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西南各省的局勢演變

  西南各省處在北洋系軍閥的控制之外，為了對付北洋系軍閥的擴張與「統一」，西南各省多能聯合對外，保存實力，堅持自主，互相聲援，聯省自治就是他們對外自保的護身符之一。自護法戰爭之後，西南各省還不時「團結」在「統一」政府（廣東護法政府、非常政府、大元帥府）的領導下，對外自成格局，儼然國中有國。但是，西南各省內部從來就沒有平靜，各省與統一政府之間，尤其是各省內部派系之間，仍然是矛盾重重，並有著激烈的內爭。各省大小軍閥擁兵割據，省中有省，以至縣中有縣，進則覬覦統一，擔當霸主；退則割地自保，成「土皇帝」。為了自身派系和個人的利益，你爭我奪，從無止息，以致政局動盪不已，民眾深受其害；戰爭是家常便飯，動亂成社會常態。這種矛盾衝突夾雜在北洋系軍閥南進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的北伐之中，更顯複雜多變，頭緒紛亂，甚而使研究者企望從中理出一條簡單明晰的發展脈絡與線索亦非易事，以下簡單敘述西南各省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前後的局勢演變。

  湖南湖南夾於南北之間，從來就是南北爭奪的主戰場，南北交鋒不斷，但自吳佩孚率軍北撤後，湖南省內的派系矛盾上升，激烈程度超過南北矛盾，成為湖南局勢動盪的主要根源。1922年元旦《湖南省憲法》公布後，根據其規定，省長將由議會選舉產生，統領軍民兩政，實為全省最高長官。正在掌權的趙恆惕視省長之位為其當然之座，但其他政治人物也不甘心就此放棄，其中最主要的爭奪者是譚延。1920年11月，譚延因政爭失利而被迫離開湖南，蟄居上海，後投身於孫中山陣營，但他在廣東時有寄人籬下之感，對重返湖南政壇當家做主有濃厚的興趣，如今省長明文規定由民選產生，譚將之視為自己的機會，而且他在湖南還有不少支持者，自認可與趙一爭，因此決定參選，從而掀起了湖南政壇譚、趙之爭的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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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對付譚延爭奪省長之位的挑戰，趙恆惕採取的戰略是聯合林支宇，對付譚延。此次湖南省長選舉的候選人，以地區分配名額，結果中路推出譚延,西路推出林支宇，南路推出趙恆惕，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趙恆惕以助林支宇競選省議會議長為籌碼，利誘林支宇放棄參選省長，使三足鼎立成為兩強相爭，而趙、林結合的實力顯然強於譚延。1922年5月，湖南省議會選舉結果揭曉，趙恆惕、林支宇派當選者有109人，占全部議席的2/3，形成對譚延派的壓倒優勢。

  譚延在省議會選舉中失利，他對此心有不甘，遂策動擁己之第6混成旅旅長陳嘉（駐郴州）發表通電，揭露選舉「黑幕」，否認選舉有效，並以鼓動當選議員到郴州舉行非常會議而抵制省議會。同時，譚延還以孫中山正在籌劃之北伐向趙恆惕施加壓力，並策動己派軍人迎合湘人收回仍在直軍手中的岳州之要求，放出出兵岳州的風聲，企圖以此分裂趙恆惕與吳佩孚的關係，挑起湘直戰爭，以削弱趙在湖南的實力。但趙恆惕與吳佩孚早有默契，為避免與直軍衝突而使譚收漁人之利，他派人向吳佩孚交涉，稱「直軍駐在岳州，破壞湖南自治，如不及時撤退，他將無以約束部下」。此時吳佩孚正在籌劃武力統一，南方的趙恆惕和陳炯明為其重點拉攏對付孫中山的對象，因此對趙之要求表示優容。6月19日，吳佩孚致電趙恆惕，告其直軍準備自岳州撤防，囑其「會商陳炯明，將中山餘部許（崇智）黃（大偉）等軍早行消滅，以免若輩陰謀醞釀，擾亂湘粵，阻撓統一」。7月11日，吳佩孚與趙恆惕成立協定，規定岳州為不設防城市，雙方不得駐軍，由警察維持地方秩序。27日，直軍第24師張福來部由岳州回撤至河南。趙、吳妥協加強了趙恆惕的政治地位，也使譚延「借刀殺人」的計謀未成現實。此後，孫中山因與陳炯明分裂而離粵，北伐軍事中止，陳嘉旅被改編，譚延失去軍事支撐，省長競選更無成功希望。8月20日，湖南省議會進行省長預選，趙恆惕得133票，譚延得87票。9月10日，湖南各縣議會進行省長決選，趙恆惕以1603票的壓倒多數當選為湖南行憲後的第一任省長。

