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太平天國的重新振作

  天京事變之後，尤其是石達開的分裂，帶走了大批精兵良將，造成了太平天國「朝中無將，國內無人」的局面，各戰場形勢急劇惡化。為扭轉危急的局勢，天王洪秀全提拔和任用了一批新人。他重新任命了五軍主將。在洪仁玕由香港來到天京後，他又迅速將其褒封為「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陳玉成、李秀成等有為將領也相繼封王。太平天國後期的領導核心得以形成，出現了重新振作的跡象。

  一　戰場形勢的急劇惡化

  1856年9月天京事變發生前，太平天國已控制了上自武漢下至鎮江的長江一線，擁有江西、安徽兩省大部和湖北、江蘇兩省一部。除武昌、漢陽兩城處於清軍圍困之下外，太平軍在其他各戰場大體上占相對優勢。天京事變，尤其是石達開的分裂出走，使得太平天國的戰場形勢急劇惡化。還在1856年10-11月間（咸豐六年十月），清咸豐帝即諭令各有關督撫和統兵將帥，抓緊向太平軍發動進攻，「乘其內亂，次第削平」。1857年6-7月間，也即石達開公開分裂後不久，咸豐帝又諭令「逆匪既生內訌，機會更不可失」，「乘其人心渙散之機，設法散其黨與，使該逆勢成孤立，迅就殲擒」。

  湖北戰場的形勢最為危急。

  清朝方面，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主持全局兼攻漢陽，署理湖北巡撫胡林翼督率湘軍專攻武昌。太平軍自1855年4月攻占武昌以後，即以國宗韋俊等據城防守。在天京事變爆發前，他已堅守該城一年有餘。1856年8月，石達開率軍進援武昌，守城太平軍亦積極配合，旬日之內在洪山等處與清軍大小打了28仗，但未能突破清軍對武漢的圍困。石達開部乃於9月5日後撤。此後，因天京事變的爆發，石達開將在洪山前線的援軍調回安徽。湖北太平軍實力更形削弱。但變亂之初，武漢守軍並未喪失信心。據當時在胡林翼軍中做幕客的方玉潤於11月4日（咸豐六年十月初七日）記載：

  中丞（按：即胡林翼）前數日射書入武昌、漢陽城，勸賊歸降。賊亦復書云：「我東王之所以被殺也，乃其有篡弒之心，故北王討之，戮其全家。今翼王與北王已除大憝，南京已定，不日大兵將來救援，爾等妖兵，死無日矣！」

  隨著北王韋昌輝的被誅死，加之石達開的援軍不復上駛，韋俊的守城決心動搖了。1856年12月19日（太平天國丙辰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與漢陽守將秋官副丞相鍾廷生同時棄城突圍。太平軍在撤出兩城之後，遭遇重大損失。鍾廷生與管帶武漢水營的二十檢點辛成金等在江夏縣被俘死。接著，黃州、廣濟、大冶等城，也在10天之內，相繼為清軍占領。清廷以克復湖北省城，實授胡林翼巡撫，並賞頭品頂戴。胡林翼以寬猛相濟的兩手政策大力經營湖北，「窮治從亂之莠民，撫馭瘡痍，整飭吏治」，並提出「裁汰募勇、添設重兵、嚴查保甲、簡選賢員」等兵政吏治的具體實施方案。湖北繼湖南之後，成了湘軍又一個鞏固的後方基地。此後，太平軍於1861年間雖又有會攻武昌的二次西征之役，但始終未能再次奪取武漢。

  江西戰場。

  天京事變前，太平軍已控制了江西的大部分州縣，並普遍建立鄉官政權。在石達開率主力參與攻打江南大營的會戰後，留在江西的太平軍守軍採取了靈活機動的積極防禦戰術。曾國藩與江西巡撫文俊坐困南昌省城，籌餉無源，吃盡苦頭。據其在奏報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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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吉袁瑞臨撫建等府之賊，深濠密簽，閉城堅守。近省之豐城、奉新、安義、靖安、建昌、德安等縣，亦皆有兩廣老賊督率新附之匪踞守城池。官兵不至之處，則擄糧催貢，民不堪命；官兵一往，則援賊四集。該逆詭計，蓋欲堅守各城，使我疆土日狹，餉源日竭，省會成坐困之勢。

