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為抗戰服務的文學藝術

  「七七」事變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問題擺到了社會生活和時代意識最重要的位置上，面對這一劇變，中國文化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第一次真正統一起來。上海新聞界在「七七」事變之後立即創辦了影響巨大的《救亡日報》，並迅速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前者為鼓舞全國軍民堅持抗戰作出了突出貢獻，後者則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雛形。

  隨著上海的淪陷，文化界人士多隨政府遷往武漢，於1938年3月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誓「把分散的各個戰友的力量團結起來，像前線戰士用他們的槍一樣，用我們的筆來發動群眾，捍衛祖國，粉碎敵人，爭取勝利。」在中華文協的組織下，廣大作家、藝術家以「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相號召，相期許，決心在「在抗戰中多盡鬥爭的責任」。他們不辭辛苦，不避危險，上前線，訪戰地，以筆為武器，在民族解放戰爭中貢獻自己的心智甚至生命。

  抗戰使文學藝術擴大了發展空間，同時也使文學藝術在火熱的鬥爭生活中獲得了豐富的滋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造就了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第二個輝煌時期，成為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精神動力。

  一　戲劇

  話劇在抗戰時期的文壇始終占有重要的地位。抗戰前期主要是一些迅速反映現實的街頭劇、活報劇、獨幕劇等，多幕劇只有集體創作的三幕劇《保衛盧溝橋》以及羅蓀、錫金等創作的《台兒莊》、崔嵬與王震之等創作的《八百壯士》等。這些作品在藝術上還顯得比較粗糙，其功能也如那些街頭劇一樣，及時反映最能激勵中國人抗戰精神的英勇事跡。到了抗戰中後期，隨著大後方局勢的穩定，劇作家有條件觀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各種題材的多幕劇在舞台上大放異彩，湧現出一批很有影響的作品。

  抗戰時期的劇作家，首推夏衍。他在短短的8年間獨自創作了16部劇本，其中《心防》及《法西斯細菌》極富現實主義特徵，影響最大。前者描寫新聞記者劉浩如在日軍圍困的上海孤島與漢奸特務進行鬥爭的故事，顯示上海數百萬中國人堅定的心理防線並不會被敵偽所突破；後者描寫一個不問政治的細菌學家俞實夫在民族危難的關頭不斷覺醒並最終走上抗戰激流的心路歷程，以生動的藝術形象揭示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民族危機的歷史時刻應該走的道路，引起中國知識分子心靈上極大的震撼，餘味深長。

  另一位享譽文壇的劇作家是曹禺。曹禺在抗戰時期最有名的劇作是《蛻變》和《北京人》。四幕劇《蛻變》寫於1938年，意在反映中華民族在民族戰爭中「蛻舊變新」的氣象。該劇描寫抗戰初期某省立醫院遷移到後方小城後，當領導的胡作非為，下面的人苟且偷安，整個醫院變成一潭死水，後經公正無私的專員梁公仰的整頓，終於發生轉變的過程。作品暴露了戰時後方機構中貪污腐化、弄虛作假、發國難財的種種腐敗現象。三幕劇《北京人》寫於1940年，描寫戰前北平一個舊式大家庭的沒落和崩潰，展開家庭中善良與醜惡、新生與腐朽、光明與黑暗的衝突、反映舊制度的社會基礎已經隨著社會進步在發生變化。曹禺在這些作品中充分發揮自己的藝術特長，追求平淡深沉的美與戲劇性，顯示了曹禺戲劇民族風格的進一步成熟與發展，是作者創作藝術在1940年代達到的新高度。

  在大後方，話劇創作比較活躍的劇作家還有宋之的。他創作的多幕劇比較集中反映了抗戰的現實，大多從一個側面表現中國人在抗戰特殊背景下的生活與心靈震盪，其中《霧重慶》感人尤深。《霧重慶》描寫一群北平青年學生流亡到霧氣沉沉的重慶之後，由於政治腐敗，他們報國無門，窮困潦倒，最終沉淪墮落。劇作以沉痛的情節、感人的形象揭露大後方黑暗社會對青年一代的腐蝕，也批評了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軟弱性、妥協性。宋之的1943年創作的五幕話劇《祖國在呼喚》，以日本軍隊占領香港為背景，通過一對知識分子夫婦在革命者的影響下離開香港的過程，歌頌了革命者和知識青年獻身抗戰事業的可貴精神，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袁俊（張駿祥）的三個「小城故事」，即《小城故事》《邊城故事》《山城故事》，名噪一時，其《萬世師表》更是當時劇本創作中的佳作。《萬世師表》沒有設置曲折情節以及激烈的矛盾衝突，通過一系列感人的生活細節，著力塑造了大學教授林同可歌可泣、可親可愛的藝術形象，展示中國知識分子清貧自守、堅貞不渝的道德力量。

