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中國空軍和海軍的對日作戰

  一　抗戰中期的空軍作戰

  本就處於劣勢的中國空軍，在抗日戰爭初期又遭到嚴重損失。武漢會戰結束後，中國空軍只有飛機135架，除一部駐川東、贛南任各地之防空外，主力調甘、川、湘、桂地區後方基地整訓。經1939年整訓後，空軍作戰部隊共7個大隊（驅逐機3個大隊，轟炸機4個大隊）、1個獨立中隊，連同4個蘇聯志願航空大隊，總計各型飛機215架。

  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日軍對中國航空作戰，除配合陸地作戰外，以戰略轟炸為主，普遍轟炸中國後方各重要城鎮，企圖打擊中國政治、軍事中樞，摧毀中國軍民的抗戰意志。其陸、海軍航空隊在華飛機各300架。1940年秋，日本航空軍力集中到中國境內，飛機突增至800架以上，對大後方，尤其對四川省及中國國內和國際運輸線進行瘋狂轟炸，企圖造成中國大後方運輸癱瘓。

  中國空軍以有限的戰力與日軍拼戰。從1939年起，中國空軍作戰主要有以下各次戰鬥：

  1939年2月5日，中國空軍轟炸日本華北方面軍航空基地運城機場；4月1日、29日，再度往襲。2月22日，30架日機分3批轟炸蘭州，中國空軍和蘇聯志願航空隊迎戰，擊落日機9架。23日，日機再襲蘭州，中、蘇各隊又擊落日機6架。

  1939年5月4日，為協助反攻南昌，中國空軍第1大隊5架飛機轟炸南昌近郊日軍陣地。為配合第一次長沙會戰，10月3日、14日，蘇聯空軍志願隊轟炸漢口日軍機場，炸毀機場日機多架。12月，空軍為支援桂南會戰，抽調幾個航空大隊和蘇聯志願航空隊，各型作戰飛機共115架，駐防柳州、桂林。自12月下旬至翌年1月中旬，對日軍陣地、機場、倉庫等目標攻擊12次，炸毀、擊落日機多架。因當時陸、空聯絡技術及器材不完善，支援地面部隊作戰效果不大。

  1940年中，蘇聯志願航空隊撤銷，中國空軍經歷次戰役消耗後，年末僅剩飛機65架。1941年初，空軍又從蘇聯補充轟炸機100架、驅逐機148架。4月，中國空軍總指揮部成立，專司作戰訓練之責。6月，從美國購進P-40驅逐機100架。不久美籍志願航空大隊（即「飛虎隊」）成立。年末，飛機共有364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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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中國空軍從4月3日襲擊岳州（岳陽）起，到5月28日，先後7次襲擊了華中的日軍前線。5-6月，空軍出動了3個大隊的部分兵力，共出動飛機284架次，轟炸隨縣、棗陽、鍾祥、荊門、當陽、宜昌等處日軍及宜昌機場，配合棗宜會戰。

  1940年5-8月，日軍組織襲川部隊，晝夜不停空襲重慶和四川境內各空軍基地、各資源重地和重要軍工設備地區，中國空軍迎戰。重慶、成都兩地的空戰最為頻繁而激烈。8月11日，日機90架大編隊空襲重慶，中國空軍第4大隊大隊長鄭少愚率戰機截擊日機，但敵眾我寡，殊難阻敵襲渝。空軍乃投擲空中爆炸彈，先炸散日機大編隊，再發動連續攻擊，擊落日機2架，擊傷日機多架。9月13日，日軍大舉空襲重慶。空軍大隊長鄭少愚率同34架戰機至璧山上空截擊來犯日機。日機性能優良，中國空軍不惜犧牲，與敵奮勇苦戰。總領隊中彈受傷，戰機被擊毀13架，損傷11架，陣亡18人，負傷8人。此戰為中日空戰以來中國空軍損失最大的一次戰鬥。

  據日本方面統計，1940年5月18日至9月14日這120天中，日本陸海軍航空隊對中國轟炸，共出動4355架次，投彈2957噸；單對重慶攻擊即達2023架次，投彈1405噸；與中國空軍交戰607架次。空戰中日軍航空隊的損失為：死89人（陸軍35人，海軍54人），下落不明22人，負傷49人，被中國軍隊打擊中彈的飛機共387架（陸軍75架，海軍312架），被擊毀16架（陸軍8架，海軍8架）。

