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蘇維埃革命的發生與中共暴動政策的實行

  還在1927年7月初，即汪精衛領導的武漢政府還沒有對共產黨人下逐客令的時候，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中共中央，就都已經清楚地看到國共關係全面破裂的前景了。圍繞著如何應付破裂的局面，中共中央內部早就開始了討論。大家基本上一致認為破裂後的形勢對共產黨人不利，共產黨要重新從地下走到街上來，必須建立起自己的武裝。但是，如何才能在國共關係全面破裂之後，在強敵環伺的嚴峻環境下建立並保持這樣一支革命的武裝呢？蔡和森、毛澤東等人明確認為只有「上山」一途。

  「上山」，就是指把有限的武裝拉到南方的群山峻岭之中，依傍山地避開國民黨各路大軍的圍攻，伺機發展壯大。然而，隨著陳獨秀辭去總書記職務，共產國際指派不滿30歲的喬治亞人羅明那茲前來擔任新的國際代表，蘇共中央出錢歡迎宋慶齡、鄧演達及陳友仁等前往莫斯科商談另立革命的國民黨問題，武漢政府麾下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聲言：「第二方面軍無論如何決不反對共產黨，不與共產黨分家。」共產黨人對形勢的估計又明顯地變得樂觀起來了。

  1927年7月16日，即武漢國民黨正式宣布「分共」的第二天，新組建的中共中央五人政治局即作出決定：「集合我們的武力，依張發奎回粵」，利用廣東革命的基礎，號召農民暴動，實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據此，中共中央發出指示信給廣東省委，說明張發奎所部第4軍、第11軍反對「分共」，已到江西，或將回粵，要求廣東省委「須有政治軍事上的種種準備」。3天後，中共中央派中央常委李立三、中央秘書長鄧中夏離開武漢前往九江，聯絡組織共產黨人直接領導下的各種武裝向張發奎部靠攏，並派聶榮臻、顏昌頤、賀昌等軍事幹部組成前敵軍事委員會，前往張發奎部隊中開展工作。

  李立三、鄧中夏剛到九江，即得知張發奎已表示擁汪。7月20日，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葉挺、聶榮臻等舉行緊急會議，認為繼續以張發奎為領袖發動回粵運動，推行土地革命，已很少可能。大家一致認定，應當採取獨立的軍事行動，把可靠的部隊迅速集中到南昌去，實行暴動，解決其他各軍之武裝，逼迫張發奎和朱培德與我們一致，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以建立新的政權為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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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4日，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參與下，中共中央在武漢舉行了常委會。會議贊成在南昌發動暴動，並決定為此籌措經費和組織更多的幹部前往九江，以實際行動贊助國民黨左派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作為政權、黨權和軍權的最高機關。隨後，周恩來被指派為前敵委員會書記，於第二天動身前往九江，具體負責領導這次暴動。

  周恩來到九江後，馬上召集在那裡的負責幹部開會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同意在南昌舉行暴動和以土地革命為主要口號的指示精神。與此同時，張發奎對其所部賀龍的第20軍和葉挺的第11軍第24師頗不放心，一面下令要兩部調往德安一帶，一面派第5路軍總指揮朱培德往九江，要兩人速赴廬山開會。注意到張發奎可能會先行一步，共產黨人不能不加緊了暴動的步伐。賀、葉兩部隨即抗命不遵，反而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來亦趕到南昌，組成了包括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等人在內的前敵委員會。

  張發奎在廬山召集會議，是應汪精衛的要求，動員並督令各部隊實行「分共」。29日，在汪精衛的親自參加下，張發奎、朱培德在會上部署了「分共」的措施，並對賀龍、葉挺兩部行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鑑於張發奎已決定要解決賀龍、葉挺兩部，且決心厲行「分共」，與共產黨人關係密切的第4軍參謀長葉劍英，在參加了會議後，迅速把這個消息轉告給了南昌方面。周恩來得知情況後，當即召集起義部隊領導人開會，部署了暴動計劃和各部隊行動任務，決定次日凌晨開始行動。