  

  陳白塵在抗戰期間創作了《魔窟》《亂世男女》《結婚進行曲》等多幕劇以及總稱為「後方小喜劇」的一組獨幕劇，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大後方諷刺喜劇的發展，受到評論界的廣泛好評。《亂世男女》描寫抗戰初期從南京逃亡到大後方的一群社會渣滓的醜惡形態，深刻暴露了社會黑暗與制度腐朽。《結婚進行曲》塑造的女知識青年黃瑛具有獨立的人格，不願做男人的附庸，執意走出家庭，自食其力，闖蕩社會，四處求職，然而處處碰壁，不得要領。萬般無奈，她只好重回家庭，再做主婦，繼續在苦難生活中煎熬。這部作品以喜劇的手法白描黃瑛的遭遇，語言機智，劇中種種荒唐現象在引起觀眾會心一笑的同時，也令人深思。

  以創作小說為主的老舍也在抗戰時期致力於話劇創作，先後創作有《殘霧》《國家至上》（與宋之的合作）《張自忠》《面子問題》《大地龍蛇》《歸去來兮》及《桃李春風》等。《歸去來兮》可以視為老舍在抗戰時期戲劇創作的代表作。劇本以諷刺幽默的筆調描寫50多歲的知識分子喬紳國難當頭卻見利忘義，不要朋友，不顧家人，只知撈錢，成就自己的所謂事業，結果上了流氓丁影秋的當。

  大後方話劇舞台最有成就的要數以郭沫若、歐陽予倩、陽翰笙等為代表所創作的歷史劇。他們借歷史人物之口喊出人民的心聲，抗議當局的文化高壓政策。尤以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和《南冠草》最為突出，最為大膽。這些作品以古鑒今，表達中國人民反侵略，反投降，反專制，團結禦侮，爭取民主、自由、民權的心聲。特別是他於「皖南事變」之後創作的《屈原》，實際上是藉助於屈原這一藝術形象，表達作者對這一「千古奇冤」的憤怒與抗議。

  歐陽予倩1942年創作的五幕劇《忠王李秀成》，以宏大的場景展示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內訌，突出忠與奸的矛盾鬥爭，揭露「那班奸臣」的賣國行徑，指責他們「寧願把江山讓給敵人，也不放過自己的弟兄」。只要稍微熟悉抗戰時期國共兩黨的摩擦與衝突的歷史，都不難看出這部歷史劇借古諷今的政治功能，其實是批評國民黨高層的妥協派與投降派。

  陽翰笙創作的歷史劇有《李秀成之死》《天國春秋》《草莽英雄》等。《李秀成之死》與歐陽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取材相似。《天國春秋》完稿於皖南事變後，也是描寫太平天國最高領導層不顧大局，相互傾軋、自相殘殺的慘痛教訓，並借劇中洪宣嬌之口高呼「大敵在前，我們不該自相殘殺！」以此影射國民黨頑固派蓄意製造「皖南事變」的事實。

  在延安和各根據地，話劇創作也取得不小的成績，尤其是在貼近生活、汲取民間藝術元素、促進話劇大眾化方面，格外突出。由冀中火線劇社1942年集體創作、胡丹沸執筆的獨幕劇《把眼光放遠一點》，描寫在反掃蕩鬥爭中一家農民兄弟的矛盾衝突，批判小私有者自私自利的短視行為，張揚廣大農民目光遠大、重義明理的崇高思想。

  被迫留在上海的文藝工作者堅守在各國租界，和漢奸們肉搏，在敵偽的壓制恫嚇下繼續奮鬥。戲劇界以各種名義復排或上演了一系列反映抗戰或激勵人民堅持抗戰的話劇和歷史劇，如於伶的《女子公寓》《夜上海》《長夜行》《花濺淚》《心獄》《大明英烈傳》，阿英的《明末遺恨》（後更名為《碧血花》，又名《葛嫩娘》）《海國英雄》（又名《鄭成功》）《楊娥傳》《洪宣嬌》，李健吾的《愛與死之搏鬥》《販馬記》等。

