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幣制改革與經濟的緩慢發展

  國民政府的抗戰準備，其實最關鍵的還在於經濟能否保持穩定和發展。但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很大程度上又取決於中國自身能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長期的軍閥割據，不僅便利了列強在政治上欺壓中國，而且極大地阻礙了中國在經濟上的穩定和發展。而要想在中國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一個最基本的要件就要先把貨幣統一起來。這是因為，這個時候的多種不同的銀兩、銀圓、銅幣和各式紙幣都在市場上並行流通，嚴重地阻礙著商品交換和貿易發展。經濟學家馬寅初曾經具體描繪過貨幣不統一所造成的嚴重弊端。他指出：「國內貨幣之不統一，人所盡知，各省往來，幾若異國，故規元不能通用於漢口，洋例（漢口通用的一種銀兩計算單位）不能通用於上海，即以京津論，相距不過數百里，費時不到四小時，然以兩地銀本位幣之不同，金融運用，遂發生許多難題。」如北京商人向天津商人採辦貨物50萬元，天津商人向北京商人採辦貨物100萬元，兩相對抵，則津商欠京商50萬元。在正常情況下，津商只要支付給京商50萬元現款即可。但北京一向使用長錠十路銀（重10兩），天津使用行平白寶（重50兩），其慣例是「天津不用錠，北京不用寶」。因此津商所欠京商50萬元，就要靠津商用寶銀在錢莊或銀行兌換成錠銀，然後再付給京商。如此兌換，津商要受到錢莊或銀行折扣的盤剝，吃虧不小。因此，津商如利小，自然就不會再來向京商採辦貨物；反過來，京商也不會找津商採辦貨物。同樣，如果東北商人欠上海商人貨款100萬元，償抵現款也同樣麻煩。因為東北禁止現銀出關，每人出關時只能帶銀50元，而東北流行的奉票也不能用於上海，自然不被滬商所接受。因此如果真要解決付款問題，就只有間接匯兌，即東北商人先用奉票購買日金送至大連，托朝鮮銀行匯至日本，再從日本匯至上海，滬商將日元賣出兌換成上海通用的規元，才能完成。如此往來，不僅被銀行從中盤剝，而且受日本制約。長此以往，中國國內商品流通受阻，國內貿易不能暢行，自然也就為外貨擠入和傾銷大開方便之門。對於這種情況，南京政府剛一成立，財政部長宋子文就已經給予了高度重視。在1928年6月的全國經濟會議上，他就提出了統一幣制、整理濫幣的問題。在7月召開的全國財政會議上就已經通過了改革幣制的方針。

  整理幣制，根本上是要統一紙幣的發行權。按當時的情況，要馬上做到這一點幾乎不可能。即使中央銀行成立，並經國民政府宣布其擁有紙幣發行權，要想禁止割據一方的地方軍閥發行貨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宋子文只能採取循序漸進的辦法，首先整理前漢口中央銀行紙幣及財政部在漢口時期向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所借紙幣。財政部通過發行民國17年金融公債4500萬元，收回了尚在市面上流通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鈔票，進而宣布廢除了此種紙幣，成功地完成了整理工作。與此同時，宋子文以財政部名義接管了北伐時期由國民政府總司令部發行以充軍餉用的中央輔幣券兌換事宜，在北伐戰事所經地區設置兌換所，經過一年左右時間，陸續將中央輔幣券全數收回，予以封存，不再流通。

  在陸續將一些仍在流通，但已無銀行支持的紙幣回收整理的同時，宋子文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採行金本位和廢兩改元的問題上。採行金本位，就是要把中國自古以來以白銀為貨幣、以白銀重量計值，以兩為本位的貨幣制度，改為國際上較為流行的金本位制。此一改革計劃是在美國著名貨幣專家甘末爾博士的指導之下進行的。雖然由於很快發生世界性經濟危機、英國放棄金本位制，以及無法籌到足夠的儲備金等原因，這一改革未能實現，但是，國民政府於1930年2月1日起宣布將海關進口稅改為徵收價值較穩定的金單位，進而財政部亦宣布商人完稅可以在以銀洋、英鎊和美元向海關兌換關金券的同時，再直接購買並開立關金券活期存款戶頭，以防匯價漲落，從而使關金券逐漸進入市場而成為實際支付工具。這仍舊有利於動搖傳統的銀本位制。

