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軍閥紛爭的肇始

  袁世凱敗亡，黎元洪繼任，共和重張，法統復歸，民國政治狀似復入正軌，但在實際上，後袁世凱時期的民國政治卻與袁當政時的民國政治有了相當的差異，其最主要的表現：一是北洋軍人派系的分裂，北洋系逐漸分裂為三大派系——即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馮國璋、曹錕、吳佩孚為首的直系、張作霖為首的奉系，各系內又因出身、利益及人際關係的差別而形成不同的小派系（如直系的津、保、洛派，奉系的舊派與新派），由於缺少了袁世凱那樣可以號令北洋全軍的強人老大，北洋各系間遂為派系與個人利益而縱橫捭闔，你爭我奪，爭奪焦點在北京中央政權，直接導致北京政府的政治動盪，內閣更易頻繁，閣揆與總長有如走馬燈般更替，真是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難以有統一而穩定的政治經濟諸般政策；二是中央與地方的分裂，由於北洋系的分裂，各系在其所占地盤自行其是，而非北洋系控制的省份，也因中央政權的軟弱而覓得更大的自治空間，在地方實力派的掌控下，對中央號令或陽奉陰違，或乾脆不予置理，地方實力派強時可進窺中央，弱時則退而自保，而無論進退，中央均難以控制地方；三是南北的分裂，討袁護國戰爭直接造成西南各省的反袁聯合陣線，後袁時期，西南各省因地域和利益關係的相近，對北京政權仍時時以共同的聲音發言，儼然自成勢力範圍，而孫中山因從事革命鬥爭的需要主動或被動與西南實力派的結合，又給西南陣營構建了與北京政權不同的以「護法」為中心的政治語境，凸顯出南北雙方的政治差異，並因此而在一定階段形成了南北雙方各自的法統與政權。因此，後袁世凱時期的中國，總體而言進入了中央政權內部、中央與地方之間、南北之間的政治紛爭年代，民國政局在軍閥紛爭的作用下，似無規律可循，而成混沌之勢。

  當袁世凱敗亡之初，南方陣營因為討袁目的已達，對北京政府表示了一定的支持，而剛剛掌握北京政府權力的段祺瑞亦為拉攏南方鞏固自身勢力起見，在政治上作出懲辦帝制禍首、廢除袁記機構法令等一系列姿態，南北雙方之間因討袁而形成的劍拔弩張的對峙局面一時有了較大的緩解。在宣布恢復舊約法、召開舊國會前後，北京政府先後下令撤銷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京畿軍政執法處，廢除各省將軍、巡按使名號，改稱督軍、省長；釋放因反袁及反帝制被關押的政治犯；解禁因反袁及反帝制被查封的報紙；廢止與帝制有關的《頒爵條例》《懲辦國賊條例》《文官官秩令》等法令；懲辦楊度、孫毓筠、梁士詒、周自齊等帝制禍首（實際因他們已逃離北京而使懲辦流為空談）等。

  除了恢復舊約法及舊國會之外，南方陣營還看重北京新內閣之組成，因為這關係到新的權力格局與權力分配問題。6月29日，黎元洪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對此南方陣營未表異議，因就實力、資歷和人望而言，段祺瑞實為不二人選。但對於新閣的組成，南方陣營有自己的考慮，並與黎元洪、段祺瑞進行反覆商討。應該說，在挑選新閣人選方面，段祺瑞作了相當讓步，在最後成立的新內閣閣員中，除了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外，前國民黨系有四人（外交總長唐紹儀、財政總長陳錦濤、司法總長張耀曾、海軍總長程璧光），前進步黨系有三人（內務總長孫洪伊、教育總長范源濂、農商總長谷鍾秀），而接近於北洋系的只有交通總長許世英一人。儘管內閣總長的實際權力受到實力派軍人的牽制，而且段祺瑞以其北洋派係為基礎基本掌控了內閣的施政大權，但此次內閣的組成還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討袁勝利的成果，與以往北洋系成員包攬內閣總長的狀況有了一定的區別，或多或少又有了民初「混合內閣」的影子。8月1日，舊國會參眾兩院如期在北京復會。21日和23日，眾議院和參議院先後以絕對多數通過追認段祺瑞為內閣總理案，9月1日和4日又以絕對多數先後通過內閣閣員名單，10月30日選舉馮國璋為副總統（仍兼江蘇督軍，在南京任職，未至北京）。至此，袁世凱死後北京中央政權的改組善後工作告一段落。