  1923年2月，孫中山重返廣州，就任大元帥，任命譚延為軍政府內政部長，準備繼續北伐。湖南為北伐必經之地，譚延也不能忘情於湖南，他隨即聯絡陳嘉與沅陵鎮守使蔡巨猷，策劃武力倒趙行動。事為趙恆惕所知，他下令調蔡為湖南陸軍講武堂監督，以削其兵權。譚則請孫中山任蔡為湘西討賊軍第1軍軍長，公開擺出與趙武力抗衡的態勢。8月7日，譚延在衡陽就任孫中山所委之湖南省長兼北伐討賊軍總司令，所部湘西鎮守使蔡巨猷、寶慶鎮守使吳劍學、衡陽鎮守使謝國光及陳嘉等均改稱軍長，預備北進討趙。趙恆惕亦不甘示弱，他以維護省憲自治為號召，通電責難「一二失意流寓之黨徒，擁首倡制憲之人，為根本破壞省憲之舉」。旋將所部改稱「湖南護憲軍」，8月11日以省長兼任護憲軍總指揮，令賀耀祖、唐生智旅由益陽、常德攻沅陵，葉開鑫旅由長沙、湘潭攻衡陽，拉開了伐譚之架勢。趙恆惕的舉措得到了直系的支持，因為直系「以大勢觀之，贛西如得完全，自非援助炎午（趙恆惕）不可。蓋趙存則贛西可固，趙去則湘贛絕無相安之理」。所以，當趙恆惕向直軍要求接濟軍械時，直軍同意由湖北蕭耀南處提借部分軍火，使「湘軍軍實充足，得以拒譚，而炎午地位，因之鞏固」。而當湖南戰局暫時不利於趙時，吳佩孚又決定由湖北出動部隊重占岳州，以為趙助。如曹錕的參謀長陸錦所言，「趙炎午能否恢復，雖不可知，然必須設法利用，為吾們效用。」

  8月25日，譚、趙兩軍在衡山交火，趙軍獲勝，31日進占衡陽，譚延率部後撤。同日，因表示中立之湘軍第2師魯滌平部團長朱耀華倒向譚方，引譚軍自湘潭夜襲長沙，毫無防備的趙恆惕於倉促之間出城奔醴陵，前線趙軍亦自衡山一線後撤，準備回師長沙。9月13日，趙軍賀、唐、葉旅分兵攻長沙，譚軍寡不敵眾，退向湘潭，趙恆惕重返長沙主政。14日，湘軍第2師師長魯滌平發表通電，提議譚、趙兩方息兵止戰，在長沙召開和平會議。22日續電請雙方在其駐地湘潭姜畲開會，並建議譚任湖南省長，趙任湘軍總司令。譚、趙雙方因需要爭取時間準備再戰，同意魯滌平之請，派出代表到姜畲進行和議。談判持續了20多天，雙方因對省憲存廢問題相持不下，沒有達成妥協，10月中旬和談破裂，戰事又起。趙恆惕因有直軍支持，沒有後顧之憂，全力反攻譚軍，11月7日再占衡陽，完全解除譚軍對長沙的圍困與威脅。此時，陳炯明部正在廣東與孫中山屬下之部隊交戰，孫中山急調譚延回師援粵，11月13日譚部回師廣東，譚、趙之戰結束，趙恆惕控制了除湘西之外的湖南全境。

