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革命黨人領導的武裝起義

  一　革命黨人的《革命方略》

  1906年秋冬間，孫中山與黃興、章太炎等人在日本制訂了《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以下簡稱《革命方略》）。起初，這個《革命方略》包括《軍政府宣言》《軍政府與各處國民軍之關係》《軍隊之編制》《戰士賞恤》《軍律》《略地規則》《因糧規則》《安民布告》《對外宣言》《招降滿洲將士布告》和《掃除滿洲租稅厘捐布告》11個文件。後來，孫中山等人又增補了《招軍章程》和《招降清朝兵勇條件》兩個文件。這樣，《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共有13個文件。這個《革命方略》規定了同盟會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與措施，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指導思想。《革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革命綱領與革命程序

  《軍政府宣言》號召進行國民革命，起國民軍，立軍政府，推翻滿清政府統治，建立民族的、國民的、社會的國家，即中華民國。《軍政府宣言》詳細地闡述了同盟會十六字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三民主義革命綱領，同時規劃了實現這個綱領必須經歷「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個循序漸進的革命程序，並依此將整個革命過程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為軍政府率國民掃除舊污時代；第二期為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為軍政府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

  （二）國民軍的建制及其獎罰制度

  

  《軍政府與各處國民軍之關係》規定各處國民軍之軍務由軍都督全權掌理，軍都督受命於軍政府，必須遵守軍政府關於內政、外交的各項方針政策。《軍隊之編制》規定了國民軍各軍兵種的士兵編制、將官等級以及軍餉份額。《戰士賞恤》和《軍律》規定了國民軍的紀律和獎罰制度。《招軍章程》規定國民軍由18歲以上40歲以下的「凡有志願充當國民軍軍人者」組成，包括「清朝兵勇投降國民軍者」。入營之始，必須填寫誓表，領取軍約，宣誓遵守三民主義綱領和服從國民軍軍律。

  （三）武裝起義及其善後措施

  《略地規則》規定把清政府統治的地方，上自省會，下至州縣，通過國民軍攻取、義民響應或敵之文武官反正來附三種方式，置於軍政府權力控制之下。《因糧規則》規定國民軍每軍設立因糧局，「專司因糧一事」。「因糧之標準，須每日以十人養一兵。凡軍行所至之地，因人民之多寡以定駐軍之多少。」因糧的辦法有四：一為充公，即沒收一切官業及反抗軍政府之清朝官吏和其他分子之家產；二為收買，即給價收買軍政府「境內一切可應軍用之貨物」；三為借債及捐輸，即向軍政府境內有家產人家借用現銀和按家產多少徵收捐輸；四為發行軍事用票。《安民布告》宣稱軍政府以「為民除害」為第一宗旨，「軍政府行動，一切俱有紀律，軍隊所過地方，對於國民決不侵害，我國民不必猜疑驚恐。為士者照常求學，為農者照常耕種，為工者照常作工，為商者照常買賣，老少男女照常安樂居家。」《招降滿洲將士布告》認為國民軍與滿洲政府將士「皆中國人」，「論情誼則為兄弟，論地位則為仇讎，論心事則同是受滿洲政府之壓制」，號召滿洲將士「顧念大義，翻然來歸，軍政府必推誠相與，視為一體」，並論功行賞、量才使用，或妥善安置回鄉。《招降清朝兵勇條件》具體規定招降清朝兵勇條件八條，規定投降者「與義兵一體看待」，「不降者殺無赦」。《掃除滿洲租稅厘捐布告》控訴滿清政府橫徵暴斂，「處心積慮絕漢人之生計，以制漢人之死命」，宣稱革命以後「凡租稅厘捐一切不便於民者，悉掃除之」，當天下大定之時，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實行「國民平等之制」和「國民參政之制」，「民國既立，則四萬萬人無一不得其所，非惟除滿洲二百六十年之苛斂，且舉中國數千年君主專制之治一掃空之」。

  （四）對外政策

  《對外宣言》規定對外政策七條，如承認此前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及其所借外債，保護所有外人既得權利及境內之人民財產，不承認此後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各國權利及與各國所借外債，外人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國民軍政府者概以敵視，沒收外人接濟清政府之一切可為戰爭用之物品。

  孫中山等人為同盟會制定的《革命方略》，明確地規定了三民主義是民主革命的政治綱領，堅定地確立了武裝起義為推翻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的基本方針，同時還制定了一系列具體的關於內政、外交的政策與措施，這些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906年以後，各地革命黨人正是以此為指導，接連不斷地舉行了十幾次反清武裝起義，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推向了新的高潮。

