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在「攘外」與「安內」問題上的輿論整合

  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侵略「逆來順受」，「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的態度，非常不得人心。除了各反蔣派藉此用各種方式抨擊中央政府，甚至想取而代之以外，更主要的其實還是整個社會輿論的壓力相當大。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日起，大批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就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他們一方面積極發起和組織各種反日團體，一方面打電報，發宣言，甚至斷手指、寫血書來表明他們誓與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的堅強決心。天津北洋工學院院長王季緒，北平清華大學講師吳其昌全家甚至公開宣布絕食，以此來表示他們對當局不抵抗主義的不滿。與此同時，學生請願風潮也迅速從南京刮到上海、杭州、北平、濟南、武漢、太原等地，不僅出現了各地10萬學生臥軌攔車上京請願的場面，而且還先後發生了請願學生打傷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及其他高級領導人、衝擊國民黨中央黨部、搗毀中央日報社的激烈舉動。從這時部分青年學生赴京請願團體所散發的宣傳品上可以看出，他們之所以如此衝動，就是因為對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主義和單純依賴國際聯盟來解決問題的做法極端反感。他們斷言：「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向我們進攻了，國際聯盟就是企圖瓜分中國的機關！不鬥爭就是死亡！」因此，他們公開「命令政府立即收回東北失地，立即退出國聯，立即全國總動員對日本絕交」!他們甚至威脅南京政府，如果政府不能執行這種主張，他們就要要求：「（一）政府交還政權與人民；（二）罷稅，罷工，罷課；（三）自動組織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而「如果政府不能執行這種決議，我們就要聯合起來打倒他！」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輿論都是批評政府的。同激進的青年學生站在一起的上海光華大學教授王造時、羅隆基以及《生活周刊》主編鄒韜奮等，在當時知識分子中是屬於觀點比較激進的一派。他們認為：中國雖弱，卻絕不是不能對日宣戰，以中國之大，「日本現在是吞併不了中國的」，它充其量只能「蠶食中國」。因此，對日宣戰總比不抵抗要強得多。因為中國大，且民心可用，長期堅持下來，日本自然難以維持，結果將「促成日本帝國主義之必然的崩潰」。但他們同時也公開承認，對日宣戰，戰爭的結果多半將是中國「完全失敗」，「大受犧牲」。他們堅持宣戰的觀點僅僅在於，必須堅決阻止日本蠶食中國，在此過程中，一方面要「把這件事情擴大範圍，變成國際上的重大問題，使列強共同起來干涉日本的行動」，另一方面就是要借抗日激發國民愛國熱忱，化除黨見，造成國家統一的基礎。

  由此不難看出，即使這個時候最為激進的知識分子，多半也是贊成南京政府把問題提交到國聯去，請列強各國向日本施壓和干涉的。他們與南京政府不同的僅僅在於他們相信東北原本就是日本的勢力範圍，如果不把戰爭引向內地，使之嚴重威脅到列強在中國的利益，列強各國是不會對日本進行干預的。與此同時，他們也同樣支持南京政府安內和統一，只不過他們相信「先安內後攘外」、先統一後禦侮是本末倒置，既然日本入侵，正好可以「借對外的機會來解決內政的問題」。辛亥以來，中國始終處於兵連禍結、黨同伐異、四分五裂的混亂之中，幾乎所有愛國的知識分子都強烈地盼望著中國能夠儘快實現統一。國民黨成功完成北伐並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後，許多人都一度對之抱以熱切的希望，沒想到國民黨自己也是派系紛呈，爭權奪利，以致兵連禍結，愈演愈烈。如今大敵當前，終於為一般愛國的知識分子要求國民黨放棄內爭、革新政治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會。他們相信：「我們要救中國，首先要統一，要統一中國，就需要認真地對日宣戰！」因為對日作戰，「必須集中全國力量，上下一致，萬眾一心」，因此，「集中全國力量，上下一致，萬眾一心」，必然成為大勢所趨。政府完全可以乘此機會以抗日為號召，統一中國各派政治勢力。當然，前提是，國民黨必須「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