  於伶的劇作大都以上海的現實生活為題材，在反映下層民眾苦難生活和反抗意識的同時，著力揭露日本侵略者和漢奸們迫害人民的罪行。他的《夜上海》和《長夜行》都是其抗戰時期的代表作。前者以開明士紳梅嶺春一家在上海「孤島」時期屢遭打擊的悲慘命運為線索，較為恢宏地展示了孤島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和心理狀態，反映了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情緒，是上海變成孤島之後最能夠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長夜行》通過上海淪陷前後一群小學教師與敵偽鬥爭的故事，展現主人公俞味辛夫婦在貧病交迫與威脅利誘面前堅守民族大義，恪守人生節操，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愛國精神。

  二　小說

  作為文學藝術最便捷的形式，短篇小說在抗戰期間獲得了驕人的成就。像蕭乾的《劉粹剛之死》、荒煤的《支那傻子》、艾蕪的《兩個傷兵》、羅烽的《橫渡》、雷加的《一支三八式》等，都從不同的戰鬥場面刻畫了廣大軍民與日本侵略者英勇拼殺的壯烈場面。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語言通俗，內涵深刻，表現了在戰火中鍛造國人靈魂和民族新性格的主題。尤其是其對抗戰時期中國新農民的刻畫，更是繼阿Q之後的新典型，顯示抗戰小說在思想境界上的深化。

  張天翼的《華威先生》以辛辣的諷刺手法塑造了一位國民黨文化官僚華威先生，他天真、可愛、糊塗，整日裡為抗戰奔忙，其實他每天忙的不是別人請他吃飯，就是他請別人吃飯。《華威先生》具有極強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它所諷刺的是有缺陷的人，這對於教育人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沙汀的短篇小說《在其香居茶館裡》，通過對川北回龍鎮因兵役問題而引起的一場鬧劇的描寫，形象地再現了國統區鄉村社會的陰暗和生活實際，暴露了國民黨兵役制度腐敗的本質。作品以茶館為特定場所展開，富有生活氣息和鄉土色彩，在對假、丑、惡的冷峻描寫中透出辛辣的諷刺力量。

  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遷徙到大後方的作家生活環境漸趨穩定，他們在繼續短篇小說創作的同時，也開始用中長篇巨製反映豐富的抗戰生活。比較有影響的中篇小說有姚雪垠的《牛全德與紅蘿菠》，作品塑造了兩個不同社會出身和不同思想性格的農民，一個躋身行伍，英勇義氣，但帶有濃厚的「兵油子」習氣；一個性格爽朗，膽小怯懦，具有極強的家庭觀念。他們二人平時常因小事爭吵不休且結下私怨，但在一次激烈戰鬥的生死關頭，前者以自己的生命保護了後者，偉大的同志之愛終於泯沒了個人恩仇。

  在民族化和大眾化方面，趙樹理以新穎獨創的風格確立了其人民藝術家的地位。他的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和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等，融合五四以來新小說的長處，將五四文學精神與新時代鄉村文化結合在一起，以現代知識分子特有的理性意識和憂患意識描繪中國農民在現代革命中痛苦、艱辛並充滿歡樂與期待的心靈史。在藝術上，趙樹理的作品充分吸取中國古典小說和民間說唱藝術中有生命力的因素，確立了自己的藝術風格和「評書體」的小說樣式，簡約幹練，不枝不蔓，語言詼諧通俗，質樸明快，幽默風趣，多為北方農民平常實在的口語，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看似淺近卻耐人尋味，奠定了「山藥蛋派」的基礎，成為解放區文學的一面旗幟。

  孫犁的作品格調清新，語言細膩，富有詩情畫意，以談笑從容的態度描摹時代風雲變幻，風趣而不輕佻，開「荷花澱派」之先河。孫犁的作品有《荷花澱》《蘆花盪》等，均為反映冀中地區軍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生活記錄，描繪出解放區人民在艱苦環境中堅挺不屈、樂觀向上、健康純潔的人情美、心靈美、人性美。

  「滿帶著五四以來時代烙印」的女作家丁玲是20世紀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的先驅，她在延安創作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等短篇小說，都是那一時代的代表作。前者通過年輕女性貞貞的不幸遭遇，以鮮明的筆調深刻批判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抑；後者通過女知識青年陸萍在根據地醫院工作的經歷，揭示先進與落後、科學與愚昧、改革與反改革的複雜性。這兩個短篇延續作者長於心理透視的藝術手法，並明顯增強了社會批判意識。

