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近代第一戰

  在明治維新的七年之前，大清開始搞起了洋務運動，兩個國家基本算是一塊兒走上了近代化建設的道路。

  話聽起來似乎挺不錯的，但實際上無論中國還是日本，都走得非常艱辛。

  這是因為在此之前雙方和幾乎所有排的上號的西方列強簽下了一堆不平等條約，故而在改造國內積弱積貧現狀的同時，還得騰出手來面對西洋人的壓力。

  於是雙方便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互相聯手。

  明治四年（1871年）七月，時任日本外務卿的伊達宗城來到了天津，和李鴻章談起了日清兩國正式締結外交條約事宜。

  經過數日磋談，雙方共同草擬了一份《日清修好條規》，總共十八條，主要內容有三樣：第一，雙方互相派駐領事；第二，雙方互擁有限制的領事裁判權；第三，在通商貿易方面，雙方在對方海關入關時各自享有最惠國待遇。

  這是近代史上中日兩國頭一次締結條約，也是雙方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回締結的平等條約。

  有時候想想真的滿淒涼的，正在飽受全世界歧視的兩個國家互相相依為命，結成同盟。

  

  這確實算得上是同盟之約了，因為在條規的第二條就有明文規定：「兩國既經通好，自必互相關切。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藐之事，一經知照，必須彼此相助，或從中善為調處，以敦友誼。」

  這其中的「他國」，不用說你也該知道，指的正是西洋列強們。

  不過條規在草擬完之後卻一直遲遲未有正式簽訂，這是因為日本國內，主要是外務省的一些人對於條款的內容比較不滿意。

  具體來說是關於領事裁判權這方面的。

  他們認為自黑船事件以來，每一趟西方列強跑來逼著日本簽不平等條約時都要加上領事裁判權，因此這一款幾乎就成了喪權辱國的標誌，現在既是大清有意要和日本結成友邦共同抗衡西方世界，那就不應該搞什麼領事裁判權，忒不尊重人了。

  可問題是日本在大清也享有這個權利，但那些日本人似乎卻並不在乎。

  人的眼睛往往之專注於自己付出的東西，鮮有正視過來自別人的給予。

  結果正糾結著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

  明治五年（1872年）六月，一艘秘魯籍的運輸船瑪利亞號因遭到風暴襲擊而停靠在橫濱港進行維修，在修理的時候，船上突然衝出200多個中國人，他們面黃肌瘦驚慌失措，跳下船後就四下逃散，其中不少人都向附近一艘懸掛著米字旗的英國軍艦上奔去，面對這群扎著辮子的饑民，英國人也一時大駭，不知究竟什麼情況，經過一番細細的詢問後才知道，這群中國人其實都是被強行綁來或者騙來的，秘魯人準備把他們運回秘魯做奴隸。本來大夥都已經聽天由命順其自然了，可沒想到對方忒不夠意思，才上了船就開始往死了折騰中國人，逼著人乾重活不說，炎炎六月夏日連一口水都不給，幸而老天開眼，一場雷雨中閃電劈了船，趁著靠岸修船的當兒，大家垂死掙扎，上演了一出勝利大逃亡。

  可逃上岸之後大夥才發現這裡是日本，自己既不認路又不能言，等於還是死路一條，正在絕望時，有眼尖的看到了英國軍艦上的米字旗，可能是洋務運動多年的碩果，反正這夥人覺得大英帝國多紳士，於是便一擁而上，尋求幫助。

  在聽取了一切之後，英國紳士禮貌地聳了聳肩，表示自己同情對方的遭遇，但是愛莫能助。首先這裡不是英國，其次你們也不是英國人，因此怎麼著也輪不到我們來管。

  不過紳士還是指了一條明路：此處為日本國土，你們可以去找日本人幫忙嘛。

  說著，軍艦艦長還向日本外務省發去了信函，希望日本人能適當地幫助一下這些中國人。

  當時的外務卿已經不是伊達宗城了，而是換成了一個叫副島種臣的人。

  此人出身佐賀，跟早稻田大學開創者大隈重信是好夥伴。他精通各種外語，之前伊達宗城去中國談條約的時候副島種臣作為外務省官員亦陪同在旁，滯京期間，他時常跟清朝的官員們談詩論文，有時候說得興起，還互相交換自己寫的詩，因為這傢伙書法極好，所以在北京各清廷高官中口碑相當不錯，被譽為大清國的老朋友。

