，國民黨由新1軍的3個師分左、中、右三路擔任對四平的正面主攻，另以第71軍的2個師由西面向四平迂迴進攻。中共東北民主聯軍則先後集中了14個師（旅），由林彪直接指揮，在四平正面構成蜿蜒百里的防線，阻擊國民黨軍。進攻四平的國民黨軍為其精銳主力，全部為美械裝備，機械化程度及重裝備配備為民國年間中國軍隊之最，陸有坦克、大炮，空有戰機轟炸，構成了立體進攻態勢，而且陣地戰的方式更便於他們發揮優勢火力的作用。中共部隊的配備雖然已好於初出關時，並經過了一定的訓練，但仍然不及對手，只是以其所擅長的政治工作鼓舞士兵高昂的士氣與精神，並以後方的有力支援而堅守陣地。雙方部隊在四平前線一攻一守，反覆爭奪，戰況空前激烈。戰至4月底，國民黨軍的進攻始終未有大的突破，形成膠著狀態。

  因為國民黨軍的攻勢頓挫，其內部對於進攻東北利弊得失的爭論再起。蘇聯撤軍雖使國民黨在東北的作戰不必再有投鼠忌器的顧忌，而且由於美國的海運幫助，此時國民黨在東北的兵力已達7個軍，裝備也遠勝於中共部隊。但東北地域廣大，除去必要的守備等用途，國民黨實際可用於前線作戰的不過4個軍，人數較中共並不占多少優勢，而且隨著占領地域的增多，這種人數優勢還有繼續下降的可能。面對軍事進攻的膠著局面，熊式輝一反先前之主戰態度，改而主張只有等援軍開到，才能繼續進攻。國民黨統帥部方面，何應欽認為，主要兵力不宜伸出過遠，以免後防空虛；軍令部則一直認為不宜孤軍深入。4月21日，蔣介石召集軍事幕僚討論東北戰局，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堅持其一貫主張，認為「國軍既受運輸限制（無問軍隊，糧彈尤然），更防蘇聯破臉的助共，我孤軍深入，今已為甚，奈何開進」；「軍事力量只能以錦州為主，瀋陽左近為最大限」。但這些反對意見並未動搖蔣介石對東北用兵的決心，一是因為此時國民黨內對共強硬的政治大氣候已經形成，蔣介石亦須照顧強硬派的意見，使國民黨在東北問題上已難有迴旋餘地；二是「九一八」之丟失東北，長期為國民黨之恥，收復東北因此成為國民黨公之於眾的抗戰基本目標之一，事關其政治地位與公眾形象，國民黨無法承擔不能收復東北的政治與公眾壓力；三是4月18日中共軍隊攻占東北首府長春，使國民黨顏面盡失，主戰喧囂壓過了理智判斷，認為只有拿下長春才能顯示國民黨的力量；四是國共關係起伏不定，蔣介石一直準備在適當時機對中共動武，正可以東北戰場作為檢驗國共戰力之實驗場，並以此對國民黨軍隊的戰略、戰術、後勤、訓練等方面之缺失有所矯正。正因為如此，蔣介石並未因東北戰局之膠著而改變其戰略部署。21日，他指示熊式輝：「四平街會戰，國軍應徹底集中兵力，一舉擊破共軍之主力。」