  在長篇小說的寫作和出版方面，首推茅盾1938年發表的《第一階段的故事》。這部作品描寫「八一三」事變後上海各階層在民族危難時刻所表現出來的不同心理狀態和政治態度。皖南事變發生後，茅盾在第一時間以第一人稱的日記體撰寫了長篇小說《腐蝕》，作品以1940-1941年的重慶為背景，通過失足落水的女特務趙惠明的生活經歷和複雜的心靈歷程及痛苦反省，揭露頑固派破壞抗日、精心策劃皖南事變的罪惡陰謀。

  沙汀創作的《淘金記》《困獸記》等勾畫出抗戰時期的「風俗史」，被卞之琳譽為抗戰以來最好的長篇小說。《淘金記》以戰時四川農村為背景，描寫在爭奪開採金礦事件中，地主劣紳為發國難財而相互傾軋的故事，精心刻畫和展示了性格各異的群醜圖，那裡有無恥的地痞流氓、兇殘的幫會、奸詐的商人、陰險的地主婆等。作品雖然沒有直接表現抗戰，但通過對國統區一個陰暗小鎮的揭露，和對一群底層民眾生活狀態的描繪，批判了與抗戰格格不入的惡勢力和腐朽的政治制度。《困獸記》描寫四川一小城鎮中一群知識分子在抗戰初期的熱情消退之後陷入無法自拔境地的心靈苦悶和抑鬱生活，揭示造成這種悲劇的社會原因，真實反映知識分子共同的苦悶、抑鬱、憤怒、期待和追求。

  在抗戰文學中最具有藝術成就的無疑是老舍的長篇巨製《四世同堂》，這部被譽為「民族抗戰悲壯史詩」的長篇小說，以獨特的語言功力刻畫了古都北平西城一條普普通通的「小羊圈」胡同的底層民眾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由忍辱偷生到醒悟反抗的歷史過程。小說以舊式商人祁天佑一家四代的境遇為中心，展示了恢宏的歷史畫面和錯綜複雜的故事情節。作者以辛辣的語言文字譏諷市民階層封閉守舊、苟且敷衍、惶惑偷生、麻木落後的「民族遺傳病」，寫出了被征服者的屈辱、痛苦、憤怒、仇恨與期待，彌補了抗戰文學反映市民生活的不足。作者期待通過民族戰爭的洗禮清算歷史遺傳病，是繼魯迅之後以文化批判意識堅持不懈反思民族傳統的重要作品。

  巴金的《寒夜》也是抗戰文學中比較有影響的作品。小說描寫小公務員汪文宣一家在抗戰時期的生離死別、家破人亡的悲劇，細膩刻畫了汪文宣的卑瑣、委屈、孤獨、忍辱負重的屈辱心理，展示了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病態靈魂，揭示舊中國正直善良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及其社會成因。

  三　詩歌和散文

  抗戰八年間，中國文學藝術界另外一項值得稱道的成就在詩歌和散文方面。

  憤怒出詩人。民族戰爭初期，街頭詩、朗誦詩興起，尤其是1938年前後，武漢、重慶等地興起了朗誦詩運動的高潮。高蘭的《我的家在黑龍江》等，採用自由體形式，融入戲劇中抒情獨白的某些元素。

  繼郭沫若的《女神》之後，艾青在現代自由體新詩的創作上達到了新的高度。他的長篇抒情詩《向太陽》紮根於現實生活土壤，洋溢著歡呼光明、禮讚太陽的浪漫主義色彩。詩中寫道：

  太陽

  它使我想起法蘭西美利堅的革命

  想起博愛平等自由

  想起德謨克拉西

  想起《馬賽曲》《國際歌》

  想起華盛頓列寧孫逸仙

  和一切把人類從苦難中拯救出來的

  人物的名字

  這首詩具有散文化的傾向，注意吸收格律詩和象徵派的藝術技巧，努力把自己所感受的世界毫無拘束地表達出來，創造了現代自由體詩的新風格。

  田間的長詩《給戰鬥者》，詩句短促，鏗鏘有力，像一聲聲戰鼓震撼人們的心扉，鼓舞你愛，鼓舞你恨，鼓舞你用高度的熱與力活在這塊大地上，表現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不怕犧牲的豪邁氣概。

  冀汸在《跳動的夜》一詩中，唱出中華民族不可侮辱與不可征服的潛在力，用「火的跳躍」和「血的奔流」形容中華民族英雄胸中的怒火和激越的戰鬥精神。

  亦門的《霧》揭露大後方「霧重慶」是一個「不明不白的世界」，重慶的城腳下流過的嘉陵江和長江「無日無夜地低哭著」，「像被剜的兩眼傾溢的兩行苦淚」。詩人以奇妙的想像和沉痛的哀吟控訴「霧重慶」的黑暗與愚昧。