  且說副島種臣收到英國人的書函之後，立刻派出手下四處尋找那些逃散的中國人，找齊全部231人之後，又給他們安排食宿，並著手準備送這些人回國。

  這種做法引起了秘魯人的高度不滿，數日後，秘魯方面派出代表照會明治政府，提出了強烈的抗議並嚴正交涉，表示這些中國人是他們秘魯的東西，日本外務省無權處置。

  在要求返還那231人的同時，他們還出示了賣身契，以示合法性。

  對此，副島種臣很淡定地表示，人口買賣是違背國際公約的，你們手裡頭的這些個賣身契根本沒有法律效應，所以，滾吧。

  不得已，秘魯人只得悻悻而退。本來以為這事兒就算完了，可沒想到過了幾天那幫人又來了，這回還帶了個法律顧問，對副島種臣說，我們承認這些人口系販賣所得，也承認人口販賣違背法律，但是在你們日本，卻是合法的。

  副島種臣一愣：你啥意思？聽你的口氣，我們日本是不算在人類世界裡還是怎麼著？

  「你們日本人自己也販賣人口，那些游女藝妓，不就是買進賣出得來的嗎？」

  在那年頭的日本，青樓的姑娘們基本都是買賣所得，雖然這個產業在列島古老又悠久，但也確實屬於不折不扣的人口買賣。

  所以副島種臣有些吃癟，想了幾秒鐘後便掛出了免戰牌，表示這個牽涉到了法律專業，不歸我們搞外交的管，不過你別走，我找我哥們兒來對付你。

  他的哥們兒叫江藤新平，時任法務卿，也是佐賀出身，自年輕時就跟大隈重信副島種臣關係不錯。

  面對氣勢洶洶的秘魯人，江藤新平顯得非常淡定，他面帶微笑和對方說道：「您說得其實也有道理，不過有一點您忘了，國際法和國內法是不通用的，所以就算我們日本販賣人口不違法，但一樣能處理你們這檔子破事兒。不過，為了要你們心服口服，我這就回去簽署解放娼妓的相關法令。」

  當月，日本就出台了司法省第二十二號令，內容是現存日本境內一切娼妓的賣身契全部作廢，所有從事花柳業的女性通通為自由身。

  那幫中國人也被平安地送回了國，秘魯人不爽也不服，尋求第三國裁決，結果在明治八年（1875年）的時候，經第三方面俄羅斯帝國的判定，認為日本所作所為沒有任何不妥，判秘魯敗訴。

  應該說在這次事件中日本人的所作所為確實是相當仗義，以至於讓大清很多場面上的官老爺認為聯日抗洋著實系一條妙策，這東風壓倒西風指日可待。

  唯獨李鴻章不這麼認為，其實他很清楚清日兩國的這道條約純屬權宜之計，要不是當時亞洲實在是沒有其他能聯合的國家了，這老頭才不會願意和日本共進退呢。

  而日本方面實際上也一樣，從之前他們在那裡糾結要不要給大清治外法權就能看出端倪了，解救中國奴隸，說到底不過是因為那秘魯人遠在地球南半段壓根和日本沒啥交集，這才出於人道和考慮到日中兩國兩千年友誼出手幫了一把，如果哪一天真的碰上了必須在「中國」與「日本國家利益」這兩樣之間做出抉擇，那日本會毫不猶豫地，用盡一切能用的手段來選後項。

  畢竟國家和國家之間，只有利益才是永恆的。

  明治六年（1873年）四月，與大清正式締結了那份《日清修好條規》後不久，時任外務卿副島種臣再度出訪北京，他這次是專程為了一件事交涉而來的。

  此事發生在明治四年（1871年）的十月，話說在那年那月，琉球海域發生了一次規模很大的風暴，吹翻了很多過往船隻，其中有一艘船儘管僥倖沒沉，但船上的船員們卻都崩潰了，他們放棄了抵抗，聽天由命地隨波逐流，打定主意漂到哪兒就算哪兒。