  在地方善後方面，段祺瑞的做法卻與對北京中央政府的改組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他對由北洋系擔任軍政長官的各省幾乎未作更動，只是將將軍、巡按使的名號改為督軍、省長而已，從而確保了北洋系對大多數省份的控制，也有利於凝聚北洋團體的派系意識，同時亦反映出段祺瑞對掌握地方實力的看重，因其在當時更具實際意義，但這種強地方而弱中央的做法，不利於強化後袁時期已趨弱勢的中央權力，北京政府對地方控制力的式微漸成事實；二是對南方各省軍政長官的安排，遷就了地方實力派與前進步黨勢力擴張的事實，除原任唐繼堯、任可澄和劉顯世繼續擔任雲南督軍、省長和貴州督軍外，還任命蔡鍔為四川督軍兼省長，陸榮廷為廣東督軍，朱慶瀾為省長，陳炳焜為廣西督軍兼省長，戴戡為貴州省長，呂公望為浙江督軍兼省長（1917年1月改任北洋系楊善德）。這其中的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陳炳焜代表了西南地方實力派，而蔡鍔、戴戡則是前進步黨人擴張勢力範圍的主要寄託。

  進步黨及其領袖人物梁啓超有強烈的政治企圖，但在民國成立後武力當道的情況下，梁啓超對進步黨人沒有實力地盤為依託的苦處深有體會，認為「吾儕自命穩健派者，失敗之跡歷歷可指也，曾無尺寸根據之地，惟張空拳以代人吶喊，故無往而不為人所劫持，無時而不為人所利用。」護國之役爆發，進步黨人插足西南，為梁啓超謀劃建立實力地盤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但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等西南地方實力派參加護國之役的主要目的是維持自己的地盤與統治，並不願在政治上聽命於梁啓超，梁也小心謹慎，避免在滇、黔、桂發展進步黨的勢力，以免得罪地方實力派而於己不利，他只能將進步黨建立實力地盤的主要希望寄託於蔡鍔督川與戴戡督湘。

  四川方面，因陳宧宣布獨立後與繼續效忠袁世凱的川軍第1師師長周駿互爭都督之位，被周駿趕出四川，而蔡鍔於他們相爭之際率護國軍進抵成都，又將周駿趕走，段祺瑞遂被迫將川督之位授與蔡鍔。但對位居南北衝要的湖南（湯薌銘宣布湖南獨立後不為護國軍所接受並被趕走），段祺瑞不肯交由進步黨人掌管，他任命被周駿趕出四川的陳宧為湘督（後因各方反對未成），企圖在此溝通南北的交通要道留下北洋系的班底，而任命戴戡為貴州省長。雖然梁啓超的圖謀未能完全實現，但是蔡鍔督川，戴戡長黔，加之進步黨人在北京政府中獲得了幾席部長職位，也使梁啓超的政治抱負頗有成為現實之可能。但不幸的是，蔡鍔在護國戰爭爆發前即身染喉疾，戰爭期間辛苦勞頓，更加劇了病情，接任川督後不久即難以履職，1916年8月不得不辭職離川，赴日治病，11月8日在日本福岡病逝。因為戴戡在貴州省長任上受劉顯世牽制，不能有所作為，故蔡鍔離川後戴戡又被推為四川省長兼軍務會辦，企圖繼續為進步黨保有四川地盤。但戴戡的實力與才幹均有限，雖然在1917年4月，他利用川滇軍在四川爭鬥的鷸蚌相爭之機，得漁翁之利，成為四川督軍，但旋為川軍將領劉存厚所敗。至此，梁啓超和前進步黨人據有實力和地盤的想法完全落空，他們只能繼續在國會中相與周旋，在北京政府中謀取職位，說到底也只能是分享北洋軍閥政治分贓後的一杯殘羹而已。

  