  二　萍瀏醴起義與西南邊境起義

  江西的萍鄉與湖南的瀏陽、醴陵是兩省邊境交界之處，也是會黨活動頗為頻繁的地區。自著名的會黨首領馬福益被清朝官府殺害以後，該地會黨時刻不忘為馬福益復仇，其反清革命情緒異常激昂。1906年春夏，長江流域洪澇凶荒，湖南、江西等地百姓普遍陷於饑饉狀態，各種社會不安定因素潛滋暗長，鬱結為一股強大的反政府力量，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恰在此時，同盟會會員劉道一、蔡紹南從日本回到湖南從事運動會黨與聯絡新軍的革命活動，及時地組織與策劃了同盟會成立以後依靠會黨力量發動的第一次反清武裝起義。

  劉道一、蔡紹南回湘後，即在長沙水陸洲（今橘子洲）邊的船上召集了革命黨人與會黨首領蔣翊武、覃振、龔春台、劉崧衡等數十人參加的秘密會議。會上，劉道一轉達了黃興的意見：「革命軍發難，以軍隊與會黨同時並舉為上策，否則亦必會黨發難，軍隊急為響應之。」他認為：「今欲規取省城，宜集合會黨於省城附近之萍、瀏、醴各縣，與運動成熟之軍隊聯合，方可舉事。」會上基本上確定了分頭運動新軍與聯絡會黨，於是年底發動武裝起義的方案。

  會後，劉道一留在長沙負責全盤籌劃工作，蔡紹南則前往萍鄉等地聯絡會黨。經過蔡紹南、魏宗銓、龔春台等人不斷奔走聯繫，實現了萍鄉、瀏陽、醴陵等地哥老會與武教師會的聯合，成立洪江會，推舉龔春台為大哥，以忠孝仁義堂為最高機關，下設文案、錢庫、總管、訓練、執法、交通、武庫、巡查為內八堂，又設一至八路碼頭官為外八堂，負責發展會員、聯絡、偵察等事。洪江會成立後，會務發展迅速。龔春台、蔡紹南等人一面與姜守旦的洪福會等其他會黨組織聯繫，一面秘密打造軍械，準備舉行武裝起義。

  1906年12月4日，萍瀏醴起義正式爆發。龔春台、蔡紹南領導的起義軍定名為「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龔春台為都督。起義軍發布《中華國民軍起義檄文》，歷數清廷十大罪狀，號召「凡我漢族同胞無論老少男女、農工商兵等，皆有殄滅韃虜之責任，務各盡爾力，各抒爾能，以速成掃除醜夷、恢復漢家之鴻業……且必破除數千年之專制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於上。必建立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享平等之利益，獲自由之幸福。而社會問題，尤當研究新法，使地權與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會。」檄文反映了同盟會革命綱領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充分表明了同盟會對這次起義的領導作用，使這次起義具有與舊式會黨起義完全不同的新特色。洪江會起義後，姜守旦的洪福會也宣布起義。他們自立旗號，稱為「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在其《布告天下檄文》中，宣稱「勿狃於立憲專制共和之成說」，只要漢族中有人首倡大義、推翻滿清政府，就可以擁戴他為萬世一系世襲的「中華大皇帝」。他們的目標是建立「新中華大帝國」，仍然保持了舊式會黨起義的根本宗旨，表明這次起義革命隊伍內部的複雜情況。當然，無論是洪江會還是洪福會，其反清排滿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因而，起義給了清政府以沉重的打擊。清廷先後命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岑春蓂、江西巡撫吳重熹、兩江總督端方調集湖南、湖北、江西、江蘇等省新軍、防營及團勇四五萬人進行血腥鎮壓。「自洪楊（指太平天國——引者注）以來，清軍出兵之眾，以是役為最。」起義堅持到次年1月，終歸失敗。

  當萍瀏醴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時，孫中山與黃興先後派遣寧調元、胡瑛、楊卓林、孫毓筠、段雲書、權道涵、廖德璠、李髮根等人分赴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江西等省運動軍隊，急圖響應。可惜，起義很快就失敗了，清政府在各省嚴厲地清查革命黨人，劉道一、禹之謨、楊卓林等被捕遇害，寧調元、胡瑛、孫毓筠等人被捕入獄。日後孫中山稱萍瀏醴起義是「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劉道一等人的犧牲是「為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對於同盟會會員在這次起義中的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