  主張「立息內爭，共御外侮」，迅速實現全國統一，這在「九一八」之後已經成為廣大知識界的一種異常強烈的共同願望和要求。在有王造時、羅隆基等署名的上海大學教授聯名給國民黨中央的上書中，除了要求政府對日必須堅持無條件撤兵及保留賠償、道歉諸條件萬不可稍有讓步外，更多地提出的其實還是內政問題，即要求集中全國賢能，組織國防政府；尊重人民固有之權利，切實保障人民在法律上應享的一切自由。在這裡，主張統一併取消「黨治」的要求躍然紙上，而宣戰要求事實上卻被外交解決的傾向取代了。正如此時《大公報》社論所說：「統一之局，遲遲不成，內外人心，惶惑不定，以之對外，如何有力？」

  

  「九一八」事變發生不過一個多月之後，在民間輿論中那種強烈求戰的呼聲明顯地開始弱了下去。能戰固然好，但以現在中國四分五裂的混亂虛弱局面，豈是對日宣戰所能驟然改變的？且主戰者也明白承認，戰端一開，非五年十年不能有結果，如此國家統一和建設又豈能有所成就？國家不統一、不建設就沒有實力，沒有實力又如何能夠以武力收復失地？於是，所謂「我方既無武力奪回之成算，結果仍必歸之外交解決」之說，又頗得一部分知識界名流的贊同。甚至，注意到日本方面於10月間公開發表了解決滿洲事變的五項條件，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胡適甚至直接致函國民黨領導人，主張不失時機地對日直接交涉，力求與之達成妥協。

  日本這時向中國及國聯提出的解決滿洲事變的條件是：「（一）否認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動；（二）尊重中國領土之保存；（三）徹底取締妨害相互通商自由及煽動國際的憎惡之念之有組織的運動；（四）對於滿洲各地之帝國臣民之一切和平之業務與（予）以有效的保護；（五）尊重帝國在滿洲之條約上的權益。」對於這樣一種完全抹煞日本侵略行為，並且要求中國變相承認早已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給予日本在滿洲以特殊權益的解決辦法，不僅國人，就是南京政府在國聯的代表也是持斷然拒絕態度的。但胡適卻認為，與其讓日本占領東北，不如承認1915年《中日條約》，如果這樣可以恢復東北三省的領土與行政權的完整，「我們實在想不出有何理由可以固執這條約的否認」。顯然，在胡適等人看來，這應該不失為暫時制止日本繼續侵占中國領土的一種必要的外交策略。只是，胡適等人的意見，在當時國內反日浪潮高漲的情況下，自然沒人理睬。

  1932年10月下旬，黑龍江馬占山部打響了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槍，國內求戰之聲頓時一浪高過一浪，就連南京政府為阻止日軍推進而向國聯提出的劃錦州為中立區的建議也因國內各界的強烈反對而不了了之。輿論的作用，促使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專門通過了一個《請蔣主席速北上保衛國土收復失地案》，並公開宣言「準備武力收回東三省」。會議還宣布，要儘快召集國難會議，邀集國內社會各界名流學者共同商討救亡禦侮之策。

  在國民黨代表大會宣布要武力「收復失地」後不幾天，蔣介石就公開宣布了其既定的「國策」，即：「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故今日之對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之統一，不能為功。」