  與前進步黨人在護國戰爭勝利後的積極進取相比較，前國民黨人在護國戰爭勝利後的表現卻頗為低調。孫中山對袁世凱敗亡之後的時局一度「頗具樂觀」，認為「若今後南北各執權者能一秉至公，尊重約法，擁護共和，去其爭位奪權之私心，革其武人干政之惡習，以愛國之真誠、和平之精神，致力於奠定國基、建設國政之事業，則袁死而中國真可大治。」他對段祺瑞接任北京政府亦寄予某種期望，並親函致段祺瑞表示：「帝制發生，尤能以大義自持，冒犯險難，始終不變，大局以定。……今日天下洶洶，扶危定傾，又唯執事是賴，此文所傾服不置也。……願執事翊贊當機，不為莠言所惑，重陷天下紛糾，亦文之望也。」為了表示與北京政府合作的誠意，孫中山主動致電各地中華革命軍將領，認為「今者袁死黎繼，我輩革命之目的物不存，則革命軍亦無從繼續」；應順應國民心理，對執政者「暫為監視」。由於孫中山的堅持，各地的中華革命軍先後解散，革命黨人再次失去了自己直接統領下不多的武裝力量。

  1916年7月，孫中山決定，中華革命黨總部及各地支分部「一切黨務亦應停止」。孫中山之所以如此考量，在於他又重蹈民國初建之際的認識覆轍，即「破壞既終，建設方始，革命名義，已不復存」，革命黨人應將主要精力用於國會合法鬥爭並制定良善憲法。從表面上看，前國民黨人在護國戰爭結束後得到了相當的政治地位，在北京中央政府中占據著最多的部長席次，但即便是前進步黨人亦知，在北洋系武力獨大的情況下，所謂政府部長席位不過是無根之木，因此力求在地方獲取實力和地盤，而前國民黨人在獲取實力和地盤方面似乎並無積極舉動。在改組後的北京政府最初任命的各省軍政長官名單中，前國民黨人沒有得到一個省份。後來因為段祺瑞任命陳宧為湖南督軍兼省長，不為護國軍方面所接受，經南北雙方的妥協，段祺瑞任命湘籍聞人、南北方都可接受的文人譚廷闓為湖南督軍，因為譚延曾隸屬於國民黨，他的就職使前國民黨人在名義上總算占有了一省地盤，但譚在政治上與革命黨保持著一定距離，湖南也因此而成為南北方爭奪的焦點之一。

  無論是前進步黨人，還是前國民黨人，也無論是積極進取還是消極觀望，客觀而論，他們在袁世凱敗亡之後的北京政壇並不占據主要地位，能夠在北京政壇呼風喚雨、頤指氣使、以北京政治主人自居的，還是手中握有槍桿子的北洋系軍人。

  北洋系自袁世凱小站練兵而起，本為以袁世凱為中心的軍事派系，民國成立後又發展成為以北洋軍為基礎、把持中央與多數地方政權的軍事——政治集團，其內部已形成較為穩定的上下尊卑關係及派系團體意識，維持著大體平衡的秩序。但由於袁世凱的猝死及其政治生涯後期在接班人問題上的私心，北洋系在袁之後未能產生新的眾所公認的領軍人物，而是很快分裂為皖、直、奉三系，其中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在後袁時期暫時以其實力和人脈關係控制了北京政局。

  段祺瑞自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兵之始即加入北洋軍，為北洋軍元老之一。袁世凱亦對其信任有加，倚為左右手，在民國成立後裨其以陸軍部長職，為其掌管軍權。但段對袁稱帝不以為然，未予勸進，而袁不僅對段反對其稱帝大為不滿，同時為傳子之目的，亦不容段再掌兵權，故自其開始醞釀稱帝後，即將段棄置閒散，兩人過往之親密關係名存實亡。及至袁稱帝失敗，迫於形勢又重新起用段祺瑞，並授其組織責任內閣，但此時段已另有想法，並規劃後袁時期之政治，而袁亦不甘完全放權於段，兩人關係仍是貌合神離。袁死之後，段祺瑞因其所任之國務總理位置及其在袁稱帝時之「清譽」，一時成為南北各方均認可之收拾殘局處理善後之中心所在。而且段祺瑞長期在北洋軍任職，門生故吏遍布北洋軍上下，他們被視為段之部屬，在袁死後奉段為主。袁世凱當政時期的一些政客，也在袁死後另尋後台靠山，集結在段之周圍，形成可為段所用的官僚政客集團。這樣，段祺瑞不僅在袁世凱死後掌握了北京中央政府的實權，而且還掌握了相當數量的軍隊並控制著從北到南的數省地盤，在北洋系中形成了以他為首的皖系（因段祺瑞為安徽人，故以皖系名之），在北京政府中期政治中起著關鍵作用。