  要說這夥人運氣還算不錯，經過數晝夜漂流，總算是大難不死地摸到了陸地，成功地靠了岸，船上總共66人無一傷亡地又重新鞋底沾上了泥。

  這艘幸運而又特殊的船靠岸的具體地點位於今天中國的台灣省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

  說它幸運，自是因為它大難不沉，說它特殊，則原因有二，其一，這是一艘貢船；其二，這是一艘來自琉球的貢船。

  話說琉球當年被薩摩干翻之後，雖然名義上仍是中華藩屬，但同時也給日本上貢，這一次的貢船，正是開往日本的。當時船里除琉球籍船員、官員之外，還有十來名日本人陪同。

  再說那66個上了岸的哥們兒瞅著這風大浪高的也沒法再開船，而且天上仍在下著暴雨，四下一合計，便決定就地找個地方待兩天，坐等雨過天晴。於是這夥人就一邊走一邊看，仔細留心四周有沒有民居之類的地方，結果人住的沒找著，神住的倒是看到了。當這幫人來到了一個土廟前的時候，欣喜地發現廟裡挺熱鬧，一堆人正坐在裡頭像是在集會，大夥頓時非常高興，覺得既然有人，那麼只要商量一下溝通一下，便能解決自己的食宿問題，至少是今晚的食宿問題。

  即便對方橫不講理油鹽不進，那到時候大不了再換一家，找找別人。

  所以眾船員們並未多想，只是滿臉堆笑地肩並肩走了進去。

  他們不知道，自己這一進去，就再也沒能出來。

  正在做法事的當地人看到了這群不速之客，臉上的表情異常驚異。紛紛一邊站起身子一邊朝著琉球人走來，神色很兇，一點也沒有有朋自遠方來的那種不亦樂乎。琉球人一看這架勢便心知不妙了，連忙大聲解釋說自己不是可疑的人，就是想進來討個地方住，但沒人理他們，因為聽不懂琉球話。因為這66個人里好歹還有那麼幾個會漢語的，於是便又用漢語大聲說了一遍，可當地人似乎依然不為所動的樣子，其實也正常，因為他們聽不懂漢語，他們是台灣的原住民高山族。

  當時的高山族民風彪悍，人人尚武，出門走個親戚腰間也會別著一把砍刀，屬於標準的未開化民族，這些人平生最愛幹的事情是獵人頭，就是把誤闖自己領地的人類一刀剁翻，然後取下項上人頭並收藏在自己家，專業術語叫作出草。

  出草得多的，會被認為是部落的英雄，在那些英雄家裡幾乎各個都有一麻袋以上的骷髏，真的。

  面對這群打擾了自己祭祖抑或是拜神這種神聖儀式的不速之客，眾高山族人噌噌地抽出各自的傢伙，然後朝著手無寸鐵的琉球人就追殺了過來。

  略過少兒不宜的血腥內容我們直接來說結果：66個人裡面被出草了54個，其中有4個是日本人。剩下的12個僥倖逃脫的可憐孩子事後在當地漢族人的幫助下先經福建省然後再東渡，總算是回到了琉球和日本，卻不同程度地受了驚嚇，有幾個就此成了終生腦殘，瘋了。

  消息很快就傳到了日本首都東京，當時舉國譁然，因為大家對於高山族漢族都沒甚概念，只知道這是大清下屬台灣島人幹的，這就太欺負人了，前不久兩國還友好簽署了《日清修好條規》，現在筆墨未乾就發生這等慘案，你坑爹啊？於是日本外務省立刻向清廷提出了強烈抗議並嚴正交涉。

  或許是覺得光抗議還不夠，於是副島種臣便親自去了一趟中國，這就有了開頭的那一幕。

  話說副島外務卿到了北京之後，在總理事務衙門會見了時任總理各國衙門行走的毛昶熙，雙方就台灣土人砍殺日本官員一事就行了深入交談。

  副島種臣是一個比較直接的人，在寒暄之後，他便瞬入主題，問毛昶熙這事兒你們打算怎麼處理。

  之所以時隔一兩年，清朝方面一直都對日本的抗議置之不理，不是因為耍大牌，而是因為此事的溝通工作有問題，大清的諸官員只知道是土人砍死琉球人，並不知道裡面還包括了日本人，所以當副島種臣問及此事時，毛昶熙只是一臉的納悶：「琉球也好，台灣也好，都是我大清的藩國和領地，即便那琉球給你們日本納貢，可也不是日本的領土，怎麼說這也是我們大清內部的治安事件，要撫恤受害人或者是懲處兇手那都是我們自己的事兒，關你們日本人何干？」

