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南京政府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夕，原擬召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來確立其法理地位，無奈附從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不足法定人數。胡漢民乃建議另換名目，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來議決成立，因中央政治會議沒有法定人數限制。1927年4月17日，南京接連召開中政會第73、74次會議，決議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並於次日舉行成立典禮，算是從法理上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地位。按照國民黨黨章，中政會是無權改造和另立中央的。南京方面對此也十分瞭然，故聲稱是國民政府「遷都」南京。4月18日在成立典禮之後舉行的慶祝大會，其名目即為「慶祝國民政府遷都南京與恢復黨權」大會。這既表示並非另立，也意味著同時否認漢口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

  在國民黨「黨統」上缺乏合法性的南京政府最終仍能立足，在很大程度上與其控扼了「黨軍」主力資源有關。通過北伐，蔣介石一舉暴得大名，其個人聲威倍增。中共中央談到：「江西下後，國民政府已得了中國的一半，革命軍勝利的聲浪震撼全國，雖婦人孺子亦能舉蔣介石之名並附會以許多神話。」當時普通民眾多以為國民黨政府是隨著蔣介石走的：「他在廣東，政府就在廣東；他在南京，政府就在南京。」北方報紙輿論亦視蔣介石為南方政權和「黨軍」的象徵性人物。南京高舉「反共」旗幟，不僅藉此團聚了國民黨內外的保守勢力，並對武漢陣營起著重要的分化作用，也由此而爭取到列強的援助。當時輿論多認為武漢政府代表共產黨的勢力，南京政府代表國民黨的勢力。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常會上介紹武漢政府所面臨的外交困境時說：「帝國主義謂武漢無力量，甚至有謂武漢政府是俄國的，南京政府是中國的。」閻錫山對武漢政府特派員孔庚解釋他倒向南京的原因時也聲稱：「據一般人的說法，武漢是共產黨的政府，南京才是真正國民黨的政府。」而且以為南京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比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力大，因為「執行委員會作錯了事，監察委員會可以取消」。

  蔣介石清黨反共不僅在共產黨人心中埋下了刻骨仇恨的種子，也在激進青年知識分子心目中投下了恐怖的陰影。不過當時因有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國民黨元老兼名流學者直接參與發起了這場運動，為蔣介石清黨反共和另立中央贏得了一定的社會道義基礎。《現代評論》雜誌當時發表文章指出：

  南京政府的領袖人物，的確不止一個蔣介石，還有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一排人物。他們這幾位老先生，就是燒成灰燼，誰也認識他們是中國國民黨的領袖。政黨是人造的，政策是人為的，無論如何，一個政黨的中心人物，總要算是那一個政黨的命脈。那末，漢口方面……如若還要在一般人的眼光中，證明他們是正統的國民黨，除了積極的擁護三民主義以外，還得拉攏這幾位老先生，叫他們作一點宣傳。現在他們幾位國民黨的老前輩，不獨不替漢口鼓吹，反做了南京政府的中心人物。在我們局外的人看起來，不能不覺得國民黨的中心勢力，在南京而不在漢口。

  胡適也談到，當時北京的一些青年大學生非常崇拜蔡元培等學者教授，他們不相信支持南京清黨的蔡元培和吳敬恆也會做壞事。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之際，胡適正由美返國。途經日本時，一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向他詢問蔣介石清黨真相。胡適告之曰：「蔣介石將軍清黨反共舉動能得著一班元老的支持，你們外國朋友也許不認得吳敬恆、蔡元培是什麼人，但我知道這幾個人，很佩服他們的見識與人格。這個新政府能得到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不過，當時到底有多少青年學生如胡適所說的那樣，因為崇拜蔡元培、吳稚暉而認同蔣介石清黨，也很難說。如號稱與吳稚暉有忘年之交的青年曹聚仁即毫不客氣地指責吳氏「助紂為虐」，是「社會革命的叛徒」。一向態度平和的周作人看到許多「青年朋友的橫死」，而且大都不是死於戰場，而是「死在所謂最正大的清黨運動里」，感到南京新政權與北京舊政權並沒有多少不同。《現代評論》則直接呼喊「不要殺了！」胡適本人在明了清黨真相之後，對國民黨的看法也逐漸發生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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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二」政變之後，南京國民黨中央著手闡釋清黨理論並建立統一的清黨機構。1927年4月26日，南京中常會決議通令各級黨部徹底實行清黨，並同時發表宣言，解釋清黨意義。5月5日，南京中常會決定組織中央清黨委員會，任命鄧澤如、吳倚滄、曾養甫、何思源（何辭職，易為蕭佛成）、段錫朋、冷欣、鄭異為清黨委員會委員，統一主持清黨工作，並議決清黨原則數條：（1）在清黨時期停止入黨；（2）所有黨員必須經過3個月審查後，再發黨證；（3）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投機分子、反動分子及一切腐化、惡化分子一律清除出黨；（4）所有黨員須每半個月向所屬黨部報告其工作，無故1月不報告者，予以警告，3月不報告者取消黨員資格。5月7日，中央清黨委員會正式成立。5月10日，中央清黨委員會根據前述清黨原則，擬定《清黨條例》11條，提交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隨後，中央清黨委員會次第委派各省市清黨委員，展開清黨行動。為了區別於「四一二」前後各地發生的政變式清黨，蔣介石稱這次清黨為「第二期清黨」。他說：第一期清黨為「緊急處分」，目的在於「打倒共產黨領袖及其著名活動分子」；第二期清黨為「根本整理」，其範圍「遍及一般跨黨分子」。