  以安內統一作為攘外禦侮的基本前提，這也是眾多知識分子的觀點。問題僅僅在於，將以何種手段來「安內」，又將在何種前提下來「統一」？還在蔣介石發表上述談話之前，人們其實已經在強調對日作戰應有準備。而備戰之道是：第一在改革政制，喚起民眾；第二在開放黨禁，改組政府。融合了大批主戰和主和的名流學者參加的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於1931年12月20日成立之際公開宣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國內一部分人之集團，標榜黨治，自居於統治階級，而忽視大多數國民之國家主人地位，此其自侮一；此一部分之集團……行使統治權時惟務揮霍……粉飾太平，以相炫耀，此其自侮二；既成一黨，而黨內派別分歧，門戶鼎立……競奪公私各權，此其自侮三；黨外人民，則回復民國以前專制時代不談政治之狀態，對於國家大政，或箝口結舌，或動為腹誹……此其自侮四。」而今「惟有立時解除黨禁，進行制憲，以樹立百年根本大計」。其目前最低限度，亦應「從速禁止各黨部迫壓民眾，干涉行政，並保障人民結社集會及一切自由」，同時「即日歸政全民，召集國民會議，產生救國政府」。不難看出，目睹國民黨幾年來厲行專制統治，自身卻爭權奪利，混戰不已，眾多知識分子都相信只有乘此機會促使國民黨開放黨禁，成立一個無黨派的「國防政府」，才能集中全國人才很好地領導整個國家走出困境。而思想左傾的知識分子，這時更是相信應當首先建立一個「民主政府」或先「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以便發動民眾，使之自動武裝起來，以擔任對日宣戰的責任。由此可見，人們這時固然也在不同程度上主張安內與統一，但與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的統一之道卻完全背道而馳。

  就在南京政府宣布「準備武力收回東三省」之後不幾天，遼西重鎮錦州就被日軍輕而易舉地占領了，這對廣大愛國知識分子在心理上不能不是一次重大打擊。他們由此對於依靠國民黨政府實現禦侮救亡更加懷疑，而對於取消黨治更有切膚之感。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變爆發，「十九路軍抗命應戰於前，國家中樞改弦易轍以東電響應於後」，於是人們又相信「政府卒以民意為歸依矣」，從而歡呼「是誠暴日入寇一百四十日以來最可欣慰之事」。一時間，人們懷著無限激動的心情大聲疾呼：「自此以往，已無復枝節之討論，及政策之選擇，我全國國民之前，只有一條死裡求生之路，所有階級利害，黨派感情，思想派別，個人愛憎，事實上完全一掃，蓋整個民族將被摧毀，受蹂躪，左傾右傾，皆成廢話，資本勞工，同受犧牲」，「今日無論何黨何派，新舊左右，皆當集中目標，齊赴國難」，「此誠理有固然勢所必至也」。然而，一個多月之後，當他們發現「我國軍隊不以戰敗而退，突以後援不繼而退，馴至前功盡棄」，於是又痛心不已，並且不能不重新注意到南京政府「無以洗刷其無志禦侮之嫌疑」。

  上海抗戰的失利，使社會各界，特別是廣大愛國知識分子深受刺激，從而加劇了他們對於取消黨治、實行民主憲政的強烈渴望。北平、上海兩地被邀參加國難會議的社會名流學者紛紛聚會，討論改革內政的辦法。人們幾乎一致主張：對日作正當防禦，抵抗到底；從速結束黨治，實施民治。而結束黨治的辦法有：「曰厲行政權治權在民之原則也；曰國民黨決議案對國民不生效力也；曰停止國庫或公款支付黨費也；曰出版及政治結社之自由也；曰廢棄國民黨之開會儀式也。」而根本解決，則非實行憲政不可。一時間，各種報刊雜誌大談民主自由與開放黨禁問題，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也不得不含糊其辭地表示願意實行憲政。但實際上南京政府卻明確反對在國難會議上討論任何政治問題，以致當行政院長汪精衛宣布限定討論範圍僅為禦侮、救災和綏靖三事後，大批知識界代表拒絕出席。到4月7日開會時，到會人數竟只有原定人數的1/3.