  萍瀏醴起義的失敗，使長江流域的革命力量遭到嚴重損失。同盟會「知長江各省，一時不足有為，注重兩廣首義，愈益堅定」。1907年3月，孫中山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攜胡漢民、汪精衛赴越南，在河內設立指揮西南邊境起義的領導機關，準備先攻取廣東、廣西、雲南，進而占領南部七省，然後北出長江，以定中原。為此，1907-1908年，孫中山、黃興領導同盟會依靠會黨的力量在西南邊境地區連續舉行了六次武裝起義。

  廣東潮州黃岡起義。潮州三合會首領許雪秋（1875-1912）為南洋華僑富商，1906年加入同盟會，被孫中山委任為中華國民軍東軍都督，之後回國聯絡會黨，謀划起義。萍瀏醴起義事發後，許雪秋到香港見馮自由，介紹余丑、余通等會黨頭目加入同盟會，同時電告孫中山，擬在1907年春節後發動起義。孫中山復電要求必須與惠州、欽州、廉州等地約定同時舉動。許雪秋留港等待時機，後決定在1907年5月25日起事。不久，風聲漸露，引起了清朝官府對會黨活動的密切注意。5月22日，余丑、陳涌波等人決定先發制人，聚集700多人在黃岡城外誓師起義。23日，起義軍攻占黃岡，成立軍政府，以陳涌波、余丑分別為正、副司令，以「大明都督府孫」或「廣東國民軍大都督孫」的名義發布安民告示。起義隊伍迅速發展到五六千人。兩廣總督周馥調集潮州鎮總兵黃金福和水師提督李准率水陸兩軍進剿，起義軍寡不敵眾。27日，陳涌波、余丑為保存實力，決定解散起義軍。這次起義僅堅持了幾天便告失敗。

  廣東惠州七女湖起義。為了使潮州、惠州兩地起義互相策應，孫中山在委派許雪秋籌劃潮州起義之後，又派鄧子瑜在惠州地區發動。鄧子瑜是惠州會黨首領，後在香港、南洋經營旅館業，並加入同盟會。1907年4月，鄧子瑜從南洋到香港，委派會黨首領陳純、林旺、孫穩分別在歸善、博羅、龍門等地分三路起事。6月2日，陳純等在惠州城外10公里的七女湖聚眾起義，發布反清討滿檄文。起義軍連克泰尾、楊村、柏塘等地，直逼博羅縣城。兩廣總督周馥急令駐惠巡防營沈兆麟部進剿，並令李准率進攻黃岡的清軍夾擊義軍。陳純等得知黃岡起義失敗，其他地方未見響應，又無軍械接濟，不得不宣布解散起義隊伍。

  廣東欽州防城起義。廣西三合會首領王和順（1869-1934），1907年3月加入同盟會，被孫中山委任為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並受命回欽州發動起義。是年9月1日，王和順率200多人在欽州王光山起義，以「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的名義發布《告粵省同胞書》及《招降滿洲將士布告》，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5日，起義軍攻克防城，隊伍發展到3000人。隨後，起義軍進攻欽州、靈山，均告失利，因無餉械接濟，宣告失敗。王和順退回越南，餘部退入十萬大山。

  廣西鎮南關起義。廣東會黨首領黃明堂（1870-1938），後加入同盟會，被孫中山委任為鎮南關都督，受命策劃鎮南關起義。1907年12月2日，黃明堂率眾攻占鎮南關炮台。3日，孫中山與黃興、胡漢民等人親自登上炮台，鼓舞士氣。4日，清軍援兵進攻炮台，孫中山當即指揮起義軍還擊，並親自發炮轟擊清軍。他頗有感慨地說：「反對清政府二十餘年，此日始得親發炮擊清軍耳。」當晚，孫中山等人返回越南。隨後幾日，清軍各路援兵猛攻炮台，黃明堂率義軍拼命抵抗，終因槍彈告竭，不得不於8日退往越南境內。