  由於清黨原則所定清黨對象十分寬泛，加之所謂「腐化」、「惡化」的含義又十分模糊含混，給實際清黨工作帶來極大的困擾。國共合作之際，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黨團組織活動是秘密進行的。除少數中共要人外，絕大多數跨黨的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的身份並未公開。當蔣介石「清黨」令下，除少數已暴露的「共黨首要分子」外，要從號稱百萬國民黨黨員中分辨出誰是共產黨，誰是「純粹」的國民黨員，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據張國燾回憶，陳立夫曾在抗戰時期的一次會議上追述清黨情形時談到，清黨時最大的困難，是分不清誰是共產黨，誰又不是共產黨，他於是想出一個辦法，在各地召集國民黨大會時，要左傾的站在左邊，其餘的站在右邊，然後要他們相互打起來，這樣站左邊的受到了應得的懲罰。張國燾這段帶有幾分傳奇色彩的憶述，竟在陳立夫晚年回憶錄中得到了印證。陳在回憶錄中寫道：「吳倚滄、我哥哥和我最關心的是如何找出誰是共產黨，因為，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將他們黨員名單交給我們過，因此，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分辨誰是共產黨，誰是『純粹』的國民黨員……我告訴吳倚滄，唯一可做的就是打鬥，因為一打了起來，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邊的人自然就會分出鴻溝來。」

  在蔣介石嚴令整肅「共黨分子」，而「共黨分子」又難以分辨的情形下，註定這場聲勢兇猛的清黨運動不可避免地將擴大化。日本東洋文庫保存下來的一份清黨文件中記載，在廣州的一次清黨行動中，軍警將凡是穿西裝、中山裝和學生服的，以及頭髮向後梳的，統統予以逮捕。由於這場清黨主要不是通過「黨力」進行的政治性清黨，而是憑藉武力展開的一場血腥的武裝鎮壓，手握兵器的武人比文職的黨人更暴戾，也更無節制。在上海，清黨委員會由陳群、楊虎二人負責，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無權過問。陳群將市黨部的一名國民黨「忠貞黨員」張君毅捕去，市黨部雖一再向警備司令部交涉亦無效。張君毅最終被殺害。當時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任組織秘書的吳開先親歷了上海清黨時的紛亂情形。他事後向陳立夫言及「無辜人民之遭害者不計其數」，「言之至為痛心」。

  在這場以清黨為名的白色恐怖運動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捕被殺，自然不可能有精確的統計，而一般的估計又出入甚大。目前所見主要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統計數字：

  來自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統計，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黨」名義下被殺害的有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餘人。

  來自當時全國各地慈善救濟機關所作的不完全統計，在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間，全國各省被國民黨逮捕和殺害的人數總計81055人，其中被殺害者40643人，被逮捕者40412人。

  來自《大公報》比較籠統的說法，到1930年，已有數以十萬計的人被殺害。

  以上幾種估計數字出入甚大，其準確性難以考辨。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在這場清洗運動中，被捕被殺的非共產黨員人數遠遠超過了中共黨員人數。

  南京國民黨中央所定的清黨目標，除了共產黨人外，也兼及「西山會議派」和國家主義派。實際上，清黨打擊的對象，遠遠越出了這一範圍。除吳開先所言「不計其數」的「無辜人民」外，一大批國民黨青年亦在這場運動中受到整肅。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即稱：「清黨運動發生以後，本黨多數革命忠實分子卻失其保障，隨時有被土劣貪污構陷羅織之危險，其情形之悲慘，有如喪家之犬。」「喪家之犬」形象地描述了當時一批國民黨中下層黨員人人自危的心態和境遇。如果說第一期清黨的武力濫化，是因為當局難以分辨打擊對象，不得已而為之的話，第二期清黨則幾乎演變為一種當局失控的社會性行為。「共產分子」身份之模糊性與不易確定性，只會加劇這場運動的任意性和專斷性。據當時報紙的密集報導，誣人為共，是最易置人於死地的「高招」。往日與人有隙者，誣人為共可以泄私恨；平常與人有利害衝突者，誣人為共可以除對手；甚至索婚不遂，亦借端誣人為共。言行稍有不慎，「紅帽子」即有可能臨頭。

  正是清黨運動中普遍存在的投機、專斷、任意、武力、強暴等，在重創共產黨的同時，也對國民黨自殘不淺。除部分國民黨青年與「共產黨同歸於盡」外，還有相當多的國民黨員因清黨而灰心、悲觀失望，以至脫黨。1928年江蘇省黨部舉辦國民黨員總登記時，「黨員對黨灰心，不來登記者占十之三四，存觀望登記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傳不登記者十之二三。」同樣，廣州市登記的國民黨員不及全市原有黨員的10%,廣東全省申請登記者亦不過原有黨員總數的35%。在漢口，清黨前有黨員3萬多人，登記時僅5000人。在長沙，清黨前號稱有黨員19萬，清黨後僅剩下「合格黨員」1526人。這1500多名「合格黨員」中，「農工兩界寥寥無幾」。清黨前夕，國民黨員總數號稱100萬，清黨後，據1929年10月統計，減至65萬。

  減少的30多萬黨員中，最有可能是兩部分人：一部分是思想急進的城市青年學生黨員，一部分是基層農工黨員。前者有可能被清洗，後者有可能因恐懼而自動脫黨。實際上，被清除和自動脫黨者可能還不止30萬。因為在大批農工黨員脫黨和左派青年被清洗的同時，又有數以萬計的「投機分子」湧入國民黨內。例如四川全省清黨後登記黨員數逾10萬，是清黨前該省黨員人數的數倍。河北經過清黨，黨員數量，「竟以不過六千同志的數目而拉到二萬七千之多」。

  當時國民黨內有人評曰：國民黨「軍事上雖得勝利，政治上卻糟得不堪，土豪劣紳、投機分子潛形混入本黨，冒充黨員借詞誣害忠實同志比比皆是。武漢赤化，固屬事實，而寧方腐化亦無可為諱。」「民眾對於本黨的信仰，在這時間，可算剝蝕盡淨！」