  天京事變後，尤其是1856年12月武漢失守後，江西的形勢亦趨於嚴峻。九江西連武昌，東接安慶，為江西之咽喉，湖廣、江南之腰脅，在清軍的進攻中首當其衝。1857年1月4日，李續賓挾湖北勝利之威，率湘軍水陸主力進抵九江城下，開始了對九江的水陸環攻。但太平軍經營九江、湖口已久，防守縝密，曾國藩即曾讚嘆道：「林啟容之守九江，黃文金之守湖口，乃以悄寂無聲為貴。……己無聲，而後可以聽人之聲；己無形，而後可以伺人之形。」

  圍攻九江的湘軍不得不改行胡林翼所制定的「長圍坐困」之計。

  而在其他州縣，太平軍積極防禦的戰術依然奏效。1857年3月，曾國藩兄弟因其父病死，趕回湖南原籍奔喪。主持江西軍務的西安將軍福興與江西巡撫文俊在奏報中向皇帝訴苦：

  奴才等復通籌全局，西路瑞、臨等處既不可少涉鬆勁，東路撫、建兩屬尤不得置之度外。緣我軍各攻一城，其勢分；賊蹤聯絡一氣，其勢合。有兵之處，攻打一緊，撫城悍賊輒分大股趨援，奔突往來，馳應迅捷，是非速籌進剿牽制撫賊之勢，斷其來援之路，則臨、吉迄難得手。此撫州亟宜進兵之實情也。

  然而自石達開從天京出走後，江西的太平軍亦陷於分裂。九江林啟容、湖口黃文金、景德鎮韋俊等不願附從石達開，從屬於翼殿與仍效忠於天京的各部隊之間已形同陌路。「大股趨援」、「馳應迅捷」的態勢不復再現。其結果，只能是被敵人各個擊破。1857年10月，湘軍先後攻取小池口、石鐘山、梅家洲。黃文金被迫從湖口突圍。11月，湘軍又先後攻取彭澤和小孤山要塞。此時，石達開所部正大舉入贛，並集結於景德鎮一帶，但他竟然坐視了近在咫尺的九江周圍城池和要塞的失陷。

  湘軍在九江城外開挖了6道長濠，陸路三面合圍，分水師十餘營駐守北面江岸，切斷了九江的水陸補給線。林啟容令將士在城內外及城頭種麥，堅守待援。湘軍則於1858年3月起晝夜水陸環攻，並開挖隧道，力圖在夏熟前陷城。天京方面已無力救援九江，雖有陳玉成等部在江北活動，甚至數度進入湖北，但均未能達到分散湘軍兵力的目的。4月，九江城中每人每日發米由10兩減為4兩，「和草為餅以食」。5月8日、12日，湘軍兩次以地雷轟塌城牆，但均被守軍「以大桶火藥拋擲，士卒多傷，未得登城」，缺口旋亦被「磊塞」。19日（太平天國戊午八年四月初十日，咸豐八年四月初七日），湘軍再次引爆地雷，「頃刻磚石飛騰，山嶽震撼，轟塌迤東並南城垣一百餘丈」。飢疲已極的守軍無力堵御。貞天侯林啟容以下1.7萬人血戰到底，全部犧牲。胡林翼等為自己的屠殺政策辯護道：「九江賊窟已閱六年，萬餘之賊頑梗負固，其中決無善類，設有脅從之民，必早投誠，設計逸去。此次盡數殲滅，事雖慘而功則奇。……經此大創，足以寒賊膽而伐賊謀，既可不留餘孽，並可灰其死守之心。」守軍中有被敵俘虜而剖腹驗視者，腹中都是青菜野草。主持圍攻九江的胡林翼後來對其友人說：「昔年九江之賊，剖腹皆菜色。三日無米，究能坐困，兵不如賊，其理難通。」曾國藩私下也對其弟曾國荃說：「林啟容之堅忍，實不可及。」