  8月1日凌晨，賀龍的第20軍，葉挺的第11軍第24師，聶榮臻領導的第4軍第25師一部，朱德領導的軍官教育團留校學員和警察隊、消防隊等，突然發動起義，分別奪取了南昌城和德安縣城。當天上午，譚平山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廳召集中央委員及各省區、特別市、海外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出席者約40餘人，葉挺報告了起義經過，與會者隨即討論了建立新的革命政權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問題。決定以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張發奎、譚平山、何香凝、賀龍、葉挺、經亨頤、于右任、郭沫若、朱暉日、黃琪翔、張曙時、徐特立、惲代英、林祖涵、吳玉章、彭澤民、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彭湃、江浩、蘇兆征等人為委員，以宋慶齡、鄧演達、張發奎、譚平山、惲代英、賀龍、郭沫若等人組成主席團，準備於最短期間確立一革命之新根據地，以便據以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討論一切大政方針，重新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續革命之正統。

  次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正式舉行了宣誓就職典禮，並以宋慶齡等人的名義於此前發表了《中央委員宣言》，斥責「武漢與南京所謂黨部政府，皆已成為新軍閥之工具，曲解三民主義，毀棄三大政策，為總理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號召革命的國民黨同志及將士，繼承孫中山遺志，堅持革命的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繼續為反帝國主義與實行解決土地問題奮鬥」。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從一開始就是共產黨人在其中主持和領導。加入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何香凝、于右任、張發奎、黃暉日等人的名字，根本上只是一種鬥爭的策略，寄希望於他們能夠最終站到共產黨一邊來。而在事實上，正如暴動前蘇聯軍事顧問加倫在26日中共中央常委會上所強調的，對於張發奎等人，即使能夠爭取一同回粵，到時候也還是要分裂的。因此，中共中央的暴動政策從實施之日起，其實就沒有對左派國民黨人的參與抱太多的希望。

  南昌起義成功之後，劉伯承被任命為參謀長，賀龍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4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葉挺被任命為第11軍軍長兼代理前敵總指揮，朱德被任命為第9軍副軍長，周逸群被任命為第20軍第3師師長。隨即開始實施南下廣東計劃，決定從臨川、會昌直取東江，充實力量後，再取廣州。整個方針以發動土地革命、建立根據地為方向，而實際的行動卻仍是以奪取中心城市為主要目標。

  8月3日之後，起義部隊陸續撤離南昌。由於部隊接連發生叛離和逃亡事件，從南昌到臨川200多里的路程，就損失了1/3以上的兵力。在臨川休整和補給之後，剩下的1萬餘人只能選擇較為偏僻的路線南下，然而仍舊不能不在會昌與敵錢大鈞部發生激戰。此役雖然取得了勝利，但部隊也付出了傷亡1700餘人的代價。進入福建之後，由於敵情判斷和軍事指揮方面的失誤，特別是錯誤地採取了分兵的策略，導致部隊接連遭遇戰鬥失利，終被打散。葉挺等人從海口撤往香港，剩下的部隊一部轉入海豐和陸豐地區與當地農軍會合，一部由朱德、陳毅率領，轉入粵湘贛邊界地區開展游擊戰爭。

  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領導軍事鬥爭的開始，因而也是其創立自己軍隊的一個重要標誌。但是，南昌起義的軍隊畢竟還是以國民黨的舊軍隊為基礎，起義後打出來的也還是國民黨的旗號，部隊多數的軍官和士兵更不了解共產黨在其中的領導地位與革命的目的，故真正由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應當說還要屬於由毛澤東指揮的在湖南實行秋收起義後改編的那支武裝。

  湖南秋收起義的決定，是在中共中央1927年8月7日在漢口舉行的一次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上最終確定下來的。這次會議由瞿秋白主持，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唱主角，與會的中央委員除瞿秋白外，還有李維漢、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候補中央委員有李震瀛、陸沉、毛澤東；中央監察委員有楊匏安、王荷波；共青團代表有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同時湖南、湖北和軍委均有代表參加，他們分別是彭公達、鄭超麟、王一飛。鄧小平以中央秘書長的身份擔任會議記錄。另外，蘇聯駐華農民運動顧問羅摩羅佐夫和他的妻子洛蜀莫娃也出席了會議。