  四川四川軍閥派系之多，戰爭之頻、為禍之烈、政局之亂，即使在北洋時期也是全國少見。1920年，四川省內軍隊已有3個軍（下轄10個師、9個混成旅）及川北邊防軍和川邊軍，人數不下十幾萬。其中有劉存厚的武備系、劉湘的速成系、鄧錫侯的保定系、熊克武與但懋辛的一軍系、劉成勛的三軍系等等，由於四川軍閥獨有的防區制，各軍駐防區域儼然獨立王國，一切政務均由軍人決定，互相之間你爭我奪，混戰不已。據統計，北洋時期四川省內的軍閥戰爭，每半個月就有一次，大戰則幾乎年年都有。自袁世凱死後，四川政局一直撲朔多變，省內各派軍閥明爭暗鬥，還有外省軍閥參與其間，並在護法之役後的一段時間裡，反客為主，控制了四川政局，更加劇了四川局勢的混亂與動盪。用時人的說法是：「時離而時合，亦友亦仇，隨和隨戰。要之，萬變不離其宗者，為擴張私利，保有實力，誅求無厭，剝削地方。」

  1920年，先是3月唐繼堯免去熊克武的四川靖國軍總司令職務，引發川、滇、黔軍之間的戰爭，熊克武部於6月被川黔聯軍擊敗，退出成都。其後，因唐繼堯企圖凌駕於川省當局之上，將川省軍、民、財政大權歸之於其任統帥的川、滇、黔「三省聯軍總部」，以此「存川督之虛名，割地方之大半」，又引起川籍軍人的不滿。熊克武以驅逐滇、黔客軍為號召，鼓動川省各派軍人聯合對滇、黔軍作戰，以劉湘為前敵各軍總司令，但懋辛、劉成勛為軍長，楊森、劉文輝、鄧錫侯等為師長。接戰後，川軍於9月5日克成都，10月克川南瀘州、敘州（宜賓），滇軍第2軍軍長趙又新於10月8日戰死於瀘州，滇軍退川南永寧（敘永），黔軍退重慶。10月，川軍楊森、劉文輝等部攻永寧，但懋辛等部攻渝北合川，劉湘指揮鄧錫侯、田頌堯等部攻渝南江津，陳能芳、陳國志等部攻渝西永川。15日，川軍余際唐師占重慶，16日楊森部占永寧，滇、黔軍分別退回雲南和貴州，結束了外省客軍主導四川政局的局面。隨後，川軍將領於12月10日在重慶開會，決定成立四川各軍聯合辦事處，「暫維政局」，並提出自治主張，以「順應世界之新潮，發達民治之基礎」。1921年6月6日，四川各軍聯合辦事處推劉湘任川軍總司令兼四川省長。

  劉湘上台後，政治上標榜川省完全自治，脫離南北政府；軍事上以但懋辛為第1軍軍長（熊克武派），楊森為第2軍軍長（劉湘派），劉成勛為第3軍軍長（中立派，力量較弱，實力不及其他兩軍），但儘量擴充己派實力，削弱他派實力；經濟上，力圖控制四川稅收與兵工廠，掌握物質資源。因其種種利己損人之圖，很快即引起其他派系的不滿，尤其是與較偏向於南方廣東政府的熊克武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熊克武、但懋辛聯合劉成勛的第3軍及省聯軍，發起倒劉運動。在各方壓力之下，1922年5月14日，劉湘明為通電辭職，暗卻積極備戰。此時，戰勝奉系之後正在積極謀劃武力統一的吳佩孚見川省時局可乘，遂於6月間致電宜昌孫傳芳和武昌蕭耀南等，要他們對四川「相機援助，以樹懷柔之德」。他在洛陽會見楊森後，致電劉湘，請其「與楊子惠（楊森）團結一致，以資應付，務使奸不得逞，功有所歸，川局底定」。有了直系的支持，劉湘自恃可戰，聲稱「勝算要靠北軍來援，尚須有待，只能加強準備。」但楊森急欲開戰，以此樹威並擴充實力，並謀代劉湘而領川政，擅發作戰令，甚而派人告劉湘：「楊在為你打天下，如戰勝，功歸於你；戰敗，由楊森負責，你又何必大驚小怪哩！」劉湘只能默認，但告誡楊說：「熊、但用兵詭詐，不可輕敵。」