  於是副島種臣趕忙拿出了證據，證明被砍死的54個人里有4個確係日本土生土長的老百姓，故而當然跟日本有關，接著，他又追問道，你看怎麼辦。

  而毛昶熙見狀，便也很坦然地表示既然死了日本人，那我們肯定一概賠償，這個沒問題。然而副島種臣卻並沒有就此罷休：「我方要求嚴懲兇手。」

  此話一出口毛大人當時就急了，因為這純屬強人所難。他告訴對方，行兇之人系當地化外生番，平時就來無影去無蹤也不登記在冊更沒有戶口，而且是那麼多人一起動手砍的，你讓我找誰去？

  這是真話，雖然當時台灣為大清所轄，但清廷在台灣島的統治很是寬鬆，對於那些土人的生活區域清朝官員通常都不涉足，甚至連繳稅都不找他們，一來美其名曰上天有好生之德尊重每一個生命的生活方式，二來是怕貿然進入被人出草。

  不過副島種臣卻不依不饒，他口口聲聲稱自古欠債還錢殺人償命，既是你大清的人幹的，自然要由你大清去緝拿兇犯以示公道。

  說完之後，見毛昶熙並未有所答覆，副島外務卿便意味深長地補充了一句道：「如果貴國認為生番殺人可以置之不理，那就由我國來問罪島人如何？」

  一方說抓不到兇手，一方死活就要兇手，結果毛大人毛了，隨口就答了一句：「這生番系我化外之民，無宗無主，但凡你只要能找得到兇手，問罪什麼的隨便你了。」

  副島種臣笑了，卻並不是那種拍照片時的親切微笑。

  而毛昶熙卻根本就沒料到，自己的這句並未經過大腦的敷衍之詞，最終給整個大清都埋下了禍根。

  不過當時倒還沒看出什麼不對勁兒的地方來，副島種臣笑完之後便表示那就下次再說吧，而毛昶熙則說北京歡迎您，下次再來，拜拜。

  這事兒就算這麼過去了，而且一過就是大半年。在第二年，也就是明治七年（1874年）的4月15日，副島種臣在內閣會議上突然建議說要向台灣發兵，理由也想好了，是為「無主番土」平定不穩定因素。

  其實毛昶熙說的無主，指的是那些未開化的少數民族，斷然沒可能說台灣島，可就因為話不是特嚴密，給副島種臣抓了個把柄。所以他才在閣議中特地發出提案，說應該儘快調集軍隊，去台灣教訓一下那些生番，順便把這「無主」的地盤給撿起來。

  憑良心論，副島種臣是個好外交官，尤其是在斷章取義摳字眼這方面的造詣，堪稱一絕，只不過出兵打仗不是外交辯論，並非說打就馬上能抄傢伙打的起來的，打之前要準備，打完了要善後，各種準備工作層出不窮，消耗的人力物力也不計其數，所以副島種臣這話一經說出口，整個會議室就炸開了鍋，頓時反對聲不絕於耳。

  首先跳出來表示堅決不能開戰的，是當時明治政府的核心，被譽為明治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他認為此時的日本維新不過六七年，雖然國家較之以往確實有了不少起色，但仍屬積貧積弱，自守尚且不足，更別說征戰海外了，這等同於找死，所以，不能打。

  繼木戶孝允之後，負責經濟的大藏卿大隈重信也站了出來，這位深知柴米貴的當家人非常淡定且言簡意賅地用兩個字向副島種臣介紹了當下日本的經濟狀況：沒錢。

  言下之意就是很難提供軍費。

  副島種臣怒了，他拍著桌子大吼道：「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難道你們就想這樣錯失嗎？！」