  中共內部對四平作戰也有不同的看法。負責指揮東北作戰的林彪一向反對集中兵力與國民黨軍打陣地仗，而主張以運動戰為主，不計較暫時之得失，作長期作戰打算。他審時度勢，於四平戰前致電中共中央，認為根據東北形勢，固守四平，迅速實現東北和平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東北工作方針似應以消滅敵人為主，而不以保衛城市為主，建議以便於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作為當前行動的基本方針。身處東北一線的中共黨政軍領導陳雲、高崗、黃克誠等，也對當時形勢有較深認識，認為在優勢兵力的國民黨軍進攻下，不宜採取固守城市的戰略。但中共中央的意見與東北前線領導人的建議顯然不同，他們自始就要求東北前線必須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必須作充分的精神準備與軍事準備，表示了打大戰的決心。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之所以在四平作戰期間改變中共一向避敵鋒芒、不計較一城一地之得失、以運動戰為主的戰法，主要原因是他們對外界和美國可能之反應估計較高，對國民黨堅持拿下四平、長春的決心估計較低，認為國內輿論和第三方面均要求停戰，美國也不會聽任東北戰火蔓延而影響全局，只要能夠守住四平，便可逼國民黨停戰，並在停戰時確保以長春、哈爾濱為中心的北滿全部控制在中共手中，更便於此後與國民黨討價還價。因此，毛澤東連續致電林彪，要求「鼓勵堅守，挫敵銳氣，爭取時間」；並以「東北戰爭，中外矚目」為由，要求東北方面「必須在四平本溪兩處堅持奮戰，將兩處頑軍打得筋疲力盡，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銳氣……便可能求得有利於我之和平」。同時，中共駐重慶代表團根據與國民黨和美國談判的情況，數次建議應「打得頑痛，以利談判」，「如東北衝突能停，和平有望，則關內問題有法解決」，「請東北以最大之力守住四平、公主嶺，大舉破路，奪取鐵路一二城市，以保長春，而促停戰成功」。因此，中共中央強調東北應集中兵力，打大戰，打硬戰，「化四平街為馬德里」，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實際是將四平之戰作為國內和平能否實現的關鍵，主要反映了中共中央的政治意圖，但中共部隊當時尚不具備與國民黨軍進行持久陣地抗衡的能力，反映出中共過於遠大的政治目標與相對弱小的實現手段之間的不協調，這也是四平作戰未達中共預期目標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為國共雙方對於東北作戰都有各自深遠的戰略考慮，使得四平作戰並非僅僅是一次孤立的軍事戰役，而反映出相當的戰略意義，其戰役規模越來越大，使之具有了決戰的意味。國民黨方面如蔣介石所言：「此次東北作戰如果一地略遭挫失，則全局皆危，國脈將斷。」中共方面如東北局所言：「此次作戰為決定我黨在東北地位之最後一戰，望空前動員全黨全軍以最大的決心，不惜任何犧牲，爭取這次作戰的決定勝利。」

  東北戰事開打之時，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因病住院，由熊式輝指揮東北作戰，熊式輝並非軍事長才，又多年脫離軍事指揮一線，而杜聿明則屬於國民黨後起軍事將領中較為有膽、有識、有才幹者。上年冬，杜聿明指揮國民黨軍初進東北，在山海關和錦州與中共部隊交手占了便宜，對中共部隊有所輕視。4月中旬，正值東北前線膠著之時，杜聿明病癒出院回到瀋陽，從熊式輝手中接過東北軍事指揮權。他對東北戰事之膠著頗不以為然，認為熊式輝未能集中兵力於一點消滅中共主力，方才導致如此局面。他認為己方在四平戰線動用了2個軍，但在兵力數量上仍未居絕對優勢，而在本溪戰線的2個軍只動用了一半不到，如果全部投入作戰，將對本溪形成包圍，在攻下本溪之後，既可確保瀋陽後方安全，又可抽出兵力北上增援四平，確保己方在四平的絕對優勢，儘快結束東北戰事。因此，他制定了先攻本溪，再及四平的作戰方案。雖然這一方案與蔣介石先拿下四平的命令相違背，也與熊式輝四平與本溪並重的意見相左，但杜聿明認為其部署更符合戰場實際。果然，當杜聿明下令新6軍和第52軍集中兵力於4月底再度攻擊本溪時，中共在本溪前線只有4個旅的兵力，攻守雙方實力相差懸殊，中共部隊在寡不敵眾之形勢下，於5月3日被迫撤離本溪。

  國民黨軍攻下本溪，更使杜聿明自信其作戰方案正確，認為對手經此次打擊之後，戰力難以在短期內恢復，南滿可保無虞，遂大膽轉用兵力於四平方面。5月10日，他下令仍以新1軍為中路，另以新6軍為右路，第71軍為左路，取大弧形合圍之勢，三面同時齊向四平發起攻擊，並以在右路的新6軍為奇兵，重點攻擊四平側翼，威脅中共後方補給線，企圖包圍並殲滅中共在四平的主力部隊。部署在四平正面的中共部隊進行了頑強阻擊，戰況空前激烈，國民黨軍進展甚為緩慢。但由於國民黨在此次攻擊中投入重兵，不僅在重裝備上，而且在人數上也占據了明顯優勢，尤其是廖耀湘指揮的右路新6軍，利用中共部隊剛自本溪退出，調整與部署未周之機，發揮機械化優勢，以寬正面躍進方式迅速進至四平外圍，對四平形成合圍之勢。此時，中共在四平的部隊已經多日戰鬥，傷亡減員甚大，戰線過長，兵力分配捉襟見肘，已處於被動狀態，再守下去有被優勢國民黨軍圍殲的危險。林彪審時度勢，毅然決定不再堅守，於18日夜下令部隊全線撤出四平。