  1922年7月9日，楊森所部兵分兩路由重慶向駐在川東北的第1軍發動突然襲擊，第1軍因準備不足，初處守勢，主動放棄忠縣、萬縣，旋即反攻，第2軍不支而退。8月1日第1軍克渠縣，2日克達縣，第2軍退回重慶，又遭到省聯軍的圍攻，楊森被迫於7日率部出渝，節節後撤至川東萬縣、奉節一帶。楊森的失敗使吳佩孚頗為焦慮，他認為「渝在雖小挫仍能恢復，渝亡縱苟延亦必終敗」，遂急令陝西劉鎮華出兵川北綿陽，牽制第1軍，策應楊森，「俾楊無後顧之憂」；同時令宜昌孫傳芳率隊沿江西上，「進駐夔萬，以應急援」。楊森退出重慶後，第1軍繼續追擊，12日克萬縣，18日克奉節，楊森防備不周，所部大敗潰散，本人隻身逃出奉節，搭輪到宜昌，投靠吳佩孚，收拾整理殘部，出任第16師師長，從此成為北洋軍閥武力圖川可用之棋子與先鋒。

  當第1、第2兩軍交戰時，但懋辛等致電在成都的劉成勛、賴心輝、鄧錫侯等，請他們出兵相助。7月10日，第3軍軍長劉成勛被推為川軍總司令兼四川省長，以鄧錫侯、賴心輝分任正、副總指揮，率部進攻第2軍。第2軍腹背受敵而不支，8月7日，與楊森離渝的同時，劉湘亦離渝暫避，並於月底回原籍大邑，四川政局發生重大變化。11月上旬，第1、第3軍在成都召開善後會議，決定川省暫取自治態度，推劉成勛為總司令，暫兼攝民政；廢除軍長制，各師、旅原有單位暫不變更，分期實行裁兵，破除防區，統一財政。由於明令廢除軍制，縮編部隊，引起了各軍內部的矛盾，各自爭防區，爭糧餉，所謂裁兵反成了擴軍。1923年1月，第3軍下屬的第7師師長陳國棟與劉成勛發生內訌，引起第1軍助劉攻陳，而中立派第3師師長鄧錫侯則助陳攻劉，成都、重慶重又陷於混戰之中。

  四川省軍的內訌，有利於吳佩孚插手其間，挑動內戰，以圖其利。在吳佩孚的支持下，駐守宜昌的楊森部與劉存厚老川軍系統的鄧錫侯、陳國棟部聯手，並得到劉湘所部的協助，向第1、第3軍及川北、川東邊防軍開戰。1923年2月14日，楊森、劉存厚、鄧錫侯、田頌堯、陳國棟、劉文輝等，發出討伐熊克武、但懋辛的通電，隨後楊森部由鄂西奔襲川東萬縣，鄧錫侯部在川中圍成都，拉開四川軍閥又一次大規模內戰的序幕。與此同時，吳佩孚下令組織援川軍，其中以王汝勤為鄂西總司令，盧金山為總指揮，劉鎮華為陝邊總司令，吳新田為總指揮，孔繁錦為甘邊總司令，袁祖銘為黔邊總司令，四路大軍在四川周邊擺開合圍之勢，形成對川軍各部的壓力。

  川軍內戰開始後，楊森、鄧錫侯部發起進攻，東西呼應，占據上風。3月8日，東線楊森部占萬縣，4月6日繼占重慶，一軍向永川、合川方向退卻；西線劉成勛於30日通電辭去川軍總司令以及省長職，率部退出成都，4月5日鄧錫侯、田頌堯部進占成都，6日鄧錫侯被推為四川聯軍總司令。其後，熊克武、但懋辛、賴心輝等決定反攻計劃，分兵三路，先取成都，再圖重慶。5月5日，第1軍發動反攻，擊敗川聯軍，13日熊克武、但懋辛、劉成勛、賴心輝等又入成都。隨後但懋辛部北進占綿陽，劉存厚軍及陝軍、甘軍北撤，鄧錫侯、陳國棟部退向通江、南江、巴中方面。為了支援川聯軍，楊森部由重慶西進，5月底與第1、第3軍在資陽、資中、內江等地開戰，6月上旬楊軍敗退，與袁祖銘率領的援川黔軍合據隆昌，再敗後楊軍退瀘縣，黔軍退大足，第1、第3軍分途追擊，先後占領合川、銅梁、大足、璧山等縣，合圍重慶。6月4日，孫中山任命熊克武為四川討賊軍總司令，賴心輝為前敵總指揮，劉成勛為川軍總司令兼省長。24日，劉成勛通電復任川軍總司令，7月25日熊克武通電就任討賊軍總司令，以呂超為討賊軍第1軍軍長，石青陽為第3軍軍長，但懋辛仍任川軍第1軍軍長，並發出討賊軍布告謂：「川中歷年事變，推其亂源，則曹錕吳佩孚諸人，實屍其咎……總之，捍衛川省，即所以屏障西南；廓清渝夔，即可以進窺武漢。"7月30日，楊森、鄧錫侯、劉文輝、陳國棟、田頌堯等亦發出通電，擁劉湘為四川善後督辦。四川內爭又以南北對峙的面目復現。