  贛西的瑞州、吉安、臨江三府，也是湘軍進攻的對象。吉安、臨江的湘軍由湘撫駱秉章節制，瑞州的軍政則由福興、文俊主持。但湘軍各部之間的聯絡援應，仍由居喪在家的曾國藩與在任的胡林翼暗中掌控，在駱秉章幕中的左宗棠也積極參與規劃協調。湘軍在贛西採取多路並進、長圍坐困、雕剿打援等戰術，並利用太平軍與新附廣東天地會花旗軍之間的矛盾，進行分化瓦解，攻占了太平軍大片土地。1857年8月，瑞州守將賴裕新被迫突圍。贛西戰場形勢急轉直下。遠在安慶遙控指揮的石達開只得於10月率軍南渡，進入江西。但石達開的到來也未能挽救贛西戰場的頹勢。1858年1月，臨江守軍又被迫突圍。石達開經營江西的意圖無法實現，於4月率軍進入浙江。10月，太平軍在江西的最後一個基地吉安失守。

  安徽與天京附近戰場。

  安徽處於太平天國占領區的腹地，其戰場形勢相對要好一些。但皖南方面，處於敵軍攻擊或圍困下的涇縣、寧國守軍已先後於1856年12月間撤出。在陳玉成等率軍北渡後，南陵、灣沚、黃池等重要據點亦相繼棄守，只剩下蕪湖、繁昌、青陽等沿江州縣。

  皖北方面，清軍以廬州為依託，趁天京變亂之機，先後奪取了三河、廬江、無為、巢縣、和州等州縣或重要據點，並大舉向桐城發起攻擊。桐城乃安慶門戶，堅守該城的正是此時已嶄露頭角的李秀成。1857年初，他與陳玉成等在樅陽會議，決定李「親回桐邑，謹備制敵之師」；而由陳「出奇兵」，突入巢湖地區，獲勝後再會師桐城。據李秀成回憶：

  成天豫（按：即陳玉成）奇兵制勝。由棕（樅）陽一鼓順下，攻破無為州，下湯（倉）頭鎮、運漕，會迓天侯陳仕章之軍，力破湯（倉）頭清營。攻破之後，抄黃落（雒）河，破東關，得巢縣，分軍鎮守。

  1857年1月28日，陳玉成率軍進抵黃姑閘，2月1日進克廬江。不數日，抵桐城北境，「在桐營後路，層層進扎」。他與李秀成對清軍形成夾擊之勢，並切斷了清軍糧道。其時正值春荒，大股饑民紛紛投入太平軍，增強了陳、李兩軍的實力。飢疲已久的清軍在提督秦定三、總兵鄭魁士等率領下被迫突圍。太平軍先後攻占舒城、六安，並陣斃清軍總兵郝光甲。皖北大片疆土又重入太平天國版圖。皖北的勝利，首先當然還應歸結於當時仍在天京、尚未出走的石達開的指揮調度，但陳玉成、李秀成等將領確實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戰場主動性。

  清安徽巡撫福濟在奏報中說：「該逆乘我年飢粟罄，大肆鴟張。六安至臨淮一水可達，倘被乘虛盤踞，則淮河鎖鑰盡失，軍火餉道無路可通。恐廬營困在垓心，不戰自潰，即徐、揚、淮、泗亦必震驚。且捻匪正在潁、霍之交，紛紛肆擾，互相勾結，勢所必然。」

  確如福濟所說，太平軍與捻子的聯合已是「勢所必然」。李秀成部將李昭壽與捻首張樂行素有交往，此時已與其達成聯合作戰的協議。而在石達開率大軍出走以後，李秀成等正是靠與捻軍的協同作戰，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並扭轉了太平天國主戰場極其危殆的局勢。

  相比而言，天京附近的戰局最為消沉。

  這主要是因為江北、江南兩個大營，尤其是後者被太平軍攻破後，元氣大傷，一時還無力發動對太平天國首都的攻擊。但兩個大營的清軍乘天京內亂的有利時機，重新紮穩了陣腳。和春接任督辦江南軍務的欽差大臣後，督率江南大營清軍於1856年秋冬多次發起對太平軍堅守的句容、溧水兩個縣城的攻擊，但均被守軍擊退。延至1857年春，兩城的戰事幾乎陷於停頓。咸豐帝對此極為不滿，他在上諭中說：