  採行金本位制未能成功，宋子文並沒有改變統一幣制的決心。經過幾年時間的慎重準備，鑑於「九一八」事變後洋厘驟跌，上海銀圓過剩，城鄉銀兩漸趨枯竭，而上海造幣廠在擔任過美國國家造幣廠廠長的羅伯特·格蘭特的指導下改造成中央造幣廠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1932年7月7日，宋子文正式宣布將廢除銀兩，完全採用銀圓，統一幣制。1933年3月1日，中央造幣廠正式開鑄統一的標準的銀圓。一周後國民政府公布《銀本位幣鑄造條件》，宣布銀本位幣之鑄造專屬於中央造幣廠。根據財政部的命令，3月10日上海各業首先開始實行銀圓本位，銀錢業取消洋厘行市，同日海關稅收亦改收銀圓。4月6日，在上海試行的基礎上，國民政府發布訓令：所有公私款項之收付及一切交易均改用銀幣，不得再用銀兩。由於整個準備工作較為充分，廢兩改元一舉取得了成功。它不僅使貨幣計算單位由繁變簡，使不同的銀圓歸於統一，便利了民眾的生活，而且大大提升並鞏固了中央政權的地位，促進了國內貿易的發展，為整個國內市場乃至整個國家的日趨統一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廢兩改元雖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具有積極意義，但是，中國不是產銀國而是用銀國，繼續實行銀本位幣制，難免會繼續受到世界銀價不穩定的影響而使中國的經濟難以保持穩定。在1929-1933年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過程中，世界市場上的銀價時漲時落，對中國經濟造成很大影響；再加上列強各國為了轉嫁經濟危機，紛紛放棄金本位，並採取貨幣貶值的政策，從而造成中國銀圓價格大幅抬高，國貨出口成本加大，而外國商品卻得以大量對華傾銷，國內農、工、商各業受到沉重打擊。1934年6月，年產銀量占世界總產量66%的美國宣布實施《購銀法案》，授權其財政部可以高價購買國外白銀，此舉造成世界銀價飛漲，中國匯價因此而激升，且大批白銀外流。從1934年7月1日到10月15日，僅3個半月時間，中國白銀外流量就達到2億元以上。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心恐慌，在各大城市相繼出現了白銀擠兌風潮，造成不少銀行停業或倒閉。1935年僅上海一地就有14家銀行被迫停業，其資本額總計達210萬元。而白銀大量外流，導致白銀準備銳減，從而導致通貨奇缺，物價持續跌落，1935年比1932年至少下跌了23.9%。商業的不景氣，自然牽連到工業不景氣，僅上海一地，1935年就有238家工廠倒閉，829家工廠被迫改組。為遏制白銀外流，財政部從1934年10月5日起採取緊急措施徵收銀出口稅和平衡稅，規定凡運銀本位幣或廠條出口，征出口稅7.75%,運大條寶銀及其他銀類出口，征出口稅10%。但事實上，美國並沒有因為中國加征白銀出口稅而停購白銀，反而繼續增加白銀的收購量，世界的銀價因此繼續上漲，結果是加征出口稅和開徵平衡稅只能促使內外勾結的走私活動進一步猖獗，並不能遏制白銀的大量外流。僅1934年12月就有價值2000萬元的白銀走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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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銀大量外流，直接損害了中國的國民經濟。根據中國政府通過駐美大使遞交給美國國務院的一份備忘錄，1934年白銀的出口量已是歷史最高記錄1907年的5倍。1934年下半年的對外貿易比上半年下降了16%,實業債券下降了10%,上海地價下降了15%,工業證券下降了7%,商業倒閉的情況在各地蔓延。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不得不下決心實施法幣改革。