  羅明那茲在會上首先肯定了中國下一階段革命的土地革命性質。毛澤東則突出強調了農民革命和軍事革命的意義，明確指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會議選舉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為正式委員，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為候補委員。會議批准了中共中央前此於8月3日提出的《中共中央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會後臨時中央政治局正式決定由毛澤東、彭公達具體負責重組湖南省委，並擬定出暴動的具體軍事計劃。

  8月12日，毛澤東回到長沙，開始加緊討論和制定秋收暴動計劃。8月30日，新成立的湖南省委最終確定將全省暴動集中到湘中地區，以長沙為中心，組織前敵委員會，以毛澤東為書記；組織行動委員會，以易禮容為書記，負責指揮。「九日開始破壞鐵路，十一日各縣暴動，十五日長沙暴動」。隨即，毛澤東乘火車前往安源，具體落實暴動的軍事行動部署，決定分兵三路，由平江、瀏陽、醴陵三個方向，取包圍態勢逼近並奪取長沙。暴動的主要軍事力量是以共產黨員盧德銘任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以及由平江、瀏陽以及鄂南通城、崇陽的農軍合編起來的部隊約兩個團，再加上安源煤礦的部分工人糾察隊。

  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起義開始，邱國軒團和鍾文璋團從修水進攻長壽街的行動就因邱國軒團叛變而受損失，鍾文璋團長失蹤，鍾團損失人槍200餘，餘部被迫向瀏陽方向轉移。第二天，安源的王新亞團夜襲萍鄉城亦未得手，不得不轉向醴陵，因遇敵增援，又轉向瀏陽，占據瀏陽後陷敵重圍中，部隊大部被打散，只有少數人得以突圍。毛澤東率領的另一團在銅鼓起義，11日占領了瀏陽的白沙鎮，12日打下了東門市。隨後也遭到敵軍的包圍，被迫突圍而出。其餘零星的農民暴動也是一哄而起，一撲即滅。原定的分兵三路逼近並奪取長沙的暴動計劃已無從實現。5000餘人的部隊，暴動幾天後即銳減為1500餘人。毛澤東當機立斷，改變了計劃，下令各路起義軍退至文家市集中，並將難以進攻長沙的情況報告了湖南省委。湖南省委因此亦停止執行原定的長沙暴動計劃。

  9月19日，前敵委員會於文家市通過決定，改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革命力量。當天，中共中央對湖南停止長沙暴動和聽任部隊改變計劃進行了嚴厲批評。但是，毛澤東此舉成功地保存了中共歷史上第一支公開打出自己旗號的武裝力量——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該部20日離開文家市後，一路打到永新縣三灣村，雖然途中總指揮盧德銘不幸犧牲，部隊只剩下不足千人，而毛澤東在三灣對剩餘部隊的改編，卻成為此後中共創建新型軍隊的一個重要開端。這是因為，起義以來的這支軍隊，就其本質而言，基本上還是一支舊軍隊，不過換了共產黨人來領導而已。由於部隊官兵成分複雜，政治覺悟參差不齊，軍官對士兵的管理全靠命令和體罰，以致全無民主氣氛，內部關係緊張。毛澤東在三灣實行改編，重建了部隊的軍事、政治制度。對於不願跟共產黨走的，發給路費；為解決內部關係，提高士兵覺悟並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在連以上成立士兵委員會，參與軍事和經濟管理；同時健全黨的組織，不僅把國民革命軍的黨代表制度搬過來，而且把支部直接建到連上來，在營、團設黨委，加強黨在軍隊指揮和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改編後的部隊隨後落腳於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創立了中共歷史上第一塊農村根據地。