  反對派們立刻一齊點頭：是的，我們確實想錯失這次千載難逢的送死機會。

  眼瞅著這事兒就要黃，突然就響起了一個聲音：「我認為，征戰台灣一事，也未嘗不可。國家正需要這樣的機會。」

  說這話的人，是明治政府的另一核心，同時也是明治三傑的另一個人，大久保利通。

  因為大久保利通的亂入，使得當時的局面一下子向副島種臣那邊傾斜了不少，只不過大家都是三傑，誰也說服不了誰，於是這個最終決定的責任便落在了年僅21歲的明治天皇肩上。

  可能是跟大久保利通的關係比較好，所以天皇最終在請求出兵台灣的摺子上蓋了戳。

  木戶孝允聞訊之後憤然辭職回了山口縣老家。

  明治七年（1874年）四月，在西鄉隆盛的堂兄弟，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的帶領下，三千六百餘名日本兵坐著幕府時代遺留下來的小軍艦開赴台灣。這是很值得我們記住的一件事兒，因為它是近代日本發動的第一次對外侵略戰爭。

  5月10日，日軍於射寮（今台灣省屏東縣內車城鄉射寮村）登陸，然後開始行軍，其實當時的原住民分布得非常稀散，所以這幫傢伙一連走了一個多星期都沒碰到一個人影，直到18日早上，才遇見了高山族人零星的抵抗。在之後的3天裡，雙方進行了小規模軍事衝突，互有傷亡。

  22日，熊本鎮台（鎮台就是陸軍）參謀長佐久間左馬太率部一百五十餘人抵達石門，也就是那幾十個琉球人日本人被殺的村子，佐久間參謀長要求進村搜查兇犯，當然原住民們沒答應，於是雙方展開了激烈的交戰，其中因原住民人數眾多且抵抗十分頑強，所以裝備精良的日軍一時間無法前進一步，一連好幾個小時雙方都處於一進一退的僵持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佐久間左馬太派出了精銳小部隊，攀登上了附近的峭壁，然後從上向下展開射擊，這招相當有效，很快原住民們因只有挨打的份沒有還手的力，故而紛紛死的死逃的逃，連當地的酋長阿魯骨父子都中彈身亡。經此一戰，台灣原住民的抵抗情緒大跌，進入6月之後，日軍分三路開進，除了小規模抵抗外，各地高山族部落基本上是望風而降，沒費多大功夫，就占領了大片的土地。

  日本出兵台灣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北京，剎那間可謂是朝野震動。大家紛紛表示這年頭真是沒了王法了，英法俄美列強來欺負欺負我們也就罷了，這日本跟咱同病相憐不算，之前還剛簽下修好條規，卻現如今居然也敢太歲頭上動土反將起來，實在是不給他點苦頭他就不知道厲害。

  5月下旬，北京方面先派出船政大臣沈葆楨赴台，以巡閱之名主持台灣海防和對各國的外交事務，緊接著，李鴻章又調撥了淮軍十三營約三千六百人開赴台灣，準備跟日軍大幹一場。雙方的軍事實力對比一下子就來了個大逆轉。

  雖說當時日本已經是明治維新了，可中國也已然搞了多年的洋務，更何況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真要論國力，那老大帝國還是要高出他東瀛新秀一大截，別的不說，光是各種新式武器大炮軍艦就裝備了不少，打打日本人從客觀上來講還是相當富裕的。

  所以面對認真了起來的清朝，日本人一下子就感到了壓力山大。

  而更嚴重的事情還在後頭。

  6月，日本陸軍省軍醫頭，也就是軍醫院院長松本良順找到了此次侵略戰的總負責人大久保利通，說因為台灣的氣候潮濕溫柔，非常容易滋生傳染病，現在已經病死將近六百人了，再接下去估計死的人會更多，最好的辦法就是趕緊撤兵，免得沒被人打死，自己倒先都病死了。

  這確實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儘管當時日軍有軍醫隨行，可大部分都是漢方醫生，也就是俗稱的中醫，倒不是說中醫不行，只不過對於這種沒見過的傳染病，他們確實根本就是束手無策。

  送走了松本良順，大久保利通還沒來得及擦一擦額頭上滲出的汗珠子，緊接著下一位客人也到了，他便是大藏卿大隈重信。

  大隈重信倒是很客氣，滿臉堆著一副嫵媚的笑容，表示雖然國家一直很窮，但為了力挺您出兵台灣，我們還是勒緊了褲腰帶給足了軍費，可時至今日，我們已消耗了600萬日元，真的是沒錢再給您這麼燒下去了，大藏省都打算把桌子椅子給當了換錢了，您看這皇宮裡有啥值錢的東西咱要不偷點出來賣了換軍費？