  早在20世紀30年代同新月派唯美主義傾向接近的何其芳，在抗戰烽火的影響下逐步改變自己的詩風。他的詩集《夜歌》以飽滿的激情，為民族英雄高唱讚歌。

  新月派另一詩人卞之琳，早期作品深受西方現代主義、象徵主義的影響，在形式上追求嚴謹的格律，充滿暗示與象徵，構成隱晦的藝術世界。抗戰爆發後，卞之琳的詩歌創作進入一個新的時期，逐步擺脫十四行詩的束縛，創造出情感真摯、熱情奔放、文字優美的現代自由體新詩，詩風趨向明朗淺白。他的《慰勞信集》以機智幽默的筆法，運用格律詩抒寫現實，平淡中顯出驚奇，謳歌根據地生活帶給人們的新鮮情趣。

  「雨巷詩人」戴望舒在民族戰爭的感召下，一改孤寂消沉的心態，詩的內容與格調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39年的《元日祝福》表明詩人的創作在思想上與藝術上走向成熟和轉折，此後的詩作注意關注國家、民族的命運，格調由幽玄、枯澀轉為明朗、雄健。他在鐵窗下創作的《獄中題壁》，歌頌抗日義士，慷慨激昂，迴蕩著愛國主義的激情，表明詩人的思想情感經過民族戰爭的洗禮已經獲得了升華。

  臧克家的詩熱情奔放，無所遮攔，一瀉千里。他的詩報告《淮上吟》，敘事詩《向祖國》《古樹的花朵》等，尤其是他的政治諷刺詩，膾炙人口，流傳甚廣，頗具影響。

  與現代自由體新詩這種文藝「輕騎兵」的功能相類似，能夠對現實迅速作出反應的報告文學在抗戰八年中也獲得了長足進展。重要作者和作品有駱賓基的《東戰場別動隊》《救護車裡的血》《我有右臂就行》，碧野的《太行山邊》，蕭乾的《血肉築成的滇緬路》，曹白的《這裡，生命也在呼吸》，何其芳的《七一五團和大青山》等。特別是丘東平的《第七連》《我們在那裡打了勝仗》等，都真實地反映了抗戰前期正面戰場的情況，注重抗日將士的心理刻畫，塑造了正面戰場上的英雄群像，表現了中國軍人的悲壯之美，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周而復的《諾爾曼·白求恩斷片》，黃鋼的《開麥拉前的汪精衛》等，也都享譽一時。

  抗戰後期，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日趨嚴厲，報告文學的發展受到了相當的限制。為了突破國民黨政治上的封鎖，雜文又一度受到作家們的青睞。重要作家和雜文集有馮雪峰的《鄉風與市風》，聶紺弩的《歷史的奧秘》，宋雲彬的《破戒草》，孟超的《長夜集》，林默涵的《獅和龍》等。這些作品文筆犀利，風格各異。

  散文創作在抗戰時期也獲得一定的發展，最有名的作品當數茅盾的《白楊禮讚》。這篇作品以象徵手法借景抒情，禮讚白楊樹倔強挺立、不折不撓的外觀形象，以及它那葉葉皆團結、枝枝爭上游的內在氣質，使一個客觀對應物在精湛藝術描寫中賦有人格化的生命力，熱情歌頌北方軍民頑強抗敵的精神和意志。

  四　音樂和舞蹈

  與文學界的情況相類似，抗戰時期的文藝界也為抗戰勝利做了大量的工作。抗戰開始不久，音樂工作者於1938年初在武漢成立「中華全國歌詠協會」，組織抗戰宣傳周、獻金運動、保衛大武漢等歌詠活動。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後，大部分音樂工作者轉入敵後或大後方，繼續進行愛國音樂工作。

  抗戰時期的音樂創作和各種類型的演出活動，大都堅持抗戰和爭取民主的政治主題，體裁多為小型聲樂作品。抗戰初期的作品旋律大多明快有力，激昂慷慨，具有進行曲的風格。像賀綠汀的《游擊隊歌》，冼星海的《到敵人後方去》，夏之秋的《歌八百壯士》，呂驥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向隅的《打到東北去》，鄭律成的《八路軍進行曲》，何士德的《新四軍軍歌》，周巍峙的《子弟兵進行曲》等，都具有很強的號召力、感染力。