  北洋系中分化出的另一實力派係為直系（因其首領馮國璋為直隸人而名之）。直系首領馮國璋亦為北洋元老，與段祺瑞並列為袁世凱的親信大將，也與段同對袁稱帝表示不滿。後袁時期，馮國璋以副總統和江蘇都督的身份繼續占據著富庶發達之地江蘇，其部屬王占元和李純出任鄂督與贛督，以長江流域為軸心，形成為以直系名之的勢力範圍。因對段在袁死後的急速擴張勢頭不滿，「馮在此時已滋不悅，遂聯絡長江各督，擴充其勢力。段雖贊成共和，而不接近民黨。民黨乃轉而趨馮，選馮為副總統。」及至馮到北京就職前後的種種複雜關係，「馮、段漸水火矣」。但馮國璋的為人不似段祺瑞那般咄咄逼人，因此較易為各方所接受，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段所容忍。馮因早死而未在直系中形成如段祺瑞在皖系中那般權威。軍事上頗具實力與戰功的曹錕與吳佩孚，在馮之後漸漸崛起為直系新的掌門人，他們以武力為後盾，插手北京政治，與皖、奉兩系爭奪對中央政府的控制權，直至以總統賄選而在政治上聲名狼藉，又因武力失敗而退出對北京中央政權的爭奪。

  北洋系中分化出的又一實力派係為奉系（因其首領張作霖為奉天人而名之）。張作霖借辛亥革命之機，崛起於東北，以奉天為基地，將勢力範圍逐漸擴張到東北全境，形成為奉系集團。奉系首領並非直接出身於袁世凱小站練兵，與袁的私人關係相對疏遠，在相當時間裡，也不被視為北洋系正宗，其所處地域又相對隔離，故在一定時期內，奉系主要固守於關外，發展其自身勢力，未參與對北京中央政權的爭奪。及其勢力發展壯大之後，才開始將觸角伸入關內，在直皖兩系之間左右逢源，先是聯直打皖，後又聯皖打直，成則進居中央，敗則退保關外，直至自成格局，在北京政府後期政治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除了北洋系軍人集團外，西南地方實力派亦為後袁世凱時期不容忽視的軍事派系集團。西南地方集團以川、滇、黔、粵、桂、湘省為範圍（此處的「西南」是個約定俗成的政治概念，如以地理位置論，至少廣東和湖南並非西南），以地方軍隊為主力，政治上自成其勢力範圍，長期與北京中央政權格格不入，另行其是。在西南各省中，貴州的實力十分有限，四川則長期困於省內軍閥混戰，湖南的情況較為特殊；廣西和雲南保持著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使其掌權者陸榮廷和唐繼堯頗具政治野心，時時以西南地方的政治代言人自居，陸以廣西為基地，力圖控制廣東，影響湖南；唐則以雲南為基地，亟圖控制貴州，再向四川擴張。但西南多數省份地處偏遠，經濟落後，總體實力無法與北洋系較量，地方實力派自知在自保之外根本無力問鼎中央，只是他們的政治表態，對於南北相爭和北洋系內部相爭不時起著一定的作用。廣東在其時政治格局中的處境頗為微妙，雖然它因地利而成為西南政治中心，但也正因如此而成了西南各方爭奪的中心，政治局勢不時處在動盪之中，更重要的是，孫中山與革命黨人在廣東有長期的經營，並視廣東為當然的革命根據地，他們與西南地方實力派在政治上看法不一，分合不定，由此而加劇了廣東局勢的動盪。由於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的不懈努力，廣東在1920年代中期已經成為國民黨的革命基地，廣西隨之而加入，此後的兩廣與西南地方實力派在政治上顯非同路，不應再被視為西南地方集團的成員。

  無論如何，當袁世凱敗亡之初，北洋系的分化正在形成之中，陣線尚不十分分明，內部派系矛盾的表現也還不突出；在南北方之間，因為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對政治暫時消極，西南地方實力派則忙於瓜分及穩固其勢力範圍，南北矛盾亦暫時消沉。作為國務總理，段祺瑞本有較大的空間和餘地處理北京政治，但出其所料的是，在責任內閣制下權力本受限制的大總統黎元洪卻與他在許多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矛盾衝突，形成為以黎元洪為代表的總統府和以段祺瑞為代表的國務院互為對立面的府院之爭。而為了使矛盾的解決於己有利，府院雙方又各自拉攏、爭取其支持者，黎元洪得到前國民黨人和西南地方實力派的支持，段祺瑞則得到北洋系軍人和研究系（前進步黨人）政客的支持。其後，黎、段雙方的矛盾又因中國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糾葛而引入美、日矛盾的國際因素，致雙方矛盾更加複雜激烈而多變，進而導致北京政局的不穩，並以最終解散國會和內閣，演成清室復辟鬧劇而收場。