  兩廣欽廉上思起義。1908年3月，越南法國殖民當局應清政府的要求，將孫中山驅逐出境。孫中山臨行前命胡漢民駐守河內機關部，同時命黃興為總司令，再次在欽、廉地區發動起義。黃興受命後，向法商購買一批軍械，組織雲南旅越僑民200多人為「中華國民軍南路軍」，於3月27日向欽州進發。起義軍連戰皆捷，更於4月2日在馬篤山大敗清軍郭人漳部，黃興威名大振，會黨紛紛投軍，隊伍擴大到600多人。此後，黃興率領這支隊伍在欽、廉、上思一帶轉戰40多天，給清軍以沉重的打擊。後終因缺乏後援，餉械告竭，黃興不得不宣布解散隊伍，少數人退回越南，大部分人退守十萬大山。

  雲南河口起義。1908年3月，孫中山離開越南之前，在囑黃興發動欽廉起義的同時，命黃明堂與王和順、關仁甫謀劃雲南河口起義。4月30日，黃明堂率部起義，攻占河口，成立雲貴都督府，並以「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的名義發布安民告示，宣布軍律，同時發表對外宣言。起義軍不斷招降清兵，連日攻克新街、萬河、南溪等地，準備進攻個舊和蒙自。但由於起義軍多為「變兵」，很快就出現軍心渙散的局面。5月7日，黃興受孫中山的委託，以「雲南國民軍總司令」的名義親自到河口督師，但也無濟於事。與此同時，越南法國殖民當局禁運餉械接濟起義軍，而雲貴總督錫良又調集大軍猛烈反撲。26日，河口失守，黃明堂率部600多人退入越南，被法國殖民當局解除武裝，強行遣散到新加坡等地。

  至此，孫中山與黃興領導的同盟會在西南邊境發動的六次武裝起義先後都以失敗告終。應該說，這些起義對於打擊清朝政府的統治，以及宣傳同盟會的革命宗旨和擴大民主革命的影響，都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多次起義的連續失敗也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同盟會內部的一些人更加懷疑孫中山的「邊地革命」策略，並進一步加深了這些人對孫中山的不滿情緒。這是促使同盟會組織渙散與分裂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　徐錫麟、秋瑾與皖浙起義

  在孫中山與黃興領導的同盟會致力於西南邊境起義的同時，徐錫麟、秋瑾等光復會骨幹成員也在安徽安慶和浙江紹興密謀發動反清武裝起義。同盟會成立以後，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光復會的重要領袖人物都先後加入同盟會，但內地的光復會組織仍然獨立存在，「如江、浙、安徽，尚沿光復舊名」。當時，光復會的活動重心已從上海轉到浙皖地區，其實際的主要負責人就是徐錫麟與秋瑾。

  徐錫麟（1873-1907），字伯蓀，別號光漢子，浙江山陰人。1901年，他任教於紹興府學堂，旋升副監督。1903年遊歷日本，受留日學生拒俄風潮的影響，產生反滿革命思想。1904年，在上海由蔡元培介紹加入光復會。1905年初，受陶成章影響，廣泛結納浙江會黨。9月，創辦紹興大通學堂，聘陶成章、龔寶銓等光復會骨幹分子為教員，招納浙江各處會黨頭目入堂學習兵操，為光復會培養反清革命人才。由於大通學堂《規約》規定「凡本學堂卒業者，即受本學校辦事人之節制，本學校學生咸為光復會會友」，因而該學堂便成為光復會聯絡與組織會黨人士的「草澤英雄聚會之淵藪」。大通學堂創辦後，「浙江革命之大本營遂由溫台處會館而移於大通學校，即光復會本部之事權亦已由上海而移於紹興焉」。當時，徐錫麟還與陶成章謀劃通過捐官打入清政府內部，以謀取兵權相機起事。於是，徐錫麟捐了個道員。是年底，再赴日本，本擬進軍校學軍事，因眼睛近視被拒。1906年，從日本回國，以道員身份派往安徽，得到安徽巡撫恩銘（山西巡撫俞廉三的門生，俞是徐錫麟表伯）的重用，被委任為陸軍小學堂會辦，後升為安徽巡警處會辦兼巡警學堂會辦。徐錫麟遂以巡警學堂為基地，「並秘密聯絡駐安慶城外新軍，及各處民軍」，同時，他還與正主持大通學堂的秋瑾互相聯繫，密謀安徽與浙江同時舉事。