  抗戰中後期，抒情類作品逐步增加，在風格上也趨於多樣化。像賀綠汀的《嘉陵江上》，冼星海的《江南三月》，鄭律成的《延水謠》，馬可的《南泥灣》，莎萊的《紡棉花》，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張曙的《趕豺狼》，汪秋逸的《淡淡江南月》，馬思聰的《控訴》，譚小麟的《別離》，劉雪庵的《紅豆詞》，夏之秋的《思鄉曲》，呂驥的《大丹河之歌》，以及崔牛即喬谷的抒情合唱曲《牛大嫂送雞蛋》等，既有悲切的訴說、激憤的感嘆，也有誠摯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含蓄的冥思冥想，多角度、多層面、多風格地展示了作曲家對社會生活的不同感受。

  那時的作曲家格外注意音樂的民族化問題，注意傳承傳統和深入民間，注意吸收民間音樂素材和元素，所創作的作品具有濃厚的民間風情和民歌風格。像張寒暉的《去當兵》，舒模的《武裝上前線》，冼星海的《二月裡來》，賀綠汀的《墾春泥》，江文也的《江村即事》，以及直接改編自民歌的《康定情歌》《在那遙遠的地方》《繡荷包》等；特別是藝術家吸取民間說唱藝術元素創作的作品，如張曙的《丈夫去當兵》，冼星海的《梁紅玉》，費克的《茶館小調》，呂驥的《開荒》，張達觀的《軍隊和老百姓》，曹火星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以及以新民歌形式出現的《東方紅》《繡金匾》《軍民大生產》《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等，形式多樣，親切熱情，富於濃厚的生活氣息。

  1943年在延安和各根據地出現的新秧歌運動，其音樂部分充分吸收了民歌和地方戲的曲調。運動中湧現出第一個新秧歌劇《兄妹開荒》，音樂詼諧明朗，既有陝北民間音調的特色，又有新的時代感。此後出現的《夫妻識字》《貨郎擔》等，都具有劇情簡單、角色較少的特徵。由專業工作者創作的《牛永貴掛彩》《馮光祺除奸》《周子山》等，劇情較為複雜，角色也較多。1945年4月公演的歌劇《白毛女》，在音樂方面借鑑、運用了西方歌劇中的表現形式，又吸收了民歌、小調以及河北梆子、陝西秦腔等北方民間音樂的元素和中國古典戲劇的歌唱、吟誦、道白相結合的傳統，開啟了中國新歌劇創作的先河。

  儘管抗戰時期條件艱苦，困難重重，作曲家們依然在大型合唱曲及管弦樂、室內樂、小提琴及鋼琴獨奏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鄭律成的《八路軍大合唱》，呂驥的《鳳凰涅槃》，李煥之的《女大大合唱》，鄭志聲的《滿江紅》，以及馬思聰的小提琴獨奏曲《綏遠迴旋曲》，馬可的管弦樂《陝北組曲》，賀綠汀的管弦樂《森吉德馬》，賀綠汀的鋼琴曲《晚會》，劉北茂的二胡曲《江漢潮》等，無不充滿愛國激情，氣勢磅礴，催人振奮，在藝術上作了許多有益的探索。

  舞蹈藝術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抗戰時期獲得長足進展，思想內容、民族風格、藝術質量有很大提升，普及工作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湧現出吳曉邦、戴愛蓮等一大批成就卓著的舞蹈藝術家。在他們的作品中，充滿著爭取民主自由、民族解放的思想和激情。吳曉邦的大型舞劇《罌粟花》，用象徵主義手法抨擊日本帝國主義，歌頌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精神；吳曉邦創作的獨舞《飢火》與《思凡》也都具有很高的藝術魅力，前者反映了國統區人民的悲慘生活，後者剖析人的內心世界，頗富哲理。戴愛蓮的《游擊隊之歌》《思鄉曲》《朱大嫂送雞蛋》《農作舞》《王大娘補缸》等，借鑑西方舞蹈藝術，吸納中國民族舞蹈的藝術元素，表現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信念和中國軍民的豐富生活。

  在延安和各根據地，舞蹈藝術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創作、演出的作品大都來源於邊區軍民的新生活，注重民族傳統形式，比較有影響的作品有《小放牛》《太行山根據地大活報》（包括《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等舞蹈），《課外活動組舞》（包括《籃球舞》《跳繩舞》《體操舞》等）。在新秧歌運動中，也湧現一批優秀作品，如《一朵紅花》《鍾萬財起家》《王三寶轉變》以及《豐收歌舞》《生產歌舞》《反掃蕩秧歌舞》《參軍秧歌舞》等。

