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民族復興的歷史根據

  對抗日戰爭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的轉折意義，早在抗戰全面爆發之初人們就有相當準確的估計。毛澤東在1937年7月23日就說過，如果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施行積極的抗戰方針，「就一定得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就一定能夠完成中國歷史的轉變。毛澤東的判斷具有充分的歷史依據。如果人們熟悉抗戰時期中國歷史學研究的一般狀況，就會很清楚地明白中國不僅不會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中國不會就此滅亡，而且中國一定會以此為契機，完成民族復興和民族重建的偉大使命。

  抗戰時期的中國歷史學界固然不應一概而論，但大體說來，這門比較冷僻的學問在抗戰時期反應最為敏銳。那些歷史學者除了為國人提供民族精神的智慧財富外，也通過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民族復興的歷史依據。

  最先對日本全面侵華作出反應的歷史學者大都具有濃厚的愛國情懷和憂世的心態。他們在歷史轉變的關鍵時刻除了極個別的人如郭沫若、胡適等直接投身於抗戰洪流之中外，更多的則是堅守自己的學術陣地，逐步轉換研究課題，確立抗戰這一學術主題，以便在文化戰線上支持抗戰。即便如郭沫若，他在抗戰期間從事繁重的宣傳、文藝工作之餘，仍無法忘情於他的歷史學研究，先後完成的《十批判書》《青銅時代》《歷史人物》等學術著作，不僅形成了自己學術研究的又一個高峰，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推動了抗戰時期中國歷史學的發展，成為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銳利思想武器。

  如果說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新史學代表了中國歷史學發展的基本方向的話，那麼，對傳統歷史學，尤其是對大多數的史學家而言，抗日戰爭這一重大事件不僅對他們的個人人格是一次巨大考驗，而且也勢必促使他們的學術研究方向和政治信念有所轉變。像陳垣、陳寅恪等著名史學家，毫無疑問都屬於中國舊史學陣營中的「驍將」，他們繼承了中國傳統史學方法，並在各自學術領域中作出突出性貢獻，在抗戰之前已久負盛名；抗戰爆發之後，不論是堅守危城，還是千里迢迢地遷徙大後方，他們都能充分體現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和高風亮節，同時又基於抗戰時期的特殊背景，及時轉變自己的研究方向，從事「有意義之史學」的著述。

  當盧溝橋事變發生、平津相繼淪陷時，陳寅恪正陪伴乃父散原老人在北平就養。散原老人感於時事，終日憂憤，終因拒不服藥而棄世。因此對陳寅恪來說，日本不僅是中華民族之仇敵，亦為陳氏家族之仇人。在此後八年中，陳寅恪一面避難流離，辛勤課徒，另一方面從事史學著述。他堅信「國可亡而史不可滅」。他一度被困在日軍占領下的香港，反覆閱讀南宋人編著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因為那上面記載著南宋偏安政權對外投降與抵抗的鬥爭。「在他的心目中，歷史學的功能之一，應當是喚醒人們強烈關心國家興衰，振奮民族精神」。

  陳垣在1943年追述自己這一轉變心跡時的一段話，大體代表了那時中國歷史學者的一般想法。他說：「至於史學，此間（指北平，引者注）風氣亦變。從前專重考證，服膺嘉定錢氏；事變（指盧溝橋事變）後頗趨重實用，推尊崑山顧氏；近又進一步，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故前年講《日知錄》，今年講《鮚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習，不徒為精密之考證而已。此蓋時勢為之。」基於此種認識，陳垣在抗戰八年中身居危城，不就偽職，杜門謝客，獨居書齋，潛心於「有意義之史學」的著述，先後完成《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道教考》以及《通鑑胡注表微》等著作。這幾部書雖然仍屬於傳統史學的範疇，研究方法也依然是傳統的考據，但字裡行間處處流露出作者熱愛祖國的情懷，揭露敵偽殘暴，痛斥漢奸無恥，相信中國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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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撰成於盧溝橋事變及北平淪陷的當月，著者的心情可想而知。在這部書中，著者以《冊府》校《舊五代史輯本》，原擬作《舊五代史輯本校補》，後發現輯本中除了一般的傳寫脫誤、廟諱改字及率意改竄者外，凡胡虜夷狄等字莫不改易或刪除。顯然，此為館臣限於雍乾年間的政治忌諱而有意所為。該書《自序》中說："150年來學者稱頌引據，以為薛史真本如此，信奉不疑。而孰料其改竄至於如此。今特著其忌改之例，以發其覆。」著者的深意當然不是就古籍論古籍，而是揭示在異族統治下，漢族士大夫的一般心理，以為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之借鑑。作者在《後論》中強調：「今乃輯本，何能輕易其詞。此亦館臣豈不知，然而仍效昔人改竄中秘書之故智，欲以一手掩蓋天下同者，其視清朝之心實與明季諸人無異也。不過一則陽示之，一則陰指之而已。嗚乎！四庫館之開，清之據中國百三十年矣，士大夫之心理仍若此，此其故亦耐人尋思哉！」