  江南軍務，自紫金山大營失陷、向榮病故後，金陵城外遂無大兵控扼。句容、溧水，不過蕞爾小縣，該逆以之牽掣我軍，而分其黨與，四出滋擾。現在安徽省，巢、無、舒、六相繼失陷，賊蹤距廬州僅止數十里，情形萬分吃緊。池州，蕪湖之賊，窺伺徽、寧，浙防又形吃重。總由大兵不能進逼金陵，故石逆得以安居城中，從容布置。賊勢裹脅愈多，官軍幾至應接不暇。現當各省荒旱，軍餉缺乏，日復一日，伊於何底。和春前在安徽督師得力，張國梁在江南軍營，亦素稱勇敢。何以區區二邑，曠日持久，不能攻克？

  1857年6月初，翼王石達開分裂出走，「將合朝好文武將兵帶去」，甚至連天京守軍也紛然附從，「城內死黨不過七八千人，余皆脅從老弱」。江南大營乘勢加強了對天京地區的攻擊。溧水、句容兩城翼王舊部首先撤出。6月14日，溧水棄守。7月15日，句容淪陷。7月下旬，張國梁所部清軍進抵鎮江，在攻擊失利後，遂開挖長濠，採取長圍久困戰術。鎮江守將吳如孝雖數次擊退敵之進攻，但天京方面幾次救援行動均告失敗。江北瓜洲的孤立據點，亦處於江北大營的進逼圍攻之下。11月，鎮江、瓜洲守軍存糧不足，每人每日僅能發米半斤。在糧絕援斷的情形下，瓜洲守軍於1857年12月27日（太平天國丁巳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咸豐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炸毀城壘，南渡鎮江。同日，鎮江守軍亦組織突圍。幸得李秀成自安徽六安調集援軍前往接應，「由皖省趕上六安，全軍調下，救出鎮郡之兵，失去鎮江之城矣」。這兩座拱衛天京的戰略據點堅持了四年零八個月。

  清廷為攻克鎮江府城所鼓舞，「賞欽差大臣和春雙眼花翎、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幫辦軍務張國梁騎都尉世職，總督何桂清太子少保」，並樂觀地認為：「金陵賊勢已孤，指日大軍即可直抵賊巢，殲擒首逆。」

  1858年1月5日，清兩江總督何桂清馳抵鎮江大營，與和春、張國梁等會晤。8日，渡江至揚州，又與德興阿、翁同書等會商。他們一方面會籌瓜、鎮兩城之善後，另一方面積極策划進攻天京，甚至對各營兵勇「許以克復金陵之日格外加賞銀十萬兩」。江北大營開始進攻江浦。江南大營再次進逼天京，雖「既無仰攻之方，更無圍困之力」，但其「步步為營，由東南而至西北，扼其要衝，斷其接濟」，還是對太平天國的首都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二　洪秀全任用新人

  為了扭轉太平天國在天京事變後，尤其是石達開帶走精兵良將後「朝中無將，國內無人」的窘困局面，天王洪秀全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並大力起用新人。

  首先是加強朝內官的建設。1857年7月（太平天國丁巳七年五月，咸豐七年閏五月），也即石達開出走後不久，清方所探得的「金陵城中著名逆首職銜姓名清單」中已經有了正副掌率和六官丞相（正職）的完整名單：「偽文衡正掌率贊天燕蒙得恩；偽副掌率順天燕鍾芳禮；偽真神殿大學士兼天官部事黃得用；偽地官丞相加侯爵陳潘武；偽春官丞相加侯爵劉慶漢；偽夏官丞相蔡子賢，偽秋官丞相加侯爵莫士暌；偽冬官丞相加侯爵陳得風。」其中蒙得恩原即為侯爵，此時已升為燕爵，其正掌率之職更班列朝臣之首，「朝廷大權」均歸其掌握。但副掌率鍾芳禮和其他六官丞相顯然都是在天京事變以後才被委以重任的。

  為了收拾離散的人心，重建太平天國的政治宗教體系，洪秀全還正式為東王楊秀清恢復名譽。同年11月（太平天國丁巳七年十月），太平天國頒布戊午八年新曆，列名獻奏者有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和石達開。這四位的頭銜分別是：

  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傳救世聖主天兄耶穌太子聖旨聖神雨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雲師前導副軍師南王馮

  電師通軍主將義王石

  洪秀全一方面取消了曾一度授予石達開「聖神電」的稱號，另一方面恢復了楊秀清「聖神風」的稱號，並新設「聖神雨」稱號，授予早已死去的蕭朝貴。但韋昌輝因在天京事變中的惡劣表現，連帶他的稱號一起消失了。這表明了洪秀全維持和重建太平天國政治宗教體系的努力。外國傳教士們早在天京事變以前就形成了這樣的看法：