  對國民黨而言，清黨運動實際上是一場黨內人才逆淘汰運動。一批對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熱情的黨員受清洗，有的因致力於農工運動而被當作共產黨慘遭殺害。如浙江豪紳地主「借清黨之名，謬指各地之宣傳主張減租者為共產黨員，向各機關告發。各機關於接受告訴之後，大事搜捕，至無辜受累者難以數計」。這等於提醒那些尚留在國民黨內的成員，不要再以激進的方法來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另一方面，那些借黨為私的投機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紳群相湧入或原封不動地留在黨內。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在清黨報告中寫道：「反革命之勢稍殺，不革命之勢代興。土豪借名清黨，實施報復而圖復燃。共黨要犯逸走，忠實遭污，清濁不分，是非顛倒。意志薄弱者視革命為畏途，感情熱烈者，傷本黨之無望，而投機腐化，紛至沓來」，從而導致「黨德淪亡」，「黨權日墜」，「黨機毀滅」，「民眾對黨的信仰全失」。8月22日，白崇禧在軍事委員會紀念周發表演說指出：「此次清黨後，即發生許多以黨營私之假革命黨，尤其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借清黨之名，奸人妻子，擄人財物，敲詐剝削，隨便殺人，以致人民怨聲載道。上海是輿論中心，故民眾對本黨已漸失信仰。」蔣介石也承認：「清黨時期，倏逾半年，共產黨之逆跡固已大暴國中，本黨之精神亦日見湮沒。」

  清黨的另一嚴重後果，是國民黨的地方組織遭到極大破壞。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省以下地方黨務多由共產黨人「包辦」。清黨一起，國民黨的地方組織首當其衝，很快陷入癱瘓狀態。當時《中央日報》報導：「幾個月來，黨務受了不少的摧折……各地的黨務今日改弦，明日更張，停頓的停頓，攘奪的攘奪，完全沉入於陰晦悲觀的景象中。」在地方黨部中，省市黨部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清黨一起，原由共產黨人控制的一些省市黨部職位也就成了國民黨各派覬覦的目標。為了打倒政敵，各派之間互相攻擊對方為共產黨。昨日剛以「共產分子」罪名置對手於死地者，今日又可能被其他的競爭對手以同樣的手段打下去，你爭我奪，互相傾軋，弄成循環報復的局面。

  清黨以前，國民黨將自身組織的渙散歸咎於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分化所致，孰料清黨以後，糾紛有增無減。「在未分共以前的計劃，只想把黨的精神、黨的組織權力作一整個的振刷運動。誰知分共以後，黨的糾紛更多，黨的威信尤見低落。」「自從清黨以後……黨的組織反日益渙散，黨員不受黨的支配，不受紀律的制裁……因之黨的組織乃愈來愈渙散而幾乎看不見黨的整個行動和整個意志的表現。」「清黨以後，共產黨固然清了出去，但是黨的紀律也似乎清除了。」

  與省黨部相比，縣以下基層組織和黨員受到清黨運動的衝擊似乎更大。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員多不願下基層，基層組織多由共產黨人主持。清黨後，形勢發生逆轉，除極少數地方的縣以下基層組織仍掌握在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手中外，多數縣以下基層組織成為土豪劣紳的天下。國民黨在大城市主要依靠軍隊清黨，而在省城以下的廣大鄉村社會，土豪劣紳自發成為清黨的主力。清黨為土豪劣紳提供了恢復其舊有權勢地位並進而侵奪國民黨黨權的一次良機。《中央日報》社論寫道：「清黨達到我們目的了，但蘇皖閩浙各地，土豪劣紳也乘時蠢起，捏詞誣告本黨青年忠實同志為C.P.,從事農工運動者為共黨……忠實同志致遭殘殺的到處皆是，信仰不堅被金錢軟化墮落的更多。」在四川，清黨前各地辦黨人員大多為「共黨少年」；清黨後，國民黨四川省黨部委派各縣的團總或團練局長去填充「共黨少年」被清洗後所留下的空缺。這些團總和團練局長均為土豪劣紳。他們「打著清共招牌，乘機混跡黨部，陷害忠實同志，收買流氓地痞，實行招募黨員，以造勢力。」在廣東，「各縣市黨部自清黨後，差不多都被不明黨義黨紀的腐化分子所包辦，而且他們極盡其毒辣陰狠，排除異己的能事去誣陷忠實同志，弄到各縣市執委幾乎多於黨員，如革命空氣非常緊張的瓊崖等處的縣市黨部，聽說只剩下了寥寥無幾的黨員。不消說，黨務亦陷入停頓的現象了。」在江蘇，「從清黨後，八九個月來黨的工作，差不多僅有很少數的健全下級黨部，僅見到很少數的忠實而努力的同志，民眾對黨的信仰很微細，黨領導民眾的能力薄弱，甚至離開民眾，甚至為民眾厭棄，甚至做出危害民眾的情事……有的借辦黨以漁利，有的借辦黨去爭權利，去拉地位，甚至去勾結官吏，包攬詞訟，欺侮民眾，一般人批評黨部几几乎變成衙門，熱心的革命黨員几几乎都變成新的土豪和新的劣紳。」土豪劣紳的重新崛起，並對國民黨基層黨權的侵奪，使一個曾以「扶助農工」為職志的國民黨迅速向一個新的軍紳政權蛻變。

  對國民黨中央而言，土豪劣紳和投機腐化分子對基層黨權的侵奪，顯然非其發動清黨的初衷。南京政權建立後，蔣介石面臨的一個最大難題是「黨權付託不到相當的人」。因為共產黨被清除後，國民黨內「明了黨義而能專心於黨務者極少」。蔣介石指責說：清黨後，「各級黨部的職員大部未曾受過訓練，不明白黨，不明白社會、國家、世界大勢」，黨員「猶之烏合之眾」。當時各省市黨部給南京國民黨中央的報告中，也大呼黨務人才奇缺。在地方黨權託付無人的情況下，國民黨中央唯有聽任土豪劣紳和投機腐化分子侵奪和分掠地方權力資源，在地方社會借黨為惡。另一方面，蔣介石鑑於清黨後國民黨「黨力」的嚴重虛脫和裂變渙散，更進而倚賴其武力的支撐，將軍事力量直接轉化為政治和社會的組織力量。