  1934年10月，為徹底解決因銀本位制而造成的金融危機，蔣介石在漢口秘密召集宋子文、孔祥熙進行磋商，決定實施法幣改革，徹底廢除銀本位制。據此，國民政府一方面由宋子文與美籍顧問楊格等人著手規劃和草擬各種幣制改革方案，一方面極力邀請美、英等國派財政專家來華協助。由於英國在中國的投資遠遠超過其他歐美國家，在中國的經濟權益最大，因此，英國方面一直對美國實施白銀政策、迫使中國對白銀出口徵稅高度關切。它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由財政、外交和殖民各部以及英格蘭銀行等部門的官員組成，探討緩解中國經濟危機的可能出路。1935年3月3日，英國政府提議由英、美、法、日4國共同援助中國，但日本堅決反對，美國亦態度消極，此舉自然未能成功。

  美國不顧中國方面的嚴重危機，堅持利己的白銀政策，不可避免地引起越來越多的中國經濟學家以及銀行家、企業家和商人們的強烈不滿。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反美情緒的出現，各大報紙都紛紛撰文指責美國是造成中國經濟危機的最大禍首，一些人甚至公開提出了抵制美貨的問題。這種情況不能不使英國感到擔憂。為避免和美國一樣在遠東處於不利地位，英國政府決定派遣英國第一流財政專家、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來華，考察英國在華貿易情況，並協助中國政府解決財政與金融問題。

  李滋羅斯及其英國財政部官員帕奇和英格蘭銀行的羅傑士等一行於1935年9月21日抵達上海。李滋羅斯來華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秘密協助中國的財政部制定法幣改革的方案。經過反覆協商和論證，並且在吸收了各方的意見之後，國民政府財政部於11月3日正式宣布實施法幣改革。財政部當天發出的《財政部改革幣制令》宣布：「一、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如有故存隱匿、意圖偷漏者，應准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處治。二、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以外，曾經財政部核准發行之銀行鈔票，現在流通者，將其照常行使，其發行數額，即以截至十一月三日止的流通之總額為限，不得增發，由財政部酌定限期，逐漸以中央鈔票換回，並將流通總額之法定準備金，連同已印未發之新鈔，及已發收回之舊鈔，如數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保管。其核准印製中的新鈔，並俟印就時，一併照交保管。」為保證法幣政策順利推行，財政部在發布實施法幣令的同時，時任財政部長的孔祥熙專電各省主席、各市長、各司令、綏靖主任等，要求嚴飭所屬，剴切曉諭，俾眾周知，並轉令軍、警，對中央、中國、交通銀行分行及其他銀行予以保護。蔣介石也電令各地軍政機關切實協助，並對各銀行嚴加保護。

  根據國民政府公布的《兌換法幣辦法》，自1935年11月4日起，3個月內各地銀錢行號、商店及其他公共團體和個人持有銀幣、廠條、生銀、銀錠、銀塊及其他銀類者，均應就近交各地兌換機關換取法幣；各代理機關，如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委託之銀行及其他支行或代理兌換機關收兌的銀幣、廠條、生銀等，應即送交附近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兌換法幣。但是，法幣的推行並非一切順利。法幣改革的突然實施，也促成了各類奸商抬價居奇，擾亂金融市場，南京政府的一些官員也乘機大撈了一把。他們和不法商人相勾結，操縱部分商品的價格，以致糧價一時猛漲，影響了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另外，許多民眾長期習慣使用銀幣，對政府用不兌現的紙幣代替鑄幣向來持懷疑甚至抵制態度，這對政府強行推行法幣的政策實施，不能不產生一定的阻力。更為重要的是，一些省份，特別是偏遠地區的省份仍存在著割據現象，貫徹的難度不一。如河北、山東、山西、綏遠、甘肅、寧夏以及北平、天津等省、市，對法幣政策基本贊成，卻不同意將庫存及兌換的白銀運出該地，對取消省地銀行發鈔權也心有不甘，因此對中央法幣政策暗中抵制。如冀察政務委員會不僅不讓中央接收河北省銀行，而且在1936年5月23日明令河北省銀行為發行鈔券的統一機關。山西和綏遠因在「山西王」閻錫山的控制下，法幣政策公布後，閻錫山就立即在山西成立了「實物準備庫」，發行土貨券，凡欲購買該庫所有晉省土產者，須以現款向晉銀號調換土貨券，方可購買。其控制下的四大銀號亦不顧中央禁令繼續發行紙幣。據稱到1937年，山西省銀號發行的新省幣即達2500餘萬元，鐵路銀號新發行紙幣1000餘萬元，墾業、鹽業兩銀號也各發行新幣500餘萬元。四大銀號共發行新幣達4500餘萬元。而廣東、廣西和雲南則乾脆明確採取了抵制的態度。1935年11月4日財政部發布法幣令，6日，廣東省政府規定實行6條管理通貨辦法，明確規定從11月7日起，以廣東省銀行之銀毫券、大洋券及廣州市立銀行之憑票為法定貨幣，所有完糧納稅、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此三幣為限。13日，又頒布廣東法幣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明定發行管理準備委員會由廣東省政府、商會及金融界領袖專家組成，奉廣東省政府命令，保管準備金。廣西和雲南的做法亦是如此。面對這種情況，國民政府亦不能不採取靈活變通的辦法，或把兌換的時間適度延長，或聽任少數地方變相地保持舊有的幣制。