  五　電影和戲曲

  電影是從西方傳來的現代藝術形式，在抗戰爆發之前已有相當的發展。抗戰期間，電影這門深受民眾歡迎的現代藝術經受住了戰爭的考驗，迎來新生。抗戰之初，電影界拍攝了大量反映中國軍民英勇不屈、堅決抵抗的紀錄片，像中央電影攝影場攝製的《盧溝橋事變》《克復台兒莊》《東戰場》《抗戰實錄》等，漢口攝影場（後改組為「中國電影製片廠」）攝製的《抗戰特輯》《抗戰歌輯》《抗戰言論集》等，「西北影業公司」攝製的《華北是我們的》等，都真實地再現了中國軍民在盧溝橋事變、台兒莊大戰以及保衛大武漢等一系列戰役中所表現的頑強不屈的精神。

  在故事片製作方面，中國電影製片廠拍攝有史東山編導的《保衛我們的土地》《勝利進行曲》（田漢編劇）、袁叢美編導的《熱血忠魂》、應雲衛導演的《八百壯士》（陽翰笙編劇）、何非光編導的《東亞之光》，以及《塞上風雲》（陽翰笙編劇）《日本間諜》（陽翰笙編劇）《氣壯山河》《血濺櫻花》《還我故鄉》《警魂歌》等；中國電影製片廠在香港設立的「大地影業公司」拍攝有《孤島天堂》《白雲故鄉》（夏衍編劇、司徒慧敏導演）等。中央電影攝影場製作有《孤城喋血》《中華兒女》（沈西苓編導）《長空萬里》（孫瑜編導）等。西北影業公司攝製有《風雪太行山》等。香港的進步電影工作者也相繼製作有《血濺寶山城》《游擊進行曲》《小老虎》《民族的吼聲》《流亡之歌》《烽火故鄉》《國難財主》等粵語片。這些影片從不同側面細膩刻畫了中國軍民奮勇殺敵、英勇不屈的感人故事，全方位再現了抗日戰爭的壯麗場景。

  中國戲曲界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就自發地表現出對民族危機的深切關注，上演了一批反抗侵略的愛國主義劇作。至全面抗戰爆發，戲曲界人士迅速成立「戲劇界救亡協會」，組織藝人奔赴前線，宣傳抗戰。

  傳統戲曲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知識界也高度重視傳統戲曲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作用，創作出一大批適合中國傳統戲曲劇種演出的新劇目。抗戰期間，田漢創作有京劇《土橋之戰》《殺宮》《新雁門關》《夫人城》《漁夫報國》（後改寫成《江漢漁歌》）《新兒女英雄傳》《岳飛》《雙忠記》《金缽記》《武則天》《情探》，以及湘劇《旅伴》《新會緣橋》《武松》等。

  上海淪陷後，留滬藝人在孤島上演有《漁夫恨》《梁紅玉》《桃花扇》《徽欽二帝》《明末遺恨》等劇目，以中國歷史上的亡國教訓宣傳抗戰，喚醒民族意識。浙江、上海一帶的越劇演員也與其他劇種的演員一樣，迅速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中。1938年，一代名旦姚水娟在上海上演《花木蘭》，宣揚愛國思想；此後，袁雪芬也上演了《花木蘭從軍》《紅粉金戈》《太平天國》等具有進步意義的劇目，擴大和豐富了越劇的表現內容。

  撤退至武漢的戲曲界人士於1938年初成立「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在田漢、洪深、陽翰笙、馬彥祥等人的領導下，組建漢劇、楚劇、湘劇以及平劇等抗敵演劇隊，奔赴各地，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工作。漢劇隊的演出劇目有新編歷史劇《哭秦庭》《臥薪嘗膽》、現代劇《血戰上海》等，楚劇隊的演出劇目有新編歷史劇《岳飛》《淝水之戰》和現代劇《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姚子清血戰寶山城》等。

  武漢失守之後，田漢等人在長沙組織「湘劇演員戰時講習班」，組建多個湘劇流動抗敵宣傳隊，分赴湖南各地，演出由田漢編寫的《旅伴》《江漢漁歌》《土橋之戰》《罵漢奸》《梁紅玉》《雁門關》等劇目。洪深在此前後創作有《飛將軍》《包得行》等劇目。他於1939年以四川方言創作的《包得行》描寫一個無業游民包占雲（綽號「包得行」）在抗戰潮流下由落後分子轉變為抗日戰士的過程。