  秋瑾（1977-1907），字璿卿，號競雄，又號鑑湖女俠，浙江山陰人。1904年，東渡日本留學，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與陳擷芬等人在東京發起共愛會，又與馮自由、劉道一等人在橫濱成立三合會。1905年回國，經徐錫麟介紹加入光復會。是年7月，再到日本，加入同盟會，被推為評議部評議員和浙江省主盟人。1906年初，因反對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而回國，在上海協助創辦中國公學。1907年1月，創辦《中國女報》，「以開通風氣、提倡女學、聯感情、結團體，並為他日創設中國婦人協會之基礎為宗旨」。3月，回紹興接任大通學堂督辦。秋瑾利用主持校事的時機，聯絡浙江各處會黨，秘密編制光復軍，共八軍，以徐錫麟為首領，自己為協領，並用「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八字為八軍番號。她為光復軍起義起草的檄文稱，「今日之時勢，有不容不革命者」，「某等眷懷祖國之前程，默察天下之大勢，知有不容己於革命，用是張我旗鼓，殲彼丑奴，為天下創。義旗指處，是我漢族，應表同情也。」秋瑾與徐錫麟計劃在浙皖兩省同時起義。

  光復會皖浙起義原計劃在7月6日舉行，後改為7月19日。6月中旬，紹興會黨裘文高突然召集台州會眾於嵊縣西鄉起義，完全打亂了起義計劃，引起了清朝官府對革命黨人與會黨動向的密切注意。7月1日，光復會會員葉仰高在上海被捕，供出了部分黨員的別號或暗號。兩江總督端方將所獲名單通告恩銘，恩銘又轉告巡警處會辦徐錫麟，徐見自己的名號赫然在上，知事情即將敗露，形勢萬分危急，於是決定乘巡警學堂學生畢業典禮之機，刺殺恩銘等皖省大吏，率先起事。

  7月6日，安徽巡警學堂甲班學員舉行畢業典禮。巡撫恩銘、布政使馮煦、按察使聯裕等皖省大吏齊集學堂。典禮剛開始，徐錫麟借行禮之機槍擊恩銘，恩銘身中七彈，隨即死於撫署。徐錫麟與陳伯平、馬宗漢率部分學生攻占軍械所，不久便被清軍包圍，雙方展開激戰，陳伯平戰死，徐錫麟、馬宗漢等人被俘，後英勇就義。

  安慶起義的失敗自然牽連到紹興大通學堂。紹興劣紳胡某早已向知府貴福告密，官府又查獲徐錫麟與秋瑾等人聯繫的函件，徐錫麟之弟徐偉也供出了乃兄與秋瑾的關係，浙江巡撫張曾敭便決計命貴福帶兵到大通學堂捕人。秋瑾得知安慶敗訊後，即掩埋軍械，焚燒黨人名冊，疏散學生，而自己決定留守大通學堂，以身殉國。7月13日，清兵包圍大通學堂，逮捕了秋瑾等人。15日，秋瑾就義於紹興軒亭口。徐錫麟、秋瑾領導的光復會皖浙起義至此完全失敗。

  四　安慶新軍馬炮營起義

  同盟會西南邊境歷次起義失敗以後，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策略開始從聯絡會黨轉向運動新軍。安徽岳王會發動的安慶新軍馬炮營起義是這個轉變的一個重要標誌。

  岳王會是安徽公學教員陳獨秀、柏文蔚等人於1904年在安徽蕪湖成立的一個革命團體。岳王會繼承岳飛抵抗遼金之志，以盡力排滿為宗旨，在蕪湖設總會，南京、安慶設分會。後來，南京分會在柏文蔚、吳春陽的主持下全體加入了同盟會，蕪湖總會也因陳獨秀東渡日本而無形消散，岳王會的活動重心自然轉移到安慶。岳王會安慶分會由常恆芳設立。1907年，徐錫麟發動安慶起義失敗後，清朝官府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常恆芳受到牽連，不得不離開安慶。之後，熊成基成為安慶岳王會分會的一個重要領導人。

  熊成基（1887-1910），字味根，江蘇甘泉人，寄居安徽蕪湖。1904年，他考入安徽武備練軍學堂，結識柏文蔚、倪映典等人，參加岳王會。後入南京炮兵速成學堂，畢業後任江南新軍第9鎮炮兵排長。1907年，熊成基調入安慶新軍，先後任馬營、炮營隊官。其「平日革命宗旨，以推翻政府改革政治為主要，不盡系滿漢種族之見」。熊成基在軍隊中頗有威望，士兵多能為他所用，因此，他能在士兵中順利地開展革命活動。