  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大總統和國務院的職權各有分工，大總統的權力除了受國會的制約外，主要受到須經內閣成員副署規定的限制。黎元洪出任大總統很大程度上是因緣附會，並無實際政治力量為依託。正因為如此，段祺瑞及其下屬也沒有太拿他當回事，認為他「老實，易於妥協」，「既無勢力為後盾，一旦繼居高位，自易於對付」，何況段還有責任內閣制為藉口。如果黎元洪上任後安於當個「太上皇」式的大總統，黎、段兩人想可相安無事。不料黎元洪卻不甘無所事事地當個空頭總統，而願意對政治表示自己的態度，結果黎以大總統身份干政，而段以責任內閣制搪塞，雙方關係迅速惡化，加以其周圍的鼓動說辭，兩人關係更是到了水火不容之地步。

  黎元洪與段祺瑞的關係首先因徐樹錚而起齟齬。徐樹錚長期追隨段祺瑞左右，為段所最親信的謀臣，段組閣時擬任其為國務院秘書長，但因其為人跋扈而為黎元洪所堅拒，後因總統府秘書長張國淦的說項才勉允其請。徐樹錚上任後對黎更沒有好臉色，「每日進府蓋印，不發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日更動三廳長，黎偶問及是何原因（其實閻錫山來呈請簡，各有緣由，不難簡單陳述；且簡任官之任免，須經過閣議，徐亦完全接頭）？徐竟率對以『總統但在後頁年月上蓋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當時大為難堪，表示以後不願再見徐之面。」其後，前進步黨人、後靠向國民黨的丁世嶧出任總統府秘書長，援引同黨、內務部長孫洪伊「極力在府方布置勢力」，與段祺瑞、徐樹錚「幾乎無事無時不衝突，短兵相接，日在火併之中」。8月26日，段祺瑞具呈黎元洪稱：「國務院呈請閱核文件，關係重要，逐日由祺瑞指示辦法，交由秘書長徐樹錚躬自呈遞，於奉閱核印後，仍自齎回，未便假手他人，致生歧誤。除訓令該員懍遵辦理外，理合呈報大總統鑒核。再該員伉直自愛，不屑妄語，其於面對時凡有聲明為祺瑞之言者，祺瑞概負全責。」此呈給了黎元洪一些面子，並為徐樹錚有所辯解及擔責。30日，黎元洪慰留請辭的孫洪伊，雙方矛盾表面似有緩和，但並未根本解決問題。此後，丁、孫兩人「聯合各方包圍黎及其左右，作倒閣攻勢，以孫代段。然以段之個性更強，又豈肯屈於孫？有人屢示意於孫，孫不辭。又有孫在內務部任內不依法而被裁撤之人員控之於平政院，孫不為所動。最後終至將擬孫免職命令送府，而黎拒絕蓋印。」丁、孫兩人的舉動得到了國會中部分議員的支持，而黎元洪實亦樂觀其成，但黎沒有實力去段、徐，最後不得已在北洋大佬徐世昌的調停下，11月20日以黎元洪下令同時免徐樹錚和孫洪伊職的方法暫時緩解了府院之爭。但黎元洪與段祺瑞兩人經此番鬥爭而結怨甚深，彼此間更無好感，兩人關係不久即因參戰之爭而至極度惡化之境地。