  南京政府成立後，兩廣、貴州、四川均聲明擁護。這樣一來，南京政府的勢力範圍包括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安徽（部分）、江西（部分）、貴州、四川等省，比武漢政府所控制的地域要大得多。從軍事上看，南京蔣介石集團擁有約15萬人的軍隊，川軍還有約10萬人的軍隊，而武漢政府的兵力總數僅10萬。而且與蔣介石對軍隊的直接控制相比，武漢政府的軍隊主要控制在並不十分可靠的唐生智之手。財政方面，對上海和廣州的控制，使南京政權處於有利的地位。上海的銀行總計向蔣介石提供了2000萬元的貨款。故當時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承認：「分裂暫時使蔣介石在各個方面都變得比武漢更強大了。」

  寧漢分裂後，天津《大公報》的社評對寧漢之爭的性質及互動策略評述說：寧漢之爭，內容十分複雜，「蓋一方為國共之爭，一方為文武之爭，一方又為中央執行委員與監察委員之爭。按寧方專標榜反共，而反對蔣者不全為共派；武漢專言討蔣，而反對武漢之設施者，絕不僅為蔣。寧方明知反蔣者之不僅為共，但除徐謙、鄧演達外，對其他之人，絕不攻擊……又漢方明知反武漢者，不僅為蔣，但只攻蔣一人，而不及其他……故由局外觀察，雙方皆避實擊虛，俱不徹底。又自國民黨之紀律言，蔣無法否認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威權，而中央執行（委員）會亦不能置監察（委）員之糾彈於不理。現在南京不能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僅以舊政治委員會處理一切，於法律上立腳不穩；而武漢命令討蔣，即對於監察委員之糾彈，一字不提，則亦有站不住之處。」

  《大公報》的社評還認為，民國以來的中國政治大勢，可以歸結為「文武主從之爭」。辛亥革命本是文人革命，但隨後袁世凱憑藉北洋軍與孫中山所憑藉的國會相較量，最終演化為武主文從的局面。而孫中山於1924年改組國民黨，集大權於以文人為核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並借蘇俄「赤軍」經驗建「黨軍」，以黨權制約軍權，意在恢復文主武從的政治。但這局面未能維持多久，北伐開始後，軍權隨著北伐的迅猛推進而急速躥升，又形成蔣介石借「黨軍」坐大的局面。南昌與武漢「遷都之爭」實即軍權與黨權之爭，也是軍權與黨權的首次公開較量。寧漢分裂後，軍權與黨權最終分庭抗禮。《大公報》認為，南方的黨權與軍權之爭，實際仍是文武之爭。對寧漢之爭具有文武之爭的性質，當時南方黨人內部亦有相似的看法。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時，當時尚站在武漢一方的宋子文，最初的反應就是覺得文人被武人制裁了。他親口對一位來華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說：「國民革命的主旨是以黨治軍，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現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

  寧漢分裂後，武漢方面有東征討蔣之議，退守江北的孫傳芳亦有南犯之勢。蔣介石考慮到武漢方面被奉軍壓迫，估計近期不會東下，乃決定對武漢暫取守勢，先掃清江北的北洋軍閥，打下徐州、濟南後，再回來同武漢作戰。5月18日，南京北伐軍克復滁縣，21日克復蚌埠，23日克復揚州，6月2日克復徐州。

  在寧漢對立的形勢下，北方馮玉祥、閻錫山的態度頗為各方所矚目。6月10日，武漢方面汪精衛、徐謙、譚延闓、顧孟余、孫科等赴鄭州與馮玉祥舉行會議，試圖拉攏馮。6月14日，蔣介石籌劃軍事局勢，擬有兩策：「如馮（玉祥）能坐鎮武漢，閻（錫山）能出兵京津，則我軍可占濟南，此一策也；否則，馮聯共以謀我，閻如出洛（陽），張（作霖）如出鄭（州），則我軍應出武漢以搗其巢穴；若馮不聯共，閻不入京，我軍能以小部占膠濟路更妥，或以小部守臨城、沂州一線，以主力集結於蚌埠、徐州、臨城、臨淮、浦口一帶，以觀變化。」從這一籌劃可以看出，此時蔣介石對馮玉祥的傾向尚捉摸不定。但兩天之後，剛剛與武漢派要人會晤於鄭州的馮玉祥，竟主動約蔣介石相會。喜出望外的蔣介石乃將自己的計劃全盤電致馮玉祥：「取消武漢政府，以閻取京（北京），革命軍取魯，馮氏取漢。"6月17日，蔣介石抵徐州。19日，馮玉祥抵徐州。20日至21日，雙方在徐州舉行會議，相約聯手北伐，並於21日聯名發表通電。會後，蔣介石十分欣慰地說：徐州會議是南京國民政府成敗存亡的關鍵，從此「中國的政治重心，在南京國民政府」。24日，南京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任命已於6月初宣布易幟的閻錫山為北方總司令。至此，北方之馮、閻完全倒向南京。

  按蔣介石的原定計劃，北伐占領徐州後，即回師解決武漢。而蔣介石部下將領多主張乘勝北進，先定北方，再圖武漢。但蔣決意抽兵南下對付武漢，並希望馮玉祥與之聯手，以達到取消武漢政府之目的。但馮玉祥主張先完成北伐，將政府問題暫擱置起來。蔣介石《事略稿本》7月11日記：「馮電公，促速北伐，以調兵回寧為非，而於武漢，則並未提處置與責備；又公前囑其緩出洛陽，以資夾擊，聞竟以此電出示共方。公謂吾不知其何意。」次日，馮玉祥致電寧、漢兩方，要求雙方化除意見，聯合北伐，並申言「凡有妨礙北伐者，即是反革命」。蔣介石獲悉馮玉祥對武漢的綏靖態度後，有些不滿。他致電在洛陽的孔祥熙，請他勸告馮玉祥「以嚴正態度對武漢作最後之忠告，如其不從，則應直取武漢。」