  1923年8月以後，四川戰事的攻防重點在重慶，攻守雙方先在重慶外圍反覆較量，楊森部漸漸不支，9月下旬，戰事發展到重慶城下。此前，一直對四川「情有獨鍾」的唐繼堯於5月間派胡若愚率滇軍第2軍再次入川，10月中旬滇軍到達前線，熊克武軍得此外援，士氣大振，一鼓而敗楊軍，楊森、袁祖銘逃奔萬縣，10月16日熊軍占重慶。11月底，楊森、袁祖銘與劉湘、鄧錫侯在川東萬縣會商反攻計劃，決定以袁祖銘為前敵總司令，率部由萬縣沿江西進，鄧錫侯、陳國棟部則由梁山趨長壽，對熊軍構成兩面夾擊之勢。而熊軍在占重慶後內部矛盾又起，賴心輝圖省長之位，與熊離心；滇軍與川軍有過往之隔閡，貌合神離；熊軍內部互相猜疑，不能同心協力，結果不戰而敗。12月13日，楊軍與鄧、陳等軍會師江北，次日再占重慶，其後與劉湘等部分途進軍成都。熊克武本計劃「東路取守，北路取攻，趕造子彈，強募新兵」，繼續與劉湘、楊森等部周旋。但劉湘已派劉文輝向賴心輝接洽，「許以保存，令歸附中央，不與熊合」，故賴心輝「意在暫取觀望，至不得已時，即歸服中央，劉禹九（劉成勛）亦同此態度。熊見勢將瓦解，又因省兵不願紙幣關餉，軍心渙散，遂以但、張（沖）孤守成都，自率兵兩團，並帶行李八馱，現款十馱，銑（16）日離省，以赴中江潼川督戰為名，究不知其何往。「1924年1月中旬，劉成勛與賴心輝致電劉湘，表示將勸熊下野，要求劉湘等停止前進。劉湘得知對手陣勢已亂，25日令各部發起對成都的攻勢。熊軍各懷異志，兵無鬥志，各部分向川南、川西退卻。2月9日，劉湘等進入成都，賴心輝投吳佩孚，周西成投袁祖銘，劉成勛投劉湘，四川戰事基本結束，熊克武、石青陽率部由貴州遵義退到湘西，滇軍則退回黔邊。此次四川戰事，楊森在吳佩孚的支持下出力最多，從而擺出了在四川當家的態勢。2月18日楊森發表通電，稱其奉袁祖銘與劉湘之命，後方防務與前方接濟由其完全負責；所有後方駐在軍隊及軍屬機關，統由其節制指揮；成都所有行政司法事務，暫由其主持。5月，北京政府任命楊森為四川軍務督理，鄧錫侯為四川省長，劉湘為川滇邊防督辦，劉存厚為川陝邊防督辦，並在此前任命袁祖銘為川黔邊防督辦。自認為對倒熊立有大功的劉湘、袁祖銘未能當上川督，頗為不滿。袁祖銘認為：楊森「為人跋扈專橫，器量太小，將士不服，尚難獨自稱雄」，劉存厚「甚不洽人意」，「又以省長畀鄧晉康（鄧錫侯），完全偏一系，致令他方失望，枝節必多」，川軍「各自擴張，互相排擠，毫無顧念大局之心。彼此情形，不亂何待」，因此又種下了次年川軍各派聯合討楊的遠因。

  貴州貴州自「民九事變」新派將舊派劉顯世趕走之後，推王文華任黔軍總司令兼貴州省長，但王畏「以下犯上」、「以甥逐舅」之惡名，沒有回黔主政，而是指派盧燾為黔軍總司令，任可澄代理省長。新派雖在貴州政壇獲得勝利，然貴州政局並不因此而得安寧，因為新派內部隨即分化，矛盾鬥爭又起。