  1908年秋，清政府令湖北、江蘇、安徽等省新軍在太湖會演秋操。熊成基等革命黨人密謀乘秋操之機舉行起義，奪取安慶，宣布安徽獨立，然後攻占南京，北進中原。不料，清政府以安徽新軍第31混成協成立不久，訓練未備，令其不必前往會操。熊成基等人的秋操起義計劃落空。正在此時，傳來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相繼去世的消息，清朝官府人心惶惶，革命黨人群情激奮，認為這是發動起義的大好時機。

  11月19日，熊成基、范傳甲、張勁夫、薛哲、田激揚等人秘密會議，決定當晚舉行起義，由馬營率先發動，炮營響應，然後會攻安慶。會上，熊成基被推為起義總指揮。當晚9時，田激揚率馬營按計劃發難，熊成基率炮營響應，隨即北門外測繪學堂步兵營也發動起來。熊成基便督率馬、炮、步各營會攻省城安慶。不料，安徽巡撫朱家寶早有防備，布置守軍對安慶城進行嚴密防守；而原來計劃負責打開城門迎接義軍的新軍2標2營管帶薛哲又臨陣畏縮，未能按時發動。結果，熊成基率軍圍攻安慶一晝夜也沒有攻下。此時清軍援兵已到，起義軍內外受敵，只好突圍出走。在清軍的追擊下，熊成基率部退至廬州，內部人心動搖，已無法再戰，隊伍解散，起義失敗。熊成基逃往日本，加入同盟會，後潛赴東北活動。1910年1月30日，熊成基在哈爾濱因臧冠三告發其謀刺滿族親貴載洵，被捕入獄。他在供詞中慷慨宣傳革命宗旨，聲稱：「我今早死一日，我們之自由樹早得一日鮮血，早得血一日，則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現望速死也。"2月27日，熊成基在吉林遇難。

  安慶新軍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對於革命黨人武裝起義策略的轉變有著重要的影響。此前，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主要是依靠會黨的力量。會黨誠然是一種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其烏合之眾的弱點也是很明顯的。同盟會西南邊境歷次起義失敗後，孫中山等人從實際經驗中認識到，會黨的性質決定「其戰鬥自不如正式軍隊」，今後將注意運動軍隊，尤其是下級軍官與士兵。那時，同盟會已經開始注意到運動新軍的戰略意義。安慶新軍起義無疑為革命黨人運動新軍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範例，這是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策略從聯絡會黨轉變為運動新軍的契機。

  五　廣州新軍起義與黃花崗起義

  當岳王會發動安慶新軍起義的時候，同盟會會員倪映典等人也在廣州新軍中積極活動，密謀策反新軍舉行反清武裝起義。

  倪映典（1885-1910），字炳章，安徽合肥人。他先為岳王會會員，後加入同盟會。倪映典畢業於安徽武備練軍學堂和南京炮兵速成學堂，曾任江南新軍第9鎮炮兵隊官和安徽新軍炮兵管帶。後因與熊成基在安慶新軍中密謀起義，被兩江總督端方購捕，隻身南下，改名投廣州新軍，任炮兵排長。當時，廣州新軍中流行集會聽講故事。倪映典利用這種形式講述洪秀全、岳飛、韓世忠、清兵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歷史人物事跡與史事，藉機宣傳反滿革命思想，收效甚著。他「既長於煽動，又精力殊絕。其運動新軍，乃進步至速，數月已與本團之連排長結納……至一九〇九年（己酉）冬，士兵加盟入同盟會者三千餘人。」與此同時，朱執信等人也以各種方式在廣州新軍及廣東陸軍中學、小學、講武堂等處活動，發展了不少同盟會會員。這些工作為策動廣州新軍起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09年5月，孫中山離開南洋赴歐洲，把南洋黨務委託給胡漢民，把軍事策劃委託給黃興。10月，胡漢民在香港成立同盟會南方支部，開始策劃廣州起義。胡漢民、黃興、趙聲在香港統籌規劃，以倪映典為運動新軍總主任，同時派姚雨平、張醁村運動廣州附近的巡防營，朱執信、胡毅生運動番禺、南海、順德一帶的民軍。一切準備就緒，起義定於1910年2月24日（農曆元宵節）發動。天有不測風雲，2月9日，廣州新軍與巡警因故發生衝突，情況緊急，黃興與倪映典、趙聲等決定提前到2月15日舉行起義。10日，事態進一步擴大，部分新軍搗毀了巡警局，兩廣總督袁樹勛懷疑有革命黨人從中煽動，下令加強戒備，部分新軍的槍械被收繳，水師提督李准所部已經全副武裝，嚴密布防。在這危急時刻，倪映典當機立斷，決定再次提前起義。12日晨，倪映典持槍沖入炮隊一營，當場擊斃管帶齊汝漢，振臂高呼：「齊管帶反對革命，我已殺之矣！凡我同志，與及贊成革命者，請集隊隨我來！」起義正式發動。倪映典率起義軍進攻廣州城，在東門外牛王廟遭遇清軍李准、吳宗禹部。吳部管帶李景濂、唐維炯、童常標以商談反正條件為由誘倪映典入營中，李為同盟會會員，唐、童為倪之安徽同鄉，倪深信不疑，但在倪退出時卻被清軍機槍亂射擊斃。倪映典犧牲後，起義軍在失去統帥的情況下仍然與清軍激戰多時，無奈彈藥匱乏，又無接濟，次日即宣告失敗。

