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在五四運動為中國帶來的重要變化中，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台以及隨後他們的政治代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當時的影響可能還沒有為國人及外人所充分估計，但隨著歷史的演進，這一變化的重要性卻日漸凸顯，並且真正成為影響20世紀中國歷史的大事件。

  工人階級力量的成長，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階級基礎，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則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誕生於19世紀中葉的馬克思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指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壓迫的工人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爭取自身權益、進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的革命理論。當時，中國剛剛被列強以武力打開大門，對外部世界的了解有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介紹也極為有限。目前所知，1899年由李提摩太據英國人企德所著《社會進化》編譯而成的《大同學》，粗淺地提到了馬克思及其學說，並將馬克思稱為「百工領袖」。因此《大同學》在《萬國公報》的連載，可以認為是馬克思最早被介紹到中國的開端。

  20世紀初，國人有感於國家危機而紛求救國之道，各種西方學說均成為國人關注介紹的對象，其中經由留日學生通過日文譯本和日文著作而引介的馬克思學說，成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重要渠道。1902年，戊戌維新失敗後避難日本的梁啓超發表了《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其中稱「麥喀士」（馬克思）為社會主義之泰斗，開中國人介紹馬克思之先河。後來他又發表過不止一篇文章，介紹馬克思的學說，反映出他對新知的敏感。此後，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及其基本觀點——唯物論、辯證法、階級鬥爭、共產主義等等，均陸續被介紹到國內，為國人所知。但此時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尚不發達，工人階級仍在成長，馬克思的學說被介紹到中國後，主要是作為學理探討的對象而非鬥爭實踐的指南。孫中山及其領導的革命派（如朱執信、戴季陶等），在從事民族民主革命的過程中，曾經對馬克思主義有興趣，也介紹過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在如何改善民生方面，他們因為有歐美各國的生活經歷，目睹了資本主義之弊端，因而亦較易受到馬克思學說的影響。但他們了解與接受的馬克思學說，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有相當的距離，尤其是他們始終主張實行西式民主、反對階級鬥爭，從而基本上仍可歸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由理論傳播而進入革命實踐，只能有待於作為其理論與行動階級基礎的工人階級的成長。五四運動前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及運動期間工人階級的作為，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由理論走向實踐創造了有利的階級基礎，再加上在此前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及其影響，中國民眾因巴黎和會外交失敗而對西方列強的普遍失望與拒斥心理，服膺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宣傳鼓動，都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走向實踐創造了良好的契機。

  五四運動之後，新文化運動得其助力仍在發展，各種宣傳新文化的報刊數量增加不少，但其主導趨向卻有了明顯的變化，對馬克思學說的介紹及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蔚為潮流。除了《新青年》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之外，其他一些雜誌（如《每周評論》《國民》《建設》等）和報紙（如《晨報》副刊、《民國日報》副刊、《時事新報》副刊等）都有不少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專文以至專欄。以1920年出版《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為標誌，馬克思主義著作紛紛被譯介出版，更擴大了其影響。當然，在百家爭鳴的環境下，也有不少其他各派的學說被介紹進中國，由於各派學說紛呈，其間還引發了數次激烈的論戰，馬克思主義學說通過這樣的論戰產生了更廣泛的影響。

  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俄國爆發革命，推翻沙皇政府，成立了由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實即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階級的蘇維埃國家政權，馬克思主義第一次在國家政權層面進入實踐過程。俄國革命的消息傳至中國，在先進知識分子中引起熱烈的反響。李大釗撰文寫道：「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不獨是俄羅斯人心變動的顯兆，實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顯兆。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楓葉罷了。Bolshevism這個字，雖為俄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勝利，就是二十世紀世界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為此，李大釗充滿激情地歡呼：「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李大釗連續在《新青年》第6卷第5、6號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認為：「自俄國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子……『馬克思主義』既然隨著這世界的大變動，惹動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誤解。」因此，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各個組成部分作了系統的闡釋，並強調了階級鬥爭的意義。李大釗的言論，反映了當時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聲，也是他們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歷程中所走過的共同道路。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也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代表性人物陳獨秀，曾經專門闡釋為什麼要講社會主義、為什麼能講社會主義、應講何種社會主義。他的回答是：「在生產方面廢除了資本私有和生產過剩，在分配方面廢除了剩餘價值，才可以救濟現代經濟的危機及社會不安的狀況。這就是我們所以要講社會主義之動機」；「中國不但有講社會主義底可能，而且有急於講社會主義的必要」；「只有俄國的共產黨在名義上，在實質上，都真是馬格斯主義」。他的結論是：「我以為中國的改造與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國際社會主義的運動幫忙，這是不容諱飾的了；國內的資本階級雖尚幼稚，而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階級戰爭的觀念是中國人應該發達的了；再睜開眼睛看看我們有產階級的政治家政客底腐敗而且無能和代議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議會政策在中國比在歐美更格外破產了；所以中國若是採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國家社會主義，不過多多加給腐敗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惡的機會罷了。」