  南京政府必欲堅持一黨專政的頑固態度在1932年4-5月可以說是暴露無遺了。儘管國難會上並沒有人公然要求開放政權或取消黨禁，充其量只是有些代表提出了早日結束訓政和開放言論自由的主張，但會議之後國民黨人還是不依不饒，接連在各種場合對這些代表痛加斥責。而當4月下旬國民黨內部也有人主張提早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之後，汪精衛等則赤裸裸地表示：「如果沒有國民黨，就斷然沒有中華民國……黨亡而國亦隨之。」這就給社會各界名流學者藉機發起的民主憲政運動當頭一打擊。很快，人們的態度明顯轉向激烈了。一向溫和的馬季廉公開主張：「現在我們人民要自動組織一個能夠肩荷政治責任的團體，要自動設置一個代表民意的機關。到了相當時期，如果政府再不能盡他的職責，我們便只好自動組織有力的政府。」而王造時、張君勱、張東蓀等則尖銳地指出：「國民黨的統治已經到了日暮途窮，非變不可了。而變的方法……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使各黨各派有公開平等競爭的機會，使政治爭鬥的方式用口筆去代替槍炮，使一般國民來做各黨各派最後的仲裁者。還有一條路，是用武力去推翻現狀，建立新政權，這就是革命。」王造時甚至揚言，他雖然主張先用和平方法來改良，但「如果和平方法不能走通，我是沒有理由可以反對革命的」。

  當然，不滿歸不滿，大敵當前，大批中間派知識分子到底還是不願看到國內出現混亂。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明確認為：「督促政府早日實現憲政」固屬必要，但方法上目前多半還只能「忠告現在掌握政權的國民黨至少先在黨內建立和平方式改換政權的制度」。這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日趨嚴重的外患與此起彼伏的內戰，民主問題、憲政問題到底還在其次。揚言「不倚傍任何黨派」而聚集在《獨立評論》雜誌周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丁文江、翁文灝、蔣廷黻、傅斯年等，公開主張對民主和憲政不宜操之過急。丁文江明確認為：「好的政府固是我們所希望，而沒有了政府乃是萬萬不得了的……在外患危急的時候，我們沒有替代它的方法和能力，當然不願意推翻它……今日之局，國民黨一經塌台，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亂。」

  5月下旬以後，喧囂一時的民主憲政運動迅速被廢止內戰運動取代了。這個由上海民族資產階級發起的以和平的「不合作」作為制裁內戰手段的運動，很快得到了知識界的贊同，因而很快形成了浩大的聲勢。

  中國這時的內戰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國民黨南京政府與國民黨各派系之間的內訌，一種則是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戰爭。由於後一種向來被南京政府以「剿匪」論之，因此，「廢止內戰大同盟」上海總會成立之際，竟不得不明確規定「將內戰意義確定為非剿匪性質之戰事行動」。不過，要把反共戰爭排斥在內戰的範圍之外，這在相當一批愛國知識分子看來卻是不可思議的。從民主政治的觀點出發，他們無論如何不能理解，為什麼國民黨南京政府就不能容許一個反對自己的黨派的合法存在？早在他們提出開放黨禁、團結禦侮的問題之際，他們就明確反對把共產黨目之為「匪」，斷言共產黨是「有嚴密之組織，有共信之主義，有實行之政綱，而又有國際背景」的政黨，不僅「不能目之為匪」，而且絕不是「剿所可滅」的。他們宣稱，覆巢之下無完卵，不僅「共產黨亦要國家，需舞台，此時應停止一切破壞工作，一致對外」，就是國民黨也應該改變政策，允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並作政治競爭，否則，「一致對外，徒成虛話」。至廢戰運動興起，丁文江等更進一步公開要求政府「正式承認共產黨不是匪，是政敵」。胡適甚至明確指出：「共產黨是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稅而不行一絲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內亂造成的，是政府軍隊『齎寇兵，資盜糧』造成的」，因此他主張南京政府「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計劃和行動」，切實去改良政治並且給人民以利益。顯而易見，人們這時對南京政府的「剿共」內戰深為不滿。他們清楚地知道，中國的安內統一，根本問題其實並不在於共產黨，而是國民黨自身的制度和政策問題，由於中國到處是貪官污吏的橫徵暴斂，即使沒有共產黨，也還是乾柴遍野，「遇風可燃」。《大公報》記者說得好：「中國五千年不聞共產黨，而亡國數度，是足知剿共縱奏凱歌，亦未必免於亡。」