  如果說《就五代史輯本發覆》的深意是要表彰在異族統治下中國士大夫的政治情懷的話，那麼，《明季滇黔佛教考》則是從命題到選材都是為了鼓勵中國知識分子堅持民族氣節，不事異族。作者在此書1957年重印本的《後記》中寫道：「此書作於抗日戰爭時，所言雖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及僧徒拓殖本領，其實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遺民之愛國精神，民族氣節，不徒佛教史跡而已。」陳寅恪對這部著作的評價是：「寅恪讀是竟，別有感焉。世人謂宗教與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參互合論。然自來史實所昭示，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即就先生是書所述者言之，明末永曆之世，滇黔實當日之畿輔，而神州正朔所在也。故值艱危擾攘之際，以邊檄一隅之地，猶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蓋由於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學人端士，相率遁逃於禪，以全其志節，今日追述當時政治之變遷，以考其出處本末，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是書之作確實深藏著者的微言深意。

  至於《清初僧諍記》，寫的是清初東南法門中故國派與新朝派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並由此折射出佛教不同派別在政治大變革過程中的不同政治趨向。作者借抨擊明亡後變節仕敵之僧人，影射淪陷區媚事「新朝」之漢奸，與《明季滇黔佛教考》對明末遺民民族氣節的彰揚形成鮮明的對照。作者在是書《重印後記》中寫道："1941年，日軍既占據平津，漢奸們得意揚揚，有結隊渡海朝拜、歸以為榮、誇耀於鄉黨鄰里者。時余方閱諸家語錄，有感而為是編，非專為木陳諸僧發也。」由此何難想見著者寫作時的憤懣心情與內在痛苦。

  在完成《清初僧諍記》之後，陳垣似乎意猶未盡，緊接著就寫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以作為《明季滇黔佛教考》的姊妹篇。《佛教考》寫的是清推翻明北京政權後「實為畿輔」之滇黔，《道教考》則寫的是北宋亡後淪於金朝統治下的河北，其隱喻與用意是再明白不過了。著者在《重印後記》中說：「盧溝橋變起，河北各地相繼淪陷，作者也備受迫害，有感於宋金及宋元時事，覺此所謂道家者皆抗節不仕之遺民，豈可以其道教而忽之也。」而且，陳垣認為，「諸人之所以值得表揚者，不僅消極方面有不甘事敵之操，其積極方面復有濟人利物之行」，諸如「全真家之可貴，非徒貴其不仕也，貴其能讀書而不仕也。若不讀書而不仕，則滔滔天下皆是，安用全真乎！若因不仕而不讀書，則不一二世悉變為無文化之人，此統治者所求而不得也。故全真雖不仕，書卻不可不讀。」作者的深意顯然是勸告愛國學子當此國難期間，既要堅持民族氣節，拒不事敵，又要愛惜名譽，認真讀書，以為國家在重新獲得獨立之後依然能保留若干「讀書的種子」。

  作為身居淪陷區的史學家，陳垣能夠做到的就是利用自己的知識從事「有意義之史學」的著述，彰揚民族精神，鼓勵人民堅持鬥爭。故而如果說作者上述幾部宗教史考尚有一些隱諱的話，那麼他在抗戰期間完成的《通鑑胡注表微》一書則直露地表達了自己的愛國情懷。作者說：「我寫《胡注表微》的時候，正當敵人統治著北京：人民在極端黑暗中過活，漢奸更依阿苟容，助紂為虐。同人同學屢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時時受到威脅，精神異常痛苦，閱讀『胡注』,體會了他當時的心情，慨嘆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淚，甚至痛哭。因此決心對胡三省的生平、處境，以及他為什麼注《通鑑》和用什麼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時間寫成《通鑑胡注表微》。」在這部書中，陳垣對「胡注」中隱含的民族氣節和愛國熱情作了充分闡發，在字裡行間傾注了作者對祖國前途的憂慮，對抗戰將士的敬仰以及對漢奸賣國賊的痛恨，表達了著者畢生史學研究的境界與學術主題的重新確立，充分地體現了一代知識分子在非常時期的愛國情懷。