  法幣改革畢竟是中國貨幣金融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近代以來，隨著軍閥割據的形成，軍閥們紛紛發行紙幣以自肥，全國有數十家銀行在發行紙幣。除最具代表性的滬鈔、津鈔、漢鈔、渝鈔、粵鈔、晉綏鈔外，僅廣東汕頭一地，就有42家錢莊在發行紙幣。一地通行的紙幣，一出境即同廢紙。甚至一省之內（如四川）甲地與乙地的紙幣亦不能通融。省與省如同國與國，出入省境必須兌換對方通用的貨幣，否則寸步難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曾多次明令各地銀行非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不得私自發行紙幣，但是截至1935年11月3日，經財政部核准發行紙幣的商業銀行和省銀行僅有浙江興業、四明、中國農工、中國通商、邊業、大中、中南、浙江地方、北洋保商等12家，其他地方銀行卻不聽政令，我行我素，甚至發行額根本不受準備金的限制。廣東省發行毫幣24958萬元，現金準備只有1074萬元。四川地方銀行發行主輔幣鈔票33076841.70元，準備金只有3067904.98元，短缺達30008900餘元。1935年廣西銀行在沒有增加一分準備金的情況下，只因白崇禧的干預，就發行了紙幣103748075張，總量達79924807元。這些情況都嚴重地影響甚至阻礙了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改變這種情況乃是大勢所趨，不得不然。事實上，南京政府自成立以來，就一直在向著這個方向努力，財政部為此甚至不惜花130萬元的高薪聘請美國甘末爾博士等財政專家來華協助改革，並早就出台過一個由中央銀行獨立發行鈔票的幣制改革方案，但始終未能付諸實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政治和軍事的統一尚未能夠取得，地方仍可置中央於不顧而自行其是。1935年的法幣改革之所以能夠推行，一個重要原因，也正在於國民政府的政令和軍令已經可以通行於全國各主要省份。政治和軍事的統一真正解決了，幣制統一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以幣制最為混亂的四川省為例。1935年中央軍入川前，四川不僅對中央的幣制改革不感興趣，就是省內各地之間的貨幣亦是亂成一團。中央軍以圍剿紅軍的藉口進入四川之後，四川逐漸被納入到中央的體系之中，失去了與南京政府抗衡的可能，川幣的統一也就成為可能。中央軍入川不過半年時間，蔣介石就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發出布告，限令川省過去使用的所有貨幣一概作廢，自9月15日起，一切公私交易均須以中央鈔為本位，當地鈔票10元換中央鈔8元，限11月20日調換完畢，逾期不換者作廢。命令發布之後，雖也產生了一些騷動，但很快均被平息，中央鈔很快取代了四川過去各式各樣的鈔票。由此可見，凡南京中央政府政令、軍令得以通行之地，法幣改革均可順利實施。故各主要省份，如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貴州、河南以及上海等省、市，對實施法幣改革均無困難。河北、北平、天津等地，因在中央政令、軍令可以貫徹的範圍之內，故其變相抵制也只是暫時現象。廣東、廣西等省的抵制，隨著1936年兩廣事變被平息，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