  府院之爭延伸到國會方面，表現為前國民黨人和進步黨人各自之抱團爭鬥。國會復會後，前國民黨議員主要分化組合為三大派系，以張繼、谷鍾秀、吳景濂等「穩健派」組成的客廬系，有議員二百數十人；以林森、居正、褚輔成等「急進派」組成的丙辰俱樂部，有議員數十人；以前進步黨分化出的孫洪伊、丁世嶧、溫世霖等組成的韜園系，有議員數十人。三派因在制憲問題上意見相近，故聯合組成「憲政商榷會」，「以擁護憲法，鞏固共和，發展平民政治為宗旨」，在國會兩院有議員近400人，儼然國會之主宰。但「三系之結合，各有其背景主張，並無共同之權利義務作結合基礎，欲其保持長久性之團結，至為困難」。大體而言，三派「對於憲法問題之意見，主張採用兩院制，規定省制大綱（眼目在省長民選）於憲法，殆以地方分權主義者自期也。對於段內閣，客廬派則主張擁護，丙辰俱樂部、韜園兩派則主張破壞。兩派極不相容。」加以「三系內部，破綻層見疊出，結果遂非至於分裂不止」。其後因在選舉副總統問題上意見不一，客廬系的谷鍾秀等主張選陸榮廷，後成立政學會；吳景濂等主張選馮國璋，後成立益友社；丙辰俱樂部與韜園系則合為民友社。前進步黨主要分化為湯化龍等組成的憲法討論會和梁啓超、王家襄、林長民等組成的憲法研究同志會，後為對抗國會中的前國民黨議員，兩派合組憲法研究會（此即為在民初政治中頗為活躍的研究系之由來），有150餘名議員，「其政綱主張採取中央集權主義，廢兩院制為一院制，省制不規定於憲法，對段內閣取一貫擁護態度，其黨員胥抱漸進主義，訓練且普遍而周密，故其結合牢固，他黨無能並肩於同時者。」憲法商榷會（又稱「商榷系」）和研究系主要是在制憲問題上意見對立，前者主張分權，後者主張集權，本來這不過是政見之不同；但在當時情況下，前者代表了南方陣營的利益，而後者反映出北京政府的意見，政見不同上升為南北陣營的政治鬥爭；再由於府院之爭的存在，黎元洪引前者為己援，段祺瑞則以後者為盟友，進一步激化了雙方的矛盾。從1916年9月到1917年4月，國會在審議被袁世凱廢棄的「天壇憲草」時，商榷系與研究系意見嚴重對立，數次投票均未通過，結果制憲未成而督軍團干政亂起，北京政壇呈現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客觀而論，袁世凱稱帝的失敗表明，共和民主理念已在不長時間裡成為國人接受的普適價值理念，約法與國會在後袁時期的恢復，也為民國政治復入正軌創造了一定的條件，共和民主派本應乘此時機大力推動共和民主制度建設，為民國開新風。何況商榷系與研究系同屬共和民主派，在共和民主制度建設方面雖有意見不一，但未必有本質差別，兩派成員中的許多人又是滿腹經綸、飽讀經典、遊歷中西之士，他們本可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探究如何製成合乎國情與實際的憲法。然而兩派計不出此，反在制憲問題上糾纏不休，缺少探究理論、結合實際、推己及人的風格與氣度，在討論中形成惡鬥，甚而演成全武行，並各自尋求軍人實力派的支持，表現出國會議員嚴重的政客化、意氣化以及利益集團化傾向，而這一傾向其後的惡性發展，更使國會幾成為議員派系及個人利益之爭的秀場，徒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不僅與社會和民眾脫節，而且給社會和民眾留下了惡劣的印象，反證出以國會制為代表的西式民主制引進中國後之水土不服，也為其後之發展留下了相當的負面影響。

  另外，關於兩派之爭，以梁啓超為領袖的研究系在兩派矛盾鬥爭初起時似應承擔更大的責任，因為他們提出的集權和擁段主張可能更有利於北洋軍人集團，而北洋軍人集團的當政顯然不是共和民主制度的常數而是異數。在袁世凱當政時期，梁啓超即一度擁袁而反對國民黨，當其毅然投入領導反袁護國戰爭並獲勝後，似乎並未汲取早先的經驗教訓，又在後袁時期一度擁段，與北洋軍人集團結為某種政治盟友。梁啓超如此做法，或有其政治考慮，也使研究系一度在北京政府中得到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但究其思想理念，梁啓超與北洋軍人集團本非同路，兩者之間的政治聯盟必然是短命的，然而卻大不利於共和民主制度建設，最終也不利於其自身及其同路人的政治發展。從他在學術上多方面的卓越貢獻即可知，梁啓超是非常人可及的絕頂聰明人，同時他也是橫跨晚清、民國兩個時代而又極具政治抱負的政治人物，惜乎在政治上，梁的眼光似不無短視之處，他與孫中山本可作為同一戰壕里的戰友而反清反軍閥，貢獻於中國的共和民主制度建設，但事實上，梁卻往往選擇成為孫的政治對手而放過了他們共同的敵人。結果，當孫中山成為近代中國傑出的政治家時，梁啓超在政治上只能是「稍遜風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