  抗戰時期除「二陳」外，從事「有意義之史學」的著述者有相當一批人。史學界在抗戰時期比較突出的研究成果，差不多都集中在宋金、宋元之際及明清之交等異族入侵的特殊時期，如周遠君1941年出版的《徽欽北徙錄》，朱希祖1944年出版的《偽齊錄校補》，張亮采1943年出版的《補遼史交聘表》，蒙思明1938年出版的《元代社會階級制度》，蕭明揚1941年出版的《明太祖平胡錄》，吳重翰1939年出版的《明代倭寇犯華史略》，孟繁華1940年出版的《明代兩浙倭寇》，陳之安1938年出版的《南明諸王的復國運動》，祝實明1942年出版的《明季哀音錄》，余宗音1937年出版的《明延平王台灣海國記》，蕭一山1944年出版的《清史大綱》，錢亦石1938年出版的《中國怎樣降到殖民地》，鄭鶴聲1944年出版的《中國近世史》，陳安仁1943年出版的《中國近代民族復興史》等，作者們基於抗戰時期的特殊感受，期望通過對中國歷史上特殊階段的清理，彰揚民族精神，激勵國人堅持抗戰，爭取最後的勝利。

  在彰揚民族精神、激勵國人堅持抗戰方面，史學界在抗戰時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但是這方面的工作並不能代表史學界的全部，因為我們從抗戰時期史學界的全部情況看，一個更值得注意的情況是更多的史學工作者將學術視野轉向中國古代社會狀況的實證研究和分析，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批史學家通過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不僅重新認識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為研究社會發展趨勢以及民族復興提供了歷史依據，而且通過這些研究傳播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並為馬克思主義新史學最終戰勝舊史學，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誠如郭沫若1945年夏在莫斯科所作的《戰時中國史學研究》的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戰時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充分表明：「舊的封建生產方式早已完全過時，而且危害著現代社會。空中、陸地和水上交通已成為全人類的文明成果，中國的商業和工業的發展已沒有重大阻礙。中國應當現代化、工業化。這是歷史科學向我們指出的歷史的必然。人民已經覺醒，中國的歷史已由帝王的家譜時期進入了人民的歷史時期。」

  中國史學界之所以在抗戰時期熱衷於研究中國古代社會，除了學術發展的內在規律使然外，更重要的自然是現實鬥爭的需要。面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新形勢，中共領導人十分重視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並運用這些理論來研究中國社會問題，指導中國革命實踐。1938年10月，毛澤東號召一切有研究能力的人都應該研究理論和中國歷史，強調不應當割斷歷史，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此後很快形成以延安為中心的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的熱潮。翌年2月，中共中央設立幹部教育部，由張聞天任部長，李維漢任副部長，具體負責這方面的工作。同時，為了解決幹部教育迫切需要的教材問題，是年冬，由毛澤東和其他幾位學者共同合作，寫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系統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以及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由來、特點和主要矛盾等問題。所有這些，毫無疑問都推動了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開展和深入。像范文瀾1942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國通史簡編》，就是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系統敘述中國古代歷史的著作，也是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典範。

  延安的古代史研究熱潮帶動了國內進步史學界，在重慶的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杜國庠等人時常以「文工會」的名義組織學術座談或學術演講，活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氣氛，使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群體逐步形成，並獲得不少可喜的成果。除郭沫若的幾部中國古代史研究專著外，還有侯外廬的《中國古代學說史》《王國維古史考釋集解》《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呂振羽的《中國原始社會史》《中國社會史諸問題》《中國歷史論集》，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吳澤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原始社會史》和《中國古代史》等，都是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代表作。

  馬克思主義新史學代表了中國歷史學發展的方向，尤其是這批史學家提供和運用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確實是對中國歷史學的一次革命，將原本以帝王將相為主線、以唯心史觀為基本特徵的舊史學加以改造，真正提升為一門科學，完成了中國歷史學的轉型。

  不過，從抗戰時期中國史學成就的總體情況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雖然代表了歷史學的發展方向，但由於發展時間尚短，史學的重點差不多還是以舊史學為主。尤其是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領域，舊史學依然占據格外重要的地位。陳垣、陳寅恪、呂思勉、周谷城、陳恭祿、錢穆、金毓黻、張蔭麟、陶希聖、薩孟武、徐炳昶、顧頡剛、楊向奎、童書業、羅根澤、馬元材、湯用彤等運用傳統史學方法研治古代中國史，雖然取得了很高的學術成果，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運用的歷史唯物論和辯證法基本上採取排斥和拒絕接受的態度。