  法幣改革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是明顯的。它不僅迅速化解了金融危機，而且通過加大貨幣流量的辦法，使原本不斷下跌的物價得以迅速回升，重新刺激了工、農、商各業的發展，使國民經濟漸趨繁榮。它改變了社會經濟生活中大量使用笨重且不統一的金屬貨幣的習慣，不僅順應了歷史潮流，也便利了商品交換，同樣對經濟生活益處極大。而廢除銀本位制，實行白銀國有，賣銀換匯，穩定法幣匯價和金融行市，也有利於對外貿易的發展和國際收支平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過法幣改革，國民政府將全國存銀1/3以上統統收歸國庫，不僅有力地保證了法幣的發行，而且也極大地促成了匯價的穩定。這是因為，由於有數額龐大的白銀在手，中央、中國和交通三銀行也就有了無限制買賣外匯的基金，可以很容易地穩定匯價，建立法幣的國際信譽。事實上，從法幣正式發行的第二天起，中央銀行就開始每日掛牌公布匯價。當時規定法幣1元等於英鎊1先令2.5便士。據此換算，每100法幣等於29.75美元，等於103日元。由於外匯儲備充足，匯價以得長期保持穩定，法幣對英鎊、美元和日元的比價，一直到1938年3月都很少變動。

  當然，如此巨量的白銀封藏國內，仍有相當風險，一旦遇到國際銀價下跌，就難免會造成嚴重損失；何況，中日戰爭隨時有爆發可能，一旦戰事發生，白銀不及外運，更是不堪設想。因此，國民政府從法幣政策實施之初，就一邊藉助於英國政府的幫助，一邊又暗中與白銀大國美國密切相商，請其收購白銀。1935年11月13日，兩國正式簽訂協議，美方同意以每盎司6.625角向中國購買白銀5000萬盎司，要求中國所得款項悉數作為穩定新幣值之用。4個月後，中國又派陳光甫等赴美，再次請求美國收購中國的白銀。5月15日，雙方正式簽訂《中美貨幣協定》，美國再以每盎司4.5角向中國購買白銀7500萬盎司。另以5000萬盎司為擔保，貸給中國2000萬美元。美國政府的條件是，南京政府答應擴大白銀用途，維持貨幣制度獨立，保證法幣不與世界任何貨幣集團連鎖，且至少保持25%的白銀作為發行法幣的準備金。如此一來，中國的法幣準備金不僅有大量白銀作基礎，而且可用大量外匯充之；中國的法幣不僅與英鎊掛鉤，而且以美元集團為後盾，其穩定度自然更高。依賴於英鎊、美元的法幣雖然仍擺脫不了外幣的影響，做不到十分獨立，國民政府以白銀兌換的黃金和外匯也基本上存放於外國，70%存放於美國，30%存放於倫敦，其受制於美、英十分明顯，但在當時條件下，這種做法客觀上不無積極作用。這是因為，隨著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法幣與英鎊和美元掛鉤，黃金和外匯存放在美、英，這些大大加強了中國與英、美等國的政治經濟聯繫，並有利於國民政府採取不屈服的武裝抵抗的立場。

  實際上，國民政府實行法幣改革的好處還不止這些。由於政府銀行獨享貨幣發行權，原為地方及商業銀行分占的發行利潤大部已歸政府所有；法幣發行且由最初的白銀十足準備，改為收回6元銀幣，發行10元法幣，降低了40%。政府只要收回8億銀幣，就可發行12億法幣，這無形中又增加了1/3的收入。政府再將白銀換成美元和黃金，其財富大大增加，從而不僅使金融危機和政府財政困難迅速解決，而且到1936年秋天，中國的舊外債大部分已經清償。而對國民政府更為重要的一點還在於，地方上貨幣發行權被取消，白銀又被收為國有，其財政上不得不更加依附於中央，各省之間因貨幣、市場的統一，商品交換、經濟交流更加密切；隨著法幣流通範圍的擴大，民眾對法幣信用的依賴程度提高，政府的威信也有所提高，這些都使國民政府同地方政府、同全體國民的關係密切起來，無形中加強了全國經濟、政治、思想的實質上的統一，也有利於對付來自日本的大規模軍事入侵。