  馮玉祥有意在寧漢之間居調人地位。他明確告訴孔祥熙：「因種種關係，我不能攻武漢。"7月14日，馮玉祥會同徐謙、孔祥熙，通電勸告寧漢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並提議在開封召集緊急會議，「所有本黨領袖，除共產黨跨黨者外，宜共同集合，專討論黨的問題」，「會議所公認負咎之人均服從決議，各自下野。「7月15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實行分共，但對蔣介石的態度依然強硬，甚至說「寧流血，不妥協；寧赤化，不軟化」。16日，蔣介石獲悉「武漢兵東下益亟」，18日又接馮玉祥電，稱「武漢劍拔弩張，非言詞所能制」，請南京方面指示方略。南京方面以胡漢民、吳稚暉、鈕永建等人的名義復電馮玉祥，要馮轉告汪精衛停止東征，如能「幡然攜手尤善」。22日，馮玉祥致電寧、漢兩方，提出四點意見：（1）武漢所定分離共產黨，解除鮑羅廷職，應請明令宣示；（2）統一國民黨中央，或政府遷寧，或設南京政治分會；（3）各領袖先在開封開預備會，決定此次黨潮，孰應下野，孰應繼任，由第四次中央全會任免；（4）未解決前，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贛皖為緩衝地。

  7月24日，武漢方面汪精衛、譚延闓、唐生智、孫科聯名復電馮玉祥：（1）分共及解除鮑羅廷職，均已實行；（2）遷都南京，中央早已決定；（3）中央會議須在國民政府所在地召開；（4）如有和平統一方法，自不必出於一戰。但汪精衛又強調：「中央黨部及政府之統系，不可失墜，此必以死爭。」與此同時，唐生智暗地裡派遣私人代表赴南京，向南京方面表示決不參加攻寧軍事，並提出兩個交換條件，一是鄂、贛兩省歸其範圍，二是每月補助300萬元。蔣、胡表示，條件可商辦，但要求唐生智答覆對武漢政府的處置辦法。

  7月24日，徐州又為直魯軍攻陷，南京北伐軍全線動搖，紛紛自魯南撤退。李宗仁等建議退守淮河南岸天險，待武漢局勢澄清，再圖規復。但蔣介石力主及時奪回徐州，並決定親自率部反攻。蔣當日致電馮玉祥說：「徐州為我兩軍聯絡樞紐，亟應克復，弟定明日往前線督戰，望兄亦派得力部隊向徐州夾擊。"25日又致電李濟深，謂對漢只可暫取守勢，待克復徐州後，再行進取。26日，蔣再致電馮玉祥，請馮制止武漢軍隊東下，並要求馮玉祥派得力部隊協助攻徐，謂：「以現局論之，寧失寧粵，不願委棄徐州，以斷我兩軍之聯絡。」允諾待徐州克復後，由馮玉祥部隊接防鎮守。27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表示，馮玉祥有5萬部隊駐屯在信陽、襄陽，隨時可以南下對付武漢，使武漢不敢東下攻寧，認為馮「攻漢聯寧態度近益明了」，甚感欣慰。未料次日蔣又獲悉馮玉祥與武漢通電時對武漢稱「中央政府」，十分惱怒，認為馮玉祥的做法「殊失體統，軍人豈能執持兩端乎？!」

  蔣介石親自督戰，本以為克復徐州如瓮中捉鱉，穩操勝券，未料直魯軍誘敵深入之後，突然發起反攻。8月2日，蔣軍大敗。蔣反省其失敗之因有四：輕敵驕急，一也；交通不完，補充不齊，二也；部隊尚未各就各位，就先定攻擊日期，三也；親自到前線督戰，致使各方軍事政治不能兼顧，四也。8月3日，蔣自悔用兵不當，向南京國民政府電請處分，謂：「此次攻徐不克，喪師失地，辱職待罪，務請從重處治，以伸法紀。」自8月5日至18日，寧方部隊從徐州至浦口，潰退七百餘里，成為北伐以來最大的一次敗績。

  對南京而言，武漢既已分共，覺得自己在反共這一點上已占得先機，也占得了面子，不妨禮讓一步。8月2日，南京方面由胡漢民、鈕永建、吳稚暉、李烈鈞聯名電馮，聲稱只要汪精衛踐履他先前的承諾，在南京召開四中全會，則漢方之重要分子來寧執柄大政，亦所歡迎。對武漢而言，反共已經輸給了南京，維持中央的「黨統」地位乃成了最後的一道底線。不過汪精衛也認識到，既與共產黨破裂，勢非與南京提攜，將無以自存。中共8月1日發動南昌起義後，武漢方面更感到危急萬狀。3日，汪精衛、譚延闓、唐生智、孫科、程潛、朱培德聯名致電馮玉祥，表示同意召開中央執監委員大會。汪精衛並聲稱，如寧方果能尊重中央，則他個人之進退，無關輕重。

  寧方內部，桂系與蔣介石關係本不融洽。據蔣介石《事略稿本》記：白崇禧曾於6月10日電蔣，直言指責蔣氏獨裁。蔣接電後，連呼咄咄不止，慨曰：「於黨事未過問，猶疑我獨裁，人心如此，政局如彼，不知何以善其後也。」在對待武漢政府的態度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亦不同意蔣介石的激烈做法，表示只要武漢反共，於願已足，不願同室操戈，自相殘殺。蔣介石反攻徐州失利後，又將戰略重心轉向對漢，重新擬定對漢作戰計劃，並致電馮玉祥，請馮聯手出兵從速解決武漢。8月5日，獲悉中共發動南昌起義，第4軍、第11軍相繼脫離武漢政權，蔣介石幸災樂禍地說：「偽黨崩潰之期不遠矣。」