  不過應該承認，舊史學的成就在抗戰時期還是有相當大的影響的。尤其是這批史學家基於抗戰時期的特殊背景，他們對歷史的關注與重新解釋，實際上不僅成為抗戰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也是為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為民族復興提供歷史學的依據。熊十力於顛沛流離之際撰寫的《中國歷史講話》一書，雖然是以唯心史觀解釋中國歷史，但其倡言五族同源，提倡民族精神，推論「日本人決不能亡我國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充分體現了中國史學家的憂世情懷、樂觀精神和哲人的睿思。錢穆此時完成的《國史大綱》，不論其形式還是其內容，都充分表現了濃厚的唯心史觀，但其著述的宗旨和所得出的結論卻正如著者所說，「以為我民族國家復興前途之所託命」，是為「抗戰勝利，建國完成，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對世界新使命之開始」提供歷史依據。他和張其昀、薩孟武等人試圖從多個方面論證中國自秦漢以來的政治體制並非專制政體，而是具有相當濃郁的民主氣息，以為「中國傳統政體自當屬於一種民主政體，無可非難。吾人若為言辭之謹慎，常名之曰中國式之民主政治。當知中國雖無國會，而中國傳統政府中之官員則完全來自民間，既經公開的考試，又分配其數額於全國各地，又按照一定年月，使有新分子參加，是不啻中國政府早已全部由民眾組織。」

  錢穆的這段陳述在抗戰時期具有極強的代表性，當時相當一部分學者在重新認識中國古代社會時，都差不多一反近代以來所形成的價值評估，愛作此類「翻案」文章。他們的用意究竟何在？是他們真的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確實如此，還是他們基於抗戰時期的切身感受，藉助於史家之筆表達一種願望？

  以今天的學術立場來觀察，他們重新發現的中國古代社會既不符合歷史真相，也與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民主化的發展趨勢相悖。胡繩指出：「錢穆先生及其他同調的先生們，對於人人熟知的歷史硬要來一個『翻案』,其真實意思到底是什麼呢？難道只是為了告訴我們，中國現在所當行和能行的民主政治就是在那兩漢隋唐宋明歷代所行使的政治嗎？所謂『中國式的民主』就是我們一般常人所稱為君主專制政體的那種東西嗎？我很奇怪，想出這些意見的先生們都不公開反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與事業，甚至還加以讚揚。但實際上他們是應該反對中山先生的，因為中山先生所要推翻的就是兩漢隋唐宋元明清的那種國體和政體。假如中山先生還在，他聽到人們說，他所畢生與之鬥爭的君主專制政體，其實就是『中國式的民主政治』,不知道他會作何感想！」

  然而如果從這批學者的內在心情來揣摩，他們既無意反對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更不願在政治上造成任何有害的影響。恰恰相反，他們的這種研究所得，受制於他們的學術背景和學術手段，其出發點也未嘗不是為了抗戰，為了中國現今的民主與進步。因為自從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來，不僅在國內知識界盛行著「民主抗戰論」和「反民主抗戰論」兩股尖銳對立的思潮，而且在政治運作過程中，國民黨高層相當一部分人慾藉助國共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機會，加強政治獨裁，進行某些反民主的活動。他們認為：「中國要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恐怕只有在中國獨立之後。換言之，只有在抗戰勝利之後。因為只有在這時候，中國才有完全工業化的可能，中國才有根據於普選的人民代表產生的可能。」他們只是機械地認為封建的政治形態是專制，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形態是民主政治，於是就作出形式邏輯的結論，以為中國在抗戰的非常時期既然沒有條件與機會迅速實現工業化，那麼當然無法立即實現民主政治。錢穆等人反覆論證：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中即有了資本主義的因素，在所謂中國傳統專制政治體制下，也有著民主政治的運動和民主政治的萌芽形態。他們的見解顯然並非毫無意義，因為從他們的邏輯出發，既然民主政治運動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發展的，那麼民主政治的實現，反過來必然會促進工業化，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促進中國抗戰的勝利，而決不會像那些反民主的政客所了解的，中國的民主政治一定要等「中國完全工業化」了以後才能實現，一定要在民族重新獲得獨立之後才有可能。

  事實或許正像錢穆等人所分析的那樣，民主政治既然在中國古代業已存在，因此工業化及抗戰非常時期決不能成為拒絕實行民主政治的理由。相反，只有實現民主政治，動員全民參加民族解放戰爭，才能獲得民族的獨立與解放。章漢夫指出：「如果民主政治實現，全民參加抗戰，就能早日獲得民族解放，也就是及早肅清中國工業化的障礙。因此，絕對不是完全工業化後才能實現民主，而是一定要民主，然後才能實行全民總動員，抗戰到底，掃清工業化發展的障礙。」如果從這個角度去分析錢穆等人的「新發現」，其微言深意是不難理解的。他們的「中國古代政治民主論」即或在事實上有誤，在論證上也並不嚴密，但其用心至少從主觀意圖上說並不是要將中國導入一條反民主的道路，而是試圖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尋求一條有別於西方經典道路的獨特道路來。

  中國的現代化應該走出一條具有中國氣派的獨特道路，這一認識是抗戰時期中國思想界的一大貢獻。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抗戰時期中國思想界關於中西文化、中國現代化道路等一系列問題的討論在客觀上為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提供了歷史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