  井岡山農村根據地和工農革命軍的創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當一部分中國共產黨人以及俄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估計。還在秋收暴動準備期間，毛澤東等人就已經在強烈地主張拋棄國民黨的旗號了。毛澤東代表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確講：共產國際代表來湘，談及共產國際的新訓令，主張中國應實行工農兵蘇維埃，「聞之距躍三百。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總以為這是在一九〇五年，這是以前極大的錯誤」。「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幟了」，「到湖南來這幾天，看見唐生智的省黨部是那樣，而人民對之則是這樣，便可以斷定國民黨的旗幟真不能打了，再打則必會失敗」。「工農兵蘇維埃完全與客觀環境適合，我們此刻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

  毛澤東這裡所講的「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指的分別是俄國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前者在俄國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象徵，後者則是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象徵。1905年革命作為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工人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故把國共合作的破裂所導致的共產黨革命的失敗與之相比，實際上就等於承認中國革命處在民主革命階段的低潮之中，還需要經過12年之久的長期鬥爭和準備，才有可能走向勝利的1917年革命。而繼續打出國民黨的旗號，也意味著中共所領導的革命還需要很長時間以後才有可能真正展開。顯然，在寧、漢兩地的國民黨已經開始大規模屠殺共產黨人之後，這是當時許多中共領導人難以相信，也無法接受的一個事實。

  堅持要繼續打出國民黨的旗號，這其實是莫斯科，或者說是史達林的意見。這裡面無疑有策略上的考慮在內，因為國共分裂之初，一些國民黨人，包括宋慶齡、鄧演達等仍在積極活動，準備成立革命的國民黨，國民黨內部還存在著相當多左傾的力量可以爭取。但與此同時，它也與史達林對形勢的估計有關。史達林相信中國革命同俄國革命一樣，需要經過三個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四個階級聯合的所謂「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時期。它類似於1905年的俄國革命。中國革命的廣州政府時期就屬於這樣一個時期。第二個階段革命開始以土地革命為中心，成為典型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民族資產階級「轉到了反革命陣營」，革命陣營只剩下了工人、農民、城市貧民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它類似於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即推翻沙皇統治，由社會革命黨等組成克倫斯基政府的時期。中國革命的武漢政府時期就屬於這樣一個時期。第三個階段是土地革命深入發展，開始超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把社會引向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蘇維埃革命階段，「不大可靠和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已出於「對日益增長的土地革命的恐懼和封建地主對武漢政府的壓迫」而「脫離革命」，革命陣營只剩下了工人、農民和城市貧民，它接近於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即由布爾什維克領導的一舉推翻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工人、士兵革命時期。在他看來，中國革命現在更「類似於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敗」，應該要經過比俄國革命更長一些的時間，革命才有可能重新走到大街上來。而在革命高潮還沒有到來的情況下，「不要太跑在前面，不要現在就成立蘇維埃」。

  當然，史達林並不否認中國存在著迅速推行蘇維埃革命的客觀條件。布爾什維克當年在俄國領導「七月革命」雖然一度遭受了挫折，僅僅3個月後就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以「七月失敗」來比喻中國革命目前的情勢，亦可見史達林對中國革命重新走向高潮頗具信心。他明確講：「在最近的將來」，一旦新的革命高潮成為事實，「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問題，就可以作為當前口號、作為與資產階級政府的對抗而提到日程上來了」。也正因為如此，一方面莫斯科不同意馬上放棄國民黨的名義，打出蘇維埃的旗號，另一方面卻同意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迅速開始宣傳蘇維埃，準備一旦革命出現高潮，即公開走上建立蘇維埃的道路。這種情況促使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和中共中央很快就宣傳蘇維埃革命的主張了。到9月20日，莫斯科正式發出了批准打出蘇維埃革命旗幟的指示，共產國際代表迅速起草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交中共中央討論通過。決議案宣稱：鑑於現在群眾看國民黨的旗幟已經是資產階級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徵、白色恐怖的象徵，土地革命的急劇發展，已經使一切動搖猶豫的上層小資產階級脫離革命的戰線，「徹底的民權革命——掃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經不用國民黨做自己的旗幟」，所以過去關於左派國民黨運動與在其旗幟下執行暴動的策略必須取消，「現在的任務不僅宣傳蘇維埃的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