  從關稅自主，到裁撤厘金統一稅收，到廢兩改元統一貨幣，到實行法幣政策，再加上發展金融，建立國家銀行，注重交通建設，增修鐵路、公路，開闢航空線路，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已日漸形成，中國的國力逐漸加強。就中央政府而言，經過多年的經營，南京政府還在金融、軍工、工礦、商業和交通各部門，成功地創立了官營經濟的重要基礎。到1936年，國營或曰官營資本已經在金融、軍工、交通運輸以及商業等行業中取得了壟斷的地位。金融業和軍工業不用說了，在工礦業方面，南京政府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通過建設委員會、國家銀行、實業部、資源委員會等，沒收和籌建了一大批國營企業。國民政府的官營事業，首先來自於沒收北洋軍閥的官辦企業，其次也有相當部分是靠沒收涉嫌違法或虧本的商辦企業。如金陵電燈管廠，原是建立於民國初年的官營企業，1928年被建設委員會接收合併，改為首都電廠，資產額不過50萬元。經過建設委員會發行公債，擴充發電能力，到1937年其資產已經增至1300萬元。又如湖南長興煤礦、江蘇戚墅堰發電廠等，原為商辦或合資企業，均被南京政府收歸國有，交由建設委員會接辦。同時，建設委員會還自辦一批工礦企業，如淮南煤礦和電機製造廠等。南京政府通過國家銀行的金融獨占地位向工業領域擴張，則更為方便。到1937年上半年為止，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利用債務關係或通過破產收買的方式取得的民營紡織廠就在15家以上。1937年3月，中國銀行還趁南洋兄弟菸草公司資金周轉不靈之機，以每股5元的低價（當時的票面值是15元，市場價是7.8元），購買了該公司20萬股，控制了這家當時中國最大的民營捲菸廠。幾乎同時，渤海化學公司破產，中國銀行承付該公司債款120萬元，就控制了該公司。資源委員會和實業部則大半是通過投資或合營方式來創建企業的。實業部屬下三大工廠，中央機器製造廠是由英庚款項內撥付投資的，中國酒精廠是與華僑及滬商合辦的，中國植物油料廠則是與川、鄂、湘、浙、皖、贛6省政府及油商合組的。資源委員會辦廠的啟動資金，則來自於德國向中國提供的1億金馬克信用貸款中的一部分，以後南京政府又撥款3000萬元，資源委員會據此得以陸續建廠25家。在商業方面，南京政府早就開始實行商業統制政策，1933年全國經濟委員會即設立了棉業統制委員會，從事棉種改良，規定棉價，組織銀行貸款等。次年，經濟委員會又設立了蠶絲改良委員會，重點是統制產銷，尤其是統制繭行，統一收購，壟斷市場。1936年，資源委員會壟斷了全國鎢、銻的生產和出口。孔祥熙控制的天津祥記商行，專門從事匹頭、顏料、煤油等商品的買賣，在全國各大城市都設有商號。宋子文任董事長的中國棉業公司開張第一年原棉交易總額即達1300萬元，經銷紗布即達500萬元，信託業務300萬元，已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商業壟斷組織之一。1937年，宋子文又在廣州成立了華南米業公司，資本1000萬元，壟斷了華中、華南大米的運輸和銷售。再加上南京政府先後設立的中國糧食公司、中國植物油料公司、上海中央魚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茶葉股份公司等商業壟斷機構，商業領域的許多行業其實已經被政府或官僚資本所控制。