  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於1938年創作、演出反映東北抗日題材的京劇《松花江》，套用舊京劇《打漁殺家》的結構及唱腔，在人物塑造及身段動作等方面則儘可能地合乎現實生活，充分表現了群眾遭受慘禍的情景以及人民的反抗情緒。此後，魯藝又相繼演出了《松林恨》《劉家村》《夜襲陰陽堡》《錢守常》等一些直接反映抗日生活的新編京劇。

  柯仲平、馬健翎等人組建的陝甘寧邊區民眾劇團運用秦腔創作並演出有《中國魂》《一家人》《一條路》《查路條》《好男兒》《保衛和平》《官逼民反》《閻王寨》《窮人恨》等新編劇目；又運用眉戶曲調創作出《十二把鐮刀》《夫妻識字》《大家歡喜》等劇目，及時反映根據地社會生活，描繪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畫卷。馬健翎的《血淚仇》對秦腔進行了比較成功的改造。該劇描寫農民王仁厚一家在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權的壓榨下流離失所的悲慘遭遇。

  楊紹萱、劉芝明、齊燕銘等人根據《水滸傳》林沖故事創作的《逼上梁山》，在保存原著基本情節的基礎上，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充分表達「官逼民反」這一主題，公演之後立即受到觀眾的歡迎，被毛澤東譽為「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隨後，延安平劇院又據《水滸傳》故事創作《三打祝家莊》，在藝術創造上突破了舊京劇的表演程式，取得很好的藝術效果。

  六　美術

  由於許多新文化人的推崇，新興木刻運動在抗戰前就有很大的發展。至抗戰爆發後，木刻家們為了民族生存，自覺地把藝術用在民族解放鬥爭的前線，從而使木刻成為爭取民族解放的銳利武器。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戰8年間，全國出版的木刻刊物在4000種以上，至於木刻團體，更是不計其數。

  在延安和各根據地活躍著一批木刻藝術家，創作出一大批富有生活氣息的藝術作品。古元的《離婚訴》《減租鬥爭》，焦心河的《牧羊女》，力群的《伐木》《勞動模範》，羅工柳的《李有才板話》，沃渣、江豐的《春耕圖》等，都富有濃郁的生活情趣，無矯飾之感。特別是古元的作品，受到徐悲鴻的高度讚賞，稱他為「中國藝術界中一卓絕天才」。

  與木刻的情況相類似，漫畫也是抗敵宣傳的輕騎兵。漫畫界在抗戰聲中也迅速組織起來，成立「漫畫界救亡協會」，創辦《救亡漫畫》，並派出有葉淺予、張樂平等漫畫家參加的漫畫宣傳隊奔赴各地，通過舉辦抗戰漫畫展覽等形式，進行抗戰宣傳。在武漢，成立有「全國漫畫協會戰時工作委員會」，出版有《抗戰漫畫》等刊物，製作了大量牆頭漫畫、布幅漫畫，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武漢失守後，漫畫宣傳隊輾轉長沙、桂林、東南戰地和重慶，舉辦漫畫訓練班和漫畫聯展，以誇張的影射手法，寓莊於諧，幽默有致，抨擊法西斯侵略者，揭露社會黑暗，湧現出許多極富才華的藝術家和作品。葉淺予的《換我們的新裝》，張樂平的《幫助軍隊殺敵才是生路》，廖冰兄的《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聯合起來》，華君武的《肉骨頭引狗》，蔡若虹的《新中國的基石》，江有生的《中國的希特勒將如何》，李劫夫的《希特勒墮入深溝的時候》，徐靈的《諸位，不要為軍閥財閥送死》，呂蒙的《我們的陣容》等，均表現了藝術家的進步思想和高超的藝術水準，傳誦一時，流傳甚廣。

  中國畫、油畫等領域的藝術家們在抗戰期間紛紛走出畫室，奔赴各地深入生活，同仇敵愾，通過自己的作品喚醒國人，鼓勵人民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念。張善子的《怒吼吧，中國》，徐悲鴻的《雄獅》《愚公移山》《奔馬》，蔣兆和的《流民圖》，唐小禾的油畫《七月的號角》《女游擊隊員》《勝利與和平》，呂斯百的油畫《農家庭院》，馮法祀的油畫《捉虱子》《餓死的兵》等，或直接表現抗戰主題，或通過畫面間接展現中華民族不可戰勝的內在精神以及對和平與美好生活的嚮往與渴求，成為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