  要解決國共內戰問題，僅僅要求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剿共」還不行，還必須讓與國民黨不共戴天的共產黨人了解國家目前的危險局面，以民族作為出發點。對此，儘管一些輿論頗感悲觀，聲稱共產黨高唱世界革命、勞工無國界，如何向其「喚起民族意識，停止赤化鬥爭」，但還是有相當一批中間派知識分子相信，共產黨也是中國人，他們領導人也會了解國家目前的危難局面，「以民族作為出發點，無論如何利害錯綜，然總可以尋得一個一致點」。因此，他們甚至提議派代表前往「赤區」去與共產黨的領導人進行接洽，以便商量一個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辦法。不論國共兩黨之間是否能夠達成一種諒解，至少應該實現一種暫時的妥協。丁文江說：目前情況下的任何「剿共」戰爭，都不會有結果，相反，只會使國家實力受到更大的削弱。為此，他要求國民黨不僅能夠允許共產黨的存在，而且應該允許共產黨在不向國民党進攻的條件下保持局部的割據，「做它共產主義的實驗」，即所謂「兩害取輕」。為此，他於1933年1月公開發表了《假如我是蔣介石》一文，提出：假如他是蔣介石，第一要立刻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第二要立刻謀軍事將領的合作；第三則要立即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惟一條件是在抗日期間彼此互不攻擊。

  隨著部分知識分子竭力鼓吹促成國共兩黨的妥協，要求停止「剿共」戰爭的呼聲漸漸形成一種不小的聲勢。鑑於「剿共」戰爭「事實上牽制數十萬軍隊，使不能北來守土」，因此各界人士也日漸認識到這場戰爭對於抵抗日寇的極大危害，把國共內戰排除在外的「廢止內戰大同盟」中也有人公然提出了《請政府容共廢戰以收復東北案》。而一些報紙記者固然不敢公開主張「容共」，卻也拐彎抹角地要求南京政府「開放黨禁」，試圖先創造一個使共產黨能夠「不以武裝暴動為手段」生存的政治前提。他們的理由很明白，即「對外是中國人與日本人的生存競爭，對內是中國人與中國人的主義競爭」，「在民族生存競爭上，不能談妥協，同族的主義競爭上，盡可談妥協」。因此，他們認為南京政府應「停止『赤匪』『共匪』這一切名詞，盡可公開的大膽的與共黨負責領袖，謀有條件的政治妥協」，因為「彼共黨者，亦中國人也，操縱其間者，亦多屬知識分子也」，只要有人溝通意見，未必不可以「開闢交涉之路」。但是，到1933年春，國民黨第四次「圍剿」在中共的鄂豫皖蘇區初步得手，對中共江西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計劃業已開始制訂，蔣介石正在沾沾自喜之中，他當然不會理睬任何停止「剿共」的意見。4月10日，蔣介石針對喧囂一時的廢止內戰的呼聲，在南昌公開發表談話宣布：「抗日必先剿匪……在匪未清前，絕對不言抗日。」蔣介石的談話清楚地表明了南京政府必欲堅持「剿共」戰爭的決心，從而使得中間派知識分子謀求停止「剿共」內戰的努力迅速化為泡影。