  在國民黨已經公開反共，並以「清黨」的名義大量殺害共產黨人的情況下，放棄國民黨的名義和青天白日旗，打出工農革命的旗號，固屬必要，但轉而在中國廣泛推行俄國的「蘇維埃」革命模式，比照俄國革命的程序和經驗來認識乃至於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卻不能不造成許多麻煩。

  「蘇維埃」是俄語Совет的譯音，原義是「會議」或「代表會議」的意思。它之成為特有名詞，純粹是俄國革命本身的產物。它是俄國1905年革命高潮中出現的工人代表會議的一種簡稱，最初只是作為罷工委員會組織起來的，後來很快發展成為具有工人起義機關和自治政府性質的一種權力機構。到1917年，這種勞動群眾自治政府性質的政治機構再度出現，並日漸成為和上層立憲會議相抗衡乃至與政府相併立的一種事實上的政府。進而，布爾什維克利用它在蘇維埃中逐漸取得的優勢地位，把蘇維埃變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義機關，並在革命勝利後以蘇維埃作為蘇聯權力機構的形式和名稱。作為一種權力機構的蘇維埃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它不按區域，而是以生產單位為基礎來選舉代表的，從而保證了代表同群眾之間的密切聯繫；它廢除了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體制，是身兼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種權力，高度集中且具有高效率的一種獨裁機關；同時它完全剝奪了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一切剝削階級在政治上的發言權，從而使共產黨人找到了實現階級專政的組織形式。

  把蘇維埃的革命模式搬到中國來，最大的問題在於中國的工業化程度遠遠達不到俄國的水平，中心城市產業工人的數量和組織遠不足以發動像俄國革命那樣的群眾性暴動。與此同時，共產黨的力量以及民眾的情緒，也還遠沒有達到可以通過群眾暴動迅速奪取中心城市的程度。儘管有了成功組織南昌起義、秋收暴動等一系列武裝暴動的經歷，然而所有這些暴動都清楚地暴露出城市中共產黨組織極其薄弱，不僅不足以發動廣大群眾起義，而且雖有少量軍事的支持，也遠不足以真正奪取城市，更談不到在中心城市中建立政權了。自暴動政策實施以來，除了南昌以外，事實上共產黨人幾乎沒有能夠在任何一個中心城市組織過有效的暴動。即使是以農民暴動為主的衝擊城市的行動，也毫無成功的個案。事實上，無論中共中央多少次強調革命正處於高潮中，期望通過有組織的暴動來造成各地群眾起義的局面，然而，暴動的結果，中共組織不僅沒有擴大，反而日漸萎縮。據湖北省委統計，7月時武漢的黨員有8000餘人，武漢國民黨採取「分共」措施後迅速減少了5000人，到8月中旬又減少了1000餘人，到9月份則只剩下約1000人了。同樣的情況，中共五大時全國有黨員約50000人，到11月間已減少了4/5，只剩下10000人了。不要說這10000名黨員中相當部分不在城市之中，就是能夠把他們集中起來，要想像俄國革命那樣通過奪取一兩個中心城市來取得革命成功也沒有可能。

  蘇維埃革命的方針剛剛提出，中共領導人通過已有的一系列暴動已經清楚地注意到，中國不同於俄國，依據中國自身的條件，中國革命可能「不能有奪取首都、一擊而中的發展形勢」。這不免造成了共產黨人思想上的極大困惑。因為已經發動的種種暴動，只是造成了一些「游擊式鬥爭及農民割據」。它和蘇維埃革命的模式，以及俄國革命的經驗，相去甚遠。按照蘇維埃革命的方針，這種「游擊式鬥爭及農民割據」無論如何都是要不得的，因為它根本無法滿足蘇維埃模式對無產階級，即對產業工人領導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骨幹作用的那種要求。從蘇維埃革命模式的角度看，暴動結束後一些共產黨人在偏僻的鄉村所建立起來的游擊隊和根據地，距離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相距甚遠。