  1941年3月14日，日本12架零式驅逐機襲擊成都。中國空軍第15大隊大隊長黃新瑞、副大隊長岑澤鎏以及第3大隊第28中隊中隊長周靈虛率領，起飛31架飛機，在崇慶、雙流上空與日機展開激烈空戰，擊落日機6架。黃新瑞、岑澤鎏等4人壯烈殉國。9月，第二次長沙會戰期間，中國空軍轟炸向洞庭湖竄犯的日本艦艇。29日，美籍志願航空隊對長沙以北日軍轟炸攻擊。10月2日，為配合陸軍反攻宜昌，空軍對日軍機場進行了夜襲。

  二　中國人民不為日機的狂炸所屈服

  自武漢、廣州失守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航空隊對中國後方城市進行了狂轟濫炸，發動過5次攻勢。第一次，1938年12月至1939年2月，先後4次轟炸重慶，3次轟炸蘭州。第二次，1939年4-10月，轟炸目標除四川各要地外，尚有西安、寶雞、洛陽、平涼、延安、宜川、洛川、南鄭、陝縣等20餘處。第三次，1939年12月10-31日，主要攻擊目標為蘭州，使用飛機百餘架。第四次，1940年1-9月，日本航空隊出動飛機194架，主要目標為四川，包括重慶、成都、梁山、自流井、瀘縣、南川、銅梁、璧山等處，以重慶為主要目標，5-8月，對重慶轟炸42次，每次使用飛機80-90架。第五次攻勢，1941年8-9月，主要目標為軍品生產工廠，對重慶實施「疲勞轟炸」。

  1939年5月以後，昆明、桂林、貴陽、西安、曲江（韶關）等地亦普遍遭到日軍猛烈轟炸，空襲規模越來越大，尤其是對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造成軍民死傷5000多人，毀壞房屋1200餘棟，人民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

  表5-1 1939-1941年日軍對中國後方空襲情況

  1940年，日軍更加緊對中國後方城市的轟炸。1-2月間，日軍為策應桂南、粵北戰局，以中國西南國際交通線為攻擊重點，轟炸滇越鐵路沿線，3-4月又著重破壞浙贛鐵路。5月以後，日本航空隊全力轟炸重慶。從5月18日開始至9月20日，平均每3天1輪轟炸，共轟炸30輪；共出動飛機2000多架次，平均每輪出動70架次，投彈2000多噸。轟炸目標為政府機關、軍政首腦部門、繁華市區、民宅、學校，以至外國使館和通訊社、報社等。7月4日，國立中央大學、省立重慶大學均被轟炸。8月19日、20日大轟炸，毀商店房屋2000餘座，巴縣縣城只殘留1/5.10月以後，英國重開滇緬路，日軍為阻止中國從該線輸入物資，乃對滇緬路猛烈轟炸。

  1941年，日軍對中國後方繼續實行所謂「戰略轟炸」，甚至對不設防城市、文化區亦施行轟炸，四川偏地松潘、忠縣亦未能免。日機並對重慶連日轟炸，日夜不斷地進行「疲勞轟炸」。6月5日，日機的「疲勞轟炸」致發生重慶大隧道慘案，人民死傷慘重。是日，日機夜襲重慶市，較場口大隧道防空洞擁塞了太多的民眾，而隧道內無通風設備，缺氧，發生了大窒息慘案，死傷數千人。慘案發生後，重慶防空司令劉峙、副司令胡伯翰、重慶市市長吳國楨受到革職留任處分。

  7月28日至8月31日，35天內日機轟炸14次，出動2389架次，平均每輪160架次，投彈達1500餘枚。8月7日、9日、12日、13日、19日，重慶市遭受晝夜不停轟炸達旬余。8月29日、30日，日機連續轟炸了中國統帥部重慶的黃山官邸。

  日本的空襲不僅未能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相反更加激起了更為昂揚的抗戰熱情。1939年5月9日英國《泰晤士報》發表《重慶之屠殺》一文說：「日機向重慶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區投彈，死者幾乎全為平民……如此大規模之屠殺，實為前此所僅見。經過這次轟炸之後，日本也許曉得此種手段，不特未能屈服中國，且只增加中國之抵抗意志。」蔣介石聲明：「中華民族的正氣，自古以來，都是在遭受異族侵略時迸發出來的，任何殘忍暴行都不能使我們屈服。」