  1932年，胡適概括：「中國當前惟一的大問題，就是：怎樣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怎樣組織一個可以肩負救國大責任的統一政府？」胡適是熱心於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中少有的不贊同無條件擁護專制政府的人，然而他在這裡也沒有為「統一」設定必要的政治前提。這自然不是一種疏忽。胡適尚且如此，1933年以後自由派知識分子多半轉向理解和支持國民黨的專制體制，也就不難想像了。

  隨著「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日益加劇對中國的武裝侵略，多數知識分子不能不日益感覺到全國上下團結統一、一致對外的極端重要性。因此，在相當多的中間派知識分子的思想中，實現中國的統一已經或多或少地成了當務之急。在統一的前提下，他們要求民主自由，主張實行憲政，並且希望共產黨也能夠以合法政黨的形式參加在法律範圍內的政治競爭，但是，統一畢竟是第一位的。他們明確認為，沒有統一，四分五裂，就不成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獨立國家；沒有統一，爭戰不已，就無法進行應有的建設，因此就不能變成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就沒有與日本抗衡的實力。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固然在民主憲政以及停止內戰等等問題上不時地與國民黨南京政府發生著矛盾，但他們多半不願意因此與政府發生衝突，以致破壞本來就不是十分穩定的南京政府的統治。結果，當馮玉祥高舉「抗日救國」旗幟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時，他們中一些人公開地對馮玉祥與南京中央政府處於對立狀態而倍感「惋惜」。當第19路軍及國民黨各派領導人在福建以「取消黨治」為號召而發動事變、自立政府時，他們更是對這種反中央的行為表示強烈不滿。以蔣廷黻為代表的一派人的觀點是：「這個政府夠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這個國家夠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無論什麼口號，只要引起內戰，都是罪惡。一句話：「必須先保存這個國家，別的等到將來再說！」

  從激烈批評國民黨一黨專政、領袖獨裁、侵犯人權，到不願看到國民黨政府塌台，以致出現無政府或多政府的混亂局面，被日本人所利用，再到漸漸地走到主張支持國民黨專制體制，並且為國民黨建立專制體制尋找理論的和歷史的依據，相當一部分自由派知識分子經歷了這樣一種思想轉變的過程。以1933年蔣廷黻發表《革命與專制》一文為契機，丁文江、錢端升等都積極撰文，力倡在中國建立「新式獨裁」之必要與必須。據他們說，時至今日，這已經是一個不可免的階段了，因為中國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武裝集團。非如此，絕不足以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國。

  「必須先保存這個國家，別的等到將來再說」，這句話典型地反映出一部分中間派知識分子的矛盾心理。他們不是不要「別的」，問題是他們認定了中國正處在滅亡的邊緣，要救亡只能先承認既成的事實，在現有的條件下求生存，其他一切都談不上。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有一句著名的話：「未失的疆土是我們的出路。」他的觀點很明確：既然中國沒有武力收復失地的可能，那就應當千方百計不顧一切地保住現有的國土，並且全力以赴，以至不擇手段地謀求統一和增強國力的辦法。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即使胡適並不贊同丁文江、蔣廷黻等人同情國民黨維持專制統治的意見，但以他為代表的相當一批自由派知識分子也同樣反對那些主張另起爐灶的意見，他們甚至積極支持南京政府對日本採取妥協政策，力圖以此來換取日本在事實上承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相信這樣至少可以避免日本的進一步侵略，使中國能夠保有足以復興國力的資本。當南京政府尚不敢違反民意與日本商談東北問題時，是他們率先提出對日直接交涉，不惜以承認日本在東北特殊權益來換取日本放棄對於東北三省領土與行政主權的要求。當國聯報告書發表後，國人普遍指責報告書「維護日本利益」並變相「建議國際共管中國」之時，又是他們公開站出來為報告書辯護，稱報告書主張東北自治正可以取消「滿洲國」，「使中國的主權與行政重新行使於東三省」，因此完全可以考慮。