  5月19日，國民黨軍進入四平，杜聿明認為中共軍隊受到重挫，已無力再戰，遂命令下屬沿長春鐵路分左、中、右三路，迅速向長春攻擊前進。中共中央在林彪率部退出四平後，仍要求他繼續督戰，堅守公主嶺，不成則堅守長春，以儘量保住中共在東北據有之地盤，並據此與國民黨在談判中討價還價。但中共東北前線部隊經多日苦戰，此時已甚為疲憊，倉促退出四平後，在國民黨軍的快速追擊下，隊形散亂，來不及調整部署及防線，部隊士氣亦受到嚴重影響，實際無力達成中共中央所要求之任務。中共在東北的黨政軍負責人林彪、彭真、羅榮桓、陳雲、高崗等，此時對於東北的實際情況有更深切之體認，認為東北部隊目前亟須休整，以待再戰，並經過討論後電告中共中央，決定放棄堅守長春的作戰計劃，下令部隊於21日撤離公主嶺，隨後繼續向松花江北撤退。由於中共部隊主動大踏步後撤，國共部隊實際脫離了接觸，國民黨新6軍遂於23日占領長春，28日占領永吉；新1軍於29日占領德惠，進至松花江南岸，與中共部隊隔江對峙。

  四平戰役歷時2個月，國民黨出動了在東北的21個師中的10個師，中共則動員了東北主力39個團中的20個團，國共雙方動員的兵力均占其在東北戰場兵員總數的近半，而且精銳盡出，進行大規模、全方位的實力較量。就軍事意義而言，中共因在一段時間裡成功地在四平阻擊了國民黨軍北上，從而得以基本奪取北滿，對中共至關重要的東北根據地的建設和鞏固具有重要意義。中共在東北的部隊組建時間不長，但在四平前線仍然表現了高昂的士氣與戰鬥力，同時領略了現代作戰方式，在後勤、訓練、動員等方面均有進步，對於其後的發展獲益匪淺。但中共部隊對於陣地戰尚無實際經驗，在防守四平的過程中，戰線過寬，防禦縱深過淺，兵力部署不當，兼之裝備欠缺，未能達成戰前堅守四平、阻止國民黨軍北上的預期目的。國民黨軍占領長春，基本完成了其戰前的預定目標，對內對外均可交代。通過四平戰役，國民黨軍表現出在配備了美式裝備並經過美式訓練後，在協同作戰以及陣地戰和進攻戰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因此對蔣介石企圖通過戰爭一舉解決中共問題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國民黨軍此次進攻仍以占領城市為主要目標，並採取寬正面推進戰術，雖迫使中共部隊後退，但未達到殲滅中共部隊主力的企圖；國民黨軍的進攻最終停止在松花江南岸，由於江北的廣大地區始終掌握在中共手中，從而為中共部隊的休養生息提供了基地，創造了條件，在不長的時間內中共部隊即恢復了戰鬥力；最關鍵的是，國民黨軍的兵力不足與東北的遼闊地域之間的矛盾，對於國民黨維持其在東北的統治幾乎是致命的弱點，國民黨軍兵力始終未達理想數量，最後占領的地區仍然局限於東北部分大中城市的點和主要鐵路的線，用於守備的兵力部署也只能以團，甚至以營為單位，中共部隊仍然可以利用東北的廣大地域自如活動，並一步步消耗國民黨軍的實力，逐步使雙方在東北的攻守易勢成為現實。

  四平戰役不僅具有重要的軍事意義，而且具有突出的政治意義。中共當時全力動員，在東北作戰的目的主要還不是為了從根本上推翻國民黨的統治，而是為了迫使國民黨坐下來談判，以實力地位討價還價，解決東北問題，完成政協之後的戰略布局。但國民黨以攻下長春為基本目的，此時無意談和；美國方面在馬歇爾走後無人可作決定，也在觀望。關於東北問題的談判由此處於停頓之中。4月18日，馬歇爾結束美國之行，回到中國。此時正值東北戰火紛飛，他深知再打下去勢必牽連關內，導致好不容易得來的和平局面的破裂，並意味著他個人使命的失敗，而此時又正值中共軍隊攻占長春，無論是從美國控制東北、遏制蘇聯的戰略利益考慮，還是從國民黨政治、軍事的現實需要出發，他都不能拒絕國民黨接收長春的要求。23日，馬歇爾拿出了一個調停方案，主要內容是：國共雙方在東北停戰，根據整軍協議確定雙方軍隊的位置，國民黨軍對東北的接收，根據軍調部的指令進行，政治問題暫時維持現狀。由於該方案未提國民黨軍隊的無限制進兵權，蔣介石因此很不滿意，認為這是「予我政府以多方面之限制，且有承認共黨偽地方政權之無理擬議」，堅持長春鐵路兩側30公里內之地區必須由政府軍接收。由於對中共占領長春不滿，馬歇爾此時在調處中較為偏向於國民黨，在29日他與周恩來的會談中，他表示已盡其所能，而且他的立場因中共的行動受到了嚴重的損害，他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只能退出調停。5月13日，他在與周恩來的會見中，又指責中共過分重視武力，使軍調小組美方代表無法工作，並表示除非中共撤出長春，他無法再向蔣進言。他的態度當然引起中共的不滿，認為馬歇爾已失去當初的公正立場，國民黨對馬歇爾的態度也未必滿意。從此馬歇爾在調處中便很難再如當初那樣得到國共雙方的信任。