  1919年7月25日，蘇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的名義發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北方與南方政府宣言》（「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布廢除中俄間所訂之一切密約與協約，放棄帝俄在華所有特權及租界、庚子賠款，將中東鐵路及其附屬產業無償歸還中國，並希望與中國就此進行談判。次年9月27日，蘇俄政府又由加拉罕署名發出《致北京政府外交總長函》（中譯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政府宣言》，即「第二次對華宣言」），重申上年聲明的主要內容，並向中國政府提議磋商廢除舊約事宜，在雙方完全平等與互相尊重主權完整的基礎上締結新約，建立外交關係。蘇俄兩次對華宣言，雖然實際上對舊俄在華利益（如中東路）仍有堅持，但畢竟公開表示放棄舊俄在華特權，顯示出與列強在巴黎和會的對華壓迫態度非常不同的姿態，得到了當時中國社會輿論的廣泛好評，為蘇俄擴大在華影響添了分，也有助於馬克思主義在華的傳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就是對十月革命、蘇俄影響及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國共產黨成立之間關係的形象表達。

  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進知識分子的組織活動，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由理論傳播進入具體實踐有了現實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實踐過程的發端及其組織保證——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則為水到渠成之舉。

  在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前，各地已有不少以共產黨或共產主義小組名義出現的、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組成的共產主義團體。在這些團體聯合組建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革命成功之後正在廣泛尋求盟友的蘇俄給予了大力支持。1920年春，俄共（布）中央遠東局外事處派維金斯基（中文名吳廷康）來華，尋求與中國革命者建立聯繫，並探討建黨的可能性。維金斯基來華後，在北京和上海「同中國革命運動的所有領袖都建立了聯繫」，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陳獨秀和李大釗。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科爾斯基受命抵達上海，幫助中共的建黨工作。馬林在報告中寫道：建黨「將大大有利於我們的工作。同志們那些為數不多而分散的小組將會聯合起來。此後就可以開始集中統一的工作了。」

  1921年7月23日，創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三號（現興業路76號）秘密舉行。出席此次大會的有各地共產黨或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在日本的周佛海，陳獨秀的代表包惠僧，以及馬林和尼科爾斯基。陳獨秀時在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李大釗在北大任圖書館主任，兩人均因公務繁忙無法脫身而沒有出席。7月30日晚，開會地點突遭租界巡捕的搜查。31日，會議轉移到距上海不遠的滬杭鐵路線上的江南小城——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進行並在此結束。

  

  中共一大經過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宣示中共將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廢除私有制；《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提出中共當時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灌輸階級鬥爭精神，不使工會成為其他黨派的傀儡及執行其他的政治路線；一切宣傳出版工作均應受中央的監督，不得違背黨的原則、政策和決議；對現有其他政黨，應採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黨中央應每月向第三（共產）國際報告工作。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為中共中央局成員，陳獨秀為書記，組成中共領導機關。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由理論走向實踐的發端，也是五四運動之後中國革命性質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向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轉化的重要標誌。中共服膺馬克思主義理論，主張通過階級鬥爭的方法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具有和當時中國所有黨派都不同的階級基礎、理論指導與行動指南。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也使中國工人階級從此有了自己政治上的代表，而其間中共所起之組織功用則無論如何不能低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是學習蘇俄革命經驗並得到蘇俄幫助指導的結果。中國共產黨既與蘇俄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密切的思想、組織聯繫，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也不能不受到蘇俄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影響，其間既有成功的經驗，亦有失敗的教訓，誠可為後人總結。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時，人數不多，實力弱小，在中國的政治版圖中尚不引人注意，但以後的歷史發展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對近代中國所走的歷史道路發生了關鍵性的影響，因此誠如毛澤東所論：「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尤其是對中國國情的認識還不夠，因此而提出的革命綱領和任務都有不完全切合實際之處，主要表現為對爭取同盟軍努力得不夠，這只能在此後的實踐中不斷探索，尋求解決之道。但是，在領導工人運動爭取自身利益方面，中共自始即做出了不少努力，表現出自己是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中共提出，成立第一年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各區必須有直接管理的工會一個以上，其餘的工會也須有切實的聯絡」；同時「以全力組織全國鐵道工會」。1922年6月，中共組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共產黨合法的公開的勞動運動」。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設在上海（1922年7月，勞動組合書記部被租界工部局查封，8月遷至北京），是有嚴密領導的工人組織，與當時許多有名無實的工會大為不同。從1922年初至1923年2月「二七」大罷工被鎮壓，主要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一個高潮時期，其間有30餘萬工人參加了大小100多次罷工。如1922年1月香港海員罷工、8月長辛店京漢路罷工、9月湖南安源煤礦罷工、10月京奉路山海關鐵工廠和唐山製造廠罷工等工人罷工鬥爭，均獲得了不同程度的勝利。通過組織與領導罷工，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工人中開始建立自己的隊伍與影響，而且鍛鍊了自己從事實際鬥爭的能力。很快，中共的組織力、動員力、奮鬥精神、勤於實幹等，都將在國共合作中得以充分表現，並因此而開創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激盪了無數國人精神與生活的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