  如何使蘇維埃革命這種模式適合於中國的現狀？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對此進行了討論。會議在相當程度上肯定了目前這種以農村為主的鬥爭方式具有合理性。一方面強調，「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另一方面則肯定，「直接革命的形勢之時期，並非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事，而是好幾年的事」。既然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故現有條件下，中共革命的總策略就是要首先努力使互相隔離的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變成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通過游擊式的戰爭推動農村和城市中各種暴動的展開，進而使工人的暴動與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助聯絡，最終造成全國總暴動的形勢。不過，越是肯定革命並非一朝一夕之事，肯定中國革命不同於俄國革命，而是最大限度地發動農民暴動，許多中共領導人也就越是「感到悲觀」，認為「這樣干不會成功」。

  沒有哪個共產黨人不了解，蘇維埃革命本質上是一種無產階級革命，至少也是由產業工人階級領導和充當骨幹，以中心城市領導鄉村的工農革命。正是這個原因，9月蘇維埃革命方針最初提出時，共產國際代表特別要在決議案中寫明：蘇維埃的組織應當建立在如廣州、長沙等中心城市，「在小縣城裡面要堅決的拒絕組織蘇維埃」。然而，僅僅兩個月之後，當中共中央在11月間召開緊急會議之時，共產國際代表的提法就發生了重要的改變。他在新的決議案中明確寫道：只要「暴動在一定範圍的區域內得勝而有固守的規劃之可能，便應當建立蘇維埃」。這種情況足以說明共產黨人的蘇維埃革命觀念正在受地方暴動實際需要的影響而潛移默化地發生著改變。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心態，江蘇和廣東兩地的共產黨人都大膽地開始了在農村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具體實踐。中共中央農運委員會書記、江蘇省委負責人王若飛是最早開始進行這一實踐的中共領導人。他在10月初就主持召開江蘇省常委會，確定要在宜興、無錫、常州、江陰、常熟五地舉行暴動，建立蘇維埃，而以宜興為首發，其他各縣為響應。11月1日，宜興縣各路農民暴動隊伍攻占了縣城，召開群眾大會，宣告成立了宜興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隨後無錫、江陰、崇明等地共產黨人亦先後以暴動予以響應，但所有這些暴動幾天之內就在強敵壓制下失敗了。而幾乎與此同時，中共東江特委書記彭湃趁廣東李漢魂與陳濟棠兩部爭奪地盤相持不下，也領導海豐、陸豐農民舉行了武裝暴動，占領了兩縣縣城。在得到廣東省委批准後，彭湃相繼在陸豐和海豐分別組建了工農兵代表大會，並成立了縣蘇維埃政府。這是共產黨人在中國一度建立起來的第一個以「蘇維埃」為標誌的革命政權。

  一方面在中國提出蘇維埃革命的方針，一方面為適應中國革命的現實需要，悄然地改變蘇維埃革命既定的模式，這自然不是中共中央，甚至也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看到的。既然國民黨當年能夠以廣州為根據地，藉助於蘇俄援助而逐漸發展壯大，共產黨為什麼不行呢？從「四一二」事變發生，兩湖地區陷入困境開始，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就不止一次地設想過重新占領廣州的問題。蘇維埃革命方針剛一提出，中共中央就曾作出過建立以廣州蘇維埃為核心的「中國臨時革命政府」，並「將黨中央遷往廣州的部署」。很明顯，只要能夠奪取廣州，城市領導鄉村、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問題，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關於這一點，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11月召開的緊急會議的態度其實也沒有太多的改變。會議決議也明確地認為，「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和贊助，單純的農民暴動是不能獲得最終勝利的」，因此必須要「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