  在馬歇爾對東北戰事袖手旁觀的同時，第三方面因擔憂東北戰火將破壞國內和平而發起了對東北戰爭的調停，並提出了種種以長春為籌碼的調停方案。毛澤東也曾有以中共讓出長春，國共雙方在長春均不駐兵，由中間派任長春市長，與國民黨達成有條件妥協的意圖。但國民黨自恃其軍事實力，無意停止在東北的進攻，隨著國民黨軍攻占長春，以長春為籌碼的調停終未成功。而且由於國民黨軍攻占長春，使蔣介石認為中共不足懼，要價隨之提高。24日，正隨蔣介石在東北視察的宋美齡致函馬歇爾，提出東北談和的條件是：中共不得阻礙政府接收東北主權，不得阻礙政府修復鐵路，履行停戰、整軍與恢復交通協議，並在國共對執行以上協議有分歧時，賦予美方代表最後決定權。蔣介石此舉無疑是企圖獨占東北，使原來在東北問題上偏向國民黨的馬歇爾處境尷尬。他擔心東北戰事如擴大到華北，局面將不可收拾，因此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態度，向國民黨施加壓力，要求在東北停戰，並表示由於政府軍在東北不斷向前推進，使他的調停工作遭遇極大困難，他將因此而退出調停。儘管宋子文和王世傑等均認為蔣的要求過於「硬性」，並擔心軍事進攻引發其他問題，因此向蔣建議不妨同意馬歇爾的停戰要求，但蔣仍未改變其態度。面對如此局面，6月4日，馬歇爾不得不使出殺手鐧，向蔣介石表示：在東北停戰問題解決之前，美方不再安排為國民黨運輸軍隊和補給到東北，以此迫使蔣接受其停戰方案。

  馬歇爾的態度不能不使蔣介石對其東北戰略再作考慮。國民黨軍攻占長春後，蔣介石面臨著是命令國民黨軍繼續北進還是暫停進攻的抉擇。受到國民黨軍勝利的影響，蔣一度有意命令部隊繼續北進，認為：「東北共軍主力既經擊潰，應速定收復東北全境之方針，令杜聿明長官部向哈爾濱兼程挺進，必先占領該戰略據點，東北軍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後再策定第二期計劃。至於調處執行部自以不來東北對我為有利，以免共軍借其掩護，獲得喘息之機會。」但是，北進不僅是軍事問題，而且將牽涉與美、蘇的關係，蘇聯對國民黨北進至北滿是否仍將無動於衷，美國是否在國民黨可能與蘇聯發生衝突時仍將予以支持，蔣介石對此並無一定的把握，因此他決定：「東北與對美對俄外交，皆有微妙之關係，稍一不慎，將受重大影響，故當馬歇爾未諒解以前，不能不委曲以求和平解決也。」當馬歇爾通知國民黨，美國將在東北停戰前停運其軍隊及補給，表明他對國民黨的繼續北進沒有「諒解」，蔣也因而不得不決定暫時停止國民黨軍在東北的進攻，以對美國人有所敷衍。6月7日，蔣介石宣布，自當日正午起，政府軍以15日為期，停止追擊、前進及攻擊。東北戰場總算因此而暫時平靜下來，但東北停戰並不意味著國共雙方就此罷戰言和，相反，東北戰事對國共關係和戰後中國政治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東北戰事之後的國共關係再也無法回復至東北戰事之前的相對緩和與平靜，國共雙方也都對和平談判不再抱有期望，談判已成了拖延時間的手段，國共雙方都在利用短暫的停戰期調整部署，準備下一輪大戰的來臨，和平已遠離中國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