  明治初期的600萬日元大致等於今天的48億人民幣，是一筆了不得的巨款。

  事到如今，大久保利通知道，完蛋了。

  這還真是一次千載難逢的送命機會。

  不過維新三傑畢竟是維新三傑，大久保利通的腦子轉得還算很快，他覺得目前戰端還沒有完全打開，勝負尚未揭曉，所以就趁著這個時候找清政府和談，然後要幾個錢作為自己那死掉的4個日本人的賠償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行了。

  只不過大洋彼岸的李鴻章他也不傻，對於形勢的分析和判斷，李大人早就心裡有數，所以面對來自日本方面的交涉，他只給了一句答覆：要麼繼續打，要麼快點滾，至於賠償金，一分也沒有。

  事情進行到這一步是真的沒轍了，別說明治三傑，就是明治三神那也回天乏術，於是大久保利通只得把皮球一腳給踢回到了這事兒的始作俑者副島種臣身上：「你來解決吧，務必要不傷我日本國的尊嚴。」

  這話說得那叫一個沒有底氣，不過副島種臣倒是非常淡定，望著都快要哭出來的大久保利通，他胸有成竹地表示，保證完成任務。

  副島種臣認為，仗打成這德行，眼下確實該服軟了，只不過得找准服軟的對象，對李鴻章哭那是肯定沒用的，得找第三方勢力介入。

  很快，副島大人便找來了當時的英國駐華全權公使威妥瑪，千求萬求，且承諾了種種英國在日本能得到的好處之後，對方終於答應強勢介入一把，當一回老娘舅。

  這個威妥瑪當時在中國已經生活了有30多年，精通中文聲望極高，對於他的參一腳，縱然是李鴻章也不得不給面子，表示願意和日本人談談。

  就這樣，副島種臣再度來到了北京。

  在英國人的調停下，中日雙方終於達成協議，並且在9月的時候簽訂了《北京專約》，內容共有三條：

  1.清方面承認日本的出戰行為是出於一種為了保護自家國民的「義舉」動機，所以不應該再對其進行額外過多的指責。

  2. 對於之前被殺掉的那4個倒霉的日本人，清朝政府決定給予人道主義賠償，具體數目為10萬兩白銀，同時，對於日軍在台灣期間所修繕的道路和建造的房屋，也決定出錢購買之，具體數目為40萬兩白銀，兩項費用加起來，總計白銀50萬兩。

  3. 這事兒到此結束，從今往後兩國誰也不必再提起了，至於台灣的那些未開化民族，清朝方面有義務對其進行有效管轄，設法約束，不能再讓其傷害無辜。

  條約簽完，清朝拿出了50萬兩銀子交到了日本人的手裡，晚清時候1兩銀子似乎最高也不過等於人民幣200多元，50萬兩的話也就是1億人民幣。

  48億換1億，這生意做得那真叫有天賦，得到消息之後大隈重信哭得都快笑了，可大久保利通卻是一臉喜慶，在他看來副島種臣能讓清朝給一筆錢而不是倒過來賠償人家就已經是大功一件了，至於賠多賠少，那都是細節問題，不必深究。

  所以他大大表揚了副島外務卿一番，說他是日本的唐雎，不辱使命。

  而副島種臣則露出了一絲招牌式的腹黑笑：「在下可不是為了這50萬兩白銀去北京的，真正能讓我們反敗為勝的，是這份條約。」

  這份《北京專約》主要是由副島種臣起草的，裡面也確實存在著一個對中國幾乎致命的陷阱，但無論是李鴻章還是其他的滿清官員，都不曾發現。

  而日本那邊除了副島本人之外也沒人明白為何這份條約能讓自己反敗為勝，至少當時是沒人明白的，只不過這一回跟大清帝國的初次試刀，雖說沒能大獲全勝，但至少也落了個體面收場，這讓明治政府內部一大群人的心裡頓時就燃起了熊熊的野望之火。

  他們嘗到甜頭了。