  8月6日，蔣介石返南京。7日，馮玉祥電蔣，轉告汪精衛願意來寧合作。蔣復電錶示同意。8日，李宗仁領銜致電汪精衛與譚延闓，聲稱讀了8月3日汪精衛等人致馮玉祥的電報後「喜極而涕」，申言共產黨既已退出，則國民黨「只有整個善後，並無兩派爭執」，當前大計在於北伐，要求武漢方面及早到南京召開中央全會。該電聯署人排名，白崇禧、何應欽、蔣介石分別排在第二、三、四位，意味著電報表達的意見，主要是桂系李、白的主張。桂系與武漢暗通款曲，蔣介石自有察覺。據《事略稿本》記：是日，蔣介石決定今後採取「和漢對奉」政策，但又獲悉汪精衛玩弄兩面手法，一面通過馮玉祥求和，一面又暗中運動李宗仁倒蔣，大罵汪精衛「誠非人類也」。

  8月10日，汪精衛等復電李宗仁，重申武漢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為「黨國之最高機關」，但表示可以通過中央全會解決「個人責任」、「機關改組」及「統一全國之政府」等問題。11日，南京召開中央政治會議與軍事委員會議，研究對漢策略。與會各方意見不一，「軍人主張緩和，文人主張待時」。12日，又召開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會上，何應欽與李宗仁力主與武漢遣使議和。李宗仁等認為，只要蔣介石去職，即可消除寧、漢合作的障礙，因而壓迫蔣辭職。此際正值蔣介石剛剛受挫徐州，聲威有折。蔣表示：「余惟有以中央執監委員會之主張為依歸」，願與中央執監委員同進退。李宗仁與白崇禧當面譏諷說：「總司令應大權獨斷，何以須隨執監委為進退？」散會後，李宗仁與白崇禧又囑人前去質問蔣，逼蔣「自決出處，以避目標」。蔣介石感到桂系實在欺人太甚，極度憤慨之下，想一舉解決桂系。他分析，寧滬駐軍都是他的嫡系第1軍，要消滅桂系的駐滬部隊並非難事；但他思慮再三，還是決計引退，以免「貽萁豆相煎之誚，重蹈太平天國之覆轍」。當晚12時，蔣離寧赴滬。中途過蘇州時，訪張靜江，報告經過，張氏主張和桂系「決鬥」。至上海後，蔣又訪宋慶齡，並與吳稚暉、黃郛、張靜江等人商議對策。宋慶齡勸他辭職出洋，黃郛亦勸退甚堅，張、吳則力主勿退，謂雖至決裂，亦在所不恤。蔣擔心與桂系決裂，將給共產黨造機會，最終還是決計引退。8月15日，蔣介石正式發表辭職下野宣言。下野後，蔣反思自己此次失敗的原因有三：一是「組織不完，系統不明，用人不慎，分子複雜」，二是「軍事時期而兼行訓政憲政」，三是「攻魯策略不定」。自認為「對人忽略，對事大意，客氣浮急，謙讓而不強毅，所以失敗也。"9月28日，蔣介石赴日考察。

  蔣介石下野後，胡漢民、張靜江、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黃郛等亦相繼宣布辭職。南京方面一時群龍無首。孫傳芳乘機反攻。江北很快為孫軍占領。武漢東征軍亦於8月21日占領安慶。面對兩面受敵的形勢，桂系與何應欽的部隊不得不合力支撐危局。上海方面，由白崇禧出任上海衛戍司令，並以白的參謀長張定璠為上海市長。8月22日，白崇禧公開發表談話，嚴厲指責蔣介石所領導的「第二期清黨」不得民心。負責上海清黨的楊虎、陳群見勢不佳，溜之大吉。

  蔣介石下野後，寧漢合流的進程加快。8月15日，李濟深、黃紹竑電請武漢政府即行遷寧。16日，李宗仁再電汪精衛，請其中止東下之師，並派胡宗鐸赴漢口迎接汪、譚等武漢方面要人到南京「柄政」。17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第47次會議，汪精衛提出，南京政府已經停止辦公，事實上已不存在，建議遷都南京。19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舉行第25次擴大會議，正式通過遷都宣言，並撤銷對蔣介石、胡漢民、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等人開除黨籍的處分。會後，汪精衛、譚延闓邀李宗仁赴九江商議具體合作辦法。22日晚，李宗仁與漢方中委汪精衛、譚延闓、孫科、陳公博、唐生智、朱培德、程潛等在九江舉行會議。李表示歡迎汪等赴南京組織政府，但希望汪能發表一項與南京合作的宣言。汪表示一切問題等至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解決。經過討論，雙方達成協議：武漢政府於9月3日以前遷往南京，與南京政府合而為一；9月15日召開二屆四中全會。為了使寧方軍隊放心，譚延闓、孫科於23日偕李宗仁東下，汪精衛等其他漢方中委繼續留在九江，準備東遷。至此，寧漢兩方初步達成諒解。

  在寧漢醞釀合流的過程中，上海的「西山會議派」亦試圖與寧漢兩方謀求合作。當蔣介石尚在籌劃清黨時，上海「西山會議派」曾主動表示願意與之合作清黨，但是時蔣介石基於種種考慮，認為尚不宜取消「打倒西山會議派」口號。故「四一二」上海清黨時，「西山會議派」在上海環龍路44號之中央黨部亦同時被查封。直至5月25日蔣介石對黃埔同學會發表講話時，才公開表示「西山會議派」這個稱呼是中共造出來的，「打倒西山會議派」這個口號也是中共提出來的，申言「西山會議派」並非個個都落伍。6月6日，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胡漢民於中央黨部紀念周上正式宣布，以後不容再有「打倒西山會議派」的口號。次日，南京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及各部部長聯席會議，決議恢復「西山會議派」諸人的國民黨黨籍。「西山會議派」亦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同意與南京中央協議統一，並推舉張繼、覃振、劉積學三人為接洽委員，負責與南京方面聯絡協商。隨後，寧、滬兩方之中央執監委員往返相商黨務統一辦法，雙方同意「舉出同等人數籌備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