  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在革命黨人內部一度產生悲觀情緒。這時，孫中山正在美國與荷馬李（Homer Lea）、布斯（C.B.Boothe）商談，試圖向美國財團籌借巨款，準備繼續革命。3月14日、28日，孫中山連續致電、致函黃興，提議再次在廣東籌備起義。5月13日，黃興回信說明，孫中山的電、函使迷惘中的革命同志備受鼓舞，「各同志讀之，有此極大希望，靡不歡躍之至」。他與趙聲商議，「以為廣東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軍隊下手」，明確提出仍在廣州舉行新軍起義。

  11月13日，孫中山在南洋檳榔嶼召集同盟會幹部會議，黃興、趙聲、胡漢民及南洋各埠與國內東南各省代表出席，並特邀光復會代表李燮和與會。會議正式決定再次在廣州發動起義，具體計劃是：先以青年革命黨志士500人為選鋒，在城內發難，以聯絡好的新軍、防營與附近各處民軍即時響應，全力攻占廣州，然後以黃興率一軍出湖南趨湖北，以趙聲率一軍出江西趨南京，長江流域各省起兵響應，會師北伐，一舉推翻清王朝。會上，孫中山對這次起義充滿必勝的信心，他說：「現在因新軍之失敗，一般清吏自以為吾黨必不敢輕於再試，可以高枕無憂，防禦必疏。至新軍之失敗雖屬不幸，然因此影響於軍界最巨。吾黨同志果能鼓其勇氣，乘此良機重謀大舉，則克復廣州易於反掌。如廣州已得，吾黨既有此絕好之根據地，以後發展更不難著著進行矣。」會後，各人分頭行動，開始進行籌備起義的各項工作。

  1911年1月底，黃興在香港成立起義的統一領導機構統籌部，黃興為部長，趙聲為副部長，下設八課：調度課，負責運動新舊軍人，姚雨平任課長；交通課，負責聯絡江、浙、皖、鄂、湘、桂、閩、滇各省，趙聲任課長；儲備課，負責購運軍械，胡毅生任課長；編制課，負責草定規則，陳炯明任課長；秘書課，負責掌管一切文件，胡漢民任課長；出納課，負責掌管出納財政，李海雲任課長；調查課，負責偵察敵情，羅熾揚任課長；總務課，負責其他一切雜務，洪承點任課長。另設實行部，專門製造發難炸彈及暗殺用具，由方聲洞等人負責。隨即，各課分別派人潛入廣州，設立秘密據點38處，各自開展活動。

  總機關設立後，還開展了各項準備工作。一是籌款。這次起義在海外各地共籌得捐款15.7萬多元，其中美洲華僑7.7萬多元，南洋英屬各埠華僑4.7萬多元，南洋荷屬各埠華僑3.2萬多元。二是購運槍械。在日本、越南、暹羅、香港等地購買槍枝800多杆，子彈數萬發，以各種方式秘密運往廣州。三是組織選鋒隊。精選一批青年黨員骨幹作為起義發難的先鋒，即所謂「選鋒」，選鋒隊其實就是敢死隊，初定500人，後增至800人，各處革命志士爭相參加，如林覺民、方聲洞等人紛紛寫下與親人訣別的遺書，表示以身殉難的堅定決心。四是聯絡軍界與會黨。姚雨平負責聯絡新軍和巡防營，朱執信、胡毅生負責聯絡番禺、南海、三水、順德等地的民軍。五是聯絡長江流域等省革命黨人響應起義。譚人鳳聯絡兩湖；鄭贊臣在上海設立機關，聯絡江蘇、浙江、安徽；方君瑛前往桂林，聯絡廣西新軍。