  就民營經濟而言，由於南京政府再三頒布法令，獎勵人民投資創辦各種新興工業、小工業和手工業，包括鼓勵華僑回國興辦實業，減免捐稅等，在這種情況下，民族工業的發展也開始逐漸從經濟危機和外商擠壓中復甦過來，頗有奮起之勢。如1927年全國華商紗廠擁有紗錠數為209.90萬枚，1936年達到274.60萬枚，增加了近31%;華商紗廠布機數由1927年的1.35萬台，增加到1936年的2.55萬台。又如，從1931年到1936年，華商電廠發電量年平均增長率都在13%以上。再如機器繅絲業，1929年是中國歷史上桑蠶絲產量最高的一年，華商絲廠達到360家，有絲車12萬部，生產廠絲8.94萬公擔。後因世界經濟危機，絲的需求量驟減，再加上日本改進了制絲技術，人造絲大量侵占真絲市場，華絲難與競爭，導致大批絲廠倒閉或停產。到1935年下半年以後，華絲再現起色，1936年全國開工絲廠又達到180餘家，廠絲總量又達到7.08萬公擔，接近於1929年水平。再比如，麵粉業在1931年以前較為發展，全國麵粉廠157家，僅華商就占148家。受東北淪陷影響，關內麵粉業銷路受阻，再加上日粉入口可免稅，歐美過剩麵粉向中國傾銷，導致華商工廠大批停業。至1933年，南京政府改訂關稅稅則，每擔麵粉進口加征進口稅0825金單位，1935年又對出口麵粉實行退稅辦法，並全數退還運銷東北所征的稅款，大力調整鐵路運費，積極支持民營麵粉業，從而使麵粉業渡過難關。到1936年，全國機器麵粉工廠實存152家，日生產能力達到45萬包以上。同樣，火柴業也受到政府政策的全力扶持和挽救。1928年全國有火柴廠180家，資本總額2400餘萬元，後受到瑞典火柴傾銷打擊而紛紛倒閉。對此，國民政府給予了大力扶持，1930年12月，政府將火柴進口稅率由7.5%提高到40%,加強國產火柴的競爭力，使進口火柴從1930年的1.77萬箱減少到1933年的1461箱。同時，國內華商亦實行產銷聯營，抑制同行競爭，從而使相當數量的火柴廠得以維持和發展。

  南京政府對農村也採取了一些有利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鼓勵農村信用、運銷和供給合作事業。1931年，國民政府公布了《農村合作社暫行規程》，1933年又設立鄂、豫、皖、贛4省農民銀行，並成立了農村復興委員會，1934年更頒布了《合作社法》等。所有這些措施，都推動了以農民集體信用向銀行取得低息貸款避免高利貸，通過集體販賣、購買避免商業資本中間盤剝的合作式生產經營形式的推廣。

  這個時期民族經濟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五卅」慘案、「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以及華北事變和「一二·九」運動的發生，激發起國民廣泛的民族主義熱潮，國內接連出現抵制外貨、提倡國貨運動，這些都為中國的民族工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機會。特別是在包括國家趨於統一、法幣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政治經濟積極因素的推動下，經濟增長的這種趨勢就更加明顯了。僅上海一地開設的機器廠，1935-1937年就達到87家，超過了過去10年的總和。1935年以前，國人投資工業資本極少有超過百萬元的，而1935年以後國人投資資本達百萬元，甚至千萬元的工廠很多。如中央機器廠、中國酒精廠、永利公司錏廠等資本都在千萬元以上。受此影響，工礦業生產量這時也逐年增加。電力、水泥、火柴、棉紗等均較前有明顯增長，而交通、貿易也都有了一定的發展。農業生產的增長尤其明顯。中國糧、棉第一次實現自給，農產品輸入逐年減少。如1933年輸入稻米1295400公噸，1937年已減至345725公噸；1933年輸入小麥1353062公噸，1937年已減至86767公噸；1933年輸入棉花120606公噸，1937年則減至15318公噸。十分明顯，儘管這個時候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仍舊很慢，工業產值只占到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0%左右，對外國資金、技術、市場的依賴程度過大，且官僚資本的膨脹對民族工業的發展具有相當的阻礙，但是，如果1937年不爆發「七七」事變，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提升，應該還有相當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