  基督教在此黨（天朝）之組織中根深蒂固，支配其整個機構；如其一旦廢棄之，全局將必瓦解。……是故他們斷不能中道取消這些稱號，而不至於喪失全軍對他們像半偶像的尊敬。他們斷不能放棄基督教而不至於盡反起義以來所有的文告及廢除其整個的政治系統也。

  1858年（太平天國戊午八年），洪秀全重新任命了五軍主將：陳玉成為前軍主將，李秀成為後軍主將，李世賢為左軍主將，韋俊為右軍主將，蒙得恩為中軍主將兼正掌率，掌理朝政。太平天國因此而「稍可自立」。5人中，蒙得恩年齡最長，「久日在朝，是天王愛臣，永不出京門」，雖曾受東王的壓制，但仍屬平庸之輩，其執掌朝政期間，太平天國在政治上並沒有什麼起色。韋俊雖是勇猛的戰將，但隨著楊秀清的平反昭雪和韋昌輝的徹底被否定，乃於1859年（太平天國己未九年）底叛降清朝。其餘3人，則是戰功卓著、年輕有為的將領，是忠於太平天國事業的第二代人物。陳玉成（1837-1863），廣西藤縣新旺村人，出生於貧僱農家庭。他跟隨叔父陳承瑢參加金田起義時，還是個年僅14歲的孩子，因作戰勇敢，迭次擢拔，不到20歲就已是獨當一面的大將。李秀成（1823-1864），原名李壽成，廣西藤縣新旺村人，出生於貧僱農家庭，與陳玉成為上下屋鄰居，在家即與其相交。因舅父為村塾教師，幼時曾讀過兩年書，後即在各村塾做過幾年幫工。「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難，種山幫工就食」。他於太平軍進軍永安途經其家鄉時入伍，以自己的卓越才能和忠貞品德，逐步鍛鍊成長為傑出的軍事統帥。李世賢（1834-1865），亦為廣西藤縣新旺村人，秀成堂弟。天京事變後，朝臣議舉大將，以其「少勇剛強」而得以選用，與陳玉成、李秀成等分路統帶軍隊。

  不久，率軍游移在外的楊輔清因楊秀清平反昭雪而脫離石達開來歸。天王乃改任楊輔清為中軍主將。太平天國開始出現了重新振作的跡象。

  三　洪仁玕與《資政新篇》

  1859年（太平天國己未九年）春，洪仁玕歷經艱辛，來到天京。他的適時到來，為太平天國的復甦增添了幾分喜劇色彩。

  洪仁玕（1822-1864），字謙益，號吉甫，廣東花縣人。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少時學習經史，屢試不第，後以教館為業。1843年，皈依洪秀全創立的拜上帝教。1847年，曾隨洪秀全去廣州，在美國傳教士羅孝全處學習。金田起義爆發時，他正在廣東清遠縣教書，接信後趕往廣西，但因起義軍主力轉移和清軍嚴密封鎖，廢然而返。1852年（太平天國壬子二年），洪仁玕輾轉流亡至香港，結識瑞典巴色會教士韓山文，向其介紹了太平天國起義初期的事跡，並得其幫助。1854年（太平天國甲寅四年）春，洪仁玕曾設法由香港至上海，並與小刀會起義軍領袖接觸，但他無法使對方相信他所自我表白的與洪秀全的關係，且因上海與外界交通被堵塞，也無法突破清軍的封鎖前往南京，遷延至當年冬又返回香港。在港期間，他繼續教書，並擔任了倫敦布道會的布道師，潛心鑽研基督教教義並學習了天文、歷算等方面的知識。1858年6月（太平天國戊午八年五月），他再次離開香港，由陸路從廣東經江西、湖北，喬裝打扮，於1859年春輾轉來到太平天國統治區。1859年4月22日（太平天國己未九年三月十三日），洪仁玕到達天京。天王洪秀全對洪仁玕的到來大喜過望，不到20天，即於5月11日（四月初一日）褒封其為「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讓其總理朝政，從而打破了洪秀全本人自天京事變後不再設軍師，也永不封王的決心。洪仁玕因自己初到，「恐將心不服，屢辭」，但洪秀全認為，洪仁玕從前「因爺哥朕名受辱者多矣」，而其「果然志同南王，歷久彌堅。確乎爺爺生定家軍師，板蕩忠臣，可為萬世法」，執意「不避親貴，特加殊封」。