  對於日本的野心，胡適等人當然看得十分清楚。正是由於他們預見到日本有滅亡中國的可能，因此才積極主張「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範圍之內與日本妥協」。他們固然也主張守衛熱河，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相信能夠守得住熱河。他們的想法只是「應該使敵人出最高的代價來買它，不能拱手送予他」。因為他們相信，無論是以中國的武器裝備和士兵訓練，還是以中國的財政收入和政治狀況，中國都絕對沒有打敗日本的可能。丁文江甚至說：「我們的二百萬兵，抵不上日本的十萬。」熱河失守以後，他們的看法明顯地更加悲觀了。他們認為，熱河失陷以後，不僅中國從此很難促使世界對日本進行制裁，而且再沒有和日本直接交涉東北問題的可能了；中國多半只能「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準備做1914年的比利時或做1871年的法國，準備等候4年或48年再來收回失地。毫無疑問，為了保全尚未喪失的領土，他們相信有必要再次倡言對日妥協。因此，甚至當一些人在報上堅定地主張中國人應當破釜沉舟與日本作持久戰時，胡適竟然怒氣沖沖地把對方教訓了一通，說「我的理智決不能允許我希望『脫開赤膊，提起鐵匠鋪打的大刀』的好漢」，使用「大車駱駝和人」的運輸方式，憑著僥倖來與現代化的日本軍隊作戰。1933年5月29日，當胡適得知南京政府即將與日本達成關於華北地區的停戰協定之際，他立即舉雙手贊成，並公開主張：「我們必須充分明白平津與華北是不可拋棄的……如果此時的停戰辦法可以保全平津與華北，這就是為國家減輕了一樁絕大的損失，是我們應該諒解的。」相反，那種「準備犧牲平津，準備犧牲華北，步步抵抗，決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協」的主張，只能使中國更加失去更多的復興的資本。

  1933年5月31日，因長城抗戰失利，南京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由於協定被形容成僅僅是一種純軍事性質的東西，因此在國內各報刊上沒有引起如同過去一樣激烈的反響。但十分明顯，人們之間的觀點仍然相差甚遠。在得知協定簽訂後，《獨立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如釋重負一般地聲稱：「什麼『長期抵抗』,現在總算不談了」，「其實屈服並不一定是失策，能屈能伸，卻是大丈夫的本色」。他們甚至批評南京政府妥協得太晚了，斷言早在遼寧就該妥協，至少也應該在錦州、在長城一線就妥協。他們還指責國內反對妥協的人對東北四省的喪失「至少要負一半的責任」，因為他們已經得出結論，「這種局部的、無充分軍事、經濟、政治及外交預備的戰爭，縱能得著一時的小勝利，終究徒給敵人蠶食的機會」，而如果早日妥協，或許東北還不至於亡。當天津《益世報》的記者對此深表懷疑，批評他們的觀點不過是40年前李鴻章的老調重彈之後，蔣廷黻更是坦言相告：「如果中國近代史能夠給我們一點教訓的話，其最大的就是：在中國沒有現代化到相當程度以前，與外人妥協固吃虧，與外人戰爭更加吃虧……李鴻章的大失敗——甲午戰爭——正由於他的不妥協。」

  蔣廷黻等人在「新式獨裁」以及對日妥協等問題上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國民黨政權的充分理解和支持，不可避免地使蔣介石逐漸開始重視他們的作用，並最終把他們中一些人拉入到自己的政權中去了。而隨著「塘沽協定」簽訂後一段時間裡中日關係表面上風平浪靜，國內各界，包括知識界在內，禦侮救亡的緊迫感明顯地減弱了。蔣廷黻等人的觀點自然更具影響，更有市場。不僅如此，國內甚至已經有人開始跟著日本人討論起「中日親善」的問題來了。一些報紙、刊物也明顯地開始對日本國內「文人」與「武人」在對華政策上的矛盾發生興趣，甚至試圖通過所謂「王道」的說教來啟發日本「文人」的覺悟，制止日本「武人」的「霸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