  武漢分共後，「西山會議派」又主動與汪精衛集團聯繫。8月初，許崇智派人到漢口見汪。汪隨即復函許崇智，提出兩點意見：漢滬雙方先開預備會，充分交換意見；漢方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請滬方派同志參加。「西山會議派」同意開預備會，但不同意漢方召開四中全會。汪精衛則堅持只能接受「西山會議派」的個人，而不能容納「西山會議派」的整個機關。

  在與寧、滬交涉過程中，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派處處以國民黨「正統」自居。寧、滬兩方對此十分反感。「西山會議派」申言：「同屬一家，無正統與非正統之可爭；先後反共，更無誰勝誰負之可夸。」蔣介石下野後，「西山會議派」也要求汪精衛下野。南京所屬的江浙地方黨部群起附和，指責汪精衛「早已自絕於國人，信用人格，兩俱喪失」，要汪即日下野，以謝黨國。

  9月5日，汪精衛、顧孟余、徐謙、陳公博、朱培德等漢方要人抵達南京。桂系不願漢方以勝利者姿態接收南京，故而一面表示歡迎，一面又在南京街頭遍貼反汪標語，使汪難堪。李宗仁還提出，若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及組織政府，必須邀請寧方已離職赴滬的委員胡漢民、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等回寧參加。汪等表示同意。為了表示「誠意」，汪精衛等漢方委員於9月9日親往上海「勸駕」。

  9月11日，寧、漢、滬三方代表在上海舉行談話會。會上，汪精衛堅持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來解決黨內一切糾紛。但寧、滬兩方均反對召集此項會議。因寧方否認1927年3月間在武漢召開的二屆三中全會，認為此會是在中共「劫持」下召開的，自無繼此「非法」的三中全會之後再開四中全會之理；滬方「西山會議派」則不僅否認二屆三中全會，連廣州「二大」和二屆中委亦不願承認，最低限度亦須「粵二屆」與「滬二屆」各舉同等人數籌備召開國民黨「三大」。如照汪的提議召開四中全會，則「西山會議派」諸人均非武漢方面所承認的二屆中央委員，勢將被摒除於會外。為了打破僵局，孫科提出一項折衷辦法，即避開黨統、法統之爭，暫時由寧、漢、滬三方共同組織一個過渡性的中央最高權力機構，代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先使合作告成，再圖補救辦法。孫科的提議得到寧、滬兩方的贊同，汪精衛也未表示反對。於是三方共同商定：

  由寧、漢、滬三方共同推定若干人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負責寧、漢兩政府的合併、改組以及決定中央黨部各部長人選，負責統一各地方之國民黨黨部，並負責於3個月內籌備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9月12日，三方共推出特別委員會委員32人，候補委員9人。漢方推出之特別委員為譚延闓、孫科、何香凝、于右任、朱培德、程潛，候補委員為顧孟余、陳公博、甘乃光。寧方推出之特別委員為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王伯群、伍朝樞、李烈鈞，候補委員為褚民誼、繆斌、葉楚傖。滬方推出之特別委員為林森、許崇智、居正、謝持、覃振、鄒魯，候補委員為茅祖權、劉積學、傅汝霖。寧、漢、滬三方共同推出的特別委員為汪精衛、胡漢民、張繼、吳稚暉、戴季陶、張靜江、蔣介石、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楊樹莊、李濟深、何應欽、白崇禧。

  9月16日，中央特別委員會在南京正式成立。特別委員會成立後，又於16、17、19日連續召開三次會議，議決如下各事項：（1）推汪精衛、蔡元培、謝持為特別委員會常務委員，葉楚傖為秘書長，各部實行委員制，由各委員互選主任一人統理部務，不設部長；（2）推丁惟汾等47人為國民政府委員，推汪精衛、胡漢民、李烈鈞、蔡元培、譚延闓5人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推孫科、伍朝樞、王伯群、王寵惠分任財政、外交、交通、司法四部部長；（3）推于右任等67人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推白崇禧、何應欽、朱培德、李宗仁、李濟深、汪精衛、胡漢民、唐生智、馮玉祥、程潛、蔣介石、楊樹莊、譚延闓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9月20日，國民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會委員宣誓就職。

  中央特別委員會的成立及國民政府的改組，表面上結束了寧、漢、滬三足鼎立的局面，暫時整合了自「西山會議」以來分崩離析的國民黨中央。但中央特別委員會本身存在著無法克服的矛盾：一是該會在國民黨黨章中沒有法理依據，二是寧方實力委員和元老委員不予支持，三是漢方汪精衛等極力反對。在這種情形下，特別委員會不僅未能發揮其領導職能，反而使黨內糾紛和衝突更趨複雜化。

  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不僅意味著否定了汪精衛召開二屆四中全會的主張，也意味著否定了漢方的正統地位。汪精衛最初未以為意，故未執意反對，後經陳公博提醒，才恍然大悟。9月13日，汪精衛召集漢方委員譚延闓、孫科、朱培德、顧孟余、陳公博等秘密協商，討論對特別委員會的態度。譚延闓、孫科力陳舍此別無他途，陳公博、顧孟余則堅決反對。汪精衛感到事已無法挽回，決定消極抵制，於當夜潛赴九江，行前發表通電，表示因對共產黨防制過遲，應先補過，故而宣布「引退」。隨後，顧孟余、陳公博、徐謙等亦相繼發表「引退」文電，抵制特別委員會。