  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明令定重慶為陪都。1942年英國大使薛穆爵士稱讚重慶：「自日本開始進侵中國，迄今已有五載，中國仍屹立不移」，重慶「足以象徵中國不屈不撓意志與決心」，亦「聯合國家所有振奮之精神之象徵」，重慶民眾「甘冒危險，忍受痛苦」，「重慶之民氣仍極高漲」。

  中國防空部隊薄弱，高射炮火器落後且缺乏，只著重於重慶、桂林、衡陽等地防空，後加派兵力至貴陽、昆明、自流井等處，並於邕（寧）龍（州）路一帶及第三戰區先後調派部隊隨同野戰軍作戰。中國防空部隊英勇抗擊日機侵襲。1940年8月11日，日機進攻重慶，中國28架戰機迎戰，撒下用降落傘維繫的漂游炸彈對付日機，進行防空。日方空戰士兵感到：「重慶上空不好對付。」「敵戰鬥機的攻擊多來自前方，第二次回頭再攻，來勢很猛。」「靠轟炸粉碎重慶政權的抗戰意志，不那麼容易。」後方城市普建防空洞，設空襲警報。至1940年，重慶已有防空洞1865處，可容444988人。為了防止日機空襲，重慶市區疏散人口，1940年「五三」、「五四」大轟炸後3天內離開市區到鄉間者達25萬人。

  1941年，中國從國外運到7.26厘米高射炮20門和4厘米高射機關炮3門，用以增強重慶、成都、昆明、蘭州各重要城市之防空，並將自美國運到的1.27厘米高射機關槍一批，裝備成立炮兵第48團、第49團，分別使用於川鄂一帶和滇緬路沿線。這一年受空襲的損失較上一年減輕。

  三　中國海軍的對日作戰

  抗戰初期，中國海軍艦艇多被日軍擊毀，剩餘少數艦艇漸次退入內陸各江河，專任對日軍封鎖、阻塞及襲擊工作。武漢失守後，中國海軍施行布設水雷阻敵襲敵戰法，在打擊日軍船艦、消耗其軍力物資、截斷其交通、配合中國陸軍作戰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1938年11月以後，海軍主要配備荊河、洞庭湖、湘江防務，另在閩廈、浙江、粵桂三大作戰區域部署，於長江、荊河、洞庭湖，贛之贛江、鄱陽湖，浙之富春江、甌江、清江、椒江、鰲江、飛雲江、浦陽江、曹娥江，閩之閩江，粵桂之西江密布布雷隊，節節設防。1938年至1943年底，海軍4個布雷總隊先後在洞庭湖、沅江、湘江、荊河、川江等水域共布雷1.4萬餘枚，使日軍在湖南境內水上行動受阻，封鎖其於川江之外。

  （一）長江方面

  武漢失陷後，長江下游全為日軍控制。海軍劃湖口至蕪湖為第一布雷區，設總部於上饒，與第三戰區密切聯繫，以劉德溥為布雷總隊長，率領5個中隊，鑽隙至長江沿岸布雷。1939年，幾個月內擊沉日軍二三十艘軍艦、運輸船、商船和大汽艇。1940年1月起至抗戰結束，海軍於該區不斷布放漂雷，擊沉日艦艇多艘，迫使日軍數度停航。日軍對布雷根據地多次進襲，但掃雷隊不避艱險和犧牲。1940年4月間，海軍司令部劃鄂城至九江間為第二布雷游擊區，編派4個挺進布雷隊，從修水向該區前進，6月開始在該區反覆布雷，日艦艇、商船被襲擊沉沒者不下數十艘。海軍又劃監利至城陵磯為第三布雷游擊區，控制長江上游之交通，炸沉日艦船10餘艘。1940年，長江3個布雷區共敷布51次，布雷950多具，全年共擊沉日船艦81艘。