  4月8日，黃興在香港統籌部召開發難會議，與會者數十人。會議決定分十路進攻：一路由黃興率南洋及閩省同志百人攻總督署；二路由趙聲率蘇皖同志百人攻水師行台；三路由徐維揚、莫紀彭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練公所；四路由陳炯明、胡毅生率民軍及東江同志百餘人防截旗滿界及占領歸德、大北兩城樓；五路由黃俠毅、梁起率東莞同志百人攻警察署、廣中協署，兼守大南門；六路由姚雨平率所部百人占領飛來廟，攻小北門，迎新軍入；七路由李文甫率50人攻旗界石馬槽軍械局；八路由張醁村率50人占龍王廟；九路由洪承點率50人破西槐二巷炮營；十路由羅仲霍率50人破壞電信局。此外，另設放火委員，於租界租屋九處，以備臨時放火，擾其軍心。會議推定趙聲為總司令，黃興為副。

  起義日期原定於4月13日。這時發生了兩起意外事件：一是革命黨人吳鏡從香港運炸彈往廣州被清兵查獲被捕，二是同盟會會員溫生才刺殺了廣州將軍孚琦。這自然使清方加強戒備。同時，海外華僑的捐款與從日本等地購買的槍械又尚未到齊。於是，統籌部決定將起義日期推遲至4月26日。

  4月23日，黃興先行潛入廣州，在小東營五號設立起義總指揮部，並最後改定起義日期為4月27日。當時，由於清方早已覺察到革命黨人有起事的動向，兩廣總督張鳴岐、廣東水師提督李准業已加強防備。廣州城裡的空氣十分緊張。面對這種情況，對於是否如期起義的問題，革命黨人內部發生意見分歧，陳炯明、胡毅生等人主張緩期再舉，喻培倫、林文等人堅決主張立即起義。黃興一度舉棋不定，後在喻、林等人言行的激勵下，決心拼死一搏。4月26日晚，黃興與同志會議，根據尚有不少黨人沒有到的具體情況，決定將原計劃十路進攻縮減為四路：黃興一路進攻總督署，陳炯明一路進攻巡警教練所，姚雨平一路攻打小北門迎巡防營與新軍入城；胡毅生一路攻打大南門。起義時間定在27日下午5時半。結果，陳炯明、胡毅生、姚雨平三路因故沒有發動，事實上只有黃興一路孤軍奮戰。

  4月27日下午5時半，黃興如期宣布起義，親率選鋒百餘人進攻總督衙門。然而，兩廣總督張鳴岐早有準備，已先期逃到李準的水師行台。「死士多人以攻入督署，空洞無一人。觀其情形，有如二三日前去者。」黃興等人從督署撤出時正與李准和張鳴岐的衛隊相遇，激戰中黨人死傷多人，黃興的右手也被打斷兩指。他們突圍之後兵分三路：黃興率10人慾出大南門與巡防營相接；徐維揚率花縣40人慾出小北門迎接新軍；其餘川、閩同志及海防、南洋同志進攻督練公所。可惜，巡防營與新軍並沒有起來響應起義。因此，這次起義只有黃興率百餘名選鋒在城中左衝右突，孤軍奮戰，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儘管如此，革命黨人在這次起義中都表現得非常英勇壯烈，可歌可泣。喻培倫「一人當先，拋擲炸彈，防勇為之披靡，後失手遇害」；李文甫「先攻督署時，非常猛烈，既出，傷其足，後為虜俘，從容談笑以死」；朱執信「攻督署時，奮勇當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態」；林文、林覺民等福建同志「多在東畢業專門學校者，年少俊才，傷心俱燼」。據統計，這次起義犧牲的革命黨人有姓名可考者共86人，其中有72人的遺骸後來被黨人潘達微收葬於廣州東郊白雲山麓的黃花崗，此即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因此，這次起義也被稱為黃花崗起義或黃花崗之役。又因起義那天為農曆三月二十九日，這次起義又被稱為廣州「三·二九」之役。

  黃花崗起義是同盟會幾乎傾注了全部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所組織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起義。起義的失敗給同盟會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如孫中山所言，「吾黨菁華，付之一炬」；但這次起義也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統治者，尤其是烈士們用鮮血與生命激起了革命黨人與全國人民的反清革命怒潮，「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可以說，正是革命黨人堅持不懈的努力，才有武昌起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