  特別委員會雖不顧汪等之抵制而成立，但反對特別委員會的聲浪亦隨之而起。蘇、浙、南京等省市黨部表示不承認特別委員會的領導地位，其反對矛頭多指向特別委員會內之「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派」在中央特別委員會中分據要津，而該派在政治立場和人脈關係上，素與胡漢民接近，因此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幕後支柱實系隱居上海的胡漢民。原來寄希望在蔣介石下野後便可重操中央大權的汪精衛，在特別委員會中僅獲得幾個委員空銜，未免大失所望。他在極度「痛心」之餘，暗地策動唐生智和張發奎，企圖從湖北、廣東兩地分頭起兵，用武力對抗特別委員會。

  唐生智本有控制湘、鄂、皖之個人野心。寧漢議和期間，他趁機整頓後方，解決兩湖境內幾支非唐系武裝力量，完全控制了兩湖地區。為了與控制特別委員會的桂系相抗衡，唐生智需要利用汪精衛的招牌以壯自己的政治聲勢。汪、唐於是在反對特別委員會這一點上氣味相投，一拍即合。9月21日晚，兩人商定成立武漢政治分會，控制湘、鄂、皖三省地盤，與南京特別委員會分庭抗禮。

  南京特別委員會成立時，曾決議於10月1日以前一律取消各地的政治分會。故當武漢政治分會宣布成立後，特別委員會便據此通令取消。唐生智既有意向特別委員會挑戰，自然置之不理，並於9月28日以武漢政治分會名義發表通電，指責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職權，在黨章上毫無根據，且為將來破壞黨的組織者開一惡例，聲稱不承認特別委員會有關黨務、政治的決議和命令。

  桂系覬覦兩湖亦久，對其競爭對手唐生智早有打擊之意。譚延闓與唐生智之間有宿怨。在譚延闓的牽線下，桂系又策動程潛參加討唐戰爭，允諾成功後，讓程潛回湘主政。唐生智反對特別委員會，為桂系討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藉口。10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下令褫奪唐生智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依法治罪，隨即任命程潛為西征軍總指揮，李宗仁為副總指揮，分由長江兩岸進攻安徽唐軍。唐軍很快被擊潰。11月11日，唐生智通電下野，乘輪赴日本。15日，南京國民政府下令通緝唐生智。在此之前，汪精衛已預感戰事將不利於唐生智，於10月21日離開武漢，轉赴廣州。

  汪精衛赴廣州，是因為他的支持者張發奎在9月下旬已回到了廣東。張發奎有意在廣東為汪精衛謀得一塊東山再起的地盤。汪精衛一面策動張發奎控制廣東，一面支持唐生智出兵南京。10月7日，張發奎通電反對南京特別委員會，正式打出「擁汪護黨」的旗號。10月29日，汪精衛到達廣州。30日，汪精衛與陳公博、何香凝等聯名發表通電，宣布克日在廣州召開二屆四中全會，並在廣州成立中央執監委員通訊處，自居中樞「正統」，反對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11月1日，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召開會議，通過三項決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從速在廣州履行最高機關職責；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解決一切爭端。這樣，汪派正式在廣州樹起了國民黨中央的大旗，與南京中央相對抗。

  當時在粵的國民黨中委只有六七人。這些附從汪精衛的中委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原為廣州和武漢時代之國民黨左派，二是多數為粵籍，故外間稱之為「粵派委員」或「粵方委員」。

  張發奎和汪精衛的回粵，對原在廣東的李濟深構成威脅。李濟深既不贊成汪精衛在廣州另立中央，也不希望汪精衛等人久居廣東。李濟深於是在寧粵之間斡旋，企圖以召開四中全會為名，將汪派中委送出廣州，然後再尋機解決張發奎部。經過李濟深的居間調停，寧方同意召開四中全會。11月1日，寧方通電敦促粵、漢各方中委到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正在這時，因蔣介石策劃聯汪反桂，政治局面又為之一變。

  11月8日，蔣介石自日本歸國。蔣回國前，經宋子文居中聯繫，汪與蔣已達成諒解。10日，蔣介石電邀汪精衛赴滬共商召開四中全會預備會議事宜。汪鑑於蔣支持其反對特別委員會、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張，乃決定放棄在粵開會的初衷，啟程赴滬。赴滬前，汪精衛與張發奎策劃了一個驅逐李濟深、黃紹竑出廣東的計劃。11月16日，汪精衛以赴滬出席四中全會預備會議為名，挾李濟深一同北上。李濟深動身前，電召在廣西的黃紹竑到粵，將廣東軍政大權交黃代理。17日晨，粵軍張發奎、黃琪翔部發動兵變，將黃紹竑駐廣州的桂系部隊繳械。事變發生後，胡漢民、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張靜江等留居上海的一批國民黨元老以及「西山會議派」、桂系等紛紛指責汪精衛與陳公博。粵變的責任未了，中共於12月11日在廣州發動起義。中共暴動又為國民黨內反汪派提供了一個打擊汪派的藉口，指責張、黃兵變與中共暴動均為汪、陳等粵派中委所促成。社會譴責輿論亦集矢於汪、陳等粵派中委。12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下令查辦汪精衛為首的粵派中委。汪精衛感到難以在國內立足，遂發表引退通電，乘輪去國。

  11月22日，南京民眾舉行慶祝討唐（生智）勝利大會。中央黨務學校代表谷正綱等發表演說，大呼「打倒特別委員會」、「恢復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等口號，會後舉行示威遊行，遭到軍警鎮壓，死傷多人。慘案發生後，蔣介石要求追究查辦政府失職人員，藉此打擊「西山會議派」和特別委員會。時在中央特別委員會負責的「西山會議派」人士感到在南京無法立足，紛紛他往。胡漢民、孫科與伍朝樞亦於1928年1月25日出洋考察。

  在這場鬥爭中，蔣介石採取左右逢源的權謀之術，一面利用粵變之後「西山會議派」、元老派及桂系等對汪派之譴責與彈劾，將汪逼走海外；一面又利用汪派促開二屆四中全會，搞垮「西山會議派」及中央特別委員會，從而坐收漁利。1927年12月28日中央特別委員會宣告結束。1928年1月9日，蔣介石在南京通電復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