  （二）洞庭湖方面

  岳陽失陷後，海軍即於洞庭湖區編組7個布雷隊布雷，於營田灘附近南達長沙、西通常德之交匯處江面下沉船阻塞，並於東自鹿角、南迄湘潭、北接荊河、西達常德各江面布雷阻塞。1939年1月，因日船艦增集岳陽江面，為防其南犯，布雷隊在鹿角布放漂雷；3-4月，日艦船出沒於鹿角、九馬嘴湖面時，布雷隊又在磊石山布放漂雷，予以襲擊。第一次長沙會戰期間，1939年9月下旬，湘江布雷隊在磊石山、老閘口布雷封鎖，使日軍水陸聯絡受阻。1941年第二次長沙會戰時海軍布雷，日艇無法進入湘江。日陸軍進逼長沙時一掃雷艇在營田觸雷沉沒。這次會戰，湘江、沅江布雷4000具，阻塞力量強固，使日艦艇不能直趨長沙，有力配合了第九戰區陸軍的作戰。

  （三）閩浙沿海

  廈門失陷後，日軍加緊侵犯閩海。1939年，日機轟炸沿海要塞炮台，日海軍則劫掠外國商船，活動於長門、福斗阻塞線前方。守軍炮擊使退。6月27日，日軍突襲川石島，炮長高翰陣亡。29日，日軍再犯福斗，守軍炮擊退敵。

  1941年4月19日拂曉，日軍向福斗、琅岐二島登陸，駐島海軍陸戰隊奮起抵抗，電光山、煙臺山、金牌山各炮台以猛烈炮火壓制日軍。福斗島守備兵員全部壯烈犧牲。琅岐島戰鬥亦激烈，日軍分由連江、長樂兩地登陸，陸戰隊死守下岐一帶，保護長門炮台，戰況尤烈。連江失守後，琯頭守軍反攻，與日軍惡戰。因連江日軍已攻入福州，馬尾海軍四面受敵，不得已突圍轉移。

  1941年4月，日軍向浙江鎮海方面急進。中國海軍布雷隊在甌江和飛雲江水道搶布水雷。日軍向曹娥江進攻，圍攻紹興，布雷隊於韋家渡要點布雷。日軍裝運給養軍品的輪船及運兵汽艇在浦陽江上虎爪山附近或觸雷沉沒，或觸雷炸毀。布雷隊在甬江靈橋一帶布放漂雷，阻敵前進。椒江布雷隊與敵遭遇，隊長吳征椿與該隊士兵全部殉職。日軍進陷永嘉，並續向海門（屬椒江）包抄，堅守丹竹鎮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陷於重圍。甌江水道因布雷阻塞，日艦未敢侵入。

  （四）粵桂地區

  1938年廣州失陷，廣東省江防司令部轉移至肇慶布防，固守西江。10月29日，「執信」號艦長率「執信」、「堅如」等數艦駛至三水之思賢附近，與岸上日軍發生炮戰，各艦猛進，摧毀岸上日軍炮壘4座。日軍集中炮火猛轟「執信」艦，艦卒沉沒，該艦官兵犧牲慘重。各艦乃回航固守肇慶峽。此後日機轟炸各艦，艦上官兵將部分武器轉移岸上高地，對空作戰。但多數艦被炸沉沒，惟余「平西」一艦。但三水之役，各艦協助西江下游防守，將日軍阻止於三水之線，直至1944年9月始棄守。

  海軍在珠江三角洲布雷，封鎖阻止日軍進攻。廣州失守後，海軍先後在肇慶峽內及外口敷設視發水雷，其後將肇慶峽至三水一線加以封鎖，以防日艦西進。守軍與日軍在西江、高要、三水之線相持5年之久。海軍也在北江布雷。1940年9月，日軍北犯清遠、英德，自三水、花縣兩面進抵清遠。日軍汽艇觸雷沉沒，後續之船不敢前進。海軍漂雷隊常川留駐東江下游之博羅、惠陽、東莞等地，布雷數處。1941年12月，日軍進犯惠陽，一艘裝甲電船觸雷沉沒。汕頭淪陷後，海軍水雷隊至韓、兩江布雷。1942年10月，在江下游中田洋河面施放機械式漂碰水雷，日軍數艘警備快艇在汕頭河面被炸沉。至1944年，日軍大舉進犯揭陽，因水雷封鎖，不敢沿江進攻。

  廣西方面，水雷隊分別在邕江下游布置雷區，並以防堵材料阻塞橫縣之伏波灘，於賓陽戰鬥時曾阻敵直下貴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