  同月，陳玉成因戰功卓著受封英王。本年內，洪秀全又封李秀成為忠王，蒙得恩為贊王。1860年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後，洪秀全又封李世賢為侍王，楊輔清為輔王，林紹璋為章王，太平天國後期的領導核心至此得以形成。洪仁玕說：受封諸王「各有奮興之志」。李秀成也說：天王「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矣。自此一鼓之銳，振穩數年。」

  洪仁玕長期脫離太平天國軍事鬥爭的實踐，也沒有什麼行政上的才能。但作為新的朝綱領袖，他還是很快就提出了一個振興太平天國的綱領《資政新篇》，並由天王下令鐫刻頒行。

  《資政新篇》從「因時制宜，審勢而行」的原則出發，根據太平天國的實情和當時世界的潮流，提出了一系列革新主張。從結構上看，全篇共分「用人察失類」、「風風類」、「法法類」、「刑刑類」四個部分。

  洪仁玕認為：「用人不當，適足以壞法，設法不當，適足以害人。」因此，《資政新篇》首創「用人察失類」，以收「真心實力，眾志成城」的效果。後三類意在求「設法」之如何良善，即改革的具體措施：第一，「以風風之」，就是要提倡革除腐敗的生活習慣和落後陳舊的風俗；第二，「以法法之」，就是實行新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第三，「以刑刑之」，就是採用新的刑法制度，以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上述三類中，又以第二類「以法法之」為主。在這方面，他廣泛論述了東西方各國強弱興衰的原因和現狀，並提出了29條仿效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政治設施的建議。概括地說，大約有如下內容：在政治方面，強調中央集權和上下溝通，設置獨立的新聞官（監察官）、新聞篇（報紙）、暗櫃（檢舉箱）等；在經濟方面，提倡學習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先進技術，全面發展近代交通運輸業，開辦工廠，開發礦藏，創設銀行、郵政、保險各業等；在文化和社會改革方面，提倡興辦學校、醫院和慈善事業，禁止溺嬰、喝酒和吸食鴉片等；在外交方面，提倡中外自由通商和開展文化交流，戒除虛驕自大、口角取勝的做法，但不准外人干涉內政，「准其為國獻策，不得毀謗國法」。

  可見，《資政新篇》的上述主張，是要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進行一些相應的上層建築改革。而且很顯然的是，在洪仁玕所構想的新國家的藍圖中，是允許貧富差別，甚至有百萬富翁的存在的。他完全撇開了《天朝田畝制度》中所倡導的「天下大家處處平勻，人人飽暖」的絕對平均主義方案。在《資政新篇》的結語部分，他很含蓄地指出：「今之人心風俗，皆非古昔厚重之體，欲清去病源，既不可得，即欲峻補，其可得乎？此皆為邦大略，小弟於此類凡涉時勢二字，極深思索。故於古所無者興之，惡者禁之，是者損益之。」可見，《資政新篇》完全是著眼於現實與未來、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改革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對本篇所提出的方案作了仔細的批示。有16處批一個「是」字；有11處批「欽定此策是也」或「此策是也」；有2處批「欽定此策殺絕妖魔行未遲」或「俟殺絕殘妖后行未遲也」。唯有對其中講到不殺人、誡殺人的兩處，表示反對。洪秀全的有關批語，使我們對這位農民知識分子出身的太平天國領袖的思想有可能作進一步深入的了解。他對《資政新篇》大體上採取了肯定和贊同的態度，說明他在思想認識上也還是可以與時俱進的。

  《資政新篇》的問世，甚至還受到了太平天國敵對營壘的重視。1861年（咸豐十一年）春，曾國藩的謀士趙烈文於上海得見此書，認為「其中所言，頗有見識」，「觀此一書，則賊中不為無人也」。他希望「有志之士尚無忽諸」。

  囿於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資政新篇》的方案未能實施。但它作為中國歷史上要求學習資本主義的第一個比較系統的綱領性文件，是有其重要的歷史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