  袁祖銘為劉顯世提拔的將領，劉因擔心王文華坐大而提拔袁以牽制之。袁祖銘曾任黔軍師長、前敵總指揮等職，在黔軍中的地位僅次於王文華，但王因擔心袁超越其地位，調其為總參軍，解除其兵權，使袁對王心懷怨恨，在王文華逐劉顯世之後，起而與王爭奪貴州的領導權。1921年，黔軍退出四川後，袁祖銘離隊，與王文華同在上海，袁先設計脫離上海，繼又令其表兄何厚光布置手下，於1921年3月16日在上海一品香旅館刺殺了王文華。王死後，盧燾在貴州無力穩定政局，部下五個旅長各據一方，爭權奪利，其中以谷正倫與何應欽的矛盾最為激烈，何應欽是劉顯世的外甥女婿，又是王文華的妹夫，劉、王既垮，他自然也待不下去，被逼離開貴州到昆明，後轉廣東，投靠了他在日本士官學校的老同學蔣介石。

  袁祖銘離開上海後，無處伸展抱負，成為流浪軍人。由於偶然的機會，他經原在四川相識的友人張英華介紹，拜見了北京政府財政總長潘復，聲稱可以運動黔軍歸附政府，實際是想依靠北洋勢力重回貴州。潘復將其意轉報北京政府總理靳雲鵬，因此前北京政府試圖說服盧燾「北附」未成，今袁既主動投懷送抱，靳雲鵬即表示可以助袁回黔，以將貴州納入北洋勢力範圍，「牽制湖南、四川，不使倒向孫中山方面」。北京政府決定撥款20萬元作為袁祖銘運動黔軍的費用，再由兩湖巡閱使王占元撥一旅軍隊歸袁指揮，於1921年4月由袁祖銘在武昌組建定黔軍，自任總指揮，但假道湖南入黔之議被拒。援鄂戰爭結束後，吳佩孚被任命為兩湖巡閱使，靳雲鵬電令吳佩孚「就近與袁祖銘接洽，設法扶助，俾定黔局」。1921年12月，袁祖銘與吳佩孚在漢口相見，吳表示將撥槍械助其回黔，經費「概由中央擔任」。此後，袁祖銘利用他在黔軍中的老關係，對黔軍進行分化瓦解，拉攏了不少黔軍將領擁其回黔主政，趕跑了孫中山任命的黔軍總司令谷正倫。1922年1月，袁祖銘自湘西洪江回師貴州，4月9日進入貴陽，盧燾被迫卸去總司令與省長職，袁祖銘「定黔」告成，8月被任命為貴州省長。1923年2月，四川大規模內戰爆發後，袁祖銘被吳佩孚任命為黔邊援川總司令，率部由貴州畢節入四川敘府。2月中旬，唐繼堯令滇軍入黔，袁祖銘因遠在四川，難於回顧，只能決定放棄貴陽，自任黔軍總司令，率部入駐四川，後以川黔邊防督辦名義，據有川東南大塊地盤。貴州則由劉顯世於4月19日復任省長，因其受滇軍挾制，不安於位，9月辭職由唐繼虞繼任，貴州再度淪為雲南唐繼堯的附庸。

  雲南1920年滇黔聯軍敗於四川，滇軍第1軍軍長顧品珍率部回滇，因不滿唐繼堯之頤指氣使，1921年2月5日乘勢驅唐下台，逼其離滇，顧品珍以滇軍總司令名義實際控制了雲南。1921年冬，孫中山集西南各軍會師桂林，準備北伐，唐繼堯表示反對，並策動駐桂滇軍集中於柳州，編為4個軍，設立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聲稱將回滇「戡亂」。1922年春，唐自率軍自滇桂邊境入雲南攻蒙自，另一路則由滇黔邊境入雲南攻昆明，顧品珍部戰敗。3月20日，顧品珍戰死於路南縣天生關鵝毛寨。隨後唐繼堯復入昆明，重掌雲南大權。唐繼堯重新上台後，一方面以聯省自治為名，鞏固對雲南的統治，另一方面企圖重溫「大雲南主義」舊夢，向川、黔擴張，並在貴州獲得了成功，於是又有兩年後袁祖銘殺回貴州的滇黔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