  既然相信城市暴動必須成為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在普遍地支持各地實施暴動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無疑並沒有放棄儘早奪取廣州的計劃。11月緊急會議召開後不久，中共中央常委會議就擬定並通過了《廣東工作計劃決議案》，決定要在廣州舉行暴動。決議明確認為：「廣東工農群眾之自發的暴動正在繼長增高的向前發展，走向會合各地暴動成為總暴動的途徑……廣東省委應發表宣言，號召全省工農暴動，建立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的政權。」暴動應以廣州工人自主的、公開的、產業的、職業的、地域的工人代表會議為開始，直到形成全市的、政治的總同盟罷工，結合海陸豐之工農革命軍和廣州市郊及中路各縣農運做撲城運動，以奪取廣州政權。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張太雷為書記的中共廣東省委馬上積極開始籌劃奪取廣州的武裝暴動。這時已經回到廣州的張發奎部，聯合黃琪翔等粵軍部隊，利用部分粵軍將領不滿李濟深聯合桂系黃紹竑部的情緒，趁李濟深離開廣州、委託黃紹竑主持政治分會的機會，一舉趕走了黃紹竑，占據了廣州城。而李濟深則在南京國民政府下轄的陳銘樞所部的支持下，聯合被趕出廣州的黃紹竑部大舉興兵，企圖奪回廣州。圍繞廣州的這場爭奪戰已不可避免。鑑於第4軍主力必須北上作戰，廣州形勢險惡，張發奎曾多次秘密地派代表與共產黨人接洽，試圖首先穩住廣州的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的工會組織，並力爭取得共產黨方面的諒解與合作。對此，中共廣東省委堅決拒絕，並公開宣告：「共產黨同任何軍閥沒有一點共同利益……你們，張發奎、黃琪翔及其他的先生們，是同一樣的軍閥，同一樣的反革命。除非你們即刻釋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即刻交還被強占的革命工會會所；完全保留並保護省港罷工工人原有的一切權利；完全恢復言論、出版、集會、示威、罷工及工人階級組織的自由權，共產黨、革命工會及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完全享有公開活動的自由；逮捕一切慣於以恐怖手段對付工人的分子；即刻武裝在廣州工人代表大會指揮之下的工人。」正如中共廣東省委所確定的，他們深知張發奎等人是不可能答應自己的這些條件的。在11月26日晚，張太雷等人就已經同共產國際秘密派來中國的德國暴動專家紐曼一起，商定了要趁張發奎與李濟深兩部開戰、其主力開赴前線、廣州城內空虛之際奪取廣州政權。對此，中共中央很快回信表示贊成。

  1927年12月初，中共廣東省委正式組成革命委員會，由張太雷、黃平、周文雍為委員，吳毅為秘書。同時初步擬定了一個15人的蘇維埃委員會的名單，並成立了紅軍總指揮部及偵探、交通、宣傳等部門，開始秘密印製蘇維埃政府的布告和捕殺反革命分子及沒收其財產的傳單。暴動原定12日發動，主要依靠張發奎部隊在共產黨影響下的教導團和警衛團之一部。因得知張發奎的軍隊有調回廣州的消息，臨時決定提前發動。10日夜，廣東省委任命的總指揮葉挺由香港秘密到達廣州幾個小時之後，廣州暴動就在11日凌晨發動了。

  暴動最初進展得相當順利，除了長堤和西關方面戰鬥較為激烈、河南為軍閥李福林部所控制沒有拿下來外，廣州市區幾乎是唾手可得。11日當天，張太雷即宣告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並仿照蘇聯分別設置了主席（蘇兆征，未到前由張太雷代）、人民內務委員（黃平）、人民肅清反革命委員（楊殷）、人民土地委員（彭湃，未到前由趙自選代）、人民勞動委員（周文雍）、人民外交委員（黃平兼）、人民司法委員（陳郁）、人民經濟委員（何來）、人民陸海軍委員（張太雷）、秘書長（惲代英）、工農紅軍總司令（葉挺）、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徐光英）。

  作為中國第一個在中心城市中進行的蘇維埃革命的實踐，廣州蘇維埃政府一經成立便立即發布了一系列告民眾書和宣言，以表明自己的政策。就政治措施及其政綱而言，它明確宣布廣州的一切權力歸代表工農兵執行政權的廣州蘇維埃政府；提出要「即刻封閉」「反革命的工會」，「殺盡地主與富農」，「逮捕並槍斃一切反革命軍官」，「一點都不憐惜的消滅一切反革命」，包括「槍斃一切有一點反共產行動或宣傳，或有反蘇維埃的行動或宣傳，及與帝國主義做反革命宣傳的分子」；逮捕李濟深、張發奎、黃紹竑、黃琪翔、朱暉日、李宗仁、蔣介石和汪精衛，「能割取上述每要犯頭顱者賞五萬元」。就社會經濟措施及其政綱而言，它宣告對工人即刻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資本家財產，沒收土地歸農民、兵士」；「銀行、鐵路、礦山、大工廠、大輪船收歸國有」；「消滅一切債務，禁止償還，再取消貧苦人民的房租、捐款」；沒收一切闊佬的公館、洋樓拿來做工人的寄宿舍；對農民實行「不交租、不納稅、不還債」，「燒盡一切田契和債約」。可以說，廣州蘇維埃政府的上述措施及施政綱領，已經大大超出了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容，它實行的是剝奪剝奪者和一切剝削者均無參政權的政策，並把所有敵對勢力，包括資本家、地主、富農和一切為國民黨政府效力的人員，統統列為專政對象。這使得它明顯地帶有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色彩。

  然而，廣州暴動沒有能夠成功。暴動當天組織工作的混亂已暴露出暴動的籌劃和民眾的宣傳都過於倉促，除少數部隊和赤衛隊外，參加暴動的上萬名工人幾乎處於無組織的狀態，多數民眾，甚至是工人，對暴動的性質和中共的要求全無了解。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在周邊大批敵軍的圍攻下有效地堅守廣州城，完全沒有可能。故葉挺當晚就明確提出了避敵鋒芒、轉移鄉下、保存實力的建議，然而他的這一建議卻遭到了共產國際代表紐曼的嚴厲斥責。隨著第二天下午河南李福林部開始進攻，起義軍馬上就陷入到苦戰之中。緊接著張發奎的部隊也迅速回攻，各處要隘很快失守，張太雷等亦在街頭被打死。最後，除部分武裝成功突圍前往海豐、陸豐，另有一部武裝退到廣西左、右江外，相當多的起義人員在國民黨軍隊的反撲中被殺害。就連蘇聯駐廣州副領事等，也因公開出面支持起義而遭殺害，並被暴屍街頭。

  廣州作為中國革命具有象徵意義的一座中心城市，在蘇維埃的旗幟下成功地舉行暴動的消息一經傳開，立即就在中共中央和莫斯科方面引起了高度的重視。中共中央明確認為：「廣州市政權能否長久維持不大重要，而主要的是要擴大暴動」，因為「廣州可說是全國大暴動的開始」。中共中央為此發表《告全國工農民眾書》，公開號召工友、農友、士兵弟兄統統暴動起來，聲稱：「廣州暴動是廣東總暴動的開始，是全國各地工農暴動的信號」，只要大家行動起來，必可組織起自己的政府——蘇維埃共和國。共產國際亦向全世界工人、士兵及被壓迫民眾發出宣言：「廣州在革命爭鬥之中，頓開一新的局面，廣州的工農奪取了政權，蘇維埃革命的鮮紅旗幟已經在南部中國的首要城市之中高揭起來了。廣州工人空前的英勇精神實在是世界歷史上偉大的事實。」儘管紅色的廣州已經陷落，但「我們可以斷言，反革命勢力在廣州的勝利必不能保持得很久」，「新的爭鬥必然重複震動起來」，「必然比較以前更加擴大起來」。

  廣州暴動失敗後，到底沒有能夠像共產黨人所希望的那樣，在全國各地引發更大規模的武裝暴動。這一時期共產黨領導了全國大大小小近百次暴動，然而所有這些暴動，幾乎只有農民暴動有堅持下來的可能，無論是最初計劃進攻城市的暴動，還是像廣州暴動這樣的中心城市暴動，最終也還是只有走向農村才能找到生存的空間。這種情況最終促使中共中央領導人逐漸意識到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他們開始認識到：由於工人與農民革命運動發展程度的不平衡，地域上革命運動發展程度的不平衡，以及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所造成的許多半獨立的區域的存在和「豪紳資產階級軍閥的統治」有強有弱，要想一舉奪取全國政權是不可能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必須從一省或幾省的勝利開始，乃至於從一縣數縣的勝利開始，逐漸走向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